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现阶段我国经济更加强调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效率提升以及资源配置优化等途经来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以新时代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指引，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创新与协调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相对不足，并发现：投资效率偏低、高技术产品出口附加值不高、产出波动较大、收入分配差距仍待缩小等方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在此基础上，就相关指标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比较，以期找出阻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从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五大发展理念；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创新驱动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应急项目“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研究”（项目编号：71841015）。
一、引言及研究现状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质量是对经济发展品质优劣程度进行的规范性价值判断，涵盖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诸多内容。随着经济动态发展，这一范畴还会被赋予更多内涵。目前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文献虽然较多，而对其内涵的界定则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和指标体系。
狭义视角的经济发展质量采用人均GDP、价格指数、生产效率等单一指标进行衡量。例如，相关文献有Chow和Li（2002）、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余永泽等（2019）。但郑玉歆（2007）认为仅从单一指标来研究经济质量是不足的，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偏差，还应包含经济的外部性成本（卡马耶夫，1983）。从广义的视角来看，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进行扩充。温诺·托马斯（2001）认为经济发展质量应当包括福利、教育、自然环境、资本市场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以及腐败等。Barro（2002）从预期寿命、生育率、社会福利、环境、收入公平、宗教信仰以及政治体制等方面出发，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行了实证分析。刘树成（2007）认为经济发展质量应涵盖增长的稳定性、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增长结构的协调性、增长效益的和谐性四个方面。
从实证视角出发，经济发展质量涵盖的范围则更加广泛，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来实现。早期的相关研究如郭克莎（1996）认为经济发展质量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效率、国际竞争力、通货膨胀程度以及环境污染状况四个方面。肖红叶和李腊生（1998）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和增长潜能四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统计测度。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日益宽泛。钞小静和任保平（2011）将经济发展质量的外延内涵界定为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四个维度。在此基础上，朱楠和郭晗（2014）进一步细化为经济增长的效率、结构、稳定性、福利分配、生态环境代价和国民素质六个维度。吉林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质量研究课题组（2017）从经济运行、经济结构、微观活力及民生福利四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对我国省级地区经济质量指数进行了比较和评价。詹新宇和崔培培（2016）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绿色和共享是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提高的重要因素，而创新、协调和开放对部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具有阻碍作用。魏敏和李书昊（2018）从动力机制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开放稳定共享、生态环境和谐和人民生活幸福五个方面，对我国各省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和评价。进入新时代，李金昌等（2019）则从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入手来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综上，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进行了多重界定。然而，现有研究在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时，并不能够系统地反映我国进入新时代对经济提质增效的新要求。例如，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不能反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而且现有文献对于创新指标的划分较为粗糙。创新作为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之首，理应将其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考核标准。因此，本文立足于现有文献，在生态文明建设、创新驱动战略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背景下，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总方向，构建出更为详细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衡量指标，以适应新时代下我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新要求。
二、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评价体系是测度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关键。本文以“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导引，来构建我国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高质量发展指数的5个一级指标共包含62个基础指标。基础指标的分布情况为：创新驱动（13个）、协调发展（12个）、绿色生态（12个）、开放稳定（13个）、共享和谐（12个）。
（一）高质量发展的衡量维度
1.创新驱动
创新是引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创新大会上指出“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民族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必须加强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在我国新时代以后，高质量发展应当是要素利用率高、科技含量更高的集约型发展。给定要素投入，经济产出越高，或给定产出，要素投入越低，则表明生产效率越高，创新能力越强。本文认为创新涉及生产效率、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三个方面。生产效率又可以分为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在宏观效率方面，本文克服了以往文献采用不能够反映资源环境成本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弊端，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予以衡量。微观效率主要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营效益（见表1）。
