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为雄安新区设立了高端高新产业的总体产业定位。雄安新区虽然拥有交通区位优势与政策红利，但其产业发展也明显受到了既有要素供给水平和产业基础的制约。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大的主要原因在于河北与京津之间缺乏有效的产业分工与协作。雄安新区的建设必须在“大雄安”这个空间尺度上构建产业生态系统，这不仅能够弥补雄安高端高新产业发展的要素缺失，还能借力雄安、以此为龙头带动河北经济发展。“大雄安”区域产业生态的构建需要从产业规划、错位竞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市场关系、产业发展等方面加以应对。
关键词：京津冀；雄安新区；产业生态；协同发展
项目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课题（2018Y01）；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项目。
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2018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复《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明确了雄安新区高端高新产业的发展方向。设立雄安新区是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重大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其中，产业的选择及其发展路径的确定是雄安新区产业发展、人口聚集，从而支撑千年之城的根本所在。《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虽然明确了雄安新区高端高新产业的发展方向，但是产业发展的路径还不清晰，特别是在人均GDP仅为2万多元的地区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存在产业与要素供给之间明显的不匹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本文提出从“大雄安”范围谋划产业发展，跳出雄安构建产业生态，为雄安新区产业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一、雄安新区的产业定位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其重要性比肩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设立雄安新区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未来城市发展方向、发展模式的重大探索。《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提出，雄安新区的建设要“着眼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坚决贯彻绿色、生态的发展理念和高质量的发展要求，创造‘雄安质量爷，打造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样板”[1]。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部署，雄安新区的产业发展必须具有引领性和带动性；作为千年之城，雄安产业发展必须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综合考虑雄安新区的战略定位和生态环境约束，其未来发展的应当是技术先进（前沿）、附加值高、环境友好（水耗低、能耗低、排放低）的产业，应当是代表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方向的产业，应当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产业[2]。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提出，雄安新区应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自身发展定位和目标，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并明确了未来产业发展的六大重点[1]（见表1）。
表1 雄安新区产业发展重点
资料来源：《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将以上六大产业作为重点，不仅因为高端高新产业的资源环境负荷小，符合雄安新区绿色生态宜居的城市定位；还因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新材料等产业是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要驱动产业。当前，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加速成熟和商业化，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不断涌现并对既有产业产生颠覆性影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制定法律、战略和政策支持前沿科技、推动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国内许多省（市、区）也在加快前沿科技和高科技产业的布局。可以说，新科技、新模式、新业态创新活跃的国家和地区也是经济更具有活力、增长速度更快的国家和地区。将上述六大产业作为发展重点，体现了千年之城发展的前瞻性。以高端高新产业为基础能够带动高端人才聚集，进而推动高端高新产业发展，并形成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真正使雄安新区的建设发展步入正轨。
二、雄安新区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
高端高新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方向，符合雄安“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和“全球创新高地”的定位。发展高端高新产业，雄安新区既存在明显短板，又具备一定的优势条件，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
（一）雄安新区产业发展的不利条件
雄安新区前期的产业发展明显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制约，概括起来主要是产业基础和要素供给水平的不足。
