一、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质量发展现状
当前，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质量现象”说明，我国质量发展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究其根源，与我国工业发展阶段以及对于质量意义的认知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一）质量现象意味着巨大提升空间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我国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食品等行业安全事故、雾霾等环境污染现象，屡有发生。从产品质量看，“山寨”现象、“马桶盖”现象、“哄抢”现象等，说明在从规模数量发展到质量效益优先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的中高速增长，中国的制造业实现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质量提升工作还有巨大的空间。
1、反映产品质量的“山寨”现象
“山寨”现象的存在说明我国产品质量还有提升空间，推进“三个转变”成为改变“山寨”现象的重要途径。“山寨”现象的流行意味着假冒伪劣和低质低价的产品还在充斥着国内市场。“山寨”产品的发展反映了中国制造产品在两个方面的质量差距：一是“中国制造”还意味着低质低价，中国制造在一些领域还在从“工业2.0”向“工业3.0”迈进，而今却已面临“工业4.0”的竞争压力，与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韩国制造相比，消费者对于中国制造的认知还停留在“价格便宜”和“海量生产”两个特征上；二是我国产品、服务质量缺乏竞争力，中国制造存在质量诚信缺失问题，境外消费的快速增长反映了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质疑和不信任，中国制造产品附加值低、拥有自主品牌较少、个别产品质量低等问题，制约中国未能成为制造强国和工业强国，发达工业国家的实践表明，在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关键时期，必须把质量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全面推进。
2、标准差异造成“马桶盖”现象
“马桶盖”现象说明中国制造能力还未有效促进国内市场需求，实现“三同”有助于改变“马桶盖”现象造成的消费外溢。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需求层次的差异、国内外标准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制造”产品在质量和品质上与国外产品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以“海淘”现象为代表，国内消费者往往热衷于购买国外产品，说明了消费升级后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国内外标准差异造成了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没有更好与国内市场需求的对接。以中药材市场为例，国内一些市场假劣药材横行，一流中药材出口，劣质药材则被制成中成药，消费者则从韩国和日本购回中成药，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中国消费者反而跑到日本、韩国等海外市场购买中药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产品并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也不具备稀缺性特征。消费者热衷于“海淘”或者直接从海外市场带回“中国制造”产品，主要的原因是“品质保障”。为了破解消费者“出国背回国货”的怪像，一方面要推动“同线同标同质”，或者至少做到消除国内外标准的差异，另一方面，要鼓励中国企业主动采取先进标准，并把企业标准升级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只有以企业为主体，以消费者需求为动力，才能形成快速、有效的标准供给。
3、反映品牌短缺的“苹果”现象
“苹果”手机的品牌号召力决定了其市场销售业绩，年销售量超过2亿部，没有新品上市则频繁传出缺货、供不应求的消息。随着经营业绩的提升，苹果的品牌价值不断得到彰显。今年是苹果连续第5年登顶福布斯全球最有价值品牌排行榜，其品牌价值是其他任何一个品牌的逾2倍。最重要的是，苹果手机也是在中国国内生产制造，然而处于制造环节的中国企业却仅仅获得价值链上每部手机6.5美元的收入。品牌短缺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短板”。
