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40年，中国制造业实现了由小到大的跨越式发展，建立了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国。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经历了从价格优势到规模优势，再到创新型制造优势的演变过程。随着新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国内外经济发展条件和形势的变化，中国制造业需要培育综合竞争优势，从而推动制造业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实现由大到强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改革开放；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制造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互联网+’背景下的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项目编号：16AJY011）；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新工业革命与中国产业布局发展新趋势研究”；中国社科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成果；第6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与中国工业演化的逆‘雁阵模式’”（项目编号：2018M631660）。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林毅夫等，2014a），也是一场伟大的工业革命（文一，2016）。经过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和商品出口国，中国制成品出口额占世界制成品出口总额的比重接近20%，是美国的两倍多，其中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通信设备、服装、纺织品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重接近或超过40%，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作为实体经济核心的制造业在“中国奇迹”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制造业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利用国际产业转移和技术变革的历史机遇，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竞争优势也逐步经历了从低成本优势、规模优势到创新型制造优势的转变。中国制造业各个阶段的竞争优势既建立在当时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条件之上，同时也在推动资源禀赋、产业配套和技术水平的转变，从而孕育出新的竞争优势。一个阶段的竞争优势的形成过程，也是下一阶段竞争优势的孕育过程，而且影响上一阶段竞争优势的因素在下一阶段仍然会发挥作用。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理念的变化对中国经济提出了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要求，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也需要进行重构。本文回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转变过程、竞争优势形成的原因，提出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应向综合优势转变。
一、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与制造业的价格优势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产业配套、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与工业化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工业化水平低，大量劳动力依附于农业。改革开放后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以及与国际市场的对接，使得丰富的劳动力供给与低廉的工资水平优势得以发挥，并形成了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和低价格优势。
（一）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得以释放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很低。按照钱纳里等人对工业化阶段的划分，前工业化阶段的人均GDP水平为100－200美元（1964年美元），折合为2005年美元为745－1490美元（陈佳贵等，2012）。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385元，相当于2005年的565.5美元。按照钱纳里的标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处于前工业化阶段之前的水平，还是一个欠发达的农业国家。中国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为27.7:47.7:24.6，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为70.5:17.3:12.2。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特别是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大量的劳动力被锁定在农业和农村，1978年农村人口比重高达82.1%。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起步，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显著提高。1978—1984年的短短6年间，中国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还多（130%），粮食产量从30476.5万吨增长到40730.5万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农业生产已经不需要以前那么多的劳动力，为农业劳动人口向二、三产业的转移提供了物质基础。198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在兴办社队企业的同时，鼓励农民个人兴办或联合兴办各类乡镇企业”。受国家政策的鼓励，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图1展示了乡镇企业吸纳的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的变化情况。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数量从9200万增至1亿5300万，占所有从业人员的比重从14%逐步上升到20%。除个别年份外，从1979年以来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就不断下降，在1984年以及1992—1996年第一产业就业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其中1994、1995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减少超过一千万。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还为后来民营企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技术和高素质人才，为民营经济在90年代后“抓大放小”时期的快速成长提供了条件。
图1 乡镇企业吸纳就业人员的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将制造业工资保持在较低水平
