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语：
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工业化后期和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时代的一个普遍趋势，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制造强国，这对于发挥“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组合效应，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转型和实现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承蒙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编辑部邀请，我和邓洲博士分别就这个主题开展了研究，呈现给读者的是《产业融合创新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历史逻辑、现实意义与路径探索》2篇文章。这2篇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历史脉络、重要意义、现状进展、融合途径和问题分析以及对策建议，希冀为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进而推动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智慧。2篇文章各有分工、各有侧重，又相互映照、相得益彰。不过，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难免，惟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郭朝先
摘要: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工业化后期和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时代的一个普遍趋势，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具体化和深化，产业融合发展对现阶段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有3条实现途径:（1）先进制造业服务化；（2）现代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延伸；（3）双向深度融合，最终形成以平台企业为主导的新产业生态系统。并从这3个方面对我国产业融合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和度量。当前产业融合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融合程度偏低，融合效益不明显；制造业“大而不强”，沿价值链攀升和融合发展能力不足；服务业“自我循环”，对先进制造业发展支持不足；平台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依赖国外。针对当前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现状和问题，提出了促进产业融合发展，进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产业融合；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项目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课题“雄安新区建成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研究”资助（2018P01）。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发达国家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服务经济或者说知识经济时代，制造企业纷纷转型发展，从简单产品制造到提供售后服务再到提供“产品+服务+技术+系统解决方案”转变，制造业服务化或者说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是一个重要趋势。21世纪以来，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作用下，制造业服务化和产业融合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潮流。当前，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服务业比例已超过50%，正从工业经济时代向服务经济时代转变，“制造大国”而不是“制造强国”、服务业比例高但效率不高是基本国情。目前我国制造业发展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产品同质化、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高、盈利水平下降、在全球产业价值链条中处于中低端环节等，这些问题与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程度不高有关或相互交织，而当前我国经济存在比较严重的“脱实向虚”问题，加剧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分离发展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是非常及时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构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发挥“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组合效应，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建设制造强国，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涵义及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意义
（一）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涵义与途径
随着工业化推进，特别是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尤其是制造业服务化成为一个突出特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具体化和深化，是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进入更高阶段的产物，但有着比制造业服务化更为广泛的涵义和表现方式。
1.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相关概念和术语
当今世界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是一个普遍趋势。对制造和服务的融合，已经存在几个与此相关的概念和术语，如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服务化、产品服务系统、服务型制造等，这些概念和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制造业和服务业日益融合发展的趋势。与100多年前的制造业产品价值构成不同，当今全球制造业产品的价值越来越依赖于服务的功能、质量、效率和网络。
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由美国经济学家H Greenfield在1966年率先提出，是指市场化的中间投入服务，即可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生产的、且不属于最终消费的服务，包括科研开发、管理咨询、工程设计、金融、保险、法律、会计、运输、通讯、市场营销、工程和产品维修等多个方面[1]。Lundvall（1998）等学者提出了“融合发展”的观点[2]，认为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剥离出来之后，因为发展需求将再次融入制造业中，从而出现制造业、服务业在组织上不断剥离，但在业务上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趋势。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生产性服务业分类（2015）》，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批发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