中国制造缺少具有竞争力的自主品牌，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规模优势尚没有转化为中国制造的品牌优势。在家电和服装等一些产业领域，我国企业也涌现出李宁、海尔等一批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企业，但是整体来看中国制造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线品牌群体，亟需实现企业品牌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的全面扩张。在《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中，2016年中国上榜企业达110家，而同时Interbrand公布的全球品牌100强排行榜中，截止2014年中国企业品牌只有华为一家。“日本马桶盖现象”说明，中国制造企业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但普遍缺乏人文关怀，营销能力和品牌价值仍显不高。中国制造规模发展与品牌发展不相匹配，当前著名品牌数量难以塑造“中国制造”的品牌强国形象。
4、反映消费自觉的“哄抢”现象
“哄抢”现象说明了需求层次的多元化，在中产阶级消费正在大面积升级的同时，部分群体的消费意识还有待培养。2016年10月有媒体报道，武汉大批量过期变质食品被扔在路边垃圾场，引市民争相抢捡，“嘴馋”者就在现场吃。虽然这是非常个体的事件，但是从侧面说明，由于需求层次的多元化，消费自觉还远未形成，低价劣质产品必将还会在国内有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针对消费升级和低端需求的矛盾，“中国造”消费品标准提升应着眼“保基本、促高端”。“保基本”要求立足于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制定要突出“门槛”限制。“促高端”要求着眼于产业升级，通过“同线同标同质”提升国内产品品质。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在加强质量监管的同时，必须着力培养消费自觉意识，从质量文化和质量教育等方面进行长期的质量提升。
（二）经济发展存在的微观质量问题
“无工不强”，只有全面提升实体经济的供给质量，才能改变“大而不强”的局面，建设工业强国。只有实现“品质革命”，中国制造才能迈向中高端，中国工业才能由大变强，中国经济才能转型升级。我国工业发展质量还存在符合性、适合性、战略性三大问题。
1、在符合性内涵方面，可靠性有待提高
符合性意味着合格的产品质量。产品生产满足工业标准的要求，合格的产品就能保证使用可靠性。质量可靠性能够降低企业的售后服务成本，然而，因为可靠性不过关，不少中国制造企业需要维持一只庞大的售后服务队伍。我国工业要发展“服务型制造”，绝不是依靠售后服务维持的“中国制造”。
在符合性方面，产品质量发展的问题如下：一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部分关键材料依赖进口，例如受制造能力的制约，每年我国集成电路的进口额达到3200亿美元，超过每年的原油进口额，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体现在关键零部件、关键工艺、关键价值链环节的能力“短板”，例如，中国素有“自行车王国”之称，近年来出口量占全球贸易量的60％，我国自行车制造产业中，关键零部件的弱势体现在变速器、动力传动等装置的核心技术缺乏，此外，不但缺乏全球顶级品牌，飞鸽、永久等国内传统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正在弱化；二是产品质量有待提升，由于工业标准结构不合理，质量控制能力不强，导致产品质量波动大，整体可靠性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制造业每年直接质量损失超两千亿元；三是假冒伪劣现象屡见不鲜，质量诚信问题凸显，存在以次充好、价格欺诈、虚假广告、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四是资源利用率低和环境问题突出，以牺牲能源与环境为代价，产品生产过程中资源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治理工业污染任重道远。
2、在适合性内涵方面，个性化有待提升
适用性意味着满足顾客需要的程度。《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美国家庭的生活历险》风靡美国，从衬衣到马桶，从玩具到圣诞礼物，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使用“中国制造”、都离不开“中国制造”。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包括我们自己，家里稍微贵重一点、稍微上点档次的耐用品，都不优先选择“中国制造”。因为中国制造缺乏个性化品牌，而品牌就意味着高质量。海尔有三款洗衣机品牌，针对中国市场的“水晶”、日本市场的“AQUA”、欧美市场的“费雪派克”，摆在展厅，很容易让人一眼就认出水晶洗衣机是中国制造。诺基亚因创新不足而倒下，但有关其手机的质量的段子至今未衰，诺基亚的品牌就代表着高质量和经久耐用。此外，上中产是消费升级的主力，需求正在从“购买产品”转向“享受服务”，从“满足日常生活需求”转向“改善生活品质”。中国企业在满足消费需求适用性方面，还有所欠缺。