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劳动力优势在亚洲四小龙的赶超奇迹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Williamson，1997），劳动力禀赋优势也一直被认为是促进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蔡昉，2004；David E. Bloom，et al. ，2008）。1978年以来我国人口规模呈持续增长之势，1982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61.5%，此后直到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提高，2010年达到74.5%。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使中国的制造业工资保持在较低水平。1978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仅为615元，1990年增加到2140元，按照当年美元计算，约合447.4美元。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数据，1991年中国的每小时劳动成本仅为0.2美元，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显著低于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泰国等周边发展中国家。
图2 1991年每小时劳动成本（美元）
资料来源：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三）中国制造业价格优势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之前仿照苏联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背离了中国劳动力丰富、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造成宏观上资源错配、扭曲和微观上企业自生能力不足（林毅夫和刘明兴，2004），片面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已经难以为继。1979年4月，中共中央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20年代80年代初期出台优先发展轻纺工业的政策。轻纺工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资本稀缺、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也较好地适应了城乡居民快速增长的消费需要与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一方面，计划经济下我国居民长期被压制的生活消费需求在改革开放之初爆发出来，促进了相关耐用消费品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正迎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产业链环节向国外转移的浪潮，改革开放正好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使中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劳动力丰富、工资水平低的优势得以发挥。
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村办企业涉足的产业领域也主要集中于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从图3可以看到，乡办企业轻工业产值比重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纺织业产值在乡办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占有很高的比重①。除了纺织工业，乡镇企业在机械加工、建材等行业的工业产值规模也较为突出。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实力弱、技术水平低的特点，使之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体。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相继成为经济特区，东部沿海地区承接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发展起来，进一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广东依托毗邻香港、澳门的区位优势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1985—1992年间承接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占我国当年所有外商直接投资的35%以上，有的年份达到49%，直接承接了香港等地区电子产品、机械加工的产业转移，率先建立起加工贸易的产业体系，为其他省份树立了对外开放的典范。②
图3 1986—1993年乡办企业轻工业产值比重与全国轻工业产值比重对比
数据来源：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① 通过对比发现，乡办企业工业产值中纺织工业、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机械加工等产业的产值比重较高；村办企业工业产值中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食品加工业的产值比重较高。差别可能在于对于纺织业等轻工业所需的原材料等更易被以社队工业为前身的乡办企业获得，村办工业在农产品加工方面更具有先天优势。
② 除食品加工和纺织业，广东省电子工业和机械工业等相关行业的产值比重由1980年的21%上升至1992年的33%左右，其中仅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出口额就占1992年广东全省出口额的20%。
二、发挥比较优势与制造业的规模优势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发挥劳动力丰富和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业凭借价格优势初露峥嵘。1980－1995年间，中国纺织品出口额从25.4亿美元增加到139.2亿美元，占世界出口市场份额的比重从4.6%提高到9.1%；服装出口额从16.3亿美元增加到240.5亿美元，占世界出口市场份额的比重从4.0%提高到15.2%。1995年办公和通信设备出口额145.1亿美元，占世界出口市场份额的2.4%。凭借低廉的制造成本，中国制造业高速增长，资金快速积累，规模迅速扩大，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购买力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向中国。市场的扩大、投资的增加又进一步加速中国制造业规模的扩张。2004年美国《商业周刊》一篇名为“China price”（中国价格）的文章指出，“中国价格”是最让美国工业界恐慌的词之一，它意味着比在美国所能达到的价格低30%～50%。③显著的价格优势与规模优势相结合，在加入WTO后，“中国制造”对国际市场产生更大的冲击。
③ The China Price， Business Week， December 6， 2004. 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ontent/04_49/b3911401.htm
（一）市场化导向改革推动了中国制造业规模的快速扩张