Vandermerwe等（1988）最先提出制造业服务化的概念，指出制造业服务化是企业以顾客为中心，提供更加完整的“包”（bundles）（包括物品、服务、支持、自我服务和知识等），是制造企业为满足顾客需求而提供产品相关服务或整体解决方案的商业模式创新，指出制造业服务化经历提供物品或服务阶段寅提供“物品+附加服务”→“物品+服务+支持+知识+自我服务”模式的转变[3]。Vandermerwe等指出，制造业服务化的过程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1）企业提供单纯的产品；（2）企业提供有形产品及附加服务；（3）企业提供以顾客为中心的有形产品、服务、支持、自我服务和知识的集合，并且服务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3]。怀特（Whie）等人提出，制造业服务化是制造商的角色由有形产品的提供者向服务提供者的转变，是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指出制造业服务化是一种制造商角色的转变过程。怀特（Whie）等人认为企业在制造业服务化的过程中一般会经历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提出了四阶段论，前三阶段与上述一致，第四阶段是制造商由提供产品服务包转向提供基于物品的服务或功能，物品成为制造企业提供服务的载体，这是制造业服务化的最终阶段[4]。可见，制造业服务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Goedkoopetal（1999）提出“产品服务系统”的概念，认为产品服务系统是一个包含产品、服务、网络、支持设施的系统，为了保持竞争力满足客户需求并且比传统的商业模式有较低的环境影响[1]。产品服务系统是为市场提供一套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与服务的组合，企业以提供功能服务的方式来取代有形产品或与有形产品互补。安筱鹏（2012）根据竞争优势对产品或服务的依赖程度的不同以及交易过程中产权是否发生转移，将产品服务系统分为5类:集成导向的产品服务系统、产品导向的产品服务系统、服务导向的产品服务系统、应用导向的产品服务系统和效用导向的产品服务系统[5]。
根据我国《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工信部联产业〔2016〕231号），所谓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制造业企业通过创新优化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管理方式和商业发展模式，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例，从以加工组装为主向“制造+服务”转型，从单纯出售产品向出售“产品+服务”转变，有利于延伸和提升价值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此前，很多学者对服务型制造有过很多研究，比如，安筱鹏（2012）认为服务型制造是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全面融合的新生产方式，是基于制造的服务、面向服务的制造[5]。
2.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途径与方式
从语义上简单理解，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分别属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子集。更严格地，可以从定性和定量（划分标准）来理解。胡晶（2015）认为[6]，先进制造业是指能够不断吸收国内外高新技术成果，并将先进制造技术、制造模式及管理方式综合应用于研发、设计、制造、检验和服务等全过程的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是指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发展起来的，信息、知识和技能相对密集的服务业，特别是指服务业中最具活力的为生产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韩文龙（2019）认为[7]，先进制造业是相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以“先进技术+先进生产+先进管理”为内涵的高度系统化和集成化的现代制造业，包括传统制造业通过吸收和融合现代新技术形成的先进制造业，以及新兴技术发展形成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现代服务业是以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等技术为支撑，建立在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服务方式和新管理方法基础上的服务业，包括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知识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等。根据《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国统字〔2018〕111号），先进制造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设备制造、高端装备制造、先进钢铁材料制造、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制造、先进石化化工新材料制造、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制品和复合材料制造、前沿新材料制造、生物产品制造、生物质燃料制造、生物制造相关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及相关设备制造、新能源设备制造、节能环保设备和产品制造等14个行业中类。目前，现代服务业并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但是，根据《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统计分类（2018）》，现代服务业至少包括互联网与现代信息技术服务、现代技术服务与创新创业服务、现代生产性服务活动、新型生活性服务活动、现代综合管理活动五大行业大类中的绝大多数中类和小类行业。
对产业融合发展的途径与方式，前期已有部分研究对此进行了论述，主要是从制造业服务化角度出发的。比如，刘继国等（2007）认为[8]，制造业服务化有2个层次:（1）投入服务化。即服务要素在制造业的全部投入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业务服务化。也可称为产出服务化，即服务产品在制造业的全部产出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安筱鹏（2012）从产品增值的角度[5]，将制造业服务划分为基于产品效能提升的增值服务、基于产品交易便捷的增值服务、基于产品整合的增值服务和从基于产品的服务到基于需求的服务4种类型。王晶等（2015）将制造业服务划分为6种类型[4]:（1）借助核心产品为顾客提供信息增值服务，如苹果公司的服务化；（2）围绕核心产品为顾客提供运营支持和维护服务，如通用电气公司为其航空发动机用户提供的运营支持和维护服务；（3）围绕核心产品为顾客提供金融服务，典型的实例是通用电气公司的金融服务；（4）产品设计制造与服务一体化，如潍柴动力再制造公司在这方面有出色的表现；（5）制造商和顾客基于核心产品的共同价值创造，如海尔集团公司“面向智慧家居的交互式设计制造”；（6）制造商围绕其核心产品为顾客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如IBM为顾客提供的是全方位的信息服务解决方案。另外，一些政策文件也对产业融合发展有表述，比如，《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发改规划〔2017〕1116号）从服务业出发，提出要推进服务业与农业、制造业及服务业不同领域之间的深度融合，形成有利于提升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模式，发挥“中国服务+中国制造”组合效应；鼓励产业融合发展，强化服务业对现代农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全产业链支撑作用，形成交叉渗透、交互作用、跨界融合的产业生态系统；充分发挥制造业对服务业发展的基础作用，有序推动双向融合，促进有条件的制造企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服务企业向制造环节延伸，推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
