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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大力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

2019年07月17日来源:《中国国情国力》2019年07期    作者:郭朝先

摘要: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工业化后期和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时代的一个普遍趋势,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文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对于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针对当前融合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制造业;服务业;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上饶市工业高质量发展调研》(编号:GQZD2019002)的阶段性成果

 

与人类工业化初期制造业产品价值构成不同,当今全球制造业产品的价值越来越依赖于服务的功能、质量、效率和网络。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建设制造强国,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例子很多,如传统硬件制造商纷纷加速向服务化转型,IBM公司已转型成为全球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和认知服务提供商,苹果公司已转型成为全球移动终端与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另外,一些传统的互联网企业开始向上游延伸,开发生产能够与自身互联网业务形成战略协同的硬件产品,如Amazon做Kindle电子书、智能音箱,Google做手机、智能眼镜和无人驾驶汽车,百度介入无人驾驶汽车领域,360做手机等。

随着工业化推进,特别是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日益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是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具体化和深入化体现,是制造业服务化发展进入到更高阶段的产物,对现阶段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重要意义

1.有效改善供给质量,实现差异化竞争并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供给质量不高。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在制造基础上叠加服务,形成“制造+服务”,不仅可以改善供给质量,还可实现差异化竞争,避免同质产品之间“血拼式”价格竞争,有效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从发展趋势看,服务差异化是制造业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服务创新已成为制造业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制造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来源。

2.有利于克服“鲍莫尔病”,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经济学界将服务业比重上升,表面上经济结构得以优化,但实际全社会生产率反而下降的现象称为“鲍莫尔病”,这主要是由于服务业生产率难以提高造成的。威廉·鲍莫尔最早提出一个简单地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将社会分为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进步部门的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将导致停滞部门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随着制造业的生产率改进,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反而上升了,出现所谓“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1]。整体来看,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之所以难以提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服务业发展“自我循环”和“脱实向虚”,离开实体经济支撑,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自然就难以提升,而产业融合可以有效避免这种状况出现。

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推进“中国制造+中国服务”协同发展,以制造业高效率带动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反过来服务业利用专业化优势又促进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可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效克服“鲍莫尔病”,并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3.有利于制造企业沿产业链升级,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位置

国际产业分工的高价值环节早已从制造环节为主向服务环节为主转变。目前在国际分工较发达的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不到全部循环过程的5%,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产品在制造过程中的增加值部分不到产品价格的40%,60%以上的增值发生在服务领域,商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和利润增值空间日益向产业价值链两端的服务环节转移[2]。根据价值链微笑曲线,制造业服务化主要有四条路径:一是下游产业链服务化,即增加其在产业链下游环节的介入力度,增加营销、品牌管理以及产品的延伸服务等环节。二是上游产业链服务化,即介入研发、设计与规划等产业链上游阶段。三是上下游产业链服务化,即打造完整价值链。四是完全去制造化,即制造业企业完全退出低附加值的制造领域,只从事附加值相对较高的上下游产业链服务环节[3]。

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需要专业化、高级化的生产要素的投入,而现代服务业中的大多数行业,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创新能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促进我国制造企业更多从事研发设计、维护运行、营销、售后服务、品牌管理及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等价值链增值环节的服务活动,有助于我国制造业提高自身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

4.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形成制造服务平台

制造业与服务业相向发展,使得产业价值链重构为一条既包含制造业价值链增值环节,又包含服务业价值链增值环节的融合型产业价值链,与原有单纯的服务业价值链和制造业价值链相比,具有更广阔的利润空间和增长潜力,在产业层次上表现出明显的结构升级效应[4]。

信息技术是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黏合剂”。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下,将诞生一批制造-服务平台或服务-制造平台,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将向平台经济方向发展。如工业互联网是一个突出代表,它成为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的重要工具和平台。工业互联网逐步实现信息技术的应用从单项业务向多业务综合集成转变,从单一企业应用向产业链协同应用转变,从局部流程优化向全业务流程再造转变,从传统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生产方式转变[5]。

存在的问题

1.融合程度偏低,融合效益不明显

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明显偏低。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发布的2000-2014年56部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测算,2000-2014年我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在10%左右,而同期美国在16%以上,两者相差6、7个百分点;2000-2014年我国先进制造业投入现代服务化水平在4%左右,而同期美国在7%左右,两者相差3个百分点以上。

在制造业产出服务化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差距明显。德勤公司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全球范围内装备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明显,航空和国防、汽车制造、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和医药设备领域来自于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分别为47%、37%、19%和21%,其中服务业务所占份额最高的10%企业,这一比重均超过50%;而我国78%的装备制造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业收入比重不足10%,只有6%的企业服务收入占总营收比重超过20%[6]。

