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服务型制造在2015年《中国制造2025》将其作为战略任务以来获得长足发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并结合服务型制造示范遴选的结果，对我国服务型制造发展的现状以及企业开展服务型制造的政策需求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服务型制造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最后从加快新版专项文件的制定、构建一体化产业政策体系、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等方面提出推动我国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服务型制造；服务化；制造业
一、中国服务型制造的发展现状
服务型制造是由制造企业提供基于产品的附加服务，具有高度融合性的特征，因此对服务型制造的统计、监测与研究存在极大的数据困难。在企业层面，很难清晰地划分制造活动与服务活动的界限，从而准确统计各自的规模。例如，有些企业销售产品而增值服务免费，服务活动并不体现在销售收入之中；有些企业完全靠销售基于产品的增值服务获得销售收入，产品的价值在销售收入中无法体现。在产业层面，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服务型制造的统计分类，由于企业层面服务型制造统计数据的缺乏，也很难获得宏观的服务型制造规模数据。在缺乏统计数据的情况下，本报告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并结合2017年、2018年服务型制造示范遴选的情况，对我国服务型制造发展情况进行总体分析。调查问卷发放范围包括服务型制造联盟成员企业、部分2017年和2018年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与示范项目参评企业。调查采取在线答题方式，实际回收问卷82份。
（一）中国企业的服务型制造实践
1．服务型制造获得广泛认可
服务型制造在我国企业中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可，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推动服务化转型。这一方面既有企业开拓市场空间、增加利润的动机，并且正好迎合了个人用户消费升级和企业用户对更高质量、更个性化需求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专家学者、媒体等的推动、宣传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广大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逐步认识和接受服务型制造的重要意义。对企业的问卷调查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对企业开展服务型制造内在动因的调查显示，有92.7%的企业选择“增强市场竞争力”，85.4%的企业选择“提高用户满意度”，分别有76.8%、74.4%和70.7%的企业选择“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增加用户黏性”和“提高企业利润率”。
对于“开展了哪些模式的服务型制造”，分别有79.3%和75.6%的受访企业选择了个性化定制和全生命周期管理，分别有59.8%和54.9%的受访企业选择了信息增值服务和总集成总承包。这既反映出受访企业开展服务型制造的普遍性，也反映出许多企业同时开展了多种模式的服务型制造。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服务型制造已经成为许多制造企业的公司战略并诉诸具体的工作计划。对于“服务型制造在企业的哪些规划、计划中有所体现？”，分别有82.9%、86.6%的受访企业选择了“公司五年规划”和“公司年度计划”，还有64.6%的企业选择了“董事长、总经理年度工作会议讲话”。对于“企业参与服务型制造发展的人员包括哪些？”，分别有92.7%和91.5%的企业选择了“董事长、总经理”和“公司分管副总”。只有2.4%的受访企业，服务型制造未在公司五年规划、年度计划或董事长、总经理年度工作会议讲话中体现；只有4.9%的受访企业，公司管理层没有直接参与服务型制造。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充分说明服务型制造成为许多企业中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公司领导层的高度重视。
由于服务型制造的模式众多，企业情况各异，服务化转型的重点各有侧重，因此总体负责服务型制造的部门在不同企业间差异很大。比如，侧重创新设计的企业，技术研发部门在服务型制造中的作用更为突出；侧重信息增值服务的企业，信息技术部门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受访企业的回答也呈现出这一特点。在对“企业总体负责服务型制造的部门”的回答中，有51.2%将战略规划部作为总体负责服务型制造的部门，这表明大部分企业将服务型制造看作关系公司发展全局的战略方向。此外，总体负责服务型制造的部门，设在技术研发部的占18.3%，设在市场营销部和信息技术部的均为7.3%，设在售后服务部的有6.1%，设在生产管理部和计划财务部的均为1.2%，还有7.3%的企业选择其他，没有设在物流管理部的。
2．涌现出一批 制造优秀企业、项目和平台
2017年和2018年，工信部分两批开展了服务型制造示范遴选工作，经各组织单位推荐、专家组评审等环节，2017年遴选出30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60个服务型制造示范项目、30个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2018年遴选出33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50个服务型制造示范项目、31个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6个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