1.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基础薄弱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包括雄县、容城、安新等3个县及白洋淀水域范围，以及任丘市鄚州镇、苟各庄镇、七间房乡和高阳县龙化乡，规划面积共1 770km2[1]。从经济总量和发展的效率看，2017年雄安新区经济规模只有189.16亿元，工业增加值为90.62亿元，在河北省所占的比例分别为0.56%和0.70%。雄安新区人均GDP约为2万元，是河北平均水平的45.74%；地均GDP为1 215.66万元/km2，是河北平均水平的67.90%。其次，从产业结构看，雄县、容城、安新2017年的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11.5∶60.0∶28.5、17.2∶48.2∶34.6、15.1∶42.2∶42.7，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成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且工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雄县的主导产业是橡胶制品、塑料包装、电气电缆，容城县主要发展纺织服装、食品加工、毛绒玩具等初级产品加工业，安新县则主要发展制鞋业。雄安新区三县区域的城镇化水平低，农业人口占有相当高比例。例如，2017年雄县农业人口达21.5万人，占全县人口比例的54.6%，远高于全国41.5%的平均水平，农业县的特征非常明显。可见，雄安新区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发展层次较低，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几乎要从零起步。
2.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不完善
高端高新产业具有技术水平高、产品复杂、产业链长等特点，对上下游配套产业以及研发、测试、金融、法律、营销等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很高的要求。不仅雄县、容城、安新三县本地没有这些产业基础，即便是周边的保定其他区县，高端高新产业的基础也较为薄弱。2016年，保定市制造业占前五位的行业分别是：汽车制造业占33.2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占10.56%，纺织业占9.5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占6.31%，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业占5.87%。保定的制药、新材料产业虽然也具有一定特色，但制药业主要以中药饮片加工为主，2016年中药饮片加工占规模以上医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的58.92%；专用化学品制造仅占规模以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总产值的8.81%，且主要优势在于强化磁记录材料、热敏材料。保定也不是信息技术产业的主要集聚区，2016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仅占GDP的1.65%。
3.高端人才供给不足
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来说，最关键的已经不再是自然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而是集聚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金融家等高技能劳动力的能力。哪里环境好，精英就在哪里聚集；知识人群在哪里聚集，哪里就能够创造财富。城市之间的产业竞争，根本上是对高素质人才和城市环境的竞争。行业领军型科学家、企业家以及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经济管理人才是高端高新产业发展的基础。雄县、容城、安新三县的城镇化水平低、高等教育和科研资源稀缺、高端产业少，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因此，雄安新区未来高端高新产业的发展在初期需要依靠北京、天津的人才，吸引全国人才在此集聚。但现实的情况是，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之间的高铁线路尚未建成，高速公路耗时较长，京津人才到雄安就业和工作的时间成本高；且高端人才不仅需要能够发挥自身才能且收入较高的工作岗位，而且对工作生活的环境也有较高的要求。雄安目前还处于起步期，教育、医疗、文化、购物、餐饮等方面的配套设施与北京差距巨大。
4.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存在阻碍
雄安新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而北京非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区的疏解也有利于雄安高端高新产业体系的打造。但从实际情况看，仍存在一些阻碍和问题。第一，受经济增长目标、财政支出硬约束影响，北京区县向外疏解产业的动力不足，目前向外疏解的主要是一些商贸流通产业和低端制造业；第二，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即使北京向外疏解高端高新产业，雄安新区目前也缺乏足够的承载力；而且即便企业想向雄安转移，也将面临着由于生活配套不完善来自员工方面的巨大阻力。第三，高端高新产业向外转移，会对北京的产业生态造成破坏，影响“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一定位的实现。
5.实际产业发展空间比较有限
2016年，容城县、雄县、安新县农业用地占辖区面积的比例分别为70.41%、70.58%和47.00%[3]，看似有较多的耕地可以转化为可开发的商业、工业用地，但就实际情况看，雄安的土地空间并不像数字所体现的那样充裕。一是起步区规模小，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起步区、中期发展区只有100 km2和200 km2，启动区面积20~30 km2，产业用地有限，很难形成独立完备的产业体系。二是高水平的规划使城市土地利用的容积率偏低。《纲要》规划了雄安新区“北城、中苑、南淀”的总体空间格局和“一方城、两轴线、五组团、十景苑、百花田、千年林、万顷波”的空间意象，并且严格控制城区建筑高度，避免出现到处都是“水泥森林”“玻璃幕墙”的现象[1]。三是河北水资源匮乏，雄安所辖的白洋淀湖区生态非常脆弱，也构成对产业和城市发展较为刚性的约束。
（二）雄安新区产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雄安新区发展的有利条件主要体现在交通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2个方面，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新高端产业基础设施和要素供给条件的不足。
1.交通区位优势
