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产业组织结构是产业的重要特征，不同规模的企业各具优势，在产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国内外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可以发现，产业组织结构具有一般性的特征，同时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推动下，产业组织结构呈现去中心化、平台化和扁平化等发展趋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产业组织结构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优化我国产业组织结构，能够对经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产业组织结构；大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基金项目：本文受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互联网+’背景下的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批准号：16AJY011）资助。
在一个产业中，企业数量、规模分布以及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是该产业的重要特征，一般称之为产业组织结构。近年来，国内对产业的研究多集中于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产业集中度等方面，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即产业组织结构问题几乎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不同规模的企业各具优势，在产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大、中、小（微）企业的有机组合构成良好的产业生态。因此，产业组织结构问题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在2017年5月17日部署以试点示范推进《中国制造2025》深入实施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了“要积极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在全球兴起，产业组织结构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趋势。抓住和适应产业组织结构发展的新趋势也将对新旧动能转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产业组织结构一般特征
总结国内外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可以发现，产业中大中小企业的分布以及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关系呈现出一般性的特征。
（一）成熟产业的寡头垄断结构
任何产业都有一个从萌芽起步，经过高速增长，再到成熟的过程，一些产业还会经历衰退。在产业形成之初，由于市场需求小，无法容纳大量的企业，企业的规模也不大，主要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格局。随着产业进入高速成长期，技术成熟、产品获得市场认可、市场需求高速增长，产业中的企业也获得高速成长的契机，规模不断扩大。同时，蓬勃发展的市场和丰厚的利润吸引大量企业进入，产业的集中度开始下降。在成熟期，产业的核心技术已经成熟，需求趋于平稳，市场的增长率也不高，那些寻求扩张的企业需要通过竞争把对手挤出市场或通过并购的方式实现成长，市场份额逐渐向大企业集中，产业集中度逐渐提高，最终许多产业都会形成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几家企业占据绝大多数市场份额［1］。一些产业还会由于颠覆性创新，新产品和替代产品的出现导致市场需求下降，产业规模萎缩，已经无法容纳原有数量的企业，一些企业开始向其他更有前景的产业转移，企业的数量进一步减少，产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规模也有可能缩小。最终市场会萎缩甚至无法支持一家企业的生产，企业的正常利润难以维持，整个产业宣告解体。
（二）大中小企业协作共生
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初，由于产品的结构比较简单，一家企业可以完成大部分零部件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垂直一体化仍是企业的主流，经济史学家钱德勒就将20世纪初美国成为世界经济新霸主的原因归功于垂直一体化的、经理人主导的大企业在美国最重要产业部门的兴起［2］。福特T型车几乎所有的零部件甚至玻璃和钢材都是自己生产的，以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这样形象地比喻：福特Rouge工厂“在一端吃进焦炭和矿石，在另一端吐出客座轿车”［3］。但是在现代经济中，由于迂回生产程度和产品复杂性的不断提高，一件产品由许多零部件构成（如一辆汽车上有上万个零件，一架飞机的零部件更是超过百万），要经过许多生产过程。受企业能力的约束，一家企业很难在产品生产全过程的各个环节、各个零部件上均具有生产能力，更别说技术水平行业领先，任何企业都无法实现价值链通吃，因此即使大企业也只能聚焦于自己最具核心的能力、最具竞争优势的环节，而把其他业务外包出去或与其他企业开展合作，这就为小企业留下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一般来说，大企业主导产业链，从事附加值高的架构设计、关键部件开发生产以及最终的产品集成总装等活动，而中小企业专注于某一类原材料、零部件，给大企业进行配套，从而在产业链上形成大中小共生的关系。例如，松下电器、福特汽车、通用汽车分别与1500家、4万家和6．2万家中小企业组成共生网络。由于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共生关系，当它异地或海外设厂时，常常也会带动它的配套企业一起行动，从而形成所谓的“群栖效应”。
（三）商业生态与产业生态竞争