在2017、2018年遴选出的合计63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中，共涉及四种服务型制造模式，其中供应链管理12家、全生命周期管理31家、信息增值服务7家、总集成总承包28家，其中有9家企业包含2—4种不同的服务型制造模式；在110个示范项目中，共涉及四种服务型制造模式，其中，供应链管理23个，全生命周期管理34个，信息增值服务24个，总集成总承包31个，有两个项目包含两种服务型制造模式；在61个服务型制造平台中，有14个区域综合服务平台，47个行业专业服务平台，涉及电子信息、工业设计、供应链、消费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领域。
3．服务型制造对企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对于服务型制造对企业销售收入的影响，82.9%的受访企业认为服务型制造“显著促进了销售收入的增长”，只有12%和2%选择“对销售收入增长无明显影响”或“效果不确定”，没有企业选择“对销售收入增长有负面影响”。对服务型制造业务占制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来看，有47.6%的受访企业选择“超过20%”，12.2%的企业选择“10%—20%之间”，17.1%的企业选择“5%—10%之间”，18.3%的企业选择“小于等于5%”，此外还有4.9%的企业选择“未明显体现为销售收入”。由于制造企业的服务活动很难与制造活动完全分离，因此企业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能更多的是指包含服务活动的制造产品销售收入所占的比重，从这个角度理解，有接近一半的企业选择超过20%就是合理的。这一结果既反映了我国服务型制造发展具有长足的进步，也反映出其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由于服务型制造能够发挥扩大企业销售、增加用户黏性、降低制造成本等方面的作用，因此往往会对企业的利润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在“服务型制造对企业利润的影响”的回答中，78.1%的企业认为服务型制造“显著促进了利润增长”，只有20.7%的企业选择“对利润增长无明显影响”，1.2%的企业选择“尚未开展服务型制造，效果不确定”，没有企业选择“对利润增长有负面影响”。
（二）企业开展服务型制造的政策需求
我国企业发展水平不同，服务化转型也处于不同层次。一些规模大、信息化水平高的企业率先开展商业模式和业态创新，服务型制造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一些信息化基础差、底子薄的中小企业在服务化转型过程中存在较大的困难。同时，发展服务型制造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基础和意愿，外部环境、产业政策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对服务型制造影响因素的看法
企业内外部的因素都会对服务型制造的开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企业开展服务型制造的重要影响因素，受访企业选择“企业管理的信息化、数字化水平”的高达86.6%，说明作为一种商业模式和业态创新，企业本身的管理水平特别是管理信息化水平是影响服务化转型最为重要的因素。72.0%的企业选择“企业生产过程和供应链的数字化水平”，69.5%的企业选择“企业产品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62.2%的企业选择“终端用户的智能设备普及率”，说明大多数企业都认可生产过程、供应链、产品、用户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是影响服务型制造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68.3%的受访企业选择“国家或地区的信息技术设施水平”，说明信息化基础设施也会促进或限制服务型制造的发展。1.2%的企业选择“其他”。
建设功能完备、运转高效的公共服务平台是《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提出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服务型制造示范遴选的重要内容。对于“企业最看重服务型制造平台的哪些功能？”，受访企业选择“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提供技术支持”“数据开放和共享”“技术标准制定”的分别为75.6%、72.0%、69.5%、69.5%和65.9%，均在60%以上；58.5%的企业选择了行业交流，28.1%的企业选择了计量检测标准制定和国际互认，反映出企业关注更具行业共性的基础设施、技术、数据等方面的支持；3.7%的企业选择“其他公共服务”。
2．企业获得的政策支持与政策评价
《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发布以来，工信部和地方政府采取多种方式支持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有64.6%的受访企业选择“非常了解并积极参与”工信部及所在省市推动服务型制造的政策与活动；17.0%的企业选择“非常了解”，只有18.3%的企业选择“听说过”。对企业发展服务型制造获得过的政府支持的调查显示，受访企业选择“服务型制造成功案例宣传”和“组织企业参观服务型制造优秀企业”的最多，比例分别为51.2%和48.8%，有32.9%的企业选择“服务型制造专项资金”，分别有24.4%和20.7%的企业选择“组建服务型制造联盟等社会服务组织”和“服务型制造人才培训”，11.0%的企业选择“其他”，反映出当前政府对企业发展服务型制造的支持主要还是体现在引导和发展环境的创造方面。
