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一度成为FDI的净流出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工业、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大国，由中国所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作为其重要内容的国际产能合作与历史上发达国家进行的国际产业转移在参与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母国产业体系和产业地位、制造业规模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对国际产能合作的特征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政府推动和中国企业参与的国际产能合作概括为“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在参与主体、投资领域、后果等方面都呈现出与以往国际直接投资显著不同的新特征，其合作机制包括增强自生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出口和完善产业生态建设｡尽管“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国际产能合作长期来看能够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赢和可持续发展，但是对于其中蕴含的风险也要高度重视，未雨绸缪地加以应对｡
关键词：产能合作；国际直接投资；“一带一路”；能力；包容性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布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资助项目。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一个国家逐渐在技术、管理、品牌等方面具有全球性优势，从而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同时，对市场的开拓和对投入品、供应链的掌控也要求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2000年，中国FDI流出量仅9.16亿美元，2005年跨越到122.61亿美元，2008年达到559.10亿美元，2013年达到1078.4亿美元，2016年高达1961.5亿美元｡中国也在2015年成为FDI净流出国，2015年和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净流出量分别为100.6亿美元和624.4亿美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时间上看，对外直接投资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作为一个后发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由中国所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作为其重要内容的国际产能合作表现出与早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不同的特征｡在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国内外学者对“一带一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既有研究多集中在“一带一路”的内涵[1-2]、战略意义[3-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品贸易格局[5]、“一带一路”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格局的影响[6-7]、产能合作的体制机制与促进政策构建[8]等方面，对“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产能合作的特点及其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却鲜有涉及｡“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国际产能合作的新特点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称之为“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
一、国际产业转移阶段和条件的变化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工业、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国际产能合作与历史上发达国家进行的国际产业转移在参与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母国产业体系和产业地位、制造业规模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中国成为与发展中国家产能合作的主要推动者，同时也对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的特征产生重要影响。
（一）参与国之间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差异
1.过去：国际产能合作以发达国家为主体
最早在微观层次上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是海默（Hymer，1960），他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视角给出了解释：相比外国企业，国内企业更熟悉本国的市场特征、商业文化和地方法规等，因此外国企业要进入该国市场，必须具有特殊的优势和资产来抵消本地企业的优势，如企业规模、范围经济、市场能力、专有技术等[9]｡受其影响，邓宁（Dunning，1981）提出了更为著名的国际投资理论——生产折衷理论（OLI）[10]｡该理论认为，有三个基本要素决定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即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区位优势（location）和市场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所有权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的相对于他国企业的技术、资金、成本、企业规模、组织管理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是国际投资发生的必要条件；区位优势是指东道国能吸引外国企业前来进行直接投资的要素禀赋优势，邓宁列举的区位优势包括自然和人造资源以及市场的空间分布，投入品的价值、质量以及生产率，国际运输和通信成本，投资优惠或歧视，产品和劳务贸易的人为障碍，基础设施保障，国家间意识形态、语言、文化、商业惯例和政治的差异，研究与开发、生产与营销集中化带来的经济性，经济体制和政府战略以及资源分配的制度框架｡区位优势决定了企业投资地的选择，也决定着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内部化优势是为避免市场不完善给企业带来不利的影响，用企业内部的组织替代外部的市场以降低成本[11]｡
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来看，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是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的主体｡从图1可以看到，在世界FDI流出量中，发达经济体占绝对优势地位，1970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出量占世界的比重高达99.7%，发展中国家仅占0.3%；直到2003年发达经济体所占比重仍有90.6%，发展中国家仅占7.5%，如果不包括中国，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仅为6.9%①。发达国家不仅是FDI的主要流出国，同样也是FDI的主要流入国｡从图2可以看到，1970年发达经济体FDI流入量占世界的比重为71.6%，发展中经济体占28.4%；直到2000年，发达经济体占比仍有82.5%（之前个别年份下降到50%、60%的水平），发展中经济体占17.0%，如果不包括中国，发展中经济体所占比重仅为14.0%｡FDI流入量和流出量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分布表明，发达国家不仅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在吸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也发挥着主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国际产能合作更主要地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而不是像经典的OLI理论所解释的，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图1 FDI流出量占世界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STAT数据库（http://unctadstat.unctad.org）数据计算｡