在适合性方面，产品质量发展的问题如下：一是难以满足用户定制化需求，传统大规模制造方式难以满足互联网时代小规模定制和特色规模生产对于产品质量的要求；二是服务体系缺失或不完善，制造与服务融合程度低，产品售后服务能力弱，问题产品缺乏召回赔偿机制；三是缺乏具有市场影响力的产品品牌，以化妆品市场为例，为什么国产化妆品做不起来，品质不被消费者认可是其无法进入化妆品主流品牌的主要原因，由于品牌缺乏，在高端化妆品市场，中国企业毫无作为，“中国制造”是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标识，2016胡润品牌榜企业排名中，最具价值中国品牌10强无一来自制造业，制造业企业中，只有华为入选最具价值中国民营品牌10强，制造业企业需要下苦功夫，尤其在中国经济的“脱实向虚”倾向严重的当下，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面临诸多挑战，在十大增长领先品牌中，华为、老板、美的正在依靠产品质量建立起品牌优势，中国制造正在经历从“山寨”到“品质”之变，质量提升成为重要的突破口；四是与消费升级的步伐未能保持一致，造成消费外溢，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升，消费升级意味着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要求更高，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中国制造在供给侧不能够提供足够多重品质、上档次的产品，消费者难免会选择用脚投票，选择品质更优、更优保障的海外产品。整体上看，在中高端产品、服务型产品、个性化产品等方面，中国制造的质量符合性还有待提升。
3、在战略性内涵方面，未构成国家名片
战略性意味着产品影响力。在战略性方面，产品质量发展的问题如下：一是中国制造的全球影响力还未形成，我国制造业正在由大变强，全球制造业新秩序初显，中国制造正在加快向中高端迈进，虽然制造强国战略经常被批评为不自信的表现，但是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消费品生产的角度看，“大”体现在规模，“Made in China”含义几乎与“全球超市”等同，而“不强”则体现在“低质低价”、“假冒伪劣”等方面，品牌和质量成为中国制造的“短板”，正视中国制造的质量问题，才能把握品质提升的关键，只有工业强、品牌强、文化强，才能国家强、民族强，中国人才能更有文化自信；二是中国制造“大而不强”制约在产品质量，谈中国制造的“不强”，不能忽视中国制造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制造不断创造者一个个世界之最，中国高铁产品标准成为世界标准，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2万公里。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运算速度大十亿亿次量级，是人类高性能计算机领域的最高能力，此外，三峡大坝（包括升船机）、北京新机场、港珠澳大桥等更是我国工业能力的体现。然而尴尬的现实却是，在国家工程领域，依靠体制优势，产品和工程的成就非凡、质量有目共睹。在消费品和一般工业品领域，大规模生产条件下，却频现质量和可靠性问题。“中国制造”的品质塑造，即离不开“伟大成就”，也离不开“家常里短”。无论产业升级还是工业强国，两方面要同时兼顾；三是质量问题制约中国制造的文化影响力，质量是形象，“兵马未动，产品先行”，中国人“走出去”，一定是跟随着中国产品走出去的步伐，外人一定是先接触中国产品，然后才和中国人打交道，现在，世人对中国文化元素的理解还停留在长城和功夫上，提起“中国制造”，更多与“fake”联系在一起，质量问题造成中国制造是假冒伪劣、中国人是骗子，进而对中国国家、中国文化的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片面的理解摧毁了外人对于中国制造的信任，经常产生“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制造出令人信服的高科技产品”的误解，也就是说，如果不通过“衣食住行”塑造中国制造的形象和建立消费者信任，通讯设备、高铁等高端中国制造装备也很难顺利地“走出去”。
《山寨中国的崛起》告诉世人，中国制造通过“山寨”而崛起，现在已到了告别“山寨”的时刻。奥运会、世博会、G20……，政府通过一些大型平台塑造者中国国家的整体形象。然而，“千里长堤，毁于蚁穴”。如同三星Note 7之于韩国制造，玩具、奶粉等与消费者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若出现质量问题，“中国制造”的形象、国家整体形象也会毁于一旦。最近《一个华为员工站在非洲看中国》在朋友圈疯传，认为“要彻底改变中国制造在世人心中的形象，光有GDP和外汇储备不行，还要有可靠的质量和扎实的品牌”。品牌是国家名片，世界500强中，中国已有114家；Interband品牌榜中，中国只有“华为”。经历了“产品短缺”之后，步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工业陷入“品牌短缺”，而支撑中国品牌的重要因素便是做细、做精的质量文化。
（三）我国工业发展质量问题的成因
“无工不强”，只有踏实抓好质量、做好产品、做优品牌，才能实现工业强国。过去二十年，依靠成本优势中国制造业规模做到全球第一，未来依靠质量提升必能推动“中国制造”的品质之变和制造业的转型发展。质量强国战略支撑着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质量是中国人的脸面，品牌能够建立文化自信。只有质量强、品牌多，中国产品和中国人才能走遍天下。然而，制约我国工业产品发展质量问题的成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键核心技术缺乏，过分依赖低端竞争，产业关键共性质量技术缺乏，制约我国高端产品质量提升，部分企业采用低价低质策略参与竞争，少数质量事件严重影响整体产品形象，小到写字用的圆珠笔笔芯、中到耕地用的犁铧、大到飞机用的发动机……，在多个产业领域，因为缺乏关键核心技术，造成中国制造不得不过分依赖低端竞争的现象，不断引起政府、行业、学界等相关人员的热议，国外的一些关键零部件在制造精度和使用寿命方面，有些产品确实比中国制造的要强；二是市场机制不健全，品牌和质量意识薄弱，品牌保护的市场环境没有形成，全社会质量意识薄弱，大多数企业质量管理水平不高，品牌创建能力和品牌竞争意识不强；三是监管体制机制不完善，制约产品质量发展，我国现行的质量法规重点关注质量安全，鲜少涉及质量发展，在发挥市场、行业协会和政府的作用促进全社会质量提高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空白，此外，质量监督没有提升到我国宏观调控的层面，质量发展难以形成国家战略。