在受访企业中，有54.9%入选过工信部服务型制造试点示范，24.4%入选过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20.7%没有入选过各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支持方面，有22.0%的受访企业入选过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20.7%入选过省级，3.7%入选过地市级，超过一半（53.7%）未入选过各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在两化融合试点示范支持方面，有32.9%的受访企业入选过工信部两化融合试点示范，20.7%入选过省级，8.5%入选过地市级，37.8%未入选过各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支持方面，有17.1%的受访企业入选过工信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18.3%入选过省级，3.7%入选过地市级，一大半即61.08%未入选过各级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
受访企业对支持服务型制造发展政策的评价整体趋于正面。81.2%的受访企业认为当前政府支持政策对企业发展服务型制造有积极作用，只有18.3%的企业选择“对企业发展服务型制造作用不明显”，没有企业选择“不利于企业发展服务型制造”。
（三）企业对服务型制造发展趋势的认识
服务型制造之于制造企业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共识。在对服务型制造发展前景的调查中，96.3%的受访企业选择“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97.6%选择“服务型制造对制造企业增强竞争力、增加利润具有重要作用”，而选择“服务型制造只是少数行业的发展方向”和“服务型制造只是少数龙头企业的转型方向”的受访企业均只有1.2%。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相关基础设施是服务型制造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对服务型制造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的回答中，98.8%的受访企业选择了“大数据”，分别有87.8%和85.4%的企业选择了“物联网”和“云计算”，75.6%和72.0%的企业分别选择了“人工智能”和“移动物联网”。选择“3D打印”“绿色低碳”和“生命科学”的企业分别为24.4%、35.4%和15.9%。可见，大部分企业认同“云大物移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支撑作用，在现阶段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的作用又尤显突出。
受访企业也对政府在服务型制造发展方面的支持提出了期待。有98.8%的企业选择“专项资金”，反映出企业在服务型制造的投入上存在较大的资金压力。有73.2%的企业选择“服务型制造标准体系”，68.3%的企业选择“人才培训”。选择“共性技术开发”和“成功经验交流”的比例都是62.2%。还有52.4%的企业选择“数字基础设施”，43.9%的企业选择“融资便利化”，这也反映出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需要良好的产业生态和外部环境的支持。
二、中国服务型制造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
虽然近几年服务型制造在我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服务型制造本身发展的问题以及一些制约因素依然存在，需要在未来的工作中加以解决。
（一）存在的问题
服务型制造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对我国大多数企业来说还是一个新生事物，[1]制造企业在推动服务型制造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服务化水平低、认识存在偏差、缺乏基础条件、技术水平约束、资金困难等多方面问题。
1．制造业服务化处于较低水平
发达国家的制造企业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服务化转型，通过服务型制造实现差异化，提高利润率和股东回报。例如，IBM三任CEO郭士纳、彭明盛、罗睿兰先后提出“IBM就是服务”“随需应变”以及向认知解决方案和云平台公司转型的战略，不断剥离PC、X86服务器等硬件业务，通过收购、内部培育壮大服务能力。[2]早在2001年IBM全球服务部门的营业收入就占到IBM总收入的40%以上，成为公司最大的收入和利润来源，2009年服务业收入占比已达到60%。相比之下，中国制造业整体的竞争力以加工组装见长，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起步晚，多数企业存在重产品轻客户、重制造轻服务、重规模轻定制的现象，服务型制造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甚至还有许多制造企业所从事的服务活动局限于安装或维修等基本服务，还没有涉足高级服务领域。国际著名咨询公司德勤《基于全球服务业和零件管理调研》报告显示，在被访问的80家全球领先制造业公司中，服务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平均值为26%，服务净利润贡献率平均值则达到46%，有19%的制造业公司的服务收入超过总收入的50%。德勤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的《2014中国装备制造业服务创新调查》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中国198家装备制造企业中，78%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重不足10%，只有6%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超过20%；81%的企业服务净利润贡献率不足10%，其余企业的服务净利润贡献率基本在10%—20%间徘徊。[3]报告反映出我国服务型制造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2．对服务型制造存在认识偏差