本文认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主要有3条途径与方式（如图1所示）:（1）先进制造业服务化。也就是先进制造业融入更多现代服务业元素，包括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2个方面，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就是金融、物流、科技研发、管理咨询、检测认证等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到制造企业生产中去的过程，而产出服务化则是产品服务系统、服务型制造等。（2）现代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延伸。也就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融入更多先进制造业元素，包括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服务型制造、以服务为主导的反向制造等。（3）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向深度融合，最终形成以平台企业为主导的新产业生态系统。这个过程包括制造与服务的战略与业务协同、跨界融合、业态与模式创新等，最终形成制造服务平台或者服务制造平台。在这3种途径与方式中，先进制造业服务化（途径1）是主体和主渠道，现代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延伸（途径2）是一种新趋势，而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向深度融合进而形成平台经济（途径3），不但是新趋势而且发展潜力最大，途径1和途径2都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到途径3。
图1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途径与趋势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在途径1中，本文使用了“先进制造业服务化”这个表述，但在途径2中，却没有使用“现代服务业制造化”表述，主要基于2点考虑:（1）服务业投入制造化表述不能成立。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但投入到服务业中的制造业比例实际上呈下降趋势（服务业比例在上升），尽管在某些服务业中间投入制造业仍占主体地位。（2）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主要是沿着制造业服务化路线发展而来，是制造业服务化深化发展的产物，而若采用“服务业制造化”表述，容易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历史和趋势认识产生混淆。
某种程度上说，制造业服务化（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延伸）与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延伸是一种“对偶”关系: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过程其实也就是服务业产出运用到制造业的过程；制造业产出服务化过程其实也就是服务业越来越来源于制造业的过程。这种“对偶”关系，实际上可以从一些术语中体现出来，比如，服务型制造，是生产性服务业与服务性生产的有机统一和高度融合的先进制造模式，是基于制造的服务、面向服务的制造。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是面向制造生产的服务业，是介于生产制造和提供服务之间的一种产业，因此，也被称之为2.5次产业。
（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对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产业融合发展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对现阶段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有效改善供给质量，实现差异化竞争并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并由此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由于产品同质化造成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主要采用“价格战”，“血拼式”价格战使得制造业企业获利甚微。而产业融合发展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在制造基础上叠加服务，形成“制造+服务”，不仅改善供给质量，还可实现差异化竞争，避免同质产品之间“血拼式”价格竞争，有效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从发展趋势看，服务差异化是制造业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服务创新已成为制造业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已成为制造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来源。
2.有利于克服“鲍莫尔病”，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经济学界将服务业比例上升，表面上经济结构得以优化，但实际全社会生产率反而下降的现象称为“鲍莫尔病”（或“鲍莫尔成本病”），这主要是由于服务业生产率难以提高造成的。威廉·鲍莫尔最早提出一个简单的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在两部门模型——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中，进步部门的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随着制造业的生产率改进，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例反而上升了，出现所谓“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9]。整体上看，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难以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服务业发展“自我循环”“脱实向虚”，离开实体经济支撑，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自然就难以提升，而产业融合就可以有效避免这种状况出现。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协同发展，以制造业高效率带动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反过来服务业利用专业化优势又促进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效克服“鲍莫尔病”，并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有利于制造企业沿产业链升级，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位置