表1 创新驱动的衡量指标
2.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动力，涉及到产业结构协调、城乡协调、区域协调等方面。协调发展体现了经济体系运行的内部平衡性。通过协调发展，能够使资源在各部门和各地区间得到合理配置。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以及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消费需求已经从满足数量型向追求质量型转变。但我国当前的供给结构仍然集中在量的扩张上而忽视了质的提高，从而导致居民对高品质产品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必须通过协调发展来加以解决。鉴于以上分析，高质量发展立足于整体质量提升，构建全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如表2所示，本文从产业结构协调、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城镇化水平、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来综合考察协调发展水平。
表2 协调发展的衡量指标
3.绿色生态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与主色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为人民提供更加优质健康的生态产品，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热切需求。绿色发展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向实现低碳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努力。通过绿色发展，不仅能够彻底破解我国资源环境约束的桎梏，实现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循环，降低经济增长的生态成本，还能增强人民的幸福感。本文从资源消耗与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来衡量能耗和污染物的下降情况，以生态环境和环境治理两个二级指标来反映环境质量的改善状况（见表3）。
表3 绿色生态的衡量指标
4.开放稳定
开放是是国家保持繁荣发展的制胜法宝。历史经验表明，改革开放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在全球化程度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各国经济的联系愈发紧密。尽管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摩擦有所加剧，导致我国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挑战，但“开放即是前进，封闭导致落后”的时代趋势是明确的。经济稳定与经济安全也是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保障。频繁且幅度较大的经济波动会增大经济运行的风险。平稳的经济发展和良好的经济安全有利于减少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本文拟从开放、稳定、安全三个方面来衡量开放稳定程度（见表4）。其中，以外资依存度、外贸依存度等指标来反映开放程度；以实际产出波动率、CPI波动率以及失业率等来衡量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以政府负债水平、矿难死亡率等指标来衡量经济安全与生产安全。
表4 开放稳定的衡量指标
5.共享和谐
共享和谐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表现为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不断提升，居民的收入分配更趋合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人们切实关注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另外，完善的基础设施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发达的基础设施能够有效缩短空间距离，降低各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和沟通成本，增进生产和生活的幸福感。如表5所示，本文从福利分配、人民生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三个层面来考察共享和谐程度。
表5 共享和谐的衡量指标
（二）指标的综合评价方法
目前，常用的多指标评价方法主要包括综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AHP）、变异系数法、Top-sis法、多元统计分析法（如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其中，主成分分析法与因子分析法的应用较为广泛。与因子分析法相比，主成分分析法能够更充分地反映各维度对综合性指数的贡献程度。因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构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现有研究在进行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时也多采用主成分法进行分析（钞小静和任保平，2011）。在进行评价之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常用的方法有标准化法、均值化法以及极差法等。本文采用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确定各基础指标的权重方面，采用前面几个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主成分来确定基础指标的权重。
（三）各指标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的时间窗口为2000—2017年。在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资本生产率时，对于资本存量的计算，使用永续盘存法，具体参考张军等（2004）。对于基期资本存量的计算简单地以1999年为基准年份，折旧率设为9.6%，以2000—2017年的固定资本年均增长率作为资本增长率。利用固定资本投资指数对固定资本投资进行平减，再使用永续盘存法求得2000—2017年的实际资本存量。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MAXDEA8.0进行测算。另外，由于使用全国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来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样本量较少，会导致一定的偏差。为此，采用省级层面的1999—2017年面板数据来测算，在得到各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后，根据GDP总量进行加权平均，最终得到全国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①
①本文将能源与劳动、资本一同作为要素投入，以GDP作为期望产出，以SO2排放量、工业固体排放量、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废水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
对于所有逆指标，均采取倒数的形式进行处理，使其正向化；对于适度指标，处理方式参考了任保平等（2018）：适度指标=1/（原始数据－适度值），将投资率和消费率的适度率分别设为38%和60%；对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处理方法，参考顾海兵和王甲（2018）。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中国区域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中国城乡建设年鉴》《中国煤炭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以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官网等。
三、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评价
（一）我国高质量发展指数分析
