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将快速工业化、渐进市场化和全球信息化作为中国企业管理学发展的主要国家情境因素，以此为基础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将发展历程划分为“恢复转型”、“完善提高”、“全面创新”3个阶段，总结了中国企业管理学发展的基本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国企业管理学中的指导地位，重视企业改革、管理与发展的系统性，坚持跟踪国际学术前沿问题与解决中国具体管理问题相结合，坚持自主创新思维与科学研究规范相结合，坚持企业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实践相结合。本文最后指出，中国正在努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未来中国管理学者的使命是全面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理论和学科体系，促进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管理方式走向世界。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管理学发展；中国情境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大量的中国企业诞生、成长与衰败为微观基础的。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中国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364.9万家，而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报道，到2018年3月16日，中国市场主体达到1亿户。庞大数量的企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在瞬息万变、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所面临的组织管理问题以及所进行的管理实践活动，为中国管理学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虽然近些年管理学者一直为缺少世界普遍接受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而苦恼，但企业管理学是一门实践导向很强的学科，肥沃的实践土壤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管理学这个树苗的茁壮成长。中国企业管理学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无论是中国情境下管理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还是中国的管理学研究方法、学科体系、教育培训，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各个“枝叶”都呈现出勃勃生机。改革开放40年之际，回顾中国企业管理学发展历程、总结其发展经验，无疑对未来中国企业管理学成长为世界学科丛林中的参天大树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家情境因素
近年来，“情境（context）”成为管理学研究的热词，进行跨文化的管理理论或者管理问题研究，都要首先研究情境差异。研究中国管理学、管理理论或者中国管理问题，以及在借鉴、移植西方管理学理论或者知识过程中，严谨的学者一般都会将“中国情境”作为一个前置条件。管理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管理学实践性的学科属性决定了“情境”因素对管理学知识的产生、传播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无疑就是“中国情境”下的产物。虽然接下来分析“中国情境”构成仍然会从经济、文化、技术、制度等与“环境”大致相同的分类视角来研究，但考虑的“情境”与“环境”、“背景”等用词相比，更加强调主客观因素的互动，更加强调环境、组织与人的交互影响及其这种影响随时间变化的历史动态性，因此，这里选择用“情境”而非用“环境”。因为是从整体描述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而不是具体某个企业，这里需要分析的是中国国家情境，而不是一般案例分析的企业情境或者组织情境。早在1964年，Weber提出国家情境的概念；Child（2000）进一步将国家情境划分为由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组成的物质体系、由文化宗教等各类价值观组成的理念体系，以及由政府和各种规则标准组成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情境因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将其归结为：以体现为快速工业化进程的经济情境因素变化、体现为改革开放推进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制度情境因素变化、体现为全球范围内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技术情境变化。
（一）经济情境因素——快速工业化进程
描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学提供的最好研究范式是工业化理论。工业化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工业驱动的产业升级以及人均收入持续提高的过程。张培刚（1984）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一般工业化进程可以被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5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快速地推进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从产业发展看，中国的基本经济国情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如果把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放到世界工业化史中去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的现代化进程。具体而言，中国工业化进程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的特征。第一，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的大国工业化，中国的人口超过了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口的总和。从工业化史看，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世界上也只有约10亿人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化则是一个具有13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人均GDP不断增长，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第二，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长期、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利用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比例、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比例、人口城市化率、第一产业就业占总体就业比重5个指标衡量，改革开放40年中国总体的工业化进程从初期阶段快速地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预计到2035年中国能全面实现工业化（黄群慧，2017）。第三，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中国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差异之大在工业化史上实属罕见。由于梯度发展战略，以及各个区域资源禀赋、工业发展基础差异等原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不同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逐步降低的梯度差距。第四，中国工业化是一个外向性工业化，不仅得益于上一轮全球化背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号召下，中国工业化进程也会对未来全球化的影响日益深远。改革开放以来，在上一轮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成功推进了低成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找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产品。从工业化视角看，“一带一路”倡议推出，表明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在产生更大的“外溢”效应，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中国也将给全球化带来合作方所需要的一体化的服务方案。第五，中国实现的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是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工业化。中国所实现的工业化，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工业化，而是信息化时代以信息化引导工业化、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业化。具备上述特征的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情境变化。从企业发展角度看，企业必须认识和把握这个经济情境变化来进行战略选择和组织管理，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都是在这个大的国家经济情境下开展的，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工业化进程这个国家经济情境。