国际产业分工的高价值环节早已从制造环节为主向服务环节为主转变。目前在国际分工较发达的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不到全部循环过程的5%，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产品在制造过程中的增加值部分不到产品价格的40%，60%以上的增值发生在服务领域，商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和利润增值空间日益向产业价值链两端的服务环节转移[5]。根据价值链微笑曲线，制造业服务化主要有4条路径:（1）下游产业链服务化。即增加其在产业链下游环节的介入力度，增加营销、品牌管理以及产品的延伸服务等环节。（2）上游产业链服务化。即介入研发、设计、规划等产业链上游阶段。（3）上下游产业链服务化。即打造完整的价值链。（4）完全去制造化。即制造业企业完全退出低附加值的制造领域，只从事附加值相对高的上下游产业链服务环节[10]。
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有专业化、高级化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而现代服务业中的大多数行业，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创新能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促进中国制造企业更多从事研发设计、维护运行、营销、售后服务、品牌管理、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等价值链增值环节的服务活动，有助于中国制造业摆脱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提高自身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
4.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形成制造服务平台
制造业与服务业相向发展，使得产业价值链重构为一条既包含制造业价值链增值环节，又包含服务业价值链增值环节的融合型产业价值链，与原有单纯的服务业价值链和制造业价值链相比，具有更广阔的利润空间和增长潜力，在产业层次上表现出明显的结构升级效应[11]。其中，信息技术是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黏合剂”，特别是近年来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互联网+”深入发展的影响，促使形成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如IBM已转型成为全球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认知服务提供商，苹果公司已转型成为全球移动终端与互联网内容提供商，传统硬件制造商纷纷加速向服务化转型。另外，一些传统的互联网企业开始向上游延伸，开发生产能够与自身互联网业务形成战略协同的硬件产品，如Amazon做Kindle电子书、智能音箱，Google做手机、智能眼镜、无人驾驶汽车，微软做Surface平板电脑，国内的360做手机，乐视做手机和电视，百度介入无人驾驶汽车领域等[1]。
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将诞生一批制造—服务平台或服务—制造平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向平台经济方向发展，传统产业的便捷日益模糊，将演变成以平台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生态系统。其中，工业互联网是一个突出代表，成为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的重要工具和平台。通过对工业数据的全面深度感知、实时动态传输与高级建模分析，形成智能决策与控制，工业互联网驱动着制造业的智能化、服务化发展。工业互联网逐步实现信息技术的应用从单项业务向多业务综合集成转变，从单一企业应用向产业链协同应用转变，从局部流程优化向全业务流程再造转变，从传统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生产方式转变[12]。
二、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现状
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和投入产出分析，对我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现状进行阐述，沿着图1所示融合发展的3条途径展开①。
① 投入产出表是反映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间相互联系和比例关系的一种平衡表，投入产出分析是分析产业关联、产业融合比较好的工具。本小节利用投入产出分析，度量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和服务业产出被制造业需求的水平。
（一）先进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1.先进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
本文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ww.wiod.org）2016年发布的2000—2014年56部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依据我国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统计分类，估算了我国先进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先进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 %
注:本表基于（先进）制造业来源于（现代）服务业的中间投入率计算而成。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表数据截至2014年
表1显示，2008年之前，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2000年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系数为11.81，2008年降低到9.22；2009年之后才逐步提高，2009年为10.01，2014年达到11.25。但是，与此同时，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投入水平在波动中上升，呈缓慢上升趋势。2000年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投入系数为3.95，2008年为4.64，2014年为5.28，其中2005年最高，为5.79。表1还显示，同期先进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系数大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系数，先进制造业投入现代服务化系数大于制造业投入现代服务化系数，这表明，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或现代服务业）融合水平比一般制造业与服务业（或现代服务业）融合水平要高。
2.先进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
由于制造企业提供的服务很难归类②，因此，难以利用投入产出表直接测定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此处基于文献资料，介绍我国先进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
② 在实际统计工作中，部分从制造企业母公司分离出来的服务公司提供的服务被统计在服务业中，多数制造企业直接提供的服务仍统计在制造业中。
德勤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一份调查显示[13]:中国制造企业提供的服务种类比较齐全，大部分为基于产品的延伸服务，基于客户需求的整体解决方案或独立服务业务占比较小。受访企业提供的服务包括安装、维修、培训、设计、系统集成、工程总包、软件开发、租赁等多种服务。在198份有效反馈中，91%的受访企业为客户提供产品安装和操作服务，88%的受访企业提供包括远程检测与诊断的维修服务，65%的企业提供培训和设计咨询服务，仅有28%的企业有能力为客户提供系统集成、整体解决方案或交钥匙工程服务。