图2 FDI流入量占世界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STAT数据库（http://unctadstat.unctad.org）数据计算｡
① UNCTAD数据库中的国家划分为发展中经济体、转型经济体、发达经济体，故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的比重之和不为100%｡
日本和韩国是“二战”后成功实现工业化并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国家｡早在1970年，日本的FDI流
出量就超过流入量，成为FDI净流出国家，FDI净流出额2.6亿美元（同期美国为63.3亿美元），FDI流出额相当于日本GDP的0.17%｡此时，日本的人均GDP为1.8万美元（2010年不变价）｡韩国在1990年实现连续8年的FDI净流出，FDI流出占GDP比重0.41%（1990年），此时人均GDP为8454美元（2010年不变价）；2006年以后实现稳定的FDI净流出，此时人均GDP为19245美元（2010年不变价）｡可以看到，日本和韩国基本上是在实现工业化和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后实现的FDI净流出｡
2.现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能合作中的作用显著加强
随着经济的逐步起飞，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从经济总量来看，1970年，发达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69.7%，发展中经济体占17.1%，不包括中国的发展中经济体占14.4%；2000年，三者比重分别为77.2%、21.7%和18.0%；到2017年，发达经济体所占比重下降到57.7%，发展中经济体所占比重提高到39.7%，其中不包括中国的发展中经济体所占比重为24.7%｡从商品进出口情况看，1948年，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口占世界比重为31.6%，出口占世界比重为31.8%，发达国家商品进口占世界比重为66.0%，出口占世界比重为65.5%；1970年，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口占世界比重为18.5%，出口占世界比重为19.1%，发达国家商品进口占世界比重为77.0%，出口占世界比重为76.3%；2000年，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口占世界比重为28.8%（不包括中国为25.4%），出口占世界比重为31.9%（不包括中国为28.1%），发达国家商品进口占世界比重为69.8%，出口占世界比重为65.8%；2017年，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口占世界比重提高到41.7%（不包括中国为31.5%），出口占世界比重提高到44.3%（不包括中国为31.6%），发达国家商品进口占世界比重下降为55.8%，出口占世界比重下降为52.6%｡
随着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重要性的提高，为了占领市场、在全球内最优化配置价值链，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对外投资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从图1和图2可以看到，2017年发达国家FDI流入量占全世界的比重下降到49.8%，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占世界的比重提高到46.9%（不包括中国为37.4%）；在FDI流出方面，发达国家所占比重下降到70.6%，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提高到26.6%（不包括中国为17.9%）。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与发达国家旗鼓相当，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虽然还有较大差距，但比重提高很快｡
2016年，中国FDI流出额达到历史峰值1961.5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1.75%｡2015年和2016年，中国连续两年FDI净流出，净流出额分别为100.6亿美元和624.4亿美元，2017年又恢复到116.9亿美元的净流入｡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为8035.8美元（2010年不变价格）｡尽管这一人均GDP水平与韩国1990年连续出现FDI净流出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但中国FDI流出量与GDP的比重为1.75%，明显高于韩国的0.41%；同时，中国FDI流出量无论是规模（1456.7亿美元）还是占世界的比重（8.98%）要比韩国高得多（分别为11.3亿美元和0.46%）｡
（二）国际分工格局不同
1.过去：产业间分工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社会分工程度低、产业链短，而且企业也多是高度垂直一体化的，即一家企业承担从原材料生产、产品组装或制造到品牌管理与销售的全价值链过程｡这种高度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兴起被经济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认为是美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原因｡马歇尔曾这样形容福特汽车公司：一边吃进矿石，另一边吐出汽车｡在这种高度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方式下，早期的国际间分工格局也以产业间分工为主，这种产业间分工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发达国家生产和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由于产业链与企业生产过程的一体化，当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往往是将产业的整体在他国进行复制｡由于发达国家具有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当他们的这些产业由于丧失比较优势时，就会向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进行转移，呈现出产业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梯度转移的格局｡这种梯度产业转移可以在更长的时间里持续，即接受转移的国家在比较优势丧失时，会进一步将产业向更低发展水平的国家转移｡有些学者将这种国际间持续的产业转移称为“雁型模式（雁阵模式）”｡具体来说，雁阵模式在纺织服装行业已经在东亚地区发生｡日本靠纺织服装行业实现经济的起飞和资本积累，当国内的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升级时，将纺织服装行业转移到韩国；当韩国由于经济发展和工资水平上升不具备发展纺织服装行业的比较优势时，纺织服装行业又进一步转移到中国大陆等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2.现在：产业内、产品内分工