（二）制度情境因素——渐进市场化进程
中国最大的制度情境变化来自于1978年开启的市场化取向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进程。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近过程，中国逐步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而言，40年的市场化改革过程可以划分为3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93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这个阶段以1984年为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重点转变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揭开了围绕农村经济体制、积极推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而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现开放的方针，要求加快以城市为重点、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阶段国有企业主要改革任务是对企业放权让利，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进经营承包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具体改革阶段，探索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使企业逐步适应商品化的经营环境。第二阶段1993~2013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完善阶段，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并提出将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作为市场体系培育重点，从此开始全面建设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阶段有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就是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全面融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这个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基本形成，构成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多元混合动力。从国有企业看，这个阶段推进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组建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统一的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国有企业总体数量逐步减少、国有经济布局持续优化、国有资本总量不断增大、公司治理结构日益规范；从非公经济发展看，这个时期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在“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指导下，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各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是2013年之后，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后，尤其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要求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些都构成了中国制度情境的核心内容。在制度情境的大变革情况下，中国企业管理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纯的生产管理模式，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经营管理模式，绝大多数企业原有管理知识都被重构，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管理知识又不断被创新。
（三）技术情境因素——全球信息化进程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与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周期重叠在一起。信息化是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使人类社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逐步转型发展的过程。全球信息化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3个浪潮，一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由个人计算机普及为标志的信息化第一次浪潮，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明和使用，电子计算机向着小型化、微型化、智能化、系统化发展，个人计算机开始逐步普及；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互联网革命为核心特征的第二次信息化浪潮，这极大地加快了信息的传播交流，促进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三是21世纪10年代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轮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一轮信息化浪潮，这个浪潮方兴未艾，正在推进人类社会向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由于信息技术具有很强的全方位渗透性，信息技术能够广泛地融合到人类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因此信息技术对企业管理变革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颠覆性的。尤其是在2008年以后，伴随着新工业革命逐步拓展应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生产管理从大规模流水生产范式向个性化智能制造范式转变，人力资源管理从针对“传统简单劳动者”的科学管理向针对“现代知识型员工”的人本管理转变，营销管理从以生产者为中心的专业分工模式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一体化模式，战略管理从核心能力战略主导向平台战略主导转变，组织管理从针对金字塔层级结构的机械管理模式向针对网络组织结构的有机管理模式转变。实际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企业管理的思想、理论和实践都始终处于不断的创新变化中，战略管理、生产管理、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等各个分支领域都因信息化浪潮而处于管理创新的高潮中，产生了大量的新的管理知识，信息化已经成为世界企业管理实践变革和学术研究创新的主线。而这个过程又与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学习借鉴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知识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技术情境因素和制度情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企业管理学发展的起点相对高，具有“弯道赶超”的“后发优势”。
