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采用2002年至2017年的省份面板数据，将产业结构效应分解为三个部分，并从空间计量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大陆31个省市产业结构变化对农村消费者服务性消费比例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总体上造成的是负向影响；开放程度、城镇化比率、政府行为的自主性均对本地区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城镇化比率还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政府行为的自主性则对周边地区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鉴于中国地区和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本文认为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能更多地促进农村消费者增加生活性消费，为此提出继续提高城镇化、深化对外开放、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服务性消费；产业结构变化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8M631660）；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资助研究项目。
一、引言
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和品质一直是近年来政府工作的重点。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指出要推进乡村建设，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加强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卫生、交通、信息、邮政等公共服务设施。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推动消费稳定增长；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增强消费能力。截止2018年底，我国农村人口数量有5.6亿人，占全国人口比例达到了40.42%。虽然我国不断提升城镇化进程，但短期内农村居民的数量仍处于较高的水平。与城市居民消费相比，农村消费者受到收入水平、农村基础设施、区域间服务水平差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一直受到抑制，也使得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发育一直不成熟，不能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支撑，这也成为现阶段我国消费升级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从产业结构来看，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原本的大进大出、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模式开始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生产方式转变，增长方式也从追求速度和规模的粗放型增长向追求质量和效率的集约化增长转变，这种转型升级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原本由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也逐步向依靠消费驱动转变，这也使得中国更加重视扩大和促进居民消费，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也成为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按照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经济发展会使得劳动人口先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的现象，已经在很多发达国家得到了验证[1]。刘易斯也从城乡差异的角度对农村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现象做了描述[2]。对我国规模庞大的农村居民来说，这意味着很多农村居民在产业变迁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可以购买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按照一般经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模式和消费需求也会发生变化，目前我国的消费者正从排浪式消费向定制化、小众消费转变，千篇一律的工业制成品并不能满足收入水平提升的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但这种从总量上统计的消费现象是否也适用于农村消费者，产业结构转型是否改变了农村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以及对其消费结构产生了何种影响是本文需要研究的重点。
二、文献综述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国内对其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逐步增多，国内对产业结构和消费的影响研究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直接考察二者之间的影响，另一种是对消费结构的变动、测度进行研究。杨蕙馨和吴炜峰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表明，我国城乡居民居住消费与产业发展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农村居民居住消费与产业发展的相关系数明显高于城镇居民，因而需要通过保障性住房政策、提高收入等措施降低居住消费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以防房价大起大落影响居民消费[3]。徐春华和刘力利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省级层面的居民消费对当地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部地区居民消费对第三产业升级的作用稍微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对第二产业升级的作用较为显著，呈现出有差异的地区特性[4]。朱惠莉利用Moore结构变动值指数衡量了1979年—2014年中国城乡消费结构变动情况，发现总体来看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要落后于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5]。
目前我国对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之间的联系的研究更多地聚焦在城乡差异方面[6-7]。李自琼和刘东皇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互动效应，结果显示两种结构相互促进，但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积极影响要强于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且西部地区的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对当地的产业结构升级影响较大，中部次之，东部再次之。薛军民和靳媚计算了上海农村居民2002年—2016年的恩格尔系数变化，并分析了上海农村居民食品支出变化及食品的结构变化，认为上海居民的恩格尔指数出现整体上升并不意味着消费降级，而是说明上海农村居民在食品支出方面呈现出食物结构的升级、对食品高质量的追求。