高度分工的生产体系意味着一家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技术、能力和产品，还受到为其提供装备、原材料、零部件和各种辅助服务等业务的关联企业的影响。Moore称之为“商业生态系统”（或“商业生态体系”），他将商业生态系统定义为“以组织和个人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联合体”［4］，他认为“组织和个人是商业世界的有机体。这种经济联合体生产出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消费者是生态系统的成员。有机体成员还包括供应商、主要的生产者、竞争者和其他风险承担者”。它们在一个商业生态系统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各司其职，但又形成互赖、互依、共生的生态系统［5］。就像“木桶效应”所说，木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商业生态系统的出现意味着一家企业的命运是与其商业生态中其他成员的命运紧紧相连的，它不仅能够影响所处商业生态的健康，而且商业生态的健康也会对它的绩效产生影响［6］。例如，由于Windows Phone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份额跌至0．1%，微软宣布放弃Windows Phone操作系统，全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市场由苹果的iOS、谷歌（Alphabet）的安卓（Android）和微软的Windows Phone三足鼎立格局变为两强争霸。Windows Phone的失败，主要原因不在于其操作系统的技术水平不如iOS和安卓，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第三方公司为该平台开发可以增加手机对用户价值的各种APP，即没有建立可以与iOS、安卓相抗衡的商业生态系统。因此，大企业需要维护好与中小企业的关系，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商业生态系统。从产业层面说，相关企业商业生态的综合就构成了产业生态。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实际上就是产业生态系统的竞争［7］，产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大企业及其配套中小企业中的短板，中小企业竞争力的强弱会影响大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纷纷将加工制造环节离岸外包到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虽然从企业层面而言有利于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终端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但是由于加工制造环节中小企业的衰亡，对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研发设计环节造成损害，从而影响到国家整体的产业竞争力［8］。
（四）大企业与小企业优势互补
相对于大企业，中小企业的创新更为活跃。在产业的技术或需求发生重大变化时，大企业往往墨守成规，难以识别创造性破坏的微弱信号，不能对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或者为了维护既有产品的市场地位，常常会对颠覆性创新视而不见。例如，柯达公司早在1975年就发明了世界第一台数码相机，但是由于胶卷丰厚利润的束缚，迟迟不能向数码影像领域转型，最终导致破产重组。中小企业能够不受原有经验、思维的限制，敢于尝试新鲜事物，并具有船小好掉头的灵活优势，因此在颠覆性创新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技术和商业前沿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对于从事后来看成功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的发现过程就是大量试错的过程。虽然小企业的失败率很高，但是由于其数量庞大，因此更有机会捕捉到颠覆性创新的机会。例如，尽管小公司（雇员不超过1000人）仅占有英国制造业3．3%的R＆D经费，却占了20世纪70年代所有重大创新的1/3［9］。但是中小企业的弱势在于资金匮乏，技术、人才积累薄弱，因此在把新技术进行产业化方面存在很大的挑战。而这恰恰是大企业的优势，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人才优势和技术积累，大企业能够把先进的技术快速产业化，并通过规模优势降低成本，大量投放市场。因此，许多大企业通过收购中小企业获得新兴技术，或借收购中小企业进入新兴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或国际竞争制高点的产业，由于没有掌握先进技术和生产能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口的装备、原材料、零部件和组件制定掠夺性高价。当发展中国家在该产业领域实现产业化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就会降低价格，以此阻止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进入。但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不够成熟、质量不够稳定，且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因此相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具备市场竞争力，会处于持续亏损状态。只有大企业才能够承受持续的亏损，并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不断改进产品质量，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品性能差距。例如，京东方在承受十数年巨额持续亏损后，终于在液晶面板产业与三星、夏普等行业领先企业处于同一梯队，并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大企业对于在较为成熟的行业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大企业的动态变化