质量生产和需求差异也增加了质量监管的难度。一是多层次化的生产制造水平，从供给侧看，我国制造业虽整体上规模庞大，且不少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区域差异、行业差异、企业差异较大，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中国制造业中不同水平的质量生产能力，将长时间同时并存；二是多层次化的市场消费需求，在消费市场上，我国低收入人群消费水平偏低，质低价低产品还有较大市场，中高收入人群的增加，又为质量消费需求提供了总量空间；三是多层次化的质量监管机制，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缺乏质量发展意识，不但实施地方保护，甚至默许制假售假，另一方面，我国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不完善，质量监管尤其是基层监管力量严重不足，加之技术保障体系不够完善，降低了质量监管效率和效力。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质量监管的思路
我国当前正处于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关键时期，又恰逢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背景下，质量监管的思路也需要深入调整，实现从质量监督为主向质量提升为主的转变、从依靠行政手段为主向依靠市场机制为主的转变、从传统方法手段为主向依靠创新驱动的转变、从强调需求侧监管为主向需求侧监管为基础、供给侧监管为主导的转变、从单一工业产品质量监管为主向全面质量监管和提升的转变、从国内质量监管为主向国际质量监管的转变。
（一）质量监督与质量提升并举
质量监管的主要作用包括提供技术保障、树立产品信誉、保证消费安全、提高产品质量、促进结构调整、建立社会信用等等。在一段时间里，我国质量监管工作的重点主要是质量监督，即对出厂产品质量的控制，对生产优质产品企业的表扬，对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企业的惩罚。在当时我国工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经验及其不足，信息极端不透明的情况下，严格的质量监督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不仅保护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同时也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随着国内发展环境的变化，对质量监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假冒伪劣的情况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加强质量监督，严厉打击不符合法规、标准要求的低质产品，同时严厉打击侵害知识产权等特殊的假冒产品；另一方面，我国产业由弱变强，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农业、服务业都发展到了必须提高质量才能过获得持续竞争力的阶段，质量监管更要促进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因此，在进一步加强质量监督，保护合法和高质量产品、产业、企业发展，淘汰各种形式假冒伪劣产品的同时，更要促进中国制造各种产品和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
要实现由质量监督为主向质量监督和质量提升并举的转变，不仅需要质量管理部门的努力，更需要行业管理部门、科技管理部门的协同，因此质量监管的框架体系应当突破原有的格局进行新的设计，使得更好的发挥政府机构、企业、协会、消费者、科研机构、宣战部门的积极作用，共同促进“质量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二）依靠创新驱动质量监管发展
质量提升是“质量强国”建设过程中质量监管的目标之一，而要真正实现质量提升，则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无论对于整个国家、某个行业还是一个企业，都只有通过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才可能获得技术提升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更先进的工艺流程和更高素质的产业工人。机器设备和工艺流程在过去还能够通过引进的办法获取，但随着我国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接近前沿面，技术引进的空间不断缩小，很多时候只能依靠自主的创新活动实现突破。同时，我们正在经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业态、新行业层出不穷。适应这一发展环境的变化，质量监管应当强化前沿跟踪能力，对质量标准、质量控制手段、质量监管方式的研究要与科技革命的步伐同步，改变以往质量监管相关规章制度滞后于新事物发展的局面，由被动监管向主动监管转变，规范新产品、新行业、新业态市场，促进真正满足市场需要和符合科技发展方向产业和企业的发展。