快速工业化、渐进市场化和全球信息化的情景因素，构成了中国企业管理学发展的主要国家情境因素，但是并不全面，对管理学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文化情境因素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中国传统文化也在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元素而逐步变化，只是这种变化相对缓慢。但是如果在40年的时间段中来考察，这种文化变革是可以整体被感知的，只是学术界还少有文献从霍夫斯泰德（Hofstede，2008）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不确定避免、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个体放纵与约束等文化维度对文化变革进行具体严谨地实证分析。另外，市场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也会对文化情境的变化产生相应的影响。归结起来，改革开放40年，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渐进市场化、全球信息化等为突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个进程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这种变化的环境在与企业组织及相关社会成员的交互作用中，促进了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和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
二、基本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开始探索与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出现了“鞍钢宪法”及《工业七十条》等有代表性的成果。1961年在马洪同志主持下，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有关大专院校的同志编写了《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该书有60万字，被学者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的奠基之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企业管理学呈现出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导向型管理的基本特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从无到有的逐步建立起到了探索奠基作用。1978年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企业管理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国际化和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无论是管理创新实践，还是以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活动规律为己任的管理学术研究，以及以培养管理人才为目标的管理学教育，都取得了很大发展。如果以制度情境为划分维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管理学发展基本历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1978~1993年的“恢复转型”阶段、1993~2013年的“完善提高”阶段、2013年以后的“全面创新”阶段（陈佳贵、黄群慧，2009）。
（一）1978~1993年：“恢复转型”阶段
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经济和管理处于严重混乱状态，财经院校的管理学教育被迫取消，导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里，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很严重，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仍处于停滞阶段。进入1978年，各项工作逐步恢复，企业管理和管理学的发展也逐步得到重视。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审议通过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破除了坚冰，该纲要将“技术经济和生产管理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列为第107项，新中国第一次在操作层面正式提出要推进管理学研究工作。从1979年至1992年，中国企业管理模式开始从计划经济下的生产管理型转向市场经济下的经营管理型，学习国外管理学知识的重点从前苏联转向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管理学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培训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中国管理学进入全面“恢复转型”阶段。
这一阶段管理学的发展始于对西方管理学知识的引进吸收。1978年政府开始推动大规模的企业管理人员学习现代化管理知识的培训活动。机械工业部1978年举办了第一个“质量月”活动，将全面质量管理（TQM）从美国、日本引入中国；1979年3月，国家经委举办国家层面的企业管理培训干部研究班。1979年5月8日，在邓小平同志推动下中美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务部科技管理和科技情报合作议定书》，按照这个议定书，成立了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现在的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这是改革开放后首个引进国外现代管理教育的办学机构。1980年8月，中美两国政府关于大连培训中心的第一个5年合作计划开始实施，主要培训对象为国家大中型企业的厂长经理，培训方式主要是半年到10个月的“精缩MBA”项目和3个月左右的“专题研讨班”。此后， 该中心持续开展培训工作，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实践和研究人才。
这个时期一批管理学研究机构、期刊相继成立，一些重要文献陆续涌现，对管理学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研究机构看，1978年11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成立，1979年3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在北京成立，1980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会、中国数学会运筹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相继成立，1981年中国工业企业管理教育研究会成立（现为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从学术期刊看，1979年1月由中国社科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第一本管理学学术刊物《经济管理》创刊，这本刊物影响巨大，最高发行量曾达到30多万份；198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主办的《管理世界》创刊，为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国家级重要的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平台。从重要文献看，1979年蒋一苇《企业本位论》发表，提出了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这个机体的细胞，企业这个细胞有活力，国民经济这个机体才能充满活力，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企业为本位、为基点，这为面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管理学奠定了基础（蒋一苇，2013）；1980年9月，由马洪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开始陆续出版，这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国外管理科学名著的系列著作，这套丛书选题范围广泛，既包括美、法、德、日等国家的著作，也包括前苏联、东欧等国的著作，时间跨度涉及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内容既有宏观经济管理，也有微观企业管理，共有37本管理学名著，影响了一大批乃至整整一代管理学者；1983年，袁宝华提出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16字方针：“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指明了方向；1983年12月朱镕基主编的《管理现代化》正式出版，从管理思想、组织、方法和手段4个方面介绍了管理现代化知识，1985年1月进行了再版。