尽管在很长一个时期，产业链是高度空间聚集的，但实际上，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所需主要投入要素存在巨大差异，例如研发环节是高度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需要大量的科研机构、科研工作者和研发资源；加工组装环节多是劳动密集型，需要低成本的劳动力，但是由于一些要素之间的特性是冲突的，同一个地区很难同时具备这些不同的要素｡由于价值链的可分性差、运输成本高，适应不同要素禀赋的价值链不同环节也只能聚集在同一个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过程的可分割性加强，不同环节可以剥离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同时航运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运输、通信成本，因此跨国公司开始按照价值链各环节的要素需求在全球范围内优化产业布局，把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格局从产业间水平分工转变为产业内、产品内的垂直分工格局，也有人称之为“垂直专业化”｡
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向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的转变，制造业的所有权格局也在发生变化｡根据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企业是购买还是自制即企业的边界取决于对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的权衡｡内部成本包括内部生产成本和组织管理成本，外部成本包括市场购买成本和市场协调成本（交易成本）｡一般来说，内部生产成本>市场购买成本，组织管理成本<交易成本｡如果内部生产成本+组织管理成本<市场购买成本+交易成本，企业就会选择自制，反之生产成本+组织管理成本>市场购买成本+交易成本，企业就会从市场购买[12]｡科斯（1937）曾指出，“企业将倾向于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的交易的成本为止｡”[13]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下降，推动企业越来越多地将原来在企业内部的生产活动剥离出去，改由从市场购买，这就是外包的趋势｡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与外包趋势相结合，其结果是离岸外包的出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仅推动不符合本国要素禀赋的价值链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且也不直接管理这些环节的海外生产，而是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非关联企业，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聚焦于技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链环节，从而从全球价值链中攫取更多的利润｡
（三）母国的产业体系与产业地位不同
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产品内分工的转化和离岸外包的大规模发展，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产业体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在产业内分工格局下，由于产业链各环节在空间上是高度聚集的，在所有权方面也是高度一体化的，因此，发达国家拥有相对齐全的工业门类、完善的产业体系和产业链，当一个产业丧失比较优势后，就会整体向外转移｡但是由于持续多年的离岸外包的发展，发达国家不仅在产业间梯度转移的过程中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整体转移到更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在离岸外包的过程中将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出去｡这就意味着：一方面，发达国家产业出现空心化，即只剩下高端产业以及研发设计、品牌管理等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缺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制造环节；另一方面，不仅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产业空心化，而且以其为母国的跨国公司也不再直接经营这些劳动密集型环节｡以中国为例，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2014年中国纺织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41.5%，服装业增加值占世界的36.6%，均居世界第一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2015年中国纺织品出口占世界的37.18%（2014年为35.55%），服装出口占世界的36.36%（2014年为38.61%）｡尽管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部门，但是以本国企业为主，外资企业仅占较小的份额｡从表1可以看到，2016年，三资企业占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企业数量的比重分别为11.95%、21.0%和19.71%，资产所占比重分别为18.10%、28.17%和34.95%，主营业务收入所占比重为13.83%、26.34%和31.80%｡
表1 规模以上企业中三资企业的占比（2016年）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已经不具备跨梯度向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与低、中收入发展中国家相当的较高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较低收入的发达国家及其企业才是产能合作的主体｡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工资水平低的比较优势，加快完善产业配套、提高创新能力，已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制造中心｡因此，在未来与广大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能合作中，中国及中国企业将发挥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制造业规模不同
制造业是国际产能合作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产能合作的主要领域｡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8》，制造业占FDI绿地投资额的比重在非洲为30%左右，亚洲为40%左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也在40%左右波动，但比亚洲所占比重略低（详见图3）｡2016和2017年，世界制造业跨境并购额分别为4060亿美元和3270亿美元，占所有产业的45.8%和47.1%（服务业占44.8%和49.4%）；世界制造业绿地投资额分别为2950亿美元和3380亿美元，占所有产业的35.4%和46.9%（服务业占59.8%和50.3%）｡因此，FDI流出国制造业的规模成为影响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因素｡
图3 2008-2017年制造业FDI绿地投资项目金额及其占全部产业的比重①
① 自然资源相关产业包括：（1）炼焦、石油产品和核燃料；（2）金属和金属制品；（3）非金属矿制品；（4）木材和木制品｡低技能产业（lower-skill industries）包括：（1）食品、饮料和烟草；（2）纺织、服装和皮革｡高技能产业（higher-skill industries）包括所有其他的制造业部门｡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日本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1997年为17.40%，2016年下降到8.46%；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2001年为25.71%，2016年下降到17.55%；2015年、2016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分别为26.65%、26.20%｡中国制造业规模占世界比重可能是历史上最高的｡在一些细分行业特别是基础性行业，中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更加突出｡