除了对农村消费结构的直接研究外，产业结构对城乡消费差异的影响也成为国内学者们研究的热点之一。徐敏和姜勇利用城乡人口比重调整后的泰尔指数，考察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消费差异的影响，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在1993年—2002年之前拉大了城乡消费差距，在2002年之后则有效地缩小了城乡差距[8]。陈斌开和林毅夫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角度入手，研究了城市采用的发展战略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发现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得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城市发展水平，这也导致城市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进而造成农民收入水平下降、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出现，因此他们提出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逐步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等措施[9]。
从目前的文献研究来看，在对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常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比或类似的产值指标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度量，缺少对产业结构中就业变化的考察，因而不能准确描述产业结构的精准变化。此外，现有的研究更多地采用时间序列分析，聚焦在对当地影响因素的相关性考察中，缺乏对空间溢出效应的考察。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本文采用偏离份额法将产业结构升级变化从静态结构效应、动态结构效应、组内增长效应三个维度进行度量，并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进行描述，以此来考察不同类别的产业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本文还借鉴徐敏和姜勇（2015）的模型构建，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计量模型进行空间维度的考察，以此来考察中国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外溢性”；本文也考虑到中国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故而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经济特性和空间特性进行综合考察，以此全面展现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消费结构升级的动态影响。
三、数据描述及核心变量构建
（一）数据及核心变量
1.因变量
本文研究对象为中国大陆31个省市2002年—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因变量为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占其当年所有消费的比重（service_ratio），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分类，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类别可分为食品消费、衣着消费、居住消费、家庭设备及用品消费、交通通信消费、文教娱乐消费、医疗保健消费和其他消费共八个类别，其中与服务性消费最相关的为后面五个类别，故本文的因变量为后面五个类别的消费支出占当年消费支出的比例。
2.核心自变量
本文用来衡量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的自变量为采用偏离份额法（Shift-share Method）衡量的产业结构变迁测度方法。该方法为学术界经常采用的衡量产业结构变化的方法，既能够将要素生产率按照结构效应和内部增长效应分离出来，也能够将就业的变化考虑在内[10-11]。其公式为
。其中，i为产业i，n为三次产业数，P为用增加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S为就业人数占比，0代表初始值，∆代表在时间段[0，T]之间的变化。表达式左边为总的劳动增长率，即观察期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右边三部分可视为增长率的三个来源，右边第一部分为组内效应或技术进步效应（effects_in），表示在产业结构不发生变化时三大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加权和，可以按照产业的不同分别计算其增长效应，即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因素导致的产业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效应；第二部分为静态转移效应或静态结构变迁效应（effects_sta），表示在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因本部门就业人口在向其他部门转移时引起的结构变化效应，当就业人员向高于平均生产率的部门转移时，该部分数值为正，反之则为负；第三部分为动态转移效应或动态结构变迁效应（effects_dyna），表示的是在就业部门人员转移和劳动生产率变化时的综合效应，当就业人员向高于平均生产率的部门转移且该部门规模为扩张时，或当就业人员向低于平均生产率的部门转移且该部门规模为收缩时，则其值为正，反之则为负[12]；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之和即为结构效应。如果按照三次产业分类，三次产业的结构分类也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衡量，按照产业分类进行加总也可分别得到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总效应。从产业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来看，三种结构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均包含收入效应和替代效用两个主要方面，因此其影响结果可能出现多种可能：
（1）从组内效应来看，技术进步对地区的消费从收入效应来看应该均具有促进作用，三大产业的生产效率提高意味该地区生产的三大类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相对降低，从而可以降低农村居民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成本，最终提高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的比例。从替代效应来看，可能会促使农民有更多的收入对生活类消费进行升级，因此技术进步会对服务性消费起到抑制作用。最终组内效应的影响结果，是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
（2）静态结构效应对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比例的作用较为复杂。从就业人口的流动来看，随着一个地区内经济的发展，其就业人口的流动应该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即就业人口经历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这不仅是就业人口的流动，也会促使农村就业人员收入的提高，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但是否会增加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的比例还取决于当地农村服务消费的成本和能够提供的服务的水平，还需要考虑到其他产品价格变化带来的替代效应，因此静态结构效应的作用较为复杂。