服务型制造是基于自家产品提供的增值服务，许多企业对此存在模糊的认识。根据本报告的问卷调查，对服务型制造内涵的回答中，虽然47.6%的被访者选择“制造企业提供基于自家产品的增值服务”，但仍有20.7%选择“制造企业跨行业融合发展”、18.3%选择“制造企业进入生产性服务业领域”、13.4%选择“制造企业开展服务性质的活动”。服务型制造的主体是制造企业，制造能力是服务型制造开展的基础。在对“服务型制造的核心要素是什么？”的回答中，只有18.3%的受访者选择“制造”，35.4%选择“服务”，20.7%选择“互联网+”，13.4%选择“数据”，12.2%选择“智能”。
在具体的服务型制造模式上，企业的认识也存在偏差。在对“哪一项属于服务型制造的总集成总承包模式”的回答中，只有39.0%的受访者选择“某发电设备制造公司承接火力发电厂交钥匙工程”，42.7%选择“某系统集成公司为发电设备制造公司开发用于交钥匙工程管理的信息化系统”，18.3%选择“某系统集成公司承接火力发电厂交钥匙工程”。在后两个选项中，服务的提供主体都不是制造企业。在对“哪一项属于服务型制造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的回答中，分别有89.0%和67.1%的受访者选择了“装备制造企业为设备用户提供远程运维服务”“环保设备制造企业提供合同能源管理服务”，但也有42.7%选择“专业服务公司为耗能企业提供合同能源管理服务”、18.3%选择“互联网公司开展共享汽车业务”，后两个选项的服务提供主体同样不是制造企业。
3．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条件薄弱
发展服务型制造要求制造企业在经营理念、发展战略、运营模式等方面都要做出调整甚至变革，我国许多企业尚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由于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产品销售不愁市场，因此许多制造企业秉承的是以产品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将提升产品性能或降低产品成本作为企业竞争战略的中心，缺少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而服务型制造恰恰需要将客户放在中心的位置，即时掌握客户需求和产品的使用情况，并从产品开发到服务提供的全方位进行适应性调整。同时，我国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尽管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或信息物理系统（CPS）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但我国真正进入数字化阶段的企业比重很低，大多数企业仍处于自动化甚至机械化阶段，即我国制造企业整体处于1.0、2.0、3.0和4.0共存，以2.0和3.0为主的状态。由于数字化水平低，制造企业就无法及时监控产品状态、获知用户需求，从而适时提供服务性质的活动。在回答“企业在发展服务型制造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时，有25.6%的企业选择“企业的信息化基础差”，18.3%的企业选择“企业的管理水平低”，也反映出我国制造企业发展服务型制造的基础比较薄弱。
4．技术水平制约服务型制造发展
服务型制造是基于企业核心产品和核心业务的服务创新，服务型制造的用户通常也对产品的质量、性能具有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服务化转型的企业在同行业中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虽然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在2017年已达到2.12%，超过欧盟28国平均水平以及英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PCT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SCI和EI论文发表量等指标已居于世界前列，并涌现出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世界领先技术水平的高科技企业，但是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不平衡问题非常突出。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17）》的数据，2016年我国工业企业中，有R&D活动的企业比重只有23.0%，其中集体企业有R&D活动的企业占比仅为8.8%，联营企业仅为9.9%，私营合伙企业仅为7.1%；我国规模以上工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只有0.94%。研发投入不足、技术水平低，特别是缺乏核心技术，使我国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缺乏有力的支撑。同时，由于许多核心技术和产品依赖进口，造成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工业软件价格居高不下，加重了企业服务化转型的负担。
5．企业无力投入、不敢投入