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2个制造业分类中，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居第一位的行业有8个，分别为纺织、服装、皮革和相关产品、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基本金属、“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电气设备、未列入其他类的机械和设备，其中纺织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比重超过40%，服装、皮革和相关产品、基本金属占世界的比重超过30%，此外，食品、饮料、木制品、造纸和纸制品、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化学和化学制品、金属制品、其他运输设备、家具、其他制造业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二位，印刷和记录媒介的复制、药物和药物化学品、橡胶和塑料制品的增加值居世界第三位（详见表2）｡在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例如，2016年中国粗钢生产能力10.73亿吨，钢材生产能力15.17亿吨，粗钢产量8.08亿吨，钢材产量11.35亿吨，而历史上日本钢产量峰值只有1.19亿吨（1973年），美国钢产量峰值只有1.37亿吨（1973年）｡从表3可以看到，在中国占比很高的重工业部门中，中国本土企业的优势更为明显｡除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三资企业资产和主营业务收入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重超过20%外，其他几个行业均在20%以下｡
表2 2014年各制造业行业增加值前三位的国家
注：增加值占世界比重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UNIDO数据库｡
表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三资企业的占比（2016年）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在一些细分行业的规模优势使得中国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发达国家在这些行业的产能有限，产能利用率也相对比较均衡｡而中国一方面存在相对富余的产能，同时随着中国国内基础建设增速的下降，对一些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出现萎缩｡另一方面，在具体的产品结构上中国与发达国家也存在很大不同｡例如，发达国家的钢铁结构以高附加值的板材为主，中国的钢铁产品结构中棒材占有相当高比重，这是与基建投资需求相适应的产品结构，而广大发中国家经济发展急需的就是这些低附加值的棒材｡因此，中国将是这些领域发展中国家之间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推动者｡
二、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的内涵与特征
国际分工格局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使得中国成为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主要参与者、推动者｡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合称“一带一路”（the “Belt and Road”，缩写B&R）｡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并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原则和构想｡与早期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所推动的产能合作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政府推动和中国企业参与的国际产能合作是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
（一）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的内涵
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与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存在显著差异，其主要特点体现在“能力建设导向”与“包容性”两个方面｡
1.能力建设导向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获得经济增长的能力比由暂时的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重要得多｡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虽然在短期有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却有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固然能够带动经济的增长，但对经济增长作用更大、效果更持久的则是技术创新｡可以看到，除个别石油输出国之外，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反而是自然资源比较贫瘠的国家｡
波特（2002）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14]｡初级生产要素是先天得来或只需要少量的投资就能拥有，如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与半技术人工、融资等｡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基础之上的相对优势常常被作为国际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的案例，如葡萄牙生产葡萄酒、英国生产毛呢｡但初级生产要素相对比较容易替代，比如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就业人口不再供不应求、更低成本国家的出现、资源的枯竭等，都会使一个国家丧失基于初级生产要素的优势｡由于初级生产要素主要是先天的资源，因此，这种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基础上的比较优势也常被称为基于资源的比较优势｡高级生产要素则需要通过大量的投资和长期的技术开发而获得，如现代化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才、各大学研究所等｡高级生产要素是蕴藏在制度、组织机构（企业、大学）和高素质人才之中的，因此更难以替代，对于国家的产业和经济发展也更为重要｡由于高级生产要素是后天习得的能力，因此，这种建立在高级生产要素之上的比较优势也被称为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
发展经济学认为，贫困国家面临的最关键问题在于贫困受制于贫困本身，因为穷国需要用其全部收入乃至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存，根本没有多余的收入用于未来的投资｡即使国家动员起来的适度投资增长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增长，也会被增加的人口“吃掉”而退回到仅仅维持生存的水平｡这种低收入水平和经济停滞之间的恶性循环叫作“低水平均衡陷阱”｡对于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从许多富裕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经验看，支持者认为大量的政府干预是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关键，而反对者则认为由于政府失灵（无法选择合适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及有效地实施政策），挑选胜者（picking-winner）战略很可能会失败，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但是政府失灵的潜在危害并不意味着较少的干预总是最优的选择，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之间存在着权衡，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效市场主导的最贫困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需要大推动从而助其脱离“低水平均衡陷阱”｡比约瓦特和康尼利奥（Bjorvatn & Coniglio，2012）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81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和人均GDP增长的描述分析指出，减少产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经历更快的竞争增长[15]｡