与前苏联的休克疗法不同，中国走的是渐进式改革的道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化，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认识逐步深化，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断增强（详见表1）。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体，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的问题（林毅夫等，2014b）。1992年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沿着这一目标，国家在所有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对外开放、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进行了整体配套改革，扭转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激励不相容局面，充分调动了市场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在地方层面，先后涌现出以外资驱动和外向型经济为特点的珠三角模式、以乡镇集体企业为特点的苏南模式和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改革开放使得企业企业家精神得以发挥，涌现出以任正非、董明珠、鲁冠球、张瑞敏等为代表的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优秀企业家。有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精神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家精神越集中的地区，经济发展也越快（李宏斌等，2009）。创新创业日趋活跃，新企业不断涌现。到2016年，我国私营企业2300多万户，个体户数5900多万户，其中不乏年轻的创业者。
表1 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资料来源：《回首30年》系列专稿之十，陈述：《回首30年：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8－11/26/content_16833613.htm，及作者整理。
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优势主要体现在企业的数量和单个企业的规模两个方面。（1）企业数量。国家统计局对我国工业企业的统计口径进行了多次调整：1985年开始工业企业包括村及村以下企业；1986—1997年为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1998—2007年为全部国有及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非国有工业法人企业；2007—2010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企业；2011年以来为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各个统计时间段内工业企业数量均呈增长之势，1986—1997年，工业企业数量从42.2万家增加到53.4万家；1998—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从16.5万家增加到45.3万家。（2）企业规模。资金的逐步积累使企业能够进一步扩大再生产，而且在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追求更新的技术、工艺，更先进的设备，带来单个工厂（或生产线）规模的扩大。对于一些成熟产业，企业间的兼并重组也加速了来企业规模的扩大。1988—1993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主营业务收入从332.6万元提高到847.8万元，大中小企业比重从0.75:1.78:97.46变为1.02:3.15:95.83，大型和中型企业比重明显提高。以家电行业为例，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机、微波炉等产品生产量占据世界前列，并形成了几家技术过硬、产量较高、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例如1997年长虹的电视销量占国内市场的35%，1998年格兰仕在国内的市场份额就超过50%（张德修，2000）。
表2 中国制造业规模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二）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的完善增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吸引力
基础设施的发展情况直接影响到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和效率，从而决定了低成本是否能够真正转化为国际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很快。1978—2000年间，中国铁路运营里程从2.17万公里增加到6.87万公里，其中铁路电气化里程从0.1万公里增加到1.49万公里；公路里程从89.02万公里增加到167.9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63万公里。沿海主要港口码头泊位数从1980年的437个增加到2000年的1772个，其中万吨级泊位数从144个增加到518个。亚洲金融危机后，为应对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入，高速公路、港口进一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市场范围决定了分工的程度。随着中国制造业规模的扩大，无论是产业间还是产业内的分工都不断深化。例如，中国拥有世界规模第一的钢铁产量，可以为下游的机械、电子、汽车、造船等行业提供充裕的原料保障；中国的纤维产量世界第一，同样可以为下游的服装行业提供稳定且成本低廉的原料供应。相比之下，近年来一些低成本国家虽然服装行业出口规模增长较快，但是由于纺织行业发展滞后，大量的面料需要进口，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低成本优势在服装行业的发挥。从产业内分工关系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有企业改变过去“企业办社会”“大而全、小而全”的组织格局，一些社会职能和配套职能被剥离出去；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从一开始的拾遗补缺给国有企业进行配套，逐步形成自己竞争优势；跨国公司的离岸外包将中国制造业纳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国的制造企业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实际上，产业规模的扩大本身也意味着产业配套体系的完善。产业配套体系的日趋完善又反过来强化了中国制造的优势，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特别是外资的进入还给中国带来先进技术、人才以及市场开拓等管理理念，提高了中国企业的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水平。
表3 中国基础设施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三）加入WTO使中国制造业的规模优势得到释放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恰逢全球化浪潮下国际分工体系调整。这一时期的经济大周期十分稳定，一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宏观经济处于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杨继军和范从来，2015）。受信息技术、运输技术的进步带来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产品模块化程度提高的推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了应对成本上涨的影响，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价值链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模式被产业内和产品内的垂直分工模式而取代。中国凭借低廉的制造成本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热土和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由于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和投资壁垒的下降，中国与世界的商品、人才、信息、技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也更容易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使中国受益的不只是出口额增长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提高，还有引进外资后带来的技术提升、管理制度的改善。在与全球企业竞争、学习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通过“干中学”在工业生产领域创造了一条从制造到模仿，从模仿到改进，从改进到创新的技术升级之路，这也是中国能够长久地维持比较优势的动力所在（文一，2016）。