制造企业开展服务型制造需要对组织结构、业务模式进行重大调整，需要在研发设计、生产设备和工艺、产品架构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造，这些方面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总集成总承包模式下，与直接销售产品可以快速回款相比，需要作为总承包商的制造企业垫资，分期收回货款和服务费，加大了企业的资金压力；同样，在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下，制造企业将销售产品的一次性收入转变为产品全生命周期内持续性的收入，对企业的资金量也提出了更大的要求。但是近年来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制造业增速下降尤为明显，从增加值增速超过GDP增速数个百分点到低于GDP增速。广大制造企业虽然有通过服务化转型扩大销量、提高利润之心，但是由于企业增长速度和利润率下滑，甚至库存大量增加、处于亏损境地，没有力量进行服务化转型的投入。在回答“企业在发展服务型制造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高达64.6%的企业选择了“投入大、资金匮乏”，是所有选项中占比最高的。同时，由于制造业的许多行业普遍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整体市场增速放缓、竞争加剧，而服务化转型的短期投入大，未来收益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企业开展服务型制造时非常谨慎，担心大量资金投入难以收到预期效果。在回答“企业在发展服务型制造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时，有24.4%的企业选择“服务化转型对企业增收增效的作用不显著”。
（二）制约因素
除了企业内部因素，外部条件也对我国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产生影响和制约。
1．基础设施不完善
数据是在线监测、数字内容增值服务等服务型制造模式的基础，也是个性化定制、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服务型制造模式高水平发展的必要条件。目前，一些制造企业所在城市、园区不能接入专线宽带，不具备建立本地私有云的条件，本地区缺少大数据、云计算的专业服务商入驻。产品用户所在地区宽带和移动互联网覆盖不到位，缺乏接入制造企业产品管理系统的条件。网络攻击频发，给企业和用户的生产线、产品和内部信息安全造成威胁。一些制造企业及其用户出于数据安全考虑，对发展服务型制造有抵触。5G移动网络尚未投入商用，限制了对数据有传输快、容量大、低延时要求的服务型制造的发展。
2．标准体系不健全
发展服务型制造要求制造企业的生产设备、供应链各环节、产品以及用户之间建立数字化连接。但是生产设备、零部件、传感器、软件等往往来自不同厂家，具有不同规格的接口、不同的数据格式或不同的系统，软、硬件难以兼容。兼容的困难轻则造成服务化转型的成本大幅度提高，重则使制造企业无法对特定用户提供服务。特别是在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智能装备等一些新兴技术、产品领域，由于主导设计尚未形成，各种标准相互竞争，实现产品、软件、数据的兼容面临更大的挑战。此外，相对于标准化的实物产品，服务的个性化程度更高、质量判定也更加困难。
3．管理体制不协调
我国的行业管理以条块为主，根据不同行业进行国民经济统计，制定财政、税收、监管、用地、环保等各种政策。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产物，兼具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特征，很难清晰划分其行业归属。因此，当制造企业开展服务活动时就出现了既有管理体制或政策不协调的地方，或者是受到现有管理体制的制约，或者是无法享受到应有的行业支持政策。开展服务型制造的制造企业在制造与服务收入划分、是否成立独立的服务业公司等方面存在很大困扰。制造企业普遍缺少服务业务的资质，[4]而服务业的准入门槛高或开放程度低，制造企业开展总集成总承包时难以获得工程资质，[5]开展全生命周期管理时更是难以获得融资租赁等金融牌照。
4．产业生态不适应
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系统的支撑。产业生态系统不仅包括同行业的竞争者，也包括上游供应商、下游服务商和用户，以及提供金融、物流、法律、税务、广告、管理咨询等各类服务的生产服务企业。由于服务型制造在我国整体上还是一个新事物，因此能够与其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产业生态还很不完善。作为一种商业模式或服务创新，服务型制造的产出不具有物质形态、产出不好评估，在我国金融机构偏好实物抵押的环境下，金融机构对采取合同抵押、应收账款或无形资产质押等融资方式的意愿不强。长期以来制造业以生产和产品为中心，高等学校没有设置服务型制造的专业方向或课程，缺少既懂技术又懂管理、既懂制造又懂服务、既懂产品又懂运营，适应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同样，管理咨询机构的业务大多集中在生产、战略、营销、人力资源等企业内部流程的某个模块，缺少提供融合制造与服务的咨询能力。由于大多数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缺少对服务型制造深入的理解和实践经验，当它们在推动服务化转型时，需要对企业原有的业务流程、组织架构、管理模式进行调整和重构，制造企业对需要进行哪些调整不明白，而且也难以获得外部的智力支持。在本报告的问卷调查中，在回答“企业在发展服务型制造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时，有43.9%的受访企业选择了“缺少专业化机构的帮助”。
三、推动中国服务型制造发展的对策建议
服务型制造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其发展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企业成为服务型制造模式创新的主体，同时政府要给服务型制造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一）加快新版专项文件的制定