（3）动态结构效应对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效应的作用更为复杂。动态结构效应不仅包含着技术进步效应的变化，也有就业人口的变化。如果某一类产业技术进步较快以及就业人口向该产业转移为正，且能够使得转移到其中的从业者获得较高的报酬，则会提高消费比例；如果仅仅是技术进步较快但整个产业收缩，则要看所提供产品的成本是否切实降低，这样才能提高该地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因此动态结构效应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需要因地制宜分析。
此外，由于我国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梯度差异，因此不同的产业结构效应对不同地区农村居民的影响也并不相同，需要对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者进行分别分析，才能得出更为准确的结论。
3.控制变量
除了衡量产业结构变化的核心变量外，本文还选择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1）开放程度（openness）。开放程度衡量的是该地区外向型经济的程度，用该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当年该地区的GDP比例衡量（进出口贸易总额/GDP）。如果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较高，则有可能大大推动该地区服务业的发展，从而降低该地区服务消费的成本，最终对农村居民的服务性消费起到促进作用。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越高，经济越具有活力，则农村居民收入提升的可能性越大，故而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也具有促进作用。但有学者认为开放程度可能会使城镇地区受益，而对农村消费者来说，开放程度的提高会抑制他们的服务性消费水平，具体还需要结合地区的经济实际进行分析。
（2）政府行为的自主性（gov_ratio）。政府行为的自主性由当年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财政支出/GDP）。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地方政府当年财政支出的高低，体现了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控制能力和再分配能力，是地方政府财政自由的一种度量[13]。理论上说，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比例越高，则该地区的城镇化比例也越高，对农村地区的补贴也越高，从收入效应上看会提高农村地区的消费水平，进而增加农村居民的服务类消费。也有学者认为，地方财政支出占比越大，意味着城镇地区从中得到的好处越多，则城乡收入水平差距会拉大[9]，这也说明地方上为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提供的产品供给不足，所以会抑制这些地方的服务性消费水平。
（3）国有企业比重（soe_ratio）。国有企业比重采用国有企业实收资本占所有企业实收资本的比例来衡量（国有企业实收资本/所有企业实收资本）。一个地区国有企业比重过高则不利于吸纳农村劳动力，也不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因此会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具有抑制作用。并且一个地区国有企业比重较高也意味着这个地区很有可能集聚着资本较为密集的重工业企业和资源性企业，对该地的服务业发展有抑制作用，从而提高了当地服务消费的成本，也不利于农村居民的消费升级[14]。
（4）城镇化比率（urban_ratio）。城镇化比率采用地区城镇人口占当年年末人口数的比例来衡量。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比率越高，则该地区能够提供的城镇化服务水平也越高，劳动要素和基础设施等很多资源便会优先向城镇地区倾斜，这也无形中挤压了为农村地区提供的服务性消费资源，从而抑制了该地区农村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水平。
（5）人均公路里程（road）。人均公路里程采用该地区的公路里程与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衡量。人均公路里程的高低有利于货物运输、降低商品和服务的运输成本，有利于农村消费者增加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同时，人均公路里程的增加有利于当地经济要素的流动；而对较为落后的地区来说，人均公路里程的增加则加速了劳动力的流出，从而降低了当地农村消费的水平和可以提供给农村居民的服务水平[15]。
（二）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通过上文的描述，本文选择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统计特征如下表所示。本文所使用的所有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年份跨度由2002年至2017年，包含中国大陆31个省市，样本量总共有496个，其中产业结构效应由不同产业结构细分指标的总效应来描述。为了更好地展现所使用数据的统计学特性，表2总结了按照三次产业类别细分的产业结构变量及变量描述，后缀1、2、3代表此变量衡量的是哪一类产业。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静态结构效应、动态结构效应的均值均为负，说明按照一般常理，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增加，但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在下降。在下文的回归模型中，采用不同类别的产业结构指标对应不同的模型，其中采用第一产业结构指标的为模型1，第二产业结构指标的为模型2，第三产业结构指标的为模型3，三次产业加总后的综合产业结构指标为模型4。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指标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解释
（一）基准回归模型与回归结果
在进行空间计量回归之前，先选择最小二乘回归、固定效应回归和随机效应回归，并进行豪斯曼检验，这也是为了保证回归的稳健性；再按照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区域划分进行回归，并按照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细分情况进行回归，基准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表3为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并且对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回归模型进行了豪斯曼检验，结果表明应该选择固定效应回归。表4分别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回归结果十分不同。
表3 全国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注：（1）表中***、**、*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其中OLS报告的为稳健标准误。（2）关于Hausman检验应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的问题，本文认为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较为有效。下同。（3）受篇幅所限，下表只列出东、中、西部地区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
表4 东、中、西部地区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从全国范围来看，几乎所有模型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中产业结构效应的三个分支均对农村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比例起到了抑制性的作用，尤其是产业结构的组内效应在四个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这说明劳动效率的提升虽然降低了商品和服务的成本，但增加的是农村居民对食品、衣着等商品的消费，并未扩大服务性消费。而其他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比例的影响为促进作用，说明加快城镇化建设、加强对外开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可以提升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以此来影响消费。