该文的理论模型表明，雄心勃勃的政府支持投资的政策对于刺激工业化是需要的，这些政策在最不发达的国家可能更为成功[15]｡政府对基础医疗、公路、电站、港口等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投资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即使当一国的私有经济部门不那么贫困时，政府也可能缺乏财政资源来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这些公共物品[16]｡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对基础医疗、公路、电站、港口等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至关重要，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经济起飞所需的技术和资金｡“一带一路”倡议不同于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它通过国家间的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发展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自生能力｡例如，《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的“设施联通”包括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贸易畅通”包括加强海关、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拓宽贸易领域，消除投资壁垒，拓展相互投资领域，推动新兴产业合作，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推动了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自生能力的提升｡例如，根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报告，多项原油、天然气管道和能源项目、电力项目、通信项目启动建设；截至2016年底，中国在沿边省区设立了7个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17个边境经济合作区和2个双边边境经济合作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正在建设的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中白工业园、泰中罗勇工业园、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等境外园区建设成效显著｡
2.包容性
2007年，“包容性增长”的完整概念由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长意指具有同等机会的增长，因此包容性增长聚焦于既创造平等的机会，又使该机会能为所有人获得[17]｡此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接受包容性增长并将之作为发展政策，包括双边和多边的援助机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方也接受了包容性增长这一发展理念[18]｡包容性发展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所遵循的原则｡2009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发表的讲话中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4年7月2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人类社会利益、命运和责任三个共同体的发展目标｡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包容性”应用于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领域，本文将之定义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各国获得平等的增长机会，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包容性的国际产能合作，其重要目标就是使经济增长惠及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众，更多民众收入的提高又会反过来促进增长，进而带动世界的经济增长，形成一种正向的反馈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一带一路”合作的各个国家（包括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能从中获益｡
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直接投资不同，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强调“包容性”的理念｡在2017年5月中国政府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与会的30位国家首脑和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该公报指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消除贫困、促进包容持续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共同挑战”，提出“在‘一带一路’倡议等框架下，共同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强调“和谐包容”的原则，即“尊重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相信所有文化和文明都能够为可持续发展作贡献”，将“实现开放、包容和普惠的全球化”“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共同的愿景｡可见，包容性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共识，“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全球化的表现[19]｡包容性全球化主要体现为发挥好国家“调节者”的作用、解决资本市场“期限错配”的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护文化多元化[20]｡
此外，包容性还关注短期与长期的平衡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走过一些弯路，由于技术水平低，生产能力的扩张超过了环境的负荷，造成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例如，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新型工业化”就包含着“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更是将可持续发展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经济的绿色转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低碳绿色产业、加强污染治理，企业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在这些努力下，中国具有优势的石化、化工、钢铁、有色、建材等重工业部门的技术工艺和污染物排放控制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企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不是中国国内淘汰的落后产能的转移，而是经过中国技术改造升级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先进产能的转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的新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下由中国所主导的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在参与主体、投资领域、后果等方面都呈现出与以往国际直接投资显著不同的新特征｡
1.参与主体不同