作为《中国制造2025》“1+X”政策体系之一，《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在2016年7月发布后，在促进我国服务型制造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的指导期为2016—2018年，已经结束。按照该指南的要求，相关系列文件“将根据服务型制造发展需要滚动发布”。因此，需要根据三年来我国服务型制造发展的经验、存在的问题、环境的变化等，及早编制新版服务型制造专项文件，一方面引导我国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另一方面也为服务型制造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当前，作为制造业发展方向的智能制造已经获得广泛认知，地方和企业推动的力度也很大，而服务型制造还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建议新版服务型制造专项文件能够在更高层级发布，将之放到与智能制造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使服务型制造成为我国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在政策的主要内容上，《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重视服务型制造典型模式的划分、企业和项目示范以及平台、城市的遴选，建议在新的服务型制造专项文件中，结合我国产业转型和地方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更加重视服务型制造示范区的建设与重点行业典型模式的支持。
（二）构建一体化产业政策体系
树立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理念，将产业融合理念贯穿到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之中，消除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在税收、金融、科技、要素价格之间的政策差异。加快研究制定服务型制造的分类、核算标准，建立能够反映服务型制造发展的统计指标体系。在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主管部门的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中，将服务型制造作为重要指标，以更全面地评价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成果。放宽制造企业拓展服务业务的准入门槛，为制造企业基于自家产品开发增值服务业务提供便利。对制造企业独立出来的服务型制造子公司，在水、电、气价格上执行与原企业相同的政策，在制造企业自有用地上经营的，可以继续按照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吸引世界领先的服务型制造企业，为我国企业树立学习的榜样，促进服务型制造技术的溢出和人才的培养；同时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收购服务型制造领域的世界领先企业，增强我国服务型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三）加强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积极推动新一代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的发展，加快布局IPv6网络和5G通信商用，支持智慧城市、智慧园区建设，促进云存储、云计算、云制造、云服务平台建设，加快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普及应用。[6]在工业转型升级资金、企业技术改造基金中设立专项子基金用于支持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加快推进工业设备、工业产品的数据接口、数据格式的标准化工作，破除工业零部件、生产线、产品的连接和数据传输障碍，使制造业中的数据流动起来，以信息流、数据流为核心开展增值服务。
（四）打造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
打造一批服务型制造共性技术平台，加大对服务型制造关键共性技术的支持力度，突破制约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技术瓶颈。支持服务型制造咨询、中介服务机构的发展和业务模式创新，为制造企业提供案例分析、企业诊断、服务型制造解决方案设计、服务型制造实施以及投融资等综合服务，打造具有软硬结合、产融结合能力的公共服务平台。委托服务型制造中介机构总结国内外服务型制造的成功经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通过编写案例、发布公开课等方式向全国推广。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为制造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项目融资担保等服务，解决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资金压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转型和服务型制造模式创新，探索市场化收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支持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开设服务型制造专业、专业方向或设置服务型制造课程，加大服务型制造人才的培养力度；鼓励社会培训机构开设相关培训课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帮助企业开展高级管理人员的服务型制造在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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