从融合产生的效益来看,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也有待提高。德勤公司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研究报告指出,就净利润而言,被调查企业中81%的我国装备制造企业服务净利润贡献率不足10%,其余企业的服务净利润贡献率基本在10%-20%之间;而在全球范围内,其调查的80家全球领先制造业公司,服务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平均值为26%,服务净利润贡献率平均值高达46%。对于我国实施服务创新的装备制造企业而言,服务创新首先对企业竞争力和客户关系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扩大了市场,而服务创新对企业财务收益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尚无任何一家企业通过服务创新改变盈利模式,即从主要依靠制造产品带来新增价值的盈利模式转变到以服务产品为核心的盈利模式[7]。

2.制造业“大而不强”,沿价值链攀升和融合发展能力不足

当前,我国已经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但制造业“大而不强”,突出表现在:增加值率低、盈利能力差和知识资产相对匮乏。这些都影响制造业服务化发展。

经计算,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平均在20%左右,不仅低于国内服务业增加值率平均水平,也低于同期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率(普遍在30%以上)。制造业增加值率较低反映制造企业附加值低,盈利能力差,难以吸引优质资源流向制造业,面临制造行业优秀人才流失的风险,制造企业沿价值链攀升支持乏力,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一般来说,储备了强大知识资产的制造企业更容易实现服务化转型。发达国家企业在制造业环节投入了更多以知识资产为特征的服务,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环节,而我国多数制造业企业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制造企业以组装加工为主,相当一批制造企业因长期代工甚至被锁定在国际产业链单一制造环节,加上企业长期以来粗放式增长,更多关注有形资产的扩张和生产规模的扩张,而对技术专利、人才、品牌、渠道、客户和方案等各种无形资产和知识资产的储备明显不足,影响制造企业向服务化转型。

3.服务业“自我循环”,对先进制造业发展支持不足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2000-2014年服务业产出被制造业中间需求率大体保持稳定,围绕20%上下波动。与此同时,现代服务业产出被先进制造业中间需求率在2005年之前是上升的,但在2006年及以后就基本稳定了。2000年现代服务业产出被先进制造业中间需求率为7.96%,2005年为11%,2006年为10.73%,2014年为10.69%。这说明,从服务业为制造业服务的角度看,这种融合发展的趋势停滞了,其中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呈现“相对分离”的发展态势。这表明,我国服务业具有“自我循环”发展倾向,对制造业发展支持不足。尤其是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有“脱实向虚”的现象,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明显不足。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18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36.3万亿元,同比增长13.5%。其中,非金融企业及其他单位贷款余额89.03万亿元,同比增长9.9%。而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仅为8.59万亿元,同比增长7.3%,这还是近年来增速最快的一年[8]。2018年,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占非金融企业及其他单位贷款余额的9.65%,仅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6.3%。

4.平台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依赖国外

和国外相比,我国服务制造平台和制造服务平台企业的优势主要是应用创新和模式创新,技术基础较为薄弱,尤其体现在缺乏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依赖国外等方面。如在工业互联网领域,数据采集、PaaS(平台即服务)和工业App三方面技术能力不足,制约着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持续发展。构成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装备的重要基础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如新型传感器等感知和在线分析技术、典型控制系统与工业网络技术、高性能液压件与气动元件、高速精密轴承大功率变频技术等依赖国外[9]。

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1.树立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新理念

曾经一段时期,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很多人将服务业占有更高比重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判断依据。但是,发达国家工业化演进历史表明,传统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分法”在判断产业结构优化方面过于武断而不再适用。事实上,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仅依靠制造或服务,经济发展质量无法改善,消费者需求无法满足。因此,从发展理念上,既要重视制造业发展,也要重视服务业发展,通过发展一体化解决方案,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

2.建立促进一体化融合发展的产业政策体系

推进产融结合,解决金融业务独立于实体经济并主要服务自身的问题,实现金融等要素配置“脱虚向实”。加强金融业务监管,使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水平。开展投贷联动、股债结合等金融服务,拓宽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发起设立或参股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及融资租赁公司,延伸和提升价值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逐步消除服务业和制造业在税收、金融、科技及要素价格方面的政策差异,降低交易成本。对于产品与服务混合经营、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的企业,要根据其业务范围,在适用税率方面,实行“就低不就高”政策,适用最低税率。鼓励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型企业申请高新技术产业资质。在加大对技术支持力度的基础上,加大对制造、服务企业流程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软性创新的支持力度,推动制造和服务融合发展。

3.营造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生态环境

完善现代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适应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和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实际,加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强化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升基础设施网络化、智慧化水平,优化基础设施系统功能。在此基础上,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物流系统和第三方物流等,促使制造业企业整合、分离、外包物流业务,降低制造业运行的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推进4G普及与5G应用,部署推进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更安全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推动新服务、新业态和新模式竞相涌现。强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政策引导,充分利用众创、众包、众扶和众筹等服务平台,促进创客、公共服务、消费者与企业之间互动融合。加大改革力度,破除垄断壁垒,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鼓励行业组织、研究机构和企业务实合作,开展产业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