传统的国际产能合作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就发达国家而言，跨国公司是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的主体，在大多数时候国家不直接参与国际产能合作或者国际产能合作的力度很小｡二战后，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提供经济援助、协助重建，是典型的国家参与产能合作的实践｡“马歇尔计划”于1947年提出，1961年如期终止｡此后，虽然发达国家也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政府援助项目，但规模很小、领域有限，甚至带有附带附加条件｡大多数情况下，产业转移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推动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报告指出：“中国主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战略、发展愿景、总体规划等有效对接，寻求共建‘一带一路’的合适切入点｡截至2016年底，已有100多个国家表达了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和参与意愿，中国与3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4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涵盖互联互通、产能、投资、经贸、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海洋等合作领域｡……按照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和空间布局，中国提出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框架｡此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还建立了双多边机制、‘二轨’对话及交流合作｡”[17]当然，最终产能合作的落实还是靠企业，政府搭平台、建框架，企业投项目、搞落实｡
2.投资的重点领域不同
以前的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大多是由跨国公司所推动的，相关国家的政府及国际机构参与少，因此，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实现跨国公司利润的最大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要投资于可以直接获利的项目和产业领域，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主要体现为三个领域：一是为了获得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对采掘业进行直接投资；二是由于本国比较优势丧失或为了在全球优化价值链布局，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或价值链环节进行投资；三是为了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一些需要就近生产和提供的产品（如食品、饮料、建材等）和服务行业进行投资｡
与国际直接投资的领域主要聚焦于能够直接获利的行业不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从经济到文化的广泛合作，经济领域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1）既开展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贸易投资等重点领域的务实合作，也重视推动沿线国家之间多种形式的人文交流，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2）既包括原材料、装备制造、轻工业、清洁能源、绿色环保和高技术产业等能够直接获利的产业领域，也包括不能够直接获利或投资回收周期长，但能够提高东道国经济发展能力的经贸园区合作；（3）还包括铁路、公路、港口、电力、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具有投资额大、回收周期长的特征，而且基础设施具有很大的正外部性，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基础设施具有很大的网络效应，即只有当形成基础设施的网络之后其价值才能最大化发挥出来，因此，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回投资｡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涵盖了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许多低收益率、长回报期的领域，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与经济起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不同
由于参与主体不同、投资领域不同、产能合作目的不同，导致承接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结果不同｡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以短期获利为目标、主要投资于能够快速收回投资的产业部门的模式下，不仅发展中国家主要产业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控制，而且跨国公司为了长期利益，倾向于抑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使其保持发达国家的原料输出地和廉价工业品加工组装地和制成品倾销市场的地位｡由于处于全球分工体系的低端，发展中国家产业的利润率非常微薄，同时有限的利润又被跨国公司所攫取，发展中国家由此缺乏产业升级的资本积累，无法培育壮大基于资本、知识和技术的能力，从而无法摆脱对自然资源、低工资劳动力的依赖和粗放型发展模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低收入陷阱”而无法自拔｡从表4可以看到，按照联合国分类标准，1980年高收入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为9053.9美元，此后一路拉大，到2017年达到40151.1美元，即使按照2010年不变价格，这一差距也从1980年的22184.1美元扩大到40620.8美元｡
表4 高收入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人均GDP对比 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是国家推动、企业参与，合作领域广泛、合作目标多元，中国和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更加着眼于长期利益，在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企业成长的同时，也会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生能力建设，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业合作｡
三、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下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主要包括增强自生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产业生态建设和扩大出口等合作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赢｡
（一）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发展中国家自生能力
基础设施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通常缺少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带动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基础设施本身，还受制度、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商业资本往往不愿涉足，于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到“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耐心资本”或“长期愿景资本”的支持[21]，借助于国家信用的担保则可以使商业资本更具有“耐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提出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框架，“六路”指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的合作港口｡