大企业并不是天生的，它也有一个从小企业逐步成长的过程。即使对于那些通过合并、分拆而形成的大企业，其源头企业或者母体企业同样也有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因此企业的规模所谓大或小，是动态变化的。在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之前以及在一个新兴行业的萌芽期，企业的规模都不大，而且数量少。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起飞和行业进入高增长轨道，中小企业也会呈现高速的成长，其中的杰出者就会发展成为大企业。几乎任何企业都是由小企业发展而来的，发达国家的许多大企业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只是在新兴经济体和新兴产业中，中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速度要快得多。可以看到，在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核心———信息技术产业中，微软、苹果等代表性企业的历史不过40多年，在互联网领域的大企业许多只有10来年的历史，一些独角兽企业只用短短几年就能够实现估值超过10亿美元。例如，在CB Insights发布的2017年世界独角兽企业排名中，滴滴出行的估值达到500亿美元，居全球独角兽企业估值第二位，而滴滴出行2012年才成立；进入独角兽榜单的摩拜单车在2016年年中才进入市场。由于新兴产业的中小企业成长很快，常常会发生中小企业与其供应商或客户之间的规模易位。比如，最近火爆的共享单车领投企业ofo、摩拜在2016年成立之初是小企业，相对而言它们上游的供应商———凤凰、永久等传统的自行车企业是大企业，但是随着它们的快速发展，短短一年间估值就增加到数十亿美元、用户规模数千万，因此与自行车厂相比的大小关系发生换位。
（六）大企业的“蒲公英”效应
大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生成的母体。一方面，大企业拥有众多的业务部门和业务环节，这些部门和环节的发展壮大有可能独立出去成为新的企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开始鼓励内部创业、进行风险投资，从而带动与其在所有权上相关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优秀的大企业能够培养、锻炼大量的人才，其中一些人才离职创业，会促进技术、管理经验的溢出，形成一批中小企业，大企业也就成为行业的“黄埔军校”。例如，硅谷有92家公司都可以追溯到1957年成立的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这些公司大部分都成长为各自领域的翘楚。史蒂夫•乔布斯曾这样形容仙童公司：“仙童半导体公司就像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①贝宝（PayPal）的早期成员（也被称为贝宝黑帮，Paypal Mafia）也衍生出数十家创业公司，并成长为行业巨头，如电动汽车后起之秀Tesla、火箭发射的颠覆者SpaceX、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最大的求职网站LinkedIn、美国最大点评网站Yelp、企业内部社交网络Yammer等②。同样，在我国互联网领域，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也衍生出一大批创业公司③，深圳、杭州等城市成为互联网创业的热土和互联网重镇。
①From a lecture at Stanford Conference on Entrepreneurship, Stan- ford, CA, April 3, 1982, 引自 Everett M.Rogers and Judith K.Larsen.Sili- con Valley Fever［M］. New York: Basic, 1985: 27.
②参见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PayPal_Mafia
③参见 http://www.pingwest.com/pingraphic-internet-campany-relationships/
二、产业组织结构的新趋势
以信息技术（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3D打印、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
（一）去中心化
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活动的组织多是由一个中心化的组织安排，由它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资源如何分配，生产活动如何分工、组织。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中心化的组织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企业。但是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推动下，生产活动越来越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许多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已经不需要一个发号施令的中心，而是通过无数分散的、地位平等的个体的无序活动组织起来。不仅仅是企业，大量的消费者和个体用户也进入生产过程，我们的社会继“为使用而生产”和“为交换而生产”之后转变为“产销合一”的社会［10］。这些分散的、无组织的个体不仅发布产品使用体验、分享个人日常生活抑或参与社区讨论，也不仅局限于进行各种小发明、微创新，譬如Linux操作系统、维基百科等诸多可称之为伟大的复杂产品也被他们创造出来。从满足用户需求的角度，产品（服务）可分为核心产品与完整产品。例如，微信APP及其后台（云端）数据结构、软件、硬件资源等是核心产品，但是只有核心产品对于用户是没有价值的，大量分散化的个体发消息、发朋友圈、第三方企业开发基于微信的小程序等各种应用，由此使微信成为一个完整产品。大量在核心产品之上不断拓展功能、增加完整产品价值的就是无数分散、去中心化的企业和个人。如果说计算机让分散的个体能够参与产品的研发设计以及数字化产品的开发，3D打印机则使得由众多分散消费者参与的社会化制造成为可能。依靠计算机和3D打印机，无需厂房，在办公室或家中就能够将产品的数字模型文件转变为实物产品。无数拥有3D打印机的个人或小型企业通过分工协作构成的“云制造”网络将能够生产更加复杂的产品。众包、众创、社会化生产成为新兴并蓬勃发展的新型生产模式。