依靠技术创新促进质量提升的同时，也需要制度创新和工具创新来提升质量管理部门、企业的质量监管能力，大力推广“互联网+质量监管”。一方面，积极利用各种互联网技术提升质量监管能力，例如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对产品的“可追溯”查询，使得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质量得到更好的保障；另一方面，要解放思想，深入理解和运用互联网思维，例如，利用电子商务平台的评价体系，可以从一个方面监控产品质量情况，对“差评率”较高的行业、产品或品牌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从而使得质量监管能够有的放矢。
（三）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构建适合质量提升的市场竞争环境，通过公平、有序的竞争迫使企业注重产品和服务质量，并通过技术进步、管理创新不断提升质量水平。
要形成高质产品和服务的“赚钱效益”，一方面，低质劣质的产品和服务不能被市场接受，通过更加透明的市场信息、更加严格的质量法规，使得不满足质量标准产品和服务不能进入市场；另一方面，形成对高质产品和服务认可的市场环境，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让消费者和用户了解和认识高质产品和服务的好处，愿意为高质产品和服务支付更高的价格。当然，在“质量强国”建设过程中，政府的地位和功能是不可缺少的，一方面，政府大力宣传“质量强国”文化，制定质量促进法规，尤其要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加强质量相关问题的研究，适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全球化经营的要求，以及互联网催生的各种新业态层出不穷的变化，政府应当组织资源对质量问题和质量提升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普遍性问题、规律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用以指导政府质量管理的科学化，同时为企业质量提升工作提供帮助和指导。
（四）供给侧监管为主导，需求侧监管为基础
在过去，我国质量监管主要集中于对需求侧的监管，即在产品上市之后的监管，这是由我国质量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和管理手段的落后共同造成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质量监管也应当调整思路，在优化需求侧监管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的质量监管。
需求侧的质量监管是基础。一方面，要真正意义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丰富消费者维权渠道，降低消费者维权的成本，严厉打击各种侵害消费者利益事件，政府部门、消费者协会要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质量教育，改变传统的“物美价廉”的消费思想，形成购买和消费高质产品的习惯。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物美”和“价廉”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高质产品必定价格更加昂贵，但使用效果和体验却更好。要通过教育、宣传等手段让消费者和用户理解高质产品的好处。
供给侧的监管是主导。对供给侧的质量监管聚焦于“出厂”前的环节，目标是实现出厂即合格。相对于需求侧的质量监管，供给侧质量监管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一方面，将监管的重点放在供给侧，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消费者或者用户都能够降低信息搜索成本，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信息将能够更好的传递，使得提供高质产品的企业获得更高收益也使得消费者和用户购买到满意的产品；另一方面，供给侧质量监管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质量监管能够促进落后产能的淘汰，为生产高质产品、提供高质服务的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五）实现全面质量监管
“质量强国”以工业制造产品的质量提升为核心，但同时也包括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因此，质量监管也不能局限于某个环节或者领域，而应当是全面的质量监管。