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类后的回归结果，则更多地体现了区域特色。对于产业结构的组内效应来说，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回归结果与全国范围保持一致，即行业内的技术进步对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有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大部分地区、大部分产业的静态结构效应对农村消费者服务性消费均为负向影响，但是东部地区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和全部产业的静态结构效应为正，二者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东部地区很多省份的第一产业的静态结构效应为负、第三产业的静态结构效应为正，说明就业人口在第一产业是逐步减少、在第三产业是逐步增加的。就业的变化对农村居民的直接影响就是收入的变化，并且更可能是因为这种就业转移也确实使得东部地区的农村服务供给较为丰富，拉低了服务性消费的成本；或者是因为随着就业的转移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使得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因就业转移而选择消费更多的服务性商品。虽然中部和西部地区也存在着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的情况，但收入效应提高幅度不大，并且中部和西部地区针对农村地区的服务性消费商品的供给不够丰富，因此这些地区的农村居民还是优先提高了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比例。从动态结构效应来看，几乎所有地区、所有产业的动态结构效应对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的影响均为负，且不够显著，因此就业和技术进步的综合作用对消费也起到的是负向作用。结合上文的分析，对全国绝大多数农村消费者来说，产业结构升级变迁带来的就业变化、收入变化，会增加农村消费者对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因而抑制了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的比例。
此外，控制变量对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影响也不相同。对大部分地区来说，城镇化率对促进农村消费者服务性消费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并且不同模型中均保持了较为一致的显著性。这也说明城镇化率的提升，可以切实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而带动农村居民消费。人均公路里程也可以较为显著地提升农村居民的服务性消费，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显著地降低商品、服务的运输成本，又能促进劳动要素的流动，因此不仅可以为农村消费者提供较为便宜和多样的商品和服务，也能通过促进当地产业发展、经济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进而提高农村居民的服务性消费。
（二）空间回归模型与回归结果
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后，为了考察相邻省份的被解释变量是否存在空间依赖，以及产业结构变化是否会存在溢出效应的问题，本文在进行了各种检验的基础上，选择空间杜宾模型（SDM）对该问题进行继续探讨。空间杜宾模型的基本回归形式如下式所示：
其中yit代表被解释变量，Xit为解释变量，W为空间权重系数，�it为随机误差项。本文采用相邻省份作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MLE方法进行回归。与上文类似，采用不同类别的产业结构指标对应不同的模型，其中采用第一产业结构指标的为模型5，第二产业结构指标的为模型6，第三产业结构指标的为模型7，三次产业加总后的综合产业结构指标为模型8。全国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分别由表5和表6所示。
表5 全国空间回归模型结果
注：（1）表中***、**、*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显著。（2）η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系数。下同。
表6 东、中、西部地区空间回归模型结果
从全国范围来看，产业结构的组内效应对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的抑制性作用较为明显，原因上文已经分析过；开放程度和城镇化率对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全国范围来看，国有企业比率、城镇化率和人均公路里程对相邻省份有显著的正空间溢出效应，而政府行为的自主性则对相邻省份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率和人均公路里程的提高从长远看有利于促进当地和周边的经济发展，并且对相邻省份有较强的带动、示范作用，所以能够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来提升其服务性消费，因此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性；而一个地区国有企业比重的提高不利于当地其他性质的企业发展，因此民营、乡镇企业等会选择其他地区发展，因此对周边经济发展也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相邻省份政府行为的自主性则存在着竞争关系，一个地区政府财政支出较大，对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等各种投资较多，会对当地经济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也会吸引企业到本地投资、发展，相对挤压了相邻省份的发展空间，因此会限制相邻省份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降低可享受的商品、服务的供给，因而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性。
从表6的回归结果来看，各个地区的农民服务性消费比例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即空间溢出效应较为显著。从产业结构的三个分支效应来看，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作用结果并不相同，东部地区的三类产业结构效应对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控制变量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均公路里程对当地的农村服务性消费起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且抑制了农村服务性消费的比例。从空间溢出性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第一产业的组内结构效应对相邻地区的农村服务性消费比例有显著的负向外溢性，其原因可能在于第一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增加了当地第一产业产品的竞争优势，影响了相邻省份的农民从第一产业中获得的收入，同时也意味着相邻省份的农民在消费同样的农产品时花费增多，因此这两个方面都将抑制相邻省份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