高增长低成本国家基础设施薄弱，对于钢铁、建材、有色等基础原材料以及铁路、发电设备、生产装备都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钢铁、有色、水泥、玻璃等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相关的生产能力，建筑机械、工程机械和交通相关装备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国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培养形成了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勘探、设计、建设能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参与下，通过改善国内基础设施，增强通达能力，意味着自生能力的提高｡对于中国来说，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带动建材、工程机械、交通设备和建筑服务出口｡
（二）通过自生能力增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公路、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及其与世界进行连通的前提，只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延伸到发展中国家及其内部更广泛的地区，才能使其比较优势真正转变为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地区之间也才能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国内的商品交换和贸易｡例如，发展中国家初加工的矿产资源能够从资源产地运输到港口、铁路进行出口，能够利用劳动力丰富且工资水平低的优势发展资本投入量较少的服装加工产业并进行出口｡发展中国家根据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会变得具有竞争力，从而实现产业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较快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基础设施也因此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21]｡
目前，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加速｡从表5可以看到，在人口超过500万、GDP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中，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科特迪瓦、尼泊尔、土耳其、孟加拉国、坦桑尼亚、罗马尼亚2017年GDP增速已超过中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菲律宾、印度、土库曼斯坦、缅甸、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马里、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GDP增速超过5%，接近中国的水平｡这些国家大都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且“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对所有有兴趣的国家开放｡从表5还可以看到，这些高增长国家除土耳其、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外，其他国家人均GDP大多处于一两千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之列。
表5 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的GDP及增速
注：总人口、GDP、人均GDP均为2017年数据，现价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对于中国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经济增长会带来投资增长、产业升级、消费规模扩大和升级，投资品和零部件需求扩大｡消费升级会带来居民对电视、空调、洗衣机、电脑、手机、摩托车、汽车等改善性产品需求的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会带来对生产设备、仪器仪表、元器件、原材料等投入品的需求，而这些领域恰恰是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且发达国家已经转移出去、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尚未发展起来的产业，这就给中国消费品和投资品带来扩大出口的契机｡
（三）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扩大出口加快经济发展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交通连通，形成自生能力，资源型产品（矿产、农产品）就能够更便利地出口，同时会有大量投资涌入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利用当地工资水平低的比较优势，开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组装，并将制成品出口到全球市场｡通过利用全球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将会进入一个充分就业、经济中高速增长的良好状态｡
对于中国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扩大可以产生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更多物美价廉的消费品以及各国的特色产品进入中国，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而且低成本消费品的进入有利于降低生活成本，将CPI保持在较低水平｡二是如果中国制造业能够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攀升、中国企业能够实现向价值链旗舰企业的转变，那么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低成本的原材料、零部件，可以使中国制造的最终产品价格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四）通过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推动发展中国家产业生态完善
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分工决定于市场的范围，也可以理解为产业规模决定分工细化的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进入全球市场，劳动密集型产业得以扩大规模，而其规模的扩大又会进一步促进上游产业的发展（如纺织业对应着上游的面料、印染、纺织、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等产业），这些上游产业规模的扩大又进一步使得钢铁、石化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能够形成经济规模、有利可图，发展中国家进入基础设施联通→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产业配套完善的良性循环，从而其产业生态逐步优化完善｡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要素优势真正转化为国际竞争力还要受到产业生态完善与否的重要影响｡如果本国缺乏上游原材料供应，就需要从国外进口，不但成本提高，削弱要素成本优势，而且供货周期长，造成供应链对下游市场变化反应迟缓｡
对于中国来说，当前正面临着劳动力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丧失价格优势｡而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工资水平比中国低得多｡将丧失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这些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中国国内企业向研发设计、品牌管理转型以及产品向高端升级，可以使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继续保持本企业产品的价格优势，同时还可以加强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形成以中国为主的全球价值链｡