黄群慧等（2015）基于对我国15家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分析[14]结果发现:服务业务占企业总收入的比例大多处于20%以下，有5家企业该比例低于10%，其中超过20%的有4家，超过30%的只有1家，可见，我国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有待提高。该研究还发现，尽管制造业企业服务业务占比总体不高，但服务业务的毛利大都高于整体水平，即高于制造业务的毛利水平，除5家企业低于整体业务毛利水平外，其他10家都高于整体业务毛利水平。这说明，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具有积极作用。
（二）现代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水平
现代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延伸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11]:（1）现代服务业加强向制造业的渗透。从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反映出金融、物流、研发等服务部门，以制造业为主要市场，为制造业的服务不断增加。（2）服务企业沿产业链向制造业拓展延伸。在价值链上处于主导地位的服务企业，凭借其技术、管理、销售渠道等优势，通过贴牌生产、连锁经营等方式嵌入制造企业，共同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由于一些服务企业在价值链高端掌握了核心技术、核心业务，比如研发企业拥有自己的发明专利、设计机构拥有自主创新设计、物流公司拥有自己的网络等，这些企业为了寻求全产业价值链的增值，利用自身在产业链高端的控制力，建立起自己的制造工厂，实现以服务为主导的反向制造等。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先进）制造业对（现代）服务业产出的中间需求率，可以度量现代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水平（见表2）。
表2 我国现代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水平 %
注:本表基于（先进）制造业对（现代）服务业产出的中间需求率计算而成。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表数据截至2014年
表2显示，2000—2014年服务业产出被制造业中间需求率大体保持稳定，围绕20%上下波动。与此同时，现代服务业产出被先进制造业中间需求率在2005年之前是上升的，但在2006年及以后就持平了，不再上升了。2000年现代服务业产出被先进制造业中间需求率为7.96%，2005年为11%，2006年为10.73%，2014年为10.69%。这说明，从（现代）服务业为（先进）制造业服务的角度看，这种融合发展的趋势停滞了。表2还显示，在2010年之前，现代服务业产出被制造业中间需求率高于服务业产出被制造业中间需求率，现代服务业产出被先进制造业中间需求率高于服务业产出被先进制造业中间需求率，但是，2011年及以后，这种情况基本不再存在，两者几乎一样。这说明，服务业中的现代服务业并没有显示出比一般服务业更好为制造业发展服务的作用，而是与先进制造业呈现“相对分离”的发展态势。
（三）双向融合的服务制造平台和制造服务平台发展水平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平台企业的崛起（包括服务制造平台和制造服务平台两类）。我国的“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等商务类平台企业开始将其产品与服务一方面不断向用户领域延伸，另一方面也向制造领域延伸；一方面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增强了用户黏性和平台信任度，另一方面，推动制造业面向市场、定制制造、柔性制造和转型升级。比如，阿里巴巴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促进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开发，帮助企业强化了新技术应用与系统整合、营运模式创新的结合，促进信息技术广泛渗透于产品设计、客户定制、集成制造、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测试认证等各个环节。
根据工信部摸底数据分析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调研统计，我国当前已有269个平台类产品。其中，具备一定产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超过50个[15]。工业设备连接数量超过10万台套，工业大数据、工业APP开发、边缘采集、智能网关等平台关键软硬件产业成为发展热点[16]。从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主要提供商看，有46%来自领先制造企业，工业软件服务商占27%，工业设备提供商占19%，信息通信企业占8%。装备行业、消费产品行业、电子信息行业、原材料行业是当前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的主要方向[17]。相对来说，制造业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比IT企业做得更好一些，因为其更容易对接工业企业的实践需求[15]。在融合应用方面，产业生态加速形成，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成员数量达到834家，产学研联动、跨领域协同日益加深。在钢铁、航空航天、基建、机械、汽车、电子、家电等行业涌现出一大批融合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并有效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16]。
三、当前产业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融合程度偏低，融合效益不明显
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明显偏低。图2显示，2000—2014年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在10%左右，而同期美国一般在16%以上，两者相差6、7个百分点以上；2000—2014年我国先进制造业投入现代服务化水平在4%左右，而同期美国在7%左右，两者相差3个百分点以上。
图2 中国与美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的差距
注:本图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ww.wiod.org）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而来
在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差距明显。德勤公司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13]:全球范围内装备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明显，航空和国防、汽车制造、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和医药设备来自于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例分别为47%、37%、19%和21%，其中最高10%的企业，这一比例均超过50%；而我国78%的装备制造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例不足10%，只有6%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例超过20%。