实现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管。以往，对质量监管聚焦于产品出厂和交易的环节，“三包”等质量控制手段也仅仅在非常有效的时间里有效，这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对质量提升的要求。产品整个使用周期内的质量都必须得到保障，在出厂之前的生产过程是否满足工艺要求、是否符合环保法规；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是否安全可靠；在产品报废阶段，废弃物处置都应当纳入到质量监管的范畴。
加强对农产品和服务产品的质量监管。相对于工业产品，我国农产品、服务产品的质量标准更加缺失，即便是有标准，执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从各个行业收到的质量投诉看，农产品和服务类产品质量投诉上升的趋势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我国质量监督和质量提升的痛点和难点。随着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对高质量农产品需求的增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扩大，农产品和服务产品质量监督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此外，当前各个产业间边界逐渐模糊，要满足最终消费需要需要多个行业部门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这也对跳出传统的行业范畴，以满足用户需求为最终目标，实现全面质量管理提出了迫切要求。
（六）加强质量监管的国际接轨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当前国际经济关系最重要的趋势之一，虽然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受到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影响，但大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质量监管的标准和手段也应当与国际接轨。积极参与各类国际质量相关的活动和组织，增强在国际质量标准制定、质量案件判决中的话语权，并用于承担相关的国际责任。
通过质量监管的国际接轨提升我国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当前，全球高端消费市场仍然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为主，无论是消费者质量维权意识、质量管理体制、质量控制手段，发达国家仍然走在前列，我国在很多方面还与之存在显著差别。借鉴国外成熟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实现质量监管的国际接轨将从整体上提升质量监管要求，增强质量监管的有效性，从而促进我国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
通过质量监管的国际接轨促进我国产品和服务出口。作为“世界工厂”，我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排名第一，但是这些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按照国外质量监管要求生产的代工产品。我国自主产品出口往往要满足严苛的质量审查，近年来不断受到来自主要进口国家的贸易调查，质量问题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实现国内质量监管与国际接轨，并被国际市场所认可能够大大降低我国出口企业的交易成本，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贸易摩擦。
质量监管的国际接轨有助于我国消费者和用户购买到优质进口产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企业的资本势力和人民群众消费能力都不断增强，采购和购买进口产品已经成为平常。相对于出口产品需要满足严格的国外质量监管要求，我国对进口产品的质量监管体系还非常不完善，现行规章制度已经非常陈旧，不能适应目前大量进口国外生产设备和消费品的要求。质量监管的国际接轨不仅要实现对本国生产产品质量监管的接轨，同样也要完善对进口产品的监管。
三、推进质量强国战略的重点任务和相关政策建议
针对当前中国制造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转型障碍，未来政策调整的基本思路是：树立制造质量强国战略，大力宣传和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树立质量至上理念；坚持创新与质量“双引擎”驱动，以质量创新为动力，以质量促进为抓手，全面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与品牌形象。
（一）以质量提升塑造品质工业文化
工业文化的承载物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工业设计、品牌形象等方面。工业文化能够提升中国制造的整体品质，通过不断融入更多人文要素，产品的质量、附加值、文化影响等会不断彰显，而社会风气、精神、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等同样会影响工业产品的品质。