开放程度对东、西部地区相邻省份的农村服务性消费大多为正向影响，而对中部地区则为负向影响，这与东、中、西部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密切相关：东部地区最为发达，经济开放程度最高，因此地区的开放程度更多地体现在降低周边地区服务性商品、服务的价格方面，因此对相邻省份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性；西部地区最不发达，经济开放程度最低，因此提高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会显著地惠及周边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而中部地区提高开放程度时，很可能会最先使得当地和周边的城镇居民受益，因此加大了该地区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进而使得农村居民的服务性消费受到影响。该部分的结论与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的研究结果类似。同样的机理也存在于城镇化率方面，东部地区该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中部地区该变量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西部地区则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根本原因也在于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城镇化率的提高对两个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方向完全相反。
中国经济主要由投资和外贸驱动，因此就业变动和居民收入也深受这两个因素影响。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受到投资和外贸的周期性影响，中国的劳动力转移有时会出现从工业流向农业的“逆向”结构调整，从而延缓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步伐[16]。该观点也在某种程度说明为何农村居民不敢扩大服务性消费的深层次原因，即产业升级不到位会导致就业的变化，因此带来收入的波动，从而影响了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变化。
空间杜宾模型可以采用偏微分的方法将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了更细致地研究产业结构分支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也将产业结构分支分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17]，相关结果如表7所示。根据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定义，直接效应为对本地区因变量的影响，包含了“反馈效应”①；而间接效应则为对相邻省份因变量的影响。可以看出，从地区层面来看，东部地区的第一产业结构效应和第二产业结构效应的直接效应十分显著，且两类产业的静态效应、动态效应的影响方向是相反的。这说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历程和作用，即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通过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提高第二产业的产业规模和技术，切实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能促进当地农村居民的服务性消费。而中部、西部地区由于产业发展迟缓、劳动力一直向东部地区输送等原因，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更为复杂，因此不够显著。从效应的影响来看，在全国层面，各模型不同产业的组内效应结果均为负，这与上文的观察和分析一致；第三产业的静态结构效应对本地区的农村居民服务性效应为正，对相邻地区的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的影响显著为负，而第二产业的静态结构效应的影响恰好与之相反。这一结果说明中国目前已处于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转换的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不仅影响从业者可以获取的收入，也影响当地可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因此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是现阶段影响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的最大制约因素。
①反馈效应是指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会传递给相邻地区，并且对相邻地区的影响会反馈传回本地区。
表7 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的影响即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总体起到的是抑制作用，说明现阶段的产业升级带来的收入提升更多地被农村居民用于改善生活性消费；而产业结构效应中的各种分支效应和空间溢出性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则要分地区、分产业来分析；开放程度和城镇化比率对本地区的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具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城镇化比率还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政府行为的自主性则对本地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相邻地区的服务性消费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分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来看，不同的产业结构效应对当地的影响需要详细地分析。本文认为，为了切实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提高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比例，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持续提高城镇化比率，增加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切实从提高农民收入和增加农村服务性消费供给入手，促进农民继续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切实提高地区内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的活力和集聚水平，在持续推进城镇化的同时促进城乡融合；继续构建农村地区进行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体系，打造特色农产品产业基地，支持农村电子商务等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农村消费者服务性消费的成本。
第二，深化对外开放，提高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促进商品、服务、劳动要素在地区之间的合理流动；同时通过对外开放逐步改变农民的消费观念，释放农村地区的消费潜能。
第三，继续促进产业升级，利用产业升级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和吸收农村就业人口。尤其是加强高端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第二产业的优化升级，也能继续发挥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优势，从而提高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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