（二）平台化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掌控产业价值链的企业呈现平台化转型的趋势。由于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复杂，不同企业以及同一企业不同产品之间需要通过统一的标准接口进行连接，并且存在着典型的网络效应。平台最初出现在软件领域，互联网的兴起又使之在互联网产业蓬勃发展，目前则已随着物联网的发展进入实体经济、制造业领域。比如，在PC操作系统领域，微软和苹果分别掌控了Windows和Mac OX操作系统平台；在智能手机领域，谷歌和苹果分别掌控着安卓和iOS操作系统；社交领域的Facebook、Twitter、微信，电子商务领域的Amazon、淘宝（天猫），分享经济领域的Uber、Airbnb、滴滴出行也都是平台。在制造业领域，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也促使制造企业建立智能化平台，形成连接上下游企业、客户以及公司内部各业务单元、产品、零部件的信息－物理系统（CPS）。行业龙头企业的平台化趋势主要是因为：第一，行业配套企业需要在平台上运行，通过设计产品（服务）的架构，控制标准、接口和数据，平台企业就掌握了（相对于上下游企业的）行业话语权。第二，在平台上容易发生网络效应，从而形成正反馈机制，使强者恒强、赢家通吃，有助于企业在与竞争对手的竞争中获胜。所谓网络效应有三种：其一，直接网络效应，即一种产品/服务的价值取决于使用它的用户数量；其二，间接网络效应，即一种产品/服务的价值取决于互补品的种类丰富程度；其三，双边网络效应，在双边市场，平台两侧的两组参与者（供需双方）需要通过平台进行交易，每一组参与者能够获得的价值取决于另一组参与者的数量。第三，平台企业可以摆脱自身资源的限制，实现更快速的成长。Uber，世界上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不拥有自己的汽车；Facebook，世界上最流行的媒体所有者，却不创造内容；阿里巴巴，最有价值的零售商，却没有自己的存货；Airbnb，世界最大的住所提供商，却没有自己的不动产。从平台企业的角度看，为它提供服务的企业几乎摆脱了数量的限制，因此其规模可以无限扩展。另一方面，为平台提供服务的企业规模则可以大小不一，甚至个人也可以参与生产活动。另外，像3D打印技术的出现、数字化产品，也使得个人和小企业参与生产活动成为可能。
（三）扁平化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持续下降，实时、高通量的数据传递成为可能，企业得以改变过去那种依托层层代理与其客户和供应商联系的状况。在销售端，企业可以跨过分销商与客户直接联系，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向客户销售产品，而客户也可以由被动地接受企业设计、生产的产品，转变为直接参与产品的开发设计以致生产过程，即企业驱动的C2B模式转变为客户驱动的C2M或C2B模式。在采购端，依托于高度智能化的供应链乃至未来的信息物理系统（CPS），供应商可以实时了解自家原材料在下游生产企业的库存和使用状况，从而更加精确地排产；而生产企业也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原材料的生产、运输状态，根据生产需要自动下单。依托于平台的社会化生产模式还省略掉中间商的环节。因此，大企业与其供应商（多为中小企业）的协作更加紧密，业务往来更加频繁。在企业内部，同样由于数据的采集、传输和加工更为顺畅，高层管理者可以更准确地观察下级的工作付出，评价工作产生的绩效，而且有的员工也可以更近距离的接触市场和客户，因此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也呈现扁平化趋势———管理层级减少，直面客户、高度灵活性的工作小组增加，从而使企业可以更快速地响应市场变化，更充分地调动员工的创新活力。
三、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建议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产业组织结构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比如，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分工不够深化，大企业大而全的问题比较突出（在军工产业更为明显）；中小企业发育比较滞后，特别是缺乏一批在世界领先的隐形冠军企业；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还不够活跃（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比如，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大型国有企业是产业发展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已形成一批世界级的企业。中国的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应发挥优势、补齐短板，从而为经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有力支撑。
第一，增强中小企业核心能力。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不仅取决于大企业，还取决于为其配套的中小企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一批世界500强企业，但大企业在技术的原创性、引领性方面与发达国家仍存差距，中小企业在原材料、零部件等方面技术、质量、性能的差距也是制约我国工业转型升级的短板。建设制造强国，不仅需要进一步突破科技前沿，缩小在高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要打造一批隐形冠军企业，补齐我国在基础原材料、零部件方面的短板。因此，要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特别是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促进其提高技术水平。