雄安新区位于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处在京、津、石三地的地理中心，与京津构成一个三角形经济圈，三者彼此之间的距离均在110~120 km。雄安在对接利用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的人才、创新、资金、资讯、产业配套等各种资源，承接产业转移与辐射方面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北京是全国科技创新资源最为密集的城市，不仅汇集了众多的科研院所和研发机构，而且人才资源密集；天津以高端装备制造、石化化工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北京定位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定位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4]。随着京雄高铁在2020年建成通车以及其他规划建设中交通网的形成，京津石与雄安之间的“时间距离”将大幅度压缩，形成半小时通勤圈。半小时之内的通勤时间将加快雄安与京津石同城化的步伐，促进生产要素的快速自由流动和优质资源的共享，为城市有序的产业分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天津港位于京津城市带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交汇点，交通条件的改善能够畅通雄安新区的出海通道，助力雄安新区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
2.制度政策优势
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集创新发展引领区和综合改革试验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试验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一身，不但能够享受近年来国家赋予新设立的各种新区、综改区、试验区、自贸区等“先行先试”的各种政策，而且“先行先试”方面还被赋予更多的权限，未来许多新的市场化改革开放措施都将在雄安先行先试。例如，创新性的税收政策在雄安新区率先实施，国家级交易平台等重大金融项目在雄安先行先试。其次，雄安新区在起步建设阶段，无论是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规划征集、新区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和生态恢复，还是京津冀区域内的交通互联互通，都得到了来自国家与河北省的大力支持，建设水平高、建设速度快，雄安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将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改善。最后，雄安新区承担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任，成为了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总部等高端要素从北京向外疏解的主要承载地。为配合雄安新区建设，已经有许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计划搬迁到雄安或在雄安设立分支机构、区域总部。
三、构建“大雄安”产业生态系统的必要性
囿于本地有限的要素供给和发展空间，雄安新区的产业发展必须跳出雄安，在“大雄安”区域范围构建产业生态系统。
（一）产业生态系统理论
对于区域间产业同构性的好坏，学术界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区域间产业结构相同，容易导致重复建设、过度竞争。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区域间产业同构有利于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既有合理的地方，也存在不足。现代产业的特点是越来越复杂，生产的迂回程度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细化。一件复杂产品多则包括上十万甚至百万的原材料、零部件和组件，涉及门类繁多的产业领域。因此，一个产业的发展需要形成与其他产业之间、产业内部各环节与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不同企业的投入—产出关系。从国民经济分类角度看，某一产业很难独立地发展，需要在某个地区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配套。对于结构简单、产业链短的产品，如服装，鞋帽等，可以在一个较小的地域空间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配套与分工协作关系，如产业园区以及浙江“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产业集群。但是对于产业规模大、产品种类丰富或产品结构复杂的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基于产业园区的空间集群乃至一个城市都很难容纳该产业发展所需的所有配套企业，因此，需要在城市群等更大空间尺度上形成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由于此类产业的细分门类繁多，具体产品品类数以百万计，因此，即使在同一大类产业中，不同城市、园区之间仍然能够在细分产业或产品层面上错位发展，避免产业同质化造成的问题。事实上，在分工与合作高度发达、生产与创新网络蓬勃发展的当下，很少有产品的研发、设计、原料、设备、生产、分销等完整的价值链活动全部集中于一个地区完成，要保证最终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必须充分利用周边地区、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可获得的最优资源。在较小空间尺度上聚集的多是支撑该产业发展的主要投入品生产企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高度集聚的具有产业链联系或投入—产出关系的企业及相关配套条件的整体就构成了产业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一词起源于生态学，由于企业或产业也表现出像生物生态系统一样相互依赖、复杂连接、自我修复、共同演化的有机联系，“商业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被先后提出（Moore，1993）[6]。最初“产业生态系统”理论仅关注地理空间上靠近或相连的产业网络中的物质和能量流动，旨在通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副产品的充分资源化利用以实现产业与环境的和谐（Ruth，Davidsdottir，2009）[7]。但是产业内部不仅是物质和能量的流动与循环，从产业自身发展演进的角度看，更重要的是产业内部各类参与者之间在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形成的投入—产出关系，这是产业生态系统相互依赖、复杂连接、自我修复、共同演化的经济基础。因而后来有学者进一步将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从生态经济学或环境经济学的范畴进行了扩展，关注产业生态系统中各构成要素相互连接、依赖与协作的过程，提出产业生态系统是由能够对某一产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参与主体、支撑因素与外部环境构成的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有机系统（李晓华等，2013）[5]。Timmers（1999）在考察技术创新从知识产出到创新产品的生成环节时指出，创新链主要由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实际运用、产业化与市场化4个阶段组成，且每个阶段相互影响[8]。与此类似，创新（科学、技术）、开发（企业）和应用（产业化）构成产业生态系统的3个重要环节。因此，创新生态系统、开发生态系统与应用生态系统三生态群落就构成了产业生态系统的核心层[5]。