世界最优秀的制造工业，如德国制造、日本制造、瑞士制造，背后都有着一丝不苟的工业精神的支撑。欧美诸强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告诉我们，没有工业精神支撑的工业化终究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工业精神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产生和发展，与工业化对社会的需要相适应，为工业化的实现提供了深层次动力和支持的一种社会主导取向和共同价值观。
所以，要加强质量文化建设，营造消费自觉的市场环境。从供给侧看，企业要时刻“质量在心”，以质取胜；从需求侧看，消费者要提升质量意识，树立质量安全、绿色环保的消费理念。
（二）发挥质量强国战略的引领作用
在《中国制造 2025》中，已经强调加强质量品牌建设。为了加快实施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提升质量管理控制技术和方法，让质量的理念和文化渗透到每一个企业、每一个消费者的心中，只有实现从软环境到硬环境的彻底改变，中国制造的质量发展才能迎来跃升。鼓励企业追求卓越品质，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不断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和中国制造整体形象。为配合制造强国战略规划，必须树立质量强国战略，制定各种行动方案，把质量强国战略体系化。
制定质量强国战略，大力宣传和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树立质量至上理念。坚持技术创新和质量提升的“双轮驱动”，重点实施质量提升工程，夯实“四基”，提高产品质量和可靠性，走质量兴国、质量强国之路。制定国家质量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地方专项规划，出台促进质量发展的方针政策。
积极推动质量技术创新，制定“中国制造”质量管理标准，引领制造业企业整体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构建形成中国制造标准体系。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优化制造能力和工艺水平，提升快速满足消费者高品质、个性化需求的能力。选择一些重点和新兴产业领域，以龙头企业、隐形冠军为主体，加大质量提升、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力度。
着力提升产品可靠性，围绕汽车、高档数控机床、轨道交通装备、大型成套技术装备等重点领域，开展质量攻关，攻克一批影响质量提升的关键技术、关键环节、关键零部件。加大技术改造、质量改进、产品升级等方面资金投入，提高产品技术能力，促进产品质量提升，把产品设计、工艺和质量做到精细化、极致化。
（三）补齐质量强国战略支撑的短板
与发达国家相比，尤其在推动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中，质量是亟待补齐的发展“短板”。质量技术基础还不够强，质量发展的局部环境还不够好，全力抓好质量提升，必须首先补齐这些“短板”。
1、强化质量技术基础体系
我国质量基础薄弱，质量标准体系结构不够合理，标准的研制能力相对薄弱。认证认可作用不强，认证有效性不足，影响力不大，国际互认率较低。检验检测服务支撑力不够，质量信息化发展程度较低。必须完善质量基础建设，强化计量、标准、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等技术基础对制造强国战略的支撑作用。要通过保持标准的先进性，提高计量的精确性，促进认证认可的有效性，强化质量技术基础服务。
此外，要推进质量技术基础服务示范。综合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互联网技术，推进质量技术基础要素融合，打造“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更好地为企业提供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品牌建设等全方位服务，提升质量竞争力。坚持试点引领，总结地方经验和先进做法，以点带面，逐步推广。紧密围绕地方支柱产业和特色产品，加强质量技术基础服务支撑，充分返回质量技术基础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的基础和引领作用。
2、健全优化质量发展环境
从质量环境看，全社会，尤其是企业的“质量为先”理念尚未完全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质量文化尚未形成。质量诚信建设落后，假冒伪劣屡禁不止。应加强质量文化建设，培育质量文化、质量消费、质量自觉的社会氛围。
加强质量舆论宣传，强化质量教育的培育作用。优化质量发展环境，需要不断强化全社会“无工不强”的理念，引导实体经济质量供给；强化工业文化创造和宣传工作，把“质量自觉”作为工业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使其成为中国制造固有的文化基因。培育“工匠精神”，只有把现场管理、质量管理做好，才能够形成工匠创新的主战场，形成诞生工匠的大舞台。使得“工匠”成为一种责任和使命，增强技能人才的光荣感和责仸感，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强化中国质量金奖的引领作用，鼓励质量管理模式、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领域的创新。参照美国、欧盟、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把质量上升到国家战略，通过召开国际性的质量大会，宣传政府质量治理政策措施，交流先进质量管理理念和方法，推动质量创新发展。完善政府质量奖励制度，树立质量发展的标杆，总结推广先进质量经验，展示中国质量的国家形象。扎实有序开展中国质量奖评选工作，扩大中国质量奖的影响力。对标欧睿、Interbrand等机构，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评价机构，主动发布中国品牌排行榜。