第二，支持创新创业和众包、众创。中小企业是最活跃的创新因素，而且越到技术前沿，技术的不确定性越高，越需要大量的试错来筛选出未来的技术路线，中小企业的作用就更为重要。当前新一轮各级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全球兴起，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的契机。同时，在传统产业领域，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也正在向前沿逼近。因此，要通过完善资本市场、促进风险投资发展、强化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方面的改革，支持大企业相关技术和管理人员、大学和科研机构科研人员进行创业，促进先进企业技术扩散和科研机构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同时，顺应信息技术发展以及创新和生产活动去中心化的趋势，促进“互联网+”与双创紧密结合，支持政府部门、大企业及专业化公司建立众包、众创等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式“双创”平台，吸引大量中小企业、个人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来。
第三，鼓励大企业内部创业和对中小企业的并购。增强大企业创新能力，不仅需要大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而且需要创新组织方式的优化与政府政策调整。一方面，大企业需要采取更加灵活、扁平化的创新组织结构（如人随项目走），鼓励内部创新，调动研发、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同时通过设立风险投资部门，跟踪技术的前沿、寻找新的增长机会；另一方面，需要完善资本市场，调整税收政策，鼓励大企业并购技术领先的中小企业特别是初创型中小企业。
第四，支持新模式新业态创新。新模式新业态往往是对既有规则的颠覆，会产生与现有法律、规范和政策不相适应的地方。例如，最大的网约车平台滴滴，它虽然提供类似出租车的出行服务，但它本身并不是出租车公司，如何对它进行监管？网约车平台的司机，他也不是隶属于某个公司的雇员，“五险一金”这些对企业的要求怎么实施？对于新模式新业态总体上应持包容的态度，鼓励企业和个人的创新，但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完善适应新模式新业态的监管政策。鼓励分享经济发展，形成以平台企业为核心，大量中小企业和个人参与的分工体系。
第五，重视平台型企业的发展。在软件、互联网、智能制造、智能服务等领域，国家之间产业的竞争就是平台的竞争。谁掌握了平台，谁就掌握住标准、接口、数据，从而掌握产业的话语权；反之，在数据驱动时代，如果不掌握平台，不仅缺乏对产业的掌控力，国家经济安全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因此要支持平台型企业的发展，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供应链协同，通过物联网实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智能连接，通过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方式，提高供应链的协作效率和反应能力，平台企业还可以依据在平台上的实际经营数据，为中小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解决它们的融资难问题。
第六，发挥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战略攻坚作用。随着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战略布局调整，国有企业基本都是国内各行业的领先企业，其作用目前是其他所有制企业所不能替代的。特别是在一些投入大、见效慢、风险高的产业，民营企业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涉足，就需要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这也是我国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我国在航天、发电设备、船舶、高铁等领域的成功赶超以及大飞机C919的首飞都主要是国有企业在发挥作用。因此在一些关系未来全球竞争力且民营企业不愿涉足的领域，仍要发挥国有大企业的战略攻坚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国有企业具有市场化程度低、效率低的不足，因此，应促进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中小企业形成分工协作关系，国有企业进行重大项目、工程的总体设计和系统集成，中小企业发挥配套作用，把国有企业的攻坚优势与民营企业的市场活力结合起来，提高产业的整体效率，同时促进民营中小企业的成长。
第七，发挥群栖效应促进产业布局调整。随着我国企业的成长，全国性的战略布局日益增加，对外投资的数量和规模都快速增长。近年来，东部地区生产成本的快速上涨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削弱，这些产业一方面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也开始向其他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我国对外产能合作与对外投资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在我国企业全国性布局、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以及国际产能合作、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要重视产业生态的建设，鼓励大企业与配套中小企业组团发展。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重视产业链招商，尽快在本地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海外投资也需要采取建设产业园区、国内企业组团出海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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