其他发展中小国虽然同样具有低成本优势，但中国作为人口多、地域辽阔的大国，制造业规模大、产业体系全、产业配套更完善。例如，全球性的贸易商更容易实现“一站式”采购，全球性的生产商业更容易组织自己的供应链。兼之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因此更受跨国公司的青睐。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很快超越亚洲“四小虎”，成为全球的加工制造中心。以办公和通信设备为例，1978—2000年间，中国的出口额与“四小虎”呈持续扩大之势，2003年中国的出口额超过“四小虎”，此后与“四小虎”出口规模不断拉大，“四小虎”的出口额甚至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
1997年，中国制造业规模居美、日、德之后，列世界第四位；2001年超过德国，2007年超过日本，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2010年，中国商品出口额15777.54亿元，占全球商品出口比重首次超过10%（达到10.3%）；其中，服装出口额占世界的36.6%，纺织品出口额占30.5%，办公和通信设备占27.9%（其中，电子数据处理和办公设备占37.74%）。凭借低廉的成本，中国成为世界的主要制造基地，而制造业的巨大生产规模为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的赞誉。
表4 中国与亚洲“四小虎”办公和通信设备出口变化
资料来源：WTO Statistics Database。
三、创新能力提升促进创新型制造优势形成
（一）工资水平上涨与创新能力提升交映
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人口红利消退、生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推动，我国工资水平呈持续快速上涨之势。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2004年，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劳动报酬为0.18万美元，已经超过了印度（0.16万美元）和印度尼西亚（0.12万美元）。制造业的劳动成本优势是由工资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综合决定的，可以用单位劳动生产成本来衡量。到2010年时，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超过印度尼西亚，已经不是东亚、东南亚国家中最低的（李晓华、严欢，2015）。具体到细分行业，除“医疗、精密仪器及光学产品制造业”外，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都已经不是最低的，且该行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已经与印度、印度尼西亚非常接近（李晓华等，2015）。
在制造业工资水平快速上涨的同时，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由于缺少制造业研发投入与产出的较详实的统计数据，我们用整个经济的创新情况近似地加以描述。1996年，中国的R&D强度只有0.57%，2002年超过1%达到1.07%，2014年超过2%达到2.02%，2017年进一步提高到2.12%，这一R&D强度已经超过英国、意大利以及欧盟28国的平均水平。根据《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中国的SCI论文数量为28.1万篇，占全球总量的14.4%，连续8年居世界第2位，中国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26.3万件，占世界总量的37.5%，首次超越日本，居世界首位。在制造业领域，中国已经涌现出技术水平处于国际前沿的企业。以华为为例，2014年研发投入54.4亿美元，居全国企业R&D总额的第15位，超过被视为技术领先者的苹果，R&D强度（R&D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14.0%，超过三星（7.9%）和苹果（3.3%）。
（二）创新型制造能力逐步形成
为什么在相比于周边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具备成本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仍然能够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业已形成的创新型制造优势。所谓“创新型制造优势”，就是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较高的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以及强大的工程化和制造能力，将复杂的产品设计（来自国内或国外）制造为最终产品并规模化生产的能力，主要包括三个特征：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快速商业化的能力（李晓华，2017）。制造业的产业链长、零部件众多，即使一个国家具有较低的工资水平，但是如果产业配套能力差，那么长距离的供应链、漫长的供应周期，仍然会抵消低工资带来的优势，使产业链缺乏对市场的应变能力。以服装行业为例，尽管孟加拉、柬埔寨、越南等国出口增长很快，但是很长一段时期作为服装原料的纺织品仍处于净进口状态，限制了服装产业的发展。产业链更长的电子装配业的发展将更需时日。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中国制造业在成本上日益明显的劣势，更重要的是使中国的制造业更具有柔性，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快速组织生产。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又进一步放大了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的作用。当中国制造企业获得国外的新产品订单时，能够快速地组织供应链、将产品设计转化为商业化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并在这个过程中持续地进行产品改进与成本削减，使新产品更具竞争力。一些中国制造企业通过研发设计能力的增强，已经能够自主的开发设计产品，实现从OEM向ODM甚至OBM的价值链攀升。通过将传统的低成本加工制造能力、产业配套优势和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结合起来，中国制造的产品虽然不是技术上最前沿的、成本也不是最低的，但是能够以足够低的成本生产出中高技术含量的产品。
四、未来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要求中国制造业从创新制造优势转向新的竞争优势。
（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