从融合产生的效益看，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也有待提高。德勤公司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研究报告指出[13]:就净利润而言，被调查企业中81%的中国装备制造企业服务净利润贡献率不足10%，其余企业的服务净利润贡献率基本为10%~20%；而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企业服务收入和利润贡献率远超中国，在其调查的80家全球领先制造业公司，服务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平均值为26%，服务净利润贡献率平均值高达46%。首先，对于中国实施服务创新的装备制造企业而言，服务创新对企业竞争力和客户关系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扩大了市场，而服务创新对企业财务收益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130家企业中尚无任何一家企业通过服务创新改盈利模式，即从主要依靠制造产品带来新增价值的盈利模式转变到以服务产品为核心的盈利模式。
（二）制造业“大而不强”，沿价值链攀升和融合发展能力不足
当前，我国已经是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制造业大而不强”，突出表现在2个方面:（1）增加值率低和盈利能力差。（2）知识资产相对匮乏，这些都影响制造业服务化发展。
经计算，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平均在左右，先进制造业增加值率与一般制造业趋同；而同期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率普遍在30%以上，先进制造业平均增加值率则高达35%以上。图3显示，2014年中国与美日德等国在制造业增加值率方面的差距，几乎体现在所有制造行业（18个制造行业中只有3个另外），中国都低于这些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率反映制造企业附加值低，盈利能力差，难以吸引到优质资源流向制造业，既有的制造行业优秀人才也有向其他行业流失的危险，制造企业沿价值链攀升支持乏力，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
图3 中国与美日德等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差距（2014年）
注:本图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而来
一般来说，储备了强大知识资产的制造企业才容易实现服务化转型。发达国家企业在制造业环节投入了更多以知识资产为特征的服务，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环节，而我国多数制造业企业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制造企业以组装加工为主，相当一批制造企业因长期代工模式甚至被锁定在国际产业链单一制造环节，加上长期以来企业的粗放式增长，人们更多关注有形资产的扩张和生产规模的扩张，而企业的技术专利、人才、品牌、渠道、客户、方案等各种无形资产和知识资产的储备明显不足，影响制造企业向服务化转型。
（三）服务业“自我循环”，对先进制造业发展支持不足
前述部分测算表明，2010年之后，我国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融合趋势几乎停滞，其中，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呈现“相对分离”的发展态势。这都表明，我国服务业具有“自我循环”的发展倾向，对制造业发展支持不足。尤其是近年来，我国金融业“脱实向虚”，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明显不足。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18]，2018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36.3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其中，非金融企业及其他单位贷款余额89.03万亿元，同比增长9.9%。而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仅为8.59万亿元，同比增长7.3%，这还是近年来增速最快的一年。2018年，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占非金融企业及其他单位贷款余额的9.65%，仅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6.3%。
（四）平台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依赖国外
和国外相比，中国制造服务平台优势在应用创新和模式创新上，但技术基础较为薄弱，尤其是缺乏核心技术，突出表现在数据采集、PaaS（平台即服务）和工业App三方面技术能力不足，正制约着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可持续发展[15]。（1）由于设备连接数量不足、边缘计算能力有待提升、协议转换和数据获取能力较弱等原因，平台对底层数据资源的调度管理能力不足。（2）平台对数据分析和应用开发的技术支撑能力不足（PaaS技术支持能力弱）。（3）平台面向工业用户和开发者的服务供给能力不足，承载行业解决方案的工业App数量明显偏少，并且应用范围聚焦于少数行业和领域，跨行业跨领域服务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
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依赖国外。构成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装备的重要基础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如新型传感器等感知和在线分析技术、典型控制系统与工业网络技术、高性能液压件与气动元件、高速精密轴承大功率变频技术等。虽然制造企业和软件企业的系统集成能力有所增强，但智能制造服务基础软件系统的开发，如数控机床、机器人等高端产品大量使用的是国外软件系统，我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面临基础操作系统缺失的风险。工业产品和生产过程的设计软件、产品数据库软件、控制软件和生产管理软件等主要掌握在美国、德国及日本的公司手里，中国制造业高度依赖国外先进企业[19]。
四、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一）重新认识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树立产业融合发展新理念
经济学界三次产业分类由来已久，而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分法”源于三次产业划分，产业界限似乎泾渭分明。一些经济学家的经典著作甚至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论断或结论。比如，克拉克提出了工业化国家“主导产业演进规律”——产业结构由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演进规律；钱纳里提出了工业化国家一般特征和模型——“标准产业结构模型”；罗斯托的“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等。但是，在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产业融合发展背景下，产业结构演进不再是简单地按照既有经典作品那样设想的方式演进，而是走融合发展道路[5，20]。因此，简单地用三次产业比例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优劣程度也是不科学的。
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在消费全过程中相互渗透，制造业拉动服务业发展，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升级，两者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边界越来越模糊。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仅依靠制造或服务，经济发展质量无法改善，消费者需求无法满足。因此，从发展理念上，既要重视制造业发展，也要重视服务业发展，通过发展一体化解决方案，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14]。