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见图1）。从增幅来看，2012—2016年，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增幅较大，年均增长0.271，但在2017年明显放缓，仅为0.05。从贡献水平来看，如图2所示，共享和谐指数对经济质量发展的权重最高，为0.207；开放稳定指数和绿色生态指数次之，分别为0.202和0.199；而创新驱动和协调发展两个指数的权重相对较低，分别为0.198和0.193。这说明共享和谐、开放稳定以及绿色生态三方面的提高是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创新驱动和协调发展相对不足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大突出短板。
图1 2000—2017年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以及各维度变动情况
图2 2000—2017年各子维度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权重
（二）子维度指标分析
1.创新驱动
从创新驱动的具体指标来看，对于宏观效率而言，劳动生产率对创新驱动指数的权重最高，为0.243；资本生产率的权重最低，为-0.239；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权重为正，但不足0.03（图3），这说明我国劳动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创新驱动指数的提高，但后者的权重明显偏低，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不足。相比而言，资本生产率权重为负表明可能存在较多的无效投资抑制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图3 2000—2017年各基础指标对创新驱动指数的权重
从微观效率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成本费用利用率以及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均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创新驱动指数的权重分别为0.208、0.161和0.152。从各基础指标来看，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率整体有所上升，由2000年的5.22%上升至2017年的6.61%，成本费用利用率由5.56%提升至7.16%，分别提升了1.39个百分点、1.6个百分点，表明2000年以来企业的经营效益在稳步提升。同时，资产负债率由60.81%降至55.98%，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作为衡量企业利用债权人提供资金进行经营活动能力的重要指标，意味着债权人发放贷款的安全程度不断上升，微观杠杆率不断下降。
创新投入指标的权重均为正，且均超过0.23，表明创新投入在创新驱动指数的提升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研发投入强度的权重最高，达到0.245；万人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次之，为0.24；人均教育经费的贡献相对较低，为0.238。然而，从创新产出方面来看，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的权重显著偏低，不足0.05，表明我国的高科技出口产品附加值不高，国际竞争力相对缺乏，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拉动效应不明显。
2.协调发展
协调发展指数的结果显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权重最高，分别为0.298、0.296，表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突出。非国有企业总资产比重的提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正向影响，权重为0.184。但是，制造业比重对协调发展的权重为负，意味着制造业内部结构存在不合理因素，单纯的规模扩大已经不能够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其次，从城乡发展的协调情况来看，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对协调发展的贡献较大，权重分别为0.288和0.295，表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弱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明显。
城镇化率、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以及区域发展差异系数等三项指标的权重也较高，均高于0.25，表明这三项指标均促进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提升。此外，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构对协调发展的贡献均为负，分别为-0.105与-0.03，表明当前投资结构不尽合理，投资效率偏低，消费率不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造成了负向压力。
3.绿色生态
绿色生态指数的权重为正，在五大指标中位列第三，表明该指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贡献较大。从节能减排的指标来看，所有能耗指标对绿色生态指数的贡献均为正，其中万元GDP能耗、CO2排放强度、万元GDP电耗对绿色生态指数的贡献均超过0.21。相比而言，工业生产排放相关指标对绿色生态指数的贡献相对较低，所有指标不足0.17。其中万元GDP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万元GDP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元GDP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对绿色生态指数的贡献分别为0.164、0.146、0.136。
从生态环境来看，所有指标对绿色生态指数的贡献均超过0.21。其中，森林覆盖率的提高对生态环境指数的贡献最大，达到0.288；生活垃圾无公害处理率次之，为0.241；自然保护区占辖区面积的贡献相对较小，为0.219。环境治理状况的结果表明，所有基础指标的贡献为正。其中，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总额与GDP的比值的权重均较高，分别为0.26和0.245，然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的权重相对较小，为0.206。可以认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投入相对不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相对有限。由此，增加环境污染治理投入有助于提升我国绿色发展水平，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4.开放稳定
开放稳定指数在整个考察期内的波动相对频繁，在2008年以前为负值，随后的年份均为正值，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从具体指标看，对于经济开放程度而言，人均对外经济合作新签合同额的权重最高，为0.239；在外务工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指标次之，为0.205。市场化程度②对开放稳定指数的权重也为正，说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增强。而外贸依存度与外资依存度对开放稳定指数的权重分别为负，表明当前的外贸与外资方面存在不合理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效应未有效激发。因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注重引进更高质量和效益的外资。
②市场化程度指标出自王小鲁等发布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我国的市场化指数，将31个省市自治区的市场化指数根据GDP总量进行加权平均，进而得到我国总体的市场化指数。
CPI和PPI价格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对平稳，对经济稳定性的贡献均为正，分别为0.152和0.07。另外，失业率不高对经济稳定也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然而，实际产出波动率的权重为负（-0.003）。根据HP滤波法的测算结果，2000年以来，实际产出波动率变化较大，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在2011年达到波峰，随后稳步下降，并于2014年变为负值，2017年呈现出持续下行趋势，表明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见图4）。