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管理学教育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在这一阶段管理学教育从“恢复元气”走向“生机勃勃”。1979年始，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相继恢复管理学教育，开始了管理学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民大学陆续出版了《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学》系列教材，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学；1984年4月以后，教育部陆续批准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成立或恢复（经济）管理学院；1986年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并设置管理科学组；1990年，MBA教育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国9所大学开始试办MBA；1992年11月，中国技术监督局颁布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92），管理学被列为一级学科。
与管理学研究和管理学教育发展相适应，这个时期企业也在不断尝试管理创新实践，尤其是应用现代化管理方法。1984年初，国家经委推广18种在实践中应用效果较好、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现代化管理方法，又称为现代化管理“18法”，并确定了20家企业为全国第一批管理现代化试点企业，这对提高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1993~2013年：“完善提高”阶段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也开启了中国管理学“完善提高”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企业呼唤企业管理学对如何在市场化环境中改善生产经营、提升竞争力提供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要求企业管理学积极总结改革经验教训、探讨改革难题、研究改革方向；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发展浪潮，企业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能够接触到更多国外先进企业管理实践和管理学研究前沿，从而提升了中国企业管理学的水平，也推动其在学习、吸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不断创新；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为企业管理学教育的发展、管理人才的培养和管理知识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体上这是一个管理学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的阶段。
在管理学学科建设方面，1997年管理学科被升格为一个大的门类；1999年，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PA）被批准设立；2000年9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了由32位首批院士组成的工程管理学部，诞生了中国首批工程管理院士；2002年8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30所高等院校开展EMBA教育；2003年，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新学位——项目管理工程硕士学位（MPM）设立。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将管理学单独列为一个学科进行项目评审，短短几年就发展成为申报量最大的学科。
这个阶段，涌现出大量管理学学术性期刊，中国管理学学术期刊呈现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之势。一批高质量的管理学学术期刊发展起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类A级重要期刊就达22种，《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中国管理科学》、《南开管理评论》、《科学学研究》、《管理评论》、《中国软科学》、《科研管理》、《公共管理学报》、《管理学报》等期刊在管理学界影响较大，具有高影响因子。从内容和研究方法看，这些学术性期刊均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征，学术期刊的研究领域分布日益广泛，几乎覆盖了所有的管理学分支。单本期刊的容量也日益扩大，很多期刊从创刊时的季刊逐步发展到双月刊、月刊，发表文献的数量迅速增加。根据尤树阳等（2011）的文献计量研究，1981~2010年发表在影响因子最高的10本学术期刊上关于战略管理、国际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4个领域的论文超过5647篇，其中绝大多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表的，2001~2010年的年均418.1篇，占到30年总量的74%。这些期刊的建设和发展，成为中国管理学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载体和管理学学术共同体的研究交流平台，对管理学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管理学研究方面，本阶段从学习引进西方成熟管理学知识为主转向研究追踪管理学前沿和针对中国本土管理问题深入研究为主，中国管理学研究能力大幅提高。一方面，中国学者开始追踪国外管理学研究前沿，国际管理学权威期刊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熟悉，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追踪最新研究动态的时滞性问题在技术上得以解决；大批中国管理学研究者前往国外著名大学交流、深造，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一些国内组织开始组织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规范性得以增强，实证研究方法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管理学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外顶级学术期刊。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情境下的管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关于中国管理问题的学术论文也越来越多。根据贾根良等（2015）的文献计量研究，在1981~2010年的30年里，发表于7本顶级管理学国际期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Organization Science》和《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与组织研究的学术论文共270篇，1981~1990年年均发表0.6篇（占总数0.21%），1991~2000年年均发表5.5篇（占总数1.67%），2001~2010年年均发表论文数上升为20.9篇（占总数5.28%）。从中可以看出，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管理学研究文献呈现“井喷”状增长。总体而言，中国管理学学科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研究队伍日趋专业化，管理研究方法日趋规范——实证类文献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由基于现象的讨论转变为理论导向的科学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和问题更趋于多元化。
这一阶段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不断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现了大量的管理实践创新，中国企业结合自身情况创新出很多成功的管理实践经验。1990年由原国务院企业管理指导委员会、生产委员会批准同意开展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和推广活动，在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委员会的领导推动下，到2017年该委员会已审定发布了24届共3051项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形成了国家级、地区和行业级、企业级的成果审定推广体系，对推动中国各类企业不断深化改革、加强管理、促进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海尔集团公司的《以“市场链”为纽带的业务流程再造》、邯郸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为核心的集约经营》等创新成果都有很大的影响。