1.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动力亟需转换。中国经济增速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和就业的主要贡献力量，第二产业增速下滑明显。“压缩型工业化”和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生态优先原则下，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耗产业的平推式扩张已难以为继。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快速老龄化加快劳动力成本上涨，依靠低廉成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受到巨大挑战。在内需方面，中国消费结构正面临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阶段的转变，当前国内工业供给水平和质量明显滞后于国内消费水平的升级，国内居民快速增长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格局中，中国高技术行业的增值能力偏弱，从而制约了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王岚和李宏艳，2015）；同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种类也小于全球的平均水平（张其仔和李颢，2013）。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重塑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 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逆全球化”对我国造成巨大挑战。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强国之基、立国之本。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为了应对经济萧条、失业率攀升决定重振制造业，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发展制造业的政策措施，大力推进美国“再工业化”。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纷纷出台类似的政策，将制造业吸引回本土。可以预期，发达国家将在本土培养发展有技术前景、低污染、低能耗的先进制造业，不会把这类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依靠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技术溢出帮助本国产业升级难度加大。欧美国家的政治形势引起“逆全球化”思潮的回流，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上台被视作“逆全球化”的标志。特别是美国新一届政府提出的“美国利益优先”口号和已经采取的行动，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构成威胁，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强。对出口占GDP相当比例的中国而言，未来贸易环境不利因素增多，传统的加工贸易的用工成本逐渐提高，已有部分企业将纺织加工等产业转向东南亚国家，产业结构调整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面夹击。
3. 新科技革命在全球兴起，新的产业机会应运而生。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为基础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快速发展，由此催生新的产品和服务、新的产业、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增长动力。主要国家对新科技革命加以关注，并相继出台有关未来重点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美国的《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德国的“工业4.0”、英国的《英国工业2050战略》、日本的《2015年版日本制造白皮书》等均是对这一历史机遇的回应。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很有可能改变未来产业布局，使制造业在国际范围内重新洗牌。比如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智能机器人进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不需要将此类行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欠发达国家；汽车等加工组装工作也可以在无人工厂中实现，大量减少组装工人的数量，目前阿迪达斯、奔驰等知名企业已经部分地实现了上述场景。新科技革命对各国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也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打造制造业的综合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经历了由价格优势到规模优势再到创新型制造优势三个阶段的转变，中国的产业升级之路也符合产业发展阶段的一般经验，即资源禀赋驱动阶段（如纺织业）、规模经济驱动阶段（如钢铁、化学）、流水线驱动阶段（如汽车）、研发驱动阶段（如芯片、计算机行业）、互联网驱动阶段（如信息业）（Ozawa，2006）。面对内外部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的变化，中国制造业需要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我们称之为“综合竞争优势”。与前三个阶段相比，低工资的禀赋条件已经发生逆转，但产业配套体系非常完善，制造企业拥有强大的快速商业化能力，而且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正在不断提升，从原来的以模仿为主到引进消化再创新为主，当前正形成越来越强的原始创新能力，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就为未来综合竞争优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表5 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四个阶段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综合竞争优势仍然建立在中国的比较优势基础之上。一方面，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和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始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此，培育和发展综合竞争优势，并不是要放弃能够大量吸纳就业的加工组装环节，而是形成一种“高也成低也就”的产业格局；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明显超过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明显的优势。虽然40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已有显著的提高。因此，虽然中国的人口数量红利不再，人口质量红利仍有巨大的空间。可以利用大量高素质、相对低工资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发展更具有技术含量的产品以及提供基于产品的增值服务。
培育和发展制造业的综合竞争优势，增强创新能力是关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并把创新放在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不仅凸显了创新的重要性，也与我国发展要求相契合。高质量的制造业，需要的不只是模仿式的创新，而是原发性的创新能力。按照波特竞争优势理论，企业的竞争战略有两种：a.获得比竞争对手高的产品溢价，b.运营成本低于竞争对手，企业若想扭转竞争劣势和长久维持竞争优势，必须有多样化的竞争优势来源并持续地改善与自我提升，不能仅仅把优势来源锁定在低成本或是规模效应（波特，2012）。当不同产业中能够保持长久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强大，这个国家的竞争优势也越稳固。科技创新、模式与业态创新和管理创新所代表的综合创新能力是我国下一阶段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来源。