图4 实际产出波动（%）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利用HP滤波法计算。
从经济安全的具体指标来看，矿难死亡率与每万人交通事故发生数对经济安全的贡献相对较大。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政府负债水平两个指标的权重也为正，但后者的贡献相对较小，为0.05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持续保持在3%以下，表明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总体是上升的。但政府债务率不利于开放稳定指数的提高。因此，继续降低政府负债水平有助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5.共享和谐
共享和谐指数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最大。分具体指标来看，在福利分配方面，泰尔指数的权重最高，为0.289。而劳动者报酬占比与基尼系数的权重相对较小，分别为0.113和0.108。总体而言，上述三个指标反映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收入分配日趋合理。劳动者报酬占比与基尼系数的权重相对较低表明在收入分配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合理因素。从人民生活的各基础指标来看，所有指标的权重均为正，且贡献较大，均超过0.22。其中，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权重最大，分别为0.28和0.271。
交通运输、机场、能源设施等指标对基础建设指数的权重均为正，且均在0.21以上，表明这些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较大。其中，人均铁路里程和燃气普及率对基础建设指数的权重为0.28和0.248。反映信息化水平的互联网普及率（包括移动电话）的贡献为正，反映了我国信息化水平稳步提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日益显现。但相对于其他基础设施指标，信息化的权重为0.214，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拉动作用稍显不足。
综上，测度结果表明，协调发展与创新驱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需要进一步增强。在一些基础领域仍然存在突出的短板，例如消费率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实际产出波动率较大、收入分配差距仍待合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不足等。
四、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质量的比较
依据前面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构建的指标体系，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我国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六个典型发达国家进行多层面比较，以期找出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
（一）劳动生产率较和产能利用率较低，创新水平相对不足
美国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最高，2009年后呈现出稳健的上升态势；法国与日本紧随其后；韩国与其他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以美国为参考基准，我国与其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大幅缩小，后发优势明显。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0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的27.5倍，至2017年缩小为7.2倍，但目前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仍然低于发达国家，上升空间较大。各国的产能利用情况也存在较大差异。大体上，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平均产能利用水平相对较高。2017年，德国与法国的产能利用率均超过84%；而我国的产能利用率仅为76.85%。
从创新投入来看，2000—2015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强度变动比较平稳。相比而言，韩国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于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研发投入强度最高的国家，随后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逐渐拉大。我国在研发领域的投入大幅增长，研发投入强度由2000年的0.896%稳步提升至2017年的2.12%，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快速缩小。我国的研发投入强度于2010年超过英国，并逐渐逼近法国。但也应注意到我国当前的研发投入强度与OECD国家2.4%的平均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另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每百万人科技人员数仍然偏低。
从创新产出上看，我国的专利申请总量大幅增长，2000年以来年均增速达22.7%，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远高于发达国家。但从人均水平上看，2016年韩国的人均专利申请量最高，为40.75件/万人；日本与美国紧随其后，分别为25.07件/万人和18.72件/万人；而我国的人均专利申请数量仅为9.71件/万人，与这些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
（二）经济结构仍待优化，消费率偏低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常年保持在28%以上，高于发达国家。然而，从结构来看，我国中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呈现出下降趋势，目前仍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这表明我国制造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美、英、法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提升明显，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推进，但仍存在上升空间。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城镇化水平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按照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对人口城市化率不同阶段的定义，我国当前的人口城镇化率仍然处在30%—70%的区间，位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而发达国家均已超过75%，处于城镇化的成熟阶段。
发达国家的消费率普遍较高。美、英两国的消费率超过80%，保持了高水平支出；法、日、德三国的消费率保持在60%—70%的运行区间。而我国的消费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从金融结构来看，美国的股票市场最为活跃，股票交易总额占比远高于其他国家。我国的股票交易总额占比在2007年低于发达国家，但随后迅速上升，在2009年达到153.24%，仅次于美、韩。
（三）粗放式增长仍然明显，生态环境需进一步改善
从时间维度上看，所有国家的能源强度总体趋势是下降的，表明各国的能源效率在不断提高。在发达国家内部，能源强度较低的国家为英、德、日、法，能源强度较高的为美国和韩国。总体来说，我国的能源强度仍然高于发达国家，但已接近韩国。从变动的幅度来看，各国表现不一。2000—2014年间，英国能效提高较为明显，14年间能源强度降低了36.2%，其次为美国（23.5%）和日本（22.9%），能源强度降幅较小的国家为法国（17.7%）与韩国（17.9%）。与此同时，我国的能源强度下降了27.8%，仅次于英国，表明我国的节能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但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仍然明显。另外，我国的碳排放强度总体上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趋势，目前仍然显著高于发达国家，节能减排工作需进一步加强。