（三）2013年以后：“全面创新”阶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经济运行已经呈现出增速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转换的“经济新常态”特征，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中国经济成长的重点从追求快速成长到追求质量提升，要实现从数量驱动、要素驱动为主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为主的动力变革，这要求完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化趋势、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和利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等各个方面重大任务，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着产业升级路径、技术进步路径、消费升级等众多不确定性。应该说，2013年以后中国宏观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制度情境日趋复杂，国家经济情境从宽松转向紧缩，国家技术情境不确定性增大，中国企业只能通过全面创新来实现进一步发展，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不仅要通过学习应用国外现代管理知识来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更要根据企业自身发展全面创新管理方式来提高现代化管理水平。近年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已经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企业管理实践。中国管理学在整体学科体系基本完备、研究方法日趋规范、专业研究队伍不断扩大、优秀管理实践十分丰富的发展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结合中国国情和企业自身发展实践来全面创新来发展中国情境下管理理论、丰富中国情境下管理知识。
近年来，中国管理学界已经认识到中国管理学发展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基于西方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在中国开展演绎式研究、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管理现象，更要结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趋势，创新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管理学理论，提高中国管理学理论在世界管理学术社区的话语权，增强中国管理学的理论自信。于是，面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丰富素材，一方面，出现了大量对中国企业管理案例的研究，试图通过案例研究方法提出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并将理论贡献作为中国企业管理案例质量的首要标准（毛基业等，2016）；另一方面，理论工作者开始重视对中国情境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中国管理理论创新研究的方向和领域，例如魏江等（2014）研究了中国战略管理研究的制度环境的独特性、组织网络形态的无界性、全球竞争的深度融入性、商业伦理重塑的迫切性、创新创业范式的突破性和信息技术的全面渗透性等方面情境因素，进而指出中国战略管理研究若干前沿理论领域，包括组织双元性、网络化能力、全球化整合、商业模式创新、创业战略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等；又如，谭力文等（2016）在文献计量的基础上对中国组织行为学的研究焦点、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提出要在科学信念与学科范式上进行转换，注重理论原型构建，创新管理研究方法，以此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组织行为学研究的发展；再如，张闯等（2013）认为，国内营销学研究在选题的前沿性和方法的规范性方面已经逐步与国际接轨，但出现了“轻视理论构建，崇拜工具和方法”倾向，应该结合中国本土元素进入尝试性理论创新的阶段，理论创新研究的方向包括深化对关系（guanxi）的研究、制度转型过程中企业营销行为研究、文化融合与变迁过程中消费者心理与行为研究、其他本土文化构念在营销学研究中的概念化与理论化研究等。与此同时，国内外学术期刊都十分重视发表中国情境下管理研究问题的学术论文，甚至开辟中国管理学研究专栏，对中国管理理论创新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2017年第一本《中国管理学年鉴》出版，旨在为中国管理学发展奠定文献基础，这表明中国管理学开始注重整体学科积累，表明管理学学科走向成熟（黄群慧、黄速建，2017）。
三、基本发展经验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国企业管理学的指导地位。由于管理学的学科特性，企业管理学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特定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管理学的形式和方法。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融合发展。早在1982年10月22日，蒋一苇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而努力》的文章，一方面指出管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世界上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完整的“现代管理学”，管理还具有社会性和国情适应性。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通过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和学习国外管理知识的基础上创造，要“学”中有“创”，以“创”产“新”，从而创建一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和模式，形成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二是重视企业改革、管理与发展的系统性。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企业管理学发展的路径具有独特性，这在于企业管理发展历程是与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紧密相关的。从实践角度看，企业改革、管理与发展是一个相互促进的系统，尤其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而言，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为现代化管理体系的建立奠定企业制度基础，因此仅关注企业管理而不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现代企业制度，最终是不能促进企业发展的。从学术角度看，企业管理的学者，既关注现代企业管理方法、技术和理论，还要十分重视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现代企业理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等有关企业制度方面的内容一直在中国企业管理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实际上，中国管理学者也多是国有企业改革领域研究专家。重视企业改革、管理与发展的系统性，从学科内容看，意味着中国企业管理学是一个有关企业的制度基础、组织管理和发展战略相协调的知识系统。
三是坚持跟踪国际学术前沿问题与解决中国具体管理问题相结合。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企业管理学成长路径是学习借鉴、吸收融合、模仿创新到全面创新。这个过程要求管理学者必须正确处理国际化管理前沿与本土化管理问题的关系，重点关注那些既具有中国现实意义又具有国际学术前沿性的重大问题。一方面，中国管理学研究要关注国际学术前沿，追随国外管理研究潮流和国际研究热点，及时学习借鉴和消化吸收，缩短与国际管理学发展的差距；另一方面，中国管理学还要更注重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关注中国本土化的重大管理问题的研究，分析中国管理科学化进程的规律，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和创新进行科学总结，从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并进一步指导中国企业管理实践。