（三）打造制造业新优势的政策建议
“中国奇迹”的创造是与有为政府密不可分的，中国制造业的成就与竞争优势的持续转换也得益于合意的产业政策。在未来综合竞争优势培育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在产业培育、人才培养、创新环境创造等环节给予支持。
一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企业是市场的微观主体，也是制造业创新的主体。在前沿科技发展尚不明朗的产业，我国需要学习外国的产业培育经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由企业和市场选择创新的技术。利用工业园区、开发区等地理相近的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上、下游产业相结合的产业集群，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溢出效应、带动效应提高经济效率。加大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的投入，建立健全产学研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同时还要稳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确立更加完善的产权制度，部分上游行业向民营企业开放，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尊重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调整对企业家、一线工作人员的激励机制，激发企业家和一线工人的创新热情。
二是发展工业物联网平台，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工业4.0将物联网的概念和重要性普及到产业界，全球各国对制造业人、机器、互联网相互联系的重视程度也逐步加深。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制造业也将从自动化升级到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工业物联网平台是智能制造的核心，我国的徐工、三一重工、海尔等企业推出各自的工业物联网平台。中国制造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差异巨大，许多企业还处于机械化、自动化阶段，数字化水平普遍较低。为了加快制造业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首先要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水平，改变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在关键生产流程、关键设备上实现网路化，利用云计算和互联网实现与物联网平台的对接，优化企业的生产、财务、人力等供应链管理，最终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
三是深化对外开放，鼓励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全球的创新资源，鼓励制造企业根据自身发展和价值链各个环节对资源的需求差异进行全球价值链布局，例如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在市场容量大的发展中国家设立制造基地，推动行业领先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四是提升制造业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引导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制造业劳动力素质的技能直接影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质量，为了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的要求，需要加强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完善企业的在职培训制度。对未来制造业所需的劳动力技能有一定的前瞻性，在基础教育中普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课程。
参考文献
Bloom D E, Canning D, Fink G, et al. Demographic Change, Institutional Settings, and Labor Supply. Pgda Working Papers, 2008.
Ozawa T. Asia’s Labour - Dri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Flying-Geese Style: A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for the Poor to Rise? Wider Working Paper, 2006.
Williamson J G.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 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7 Oct,1998,35(3).
Woo W T. China meets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e large potholes in the road to catching-up.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 Business Studies, 2012,10(4).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2004年第2期。
陈佳贵、黄群慧、吕铁、李晓华等：《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黄群慧：《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阶段、特征与前景》，《经济与管理》2013年第7期。
李晓华、严欢：《“中国制造”正在丧失劳动成本优势吗》，《工业经济论坛》2015年第1期。
李晓华：《以创新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经济日报》2018年5月18日。
李晓华等：《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策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2015年版。
李晓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转变与重构》，《青海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王岚、李宏艳：《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路径研究———嵌入位置和增值能力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2期。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杨继军、范从来：《“中国制造”对全球经济“大稳健”的影响———基于价值链的实证检验》，《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张其仔、李颢：《中国产业升级机会的甄别》，《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5期。
李晓华，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李雯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