3、加快实施质量促进立法
改变现有质量法律体系“重安全门槛，轻质量促进”的现状，加快质量促进立法，强化质量发展和质量促进功能。从质量法治看，质量法律体系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质量法律法规不完善，质量促进法、质量责任法缺失；法律法规老化，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计量法等严重滞后；法律制度不科学，质量安全责任中未突出民事赔偿责任等。从质量管理看，质量治理体系尚未形成，质量工作体制不健全。为了更好地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保障，需要在国家层面尽快制定质量促进法，实施质量激励促进措施，推进优质优价，提高产品、工程、服务和环境等质量水平。从法律的角度鼓励增强有效供给和优质供给的意愿，提供法律保障。从根本上提升全社会质量意识，提高质量发展水平，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
制定和完善质量促进相关法律，形成以市场监督为主的市场自治体系。健全质量法律法规，制定《质量促进法》，消除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构建全社会各主体质量共治机制，统一规定各主体参与促进质量发展的基本法律制度，明确构建均衡的促进质量发展的社会共治机制。夯实质量发展技术基础，推进质量创新能力建设，构建一体化的质量技术基础服务平台，强化质量技术基础与企业质量提升之间的联系。创新质量发展机制，完善质量工作体制机制，健全质量评价考核机制，强化质量准入退出机制，建立国家和地方质量奖励制度，创建品牌培育激励机制，建立质量安全多元救济机制。
质量促进法主要规定国家质量发展的激励措施、国家质量基础的建设要求、全社会质量共治的主要任务。质量促进法应当重点解决三大问题。一是要明确质量促进法的立法目的和总体定位。二是要重点明确政府在质量促进中的职责。三是要界定好其他社会主体的质量权利和义务。质量促进法的制定应借鉴国外质量立法经验，总结国内质量发展实践，着重规定国家质量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
4、完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
加强质量监管体系信息化建设，构建质量诚信体系。建立质量信用平台，推进质量信用信息收集与发布制度实现多部门质量信用信息互通与共享。建立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和公开监督制度，建设与之配套的标准检索与基准对比信息平台，鼓励具备相应能力的产品制造企业、社会组织、产业联盟共同制定高于行业一般水平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标准体系。建立以消费者信息反馈为源头的质量舆情大数据分析平台，创新并规范终端消费者质量评价和信息反馈体系。鼓励发展质量信用服务机构，规范质量信用服务市场。
加强基础行业领域质量监管，实施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制定实施国家重点监管产品目录，加强对重点产品、重大设备、重点工程及重点服务项目的监管。加强对食品、药品、妇女儿童老人用品以及农业生产资料、建筑材料、重要消费品、应急物资的监督检查。指导电子商务生产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提高标准执行力。完善电子商务产品质量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信息融合共享。加强对重点产品、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的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分析评估，对区域性、行业性、系统性质量风险及时预警，制定质量安全风险应急预案，加强风险信息资源共享，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
加强质量工作考核，创新质量发展激励机制。深入开展省级人民政府质量工作考核，完善考核指标体系，进一步强调质量、品牌考核内容，科学制定考核方案，推动用好考核结果，抓好整改落实。指导地方政府将质量工作纳入市县绩效考核范围。
优化宏观质量统计分析，完善质量统计指标体系。以质量竞争力指数、全要素生产率、产品伤害监测率为重点，探索建立反映质量发展水平的“质量经济”统计指标体系，推动质量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指标体系。实施产品质量合格率、企业质量管理状况和政府质量工作满意度调查，加强质量运行状况分析，发布质量发展白皮书或质量状况报告，深挖微观产品质量和宏观经济质量的内在联系，针对消费者不满意的短板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不断提高分析报告的可读性和含金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