从生态环境情况来看，发达国家之间差异较大，其中日本和韩国的森林覆盖率最高，均超过60%；其次是美国、德国和法国，三者均保持在30%左右的水平。考察期内，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呈现上升趋势，2015年为22.19%，较2000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增幅高于发达国家，表明我国生态环境状况改善较快。然而，从环境污染物来看，发达国家的PM2.5浓度相对较低，大多保持在20微克/立方米以下，表明发达国家的空气质量相对良好，而我国的PM2.5浓度仍旧在55微克/立方米以上，表明我国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的空间仍然较大。
（四）对外开放、市场化程度亟待深化，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有待提升
多数发达国家的外向型经济特征较为明显。我国的外贸依存度经历了先升后降，于2006年前后达到峰值，随后稳步下降。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企业营商环境的便利度反映了一国的市场化程度。根据《2019世界营商环境报告》，发达国家的得分排名普遍较高，由高及低依次为韩国（5）、美国（8）、英国（9）、德国（24）、法国（32）、日本（39）。近年来，我国企业的营商环境不断改善，2018年我国营商环境较2017年提升了32位，在190个经济体中名列第46位，表明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分指标来看，我国在登记财产的手续数量、时间与成本方面基本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在供电可靠性与电费透明度、办理施工许可证方面，表现较差，是我国营商环境便利度的突出短板。
从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来看，根据HP滤波法的测算结果，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经济波动幅度更大（见图4），2008—2014年间为正向波动，高于发达国家，但在2000—2007年与2015—2017年两个时间段内均为负向波动，低于发达国家，表明我国经济稳定性有待加强。
从失业率的波动来看，发达国家分化明显，近年来总体呈下降趋势。当前，法国的失业率最高，尽管相对于2016年有所下降，2017年仍然高达9.4%。德国和美国的失业率分别在2005年和2010年达到峰值，随后分别稳步下降。韩国的失业率变动较为稳定，常年保持在4%以下。需要警惕的是，尽管我国的失业率变动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4.5左右的水平，但近年来呈现缓慢的上升趋势，并于2017年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
从经济运行的安全性看，2000—2015年，日、韩两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常年保持在80%以上。英国能源对外依存度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由能源净出口国变为能源净进口国。由于石油开采技术的提高和页岩油气的开发，美国的自身能源供应能力大幅增强，能源对外依存度稳步下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对能源的需求大幅提升，能源对外依存度稳步上升，2015年接近20%。表面上我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并不高。但分种类来看，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于2018年已接近70%，能源供给安全问题不容忽视。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反映了金融系统的风险暴露水平。尽管我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在2014年之前处于低位，变动较为平稳，但随后呈现上升趋势，且逐渐超过了多数发达国家，表明我国金融系统运行的风险正在加大。
（五）收入分配需更加合理，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通常将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2015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偏高，达0.48，其他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介于0.3—0.35之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仅低于美国，我国的收入分配状况需进一步合理。
从基础设施情况来看，我国港口基础设施与物流设施的质量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这表明我国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在互联互通方面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显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大致经历了各自发展、互联互通、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四个阶段。我国当前还处于互联互通的发展阶段，离发达国家的交通可持续阶段仍有较长的距离。
从信息基础设施来看，发达国家互联网起步早，发展基础好，互联网普及程度较高。截至2016年，发达国家中互联网普及程度最高的是英国，达94.8%。从我国的发展趋势来看，2000年仅有1.8%的个人使用互联网，于2006年后呈快速增长趋势，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幅缩小，2017年达到54.3%，但与发达国家差距仍十分显著。在移动电话的普及上，我国与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接近。就安全互联网服务器的建设来看，2010年以来发达国家呈现爆发性增长，且分化明显。其中，德国与美国规模最大，日本与韩国发展相对滞后。我国在安全互联网服务器的建设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一块突出的短板。
五、结论
本文以新时代的“五大发展理念”为导引，详细构建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200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系统而全面地评价，并就相关指标与典型发达国家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不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仍然偏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拉动作用不足，研发投入强度、创新人才储备、劳动生产率等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从协调发展来看，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单纯的规模提高已经不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投资结构不尽合理，消费率偏低。在绿色生态方面，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投入尤其是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相对不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相对有限。从开放稳定来看，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产出波动率幅度更大，近年来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上升需引起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存在突出短板。在共享和谐方面，信息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相对不足。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收入分配有待进一步合理，基础设施方面尤其是互联网基础设施、港口基础设施以及物流设施的发展质量仍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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