三、能力建设导向的包容性产能合作存在的风险与建议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国际产能合作以包容性发展为目标，长期来看能够实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共赢和可持续发展，但是对于其中蕴含的风险也要高度重视、未雨绸缪加以应对｡
（一）国际产能合作的风险
1.由于东道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造成的投资损失风险
推进中国优势产能“走出去”根本上要获得经济利益，带动中国产业发展和升级，因此必须对东道国的风险进行评估｡即使一个国家市场潜力大，但如果风险过高，对该国的出口或投资活动可能在经济上也是不可取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30号）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坚持积极稳妥、防控风险”，要求国际产能合作要“在充分掌握和论证相关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基础上，积极谋划、合理布局，有力有序有效地向前推进，防止一哄而起、盲目而上、恶性竞争，切实防控风险，提高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效用和水平｡”目前，一些国际机构与学术机构从不同视角编制了国际风险指标体系，如“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美国“商业环境风险情报公司”提供的衡量政治风险的《商业风险服务》（business risk service，BRS）、美国PRS集团提供的《国家风险国际指南》（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一带一路”沿线有些国家存在政治不稳定、法律不健全、整体经济状况恶化等问题，如果不对这些方面进行科学审慎的评估就贸然进行投资，存在很大的投资“打水漂”隐患｡此外，投资的规模需要结合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定，投资要选择合理的区位｡例如，如果对一个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过大，或建设远超该国承受能力的交通设施（如高铁），就会导致投资的收回遥遥无期｡
2.由于东道国产业能力提升对中国制造业形成挑战
尽管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超过8000美元，而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均GDP在两三千美元水平，但中国与他们一样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经济的主体，与沿线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竞争关系｡竞争优势主要可划分为低成本和差异化两种，从国家或地区的层面看，前者主要取决于要素价格和生产效率，后者决定于创新能力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传统上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是建立在低要素价格基础上的成本优势｡目前中国的工资水平已远超周边许多发展中国家，即使考虑进生产效率因素，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也已不具备优势；在2010年时，综合考虑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单位劳动成本指标就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等国家；而且这种现象在制造业细分部门也已体现[22]｡良好的交通条件和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是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得以保持的重要因素，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又赋予了中国制造企业“创新型制造”的优势，即能够快速将新技术产业化并持续降低成本的能力｡发展中国家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和产业配套完善，必然对中国国内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更大挑战，目前已经有一些国内制造企业向东南亚等周边国家转移，一些跨国公司也重新调整其战略布局｡如果中国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赶不上产业向外转移的速度，就会造成产业空心化、拉低经济增速｡
（二）对策建议
1.坚持合作共赢的原则
中国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既是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这些国家内部与世界市场的联通，从而发挥比较优势，形成自生能力，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也是中国的利益之所在，这其中既有政治、外交价值，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因此，“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单方面的施舍，而是参与方的合作共赢，无论是中国，还是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都需要明确和认同这一原则｡
2.坚持以企业为主体
正如《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所指出的，“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其落脚点在经济｡因此在推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与沿线国家政府可以建立合作框架，但具体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建设以及产业项目建设的规模、速度等投资决策权需要交给企业，由企业根据对东道国的投资条件的分析，判断项目的投资价值，决定该项目的投资规模与推进速度｡
3.控制国际产能合作的节奏
尽管作为已经进入中高收入水平、接近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世界第二经济体，中国应当承担帮助更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义务，但应该限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需要对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对当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带动效果、中国产业升级的速度等方面做出科学的研究和判断，尽可能平衡好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发展和中国国内产业发展的关系，使国内产业升级的速度跟得上产业向外转移（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和产业发展）的速度｡
4.规范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行为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活动既要有利于企业和东道国发展，又不能损害中国的利益，因此需要制定《中国海外投资法》，规范企业在东道国的投资活动，使投资活动符合当地的法律规范和社会传统，同时对中国企业的税收缴纳等方面做出规定，确保中国企业应得的正当利益回到中国国内｡随着中国研发投入的加大和创新能力的增强，特别是在“新经济”领域的换道超车，一些技术已居于世界前列｡中国需要建立技术出口审查制度，制定敏感技术限制出口清单，对有可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以及可能为恐怖组织恶意使用的技术及相关产品出口进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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