四是坚持自主创新思维与科学研究规范相结合。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企业管理学者不仅仅学习引进了一般管理学知识，同时还学习到了管理学的规范研究方法。尤其是近些年来，在规范的学术期刊推动下，中国管理学研究日趋强调科学研究规范，突出科学方法特色，这也正是中国企业管理学这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管理学走向国际的必经之路。但是，追求管理学研究的科学规范性，并不意味着仅追求科学的形式、用大量的数学语言和实证研究的形式“包装”没有新意的研究观点，创新性才是管理研究的最核心要求。而且，由于管理学的学科特性，实际上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是多元的，黄速建和黄群慧（2005）将管理学研究归结了经典物理学、数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7种学科范式，这7种范式都可以应用到管理学研究中并为丰富管理学知识作出贡献，因此不能过度追求实证规范研究的形式。要实现管理学的创新性和规范性的有效结合，一方面，管理理论的框架不能停留在描述性和启发性的层面上，要重视规范性的特性；另一方面，实证性研究要考虑特定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情景因素。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既要立足区域特征和制度特点，也要辅以严谨的方法论支撑和大规模的经验研究，使中国管理学研究既在国际上受到认可，又具有强有力的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五是坚持企业管理理论与企业管理实践相结合。从研究角度看，管理学是一门学以致用的科学，管理学研究必须注重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结合，要从管理实践中归纳管理理论、同时致力于应用管理科学理论指导管理实践。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一方面要注重系统研究中国管理实践，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和创新进行科学总结，积极探索、提炼出相应的管理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已创造了大量的管理经验，进行了大量的管理创新实践，这为形成中国企业管理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实际素材；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管理理论要能够指导中国企业管理的实际问题，这要求管理学者关注中国本土化的重大管理问题的研究，注重研究企业管理理论如何应用于管理实践。从学科角度来看，企业管理学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在学科发展上要正确处理管理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形成既符合科学逻辑，又注重实践应用的完善的学科体系。这不仅要求管理学科发展按照科学的逻辑积累管理学知识，同时也要求管理学学科体系有利于管理知识指导实践、有利于转化为现实的管理生产力。因此，中国建立自己的管理学科体系时，不仅要有自己的学科理论、科学方法和系统的知识体系，而且还要有利于管理知识的传授和交流，有利于应用指导管理实践。这些年，中国十分重视管理学的案例库建设和案例教学，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四、未来发展使命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企业管理学不断发展壮大。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中国企业管理学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特色、风格和气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习近平，2017）。对于中国企业管理学而言，当前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学科基础发展不牢固，学科积累不充分、体系不完善，教育质量还有待提高，管理研究学术水平与国际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面对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还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管理理论，对丰富、活跃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还缺乏理论归纳和指导。重要的是，中国还没有独立提出的来自于中国管理实践，但又能有国际影响、被国际管理学界所接受、对指导管理实践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管理理论。
从世界企业管理史角度看，一个大国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是以自己企业管理创新与发展为基础的，而且其管理理论和方法具有全球意义。美国崛起时，将美国大企业的经理革命与组织革命，推广到了全球；德国崛起，也使德国大企业出众的定制设计、强大的工程师技能系统享誉世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推进了快速工业化进程，在20世纪70、80年代跨入工业化国家行列，以大规模精益制造、终身雇佣制等为核心内涵的日本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一系列基于日本企业管理实践的系列研究成果都被世界管理学界认可。当前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工业大国，在20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但客观地讲，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自己独特的企业管理方式被世界认可，中国企业管理总体水平仍然不尽如人意。中国管理学界亟待对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实践进行归纳总结，形成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管理理论。因此，研究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的中国情境下企业管理创新与发展问题，从国际视角分析经济发展“中国经验”的企业管理内涵，是未来我们中国企业管理学发展的重大使命，也是中国管理学者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不仅为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要求，也为未来中国企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所谓世界一流企业，是在重要的关键经济领域或者行业中长期持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市场竞争力、综合实力和行业影响力，并获得全球业界一致性认可的企业（黄群慧等，2017）。展望未来，中国企业要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必须创新出世界一流的企业管理方式，这也正是上述创新发展中国情境下中国企业管理理论所要求的。中国企业创新世界一流管理方式和企业管理学发展出中国情境下企业管理理论，已经具备两大情境变化条件：一方面，中国正在推进“一带一路”，这将深刻影响全球化进程。在新一轮全球化中，伴随着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中国的企业管理方式将逐步走出国界，逐渐被国外所熟悉，并在新的国际情境下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和发展，中国企业管理方式和中国企业管理理论也将逐步成熟。另一方面，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内涵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给正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企业带来了在高度不确定的新产业技术条件下谋加速发展的难得机遇，中国企业需要充分展示中国式的企业管理智慧，创新巨大技术变革情境下的企业管理方式，而中国企业管理学界也需要在企业管理知识颠覆性变革时代创新出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在这两大情境因素变化下，我们相信，中国一定会产生世界一流企业，并向世界贡献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智慧与企业管理方式，中国管理学界也将会向世界贡献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2017）。未来中国企业管理学，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为指导，按照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在不断创新中加快构建中国企业管理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企业管理理论和完善的学科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