（二）完善产业政策和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产业融合发展
建立促进一体化融合发展的产业政策体系。逐步消除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在税收、金融、科技、要素价格之间的政策差异，降低交易成本。对于产品与服务混合经营、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的企业，要根据其业务范围，在适用税率方面，实行“就低不就高”的政策，适用最低税率。鼓励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型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产业。在加大对技术支持力度的基础上，加大对制造、服务企业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软性创新的支持力度，推动制造和服务融合发展。
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营造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生态环境，推动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强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政策引导，充分利用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服务平台，促进创客、公共服务、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互动融合。加大改革力度，破除垄断壁垒，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鼓励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和企业务实合作，开展产业融合发展所需的研发、人才培训、资质认证等服务。
推进产融结合，解决金融业务独立于实体经济并主要服务自身的问题，实现金融等要素配置由“脱虚向实”转变到服务实体经济上来。加强金融业务监管，使更多金融资源配置给实体经济，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开展投贷联动、股债结合等金融服务，拓宽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发起设立或参股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延伸和提升价值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完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保护等法律法规，研究完善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促进企业知识资产的积累，提高企业开展服务化水平和能力。
（三）推进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同创新
服务化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源泉。企业可以借助给客户提供相关服务的机会，加强与客户的合作，利用客户资源，如需求、信息、知识、技术等，扩大企业的资源范围和规模，开拓企业创新的视野和途径。实际上，客户需求、信息、知识等资源是企业创新概念的重要来源，如果只是销售产品，这些重要资源的大部分就被浪费。有研究从创新来源的角度将创新分为用户创新、制造商创新和供应商创新，并发现创新往往来源于用户或供应商，他们往往是某种需要的发现者，甚至提出研究开发等创新原型，最终由制造商将创新加以完善并推向市场[13]。可见，用户、供应商，甚至是服务商、分销商都有可能是制造企业重要的创新源泉和创新伙伴。一方面，我们要推动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大力开展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协同创新，将外部资源纳入制造业服务创新中来。另一方面，要发挥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相结合开放式协同创新优势，以关键核心技术为主攻方向，加强5G工业应用、边缘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协同攻关，尽早改变平台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依赖国外的状况。
（四）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优化平台治理机制
适应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和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实际，加大基础设施尤其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强化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升基础设施网络化、智慧化水平，优化基础设施系统功能。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物流系统、第三方物流等，促使制造业企业整合、分离、外包物流业务，降低制造业运行的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推进4G普及与5G应用，部署推进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更安全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适应平台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加快完善有利于平台型企业发展的融资支持、复合型人才供给、兼并重组等政策，明确平台运营规则和权责边界，提升整合资源、对接供需、协同创新功能，支持平台型企业带动和整合上下游产业。坚持审慎监管和包容式监管，充分发挥平台型企业的自我约束和关联主体的管理作用，创新对“互联网+”、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等的监管模式。优化平台治理机制，探索开展基于生态化和平台化的多边协同治理，注重多元主体参与治理作用，形成“共同参与、共同担责、共同分享、发展共赢”的局面。
（五）打造一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需要集聚化、配套化的空间融合、区域融合的实现形式。集聚化、配套化的产业组织形态，不仅能够使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共享基础设施、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同时大大降低双方的信息搜寻成本、交通成本、生产成本、服务成本、交易成本等，提高了双方市场机会，促进双方的合作交流，共享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收益。建议重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选择一些地区推进制造服务融合平台建设，打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比如，在京津冀地区选择雄安新区，通过建设适宜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基于良好的制度设计，优化发展环境，吸引全国乃至全球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落户雄安，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产业集聚发展生态，将雄安新区打造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和全国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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