就如同生物群落是个有机体一样，完善的生态系统也是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完善的产业生态支撑下，新技术、新模式、新企业和新业态才能更好地培育和成长，高端高新产业才能发展和繁荣[5]。产业生态系统的提出体现了产业发展范式从单体式竞争到链条式合作再到生态网络式协同的转变，它打破了个体、区域的界线，是多元主体间连接、互动、协作、共生共存的全新组织模式，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新范式[9]。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竞争优势的建立和保持，需重视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协同演进。
（二）京津冀产业发展的反思
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是我国三大城市群，但是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较为均衡的经济发展不同，京津冀三地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巨大差距。2018年，北京、天津人均GDP分别达到14.02万元和12.07万元，而河北的人均GDP只有4.77万元。与长三角地区相比，京津冀地区之间缺乏产业内部的分工联系，没有形成区域价值链是河北产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京津冀之间产业的同质性低，很难形成产业内部细分产业之间与价值链各环节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这也就意味着北京、天津的产业优势很难对河北产生溢出和辐射。从表2可以看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之前的2012年，北京、天津与河北不仅在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例前十位的二位数制造行业存在很大差异，行业间的排序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2012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工业总产值列北京、天津的第二位，但是没有进入河北的前10名之列（21位，仅占河北制造业总产值的1.0%）；在北京规模居第5的医药制造业，也不在天津、河北的前10名之列（天津、河北均列第15位）。
表2 京津冀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例前十位的产业（2012年）
资料来源：北京、天津、河北统计年鉴
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松散，各自为战，缺乏分工协作特别是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联系。由于地区之间的产业合作、配套水平低，北京的科技优势不但没有转化为京津冀的产业优势，更没有转化为北京自身的产业优势。事实上，由于北京及周边地区制造业发展滞后，造成北京很多高技术成果只能在京津冀之外转化。例如，北京的IT制造企业完成产品设计，不得不在长三角地区生产样品及进行后续大批量生产，这种情况已经对北京的创新能力造成了损害。由于缺乏承接高端制造业的配套能力，河北只能承接首钢、北京焦化厂等京津转移出来的重工业以及商业批发等低端产业，从而错失了产业升级的机遇。
（三）构建“大雄安”产业生态的必要性
高端高新产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科技创新的支持，包含配套企业、生产服务企业在内的整个产业配套与支撑体系也至关重要。由于受到产业基础薄弱、配套设施不完善、创新要素供需不匹配、产业发展土地空间有限等不利因素的制约，雄安新区的产业发展不能是封闭的孤岛式建设，而是应该对接并最大限度利用北京、天津及河北省内周边地区的资源，在“大雄安”区域内实现产业的分工与协作，发挥各自优势，带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1.弥补雄安高端高新产业发展要素缺失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增强的关键性因素。产业间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单个企业间，而是逐渐转化为供应链间的较量和产业生态系统间的博弈[10]。美国竞争力委员会发布的《创新美国》报告指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技术复杂性增强的背景下，创新的本质和创新者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主要体现为由原来彼此对立的关系日益演变为互补甚至共生的关系，因此各创新主体（企业、政府、教育家和工人）间需要构建形成一个21世纪的创新生态系统[11]。新时代产业竞争优势的保持离不开产业生态系统的协同演进。按照雄安新区的发展规划，高端高新产业主要聚焦于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环境污染小的价值链环节。鉴于雄安新区高端要素供给不足、产业基础薄弱以及发展空间有限的现状对大规模加工制造业布局的限制，雄安新区的产业发展必须跳出雄安，在京津冀即“大雄安”范围内统筹规划，围绕雄安的重点发展产业，以雄安为核心在更大的京津冀空间尺度内培育建设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与北京、天津及河北周边地区进行产业的合理分工、优势互补、优化资源配置。打造“大雄安”产业生态，关键是要处理好雄安新区与京津以及河北省其他地区的产业分工关系，总体上应大同小异、有分有合。也就是说，在大类产业的选择上应有较大重合，在细分产业或产业链环节形成差异；在产业链上形成合作，在产业链环节间形成分工。一方面，雄安新区要积极对接京津高端创新要素。京津冀协同发展不应是北京、天津将传统落后、技术含量低和环境污染严重的低端产业转移到河北，雄安新区的发展不是也不能在京津之外打造一个孤立的产业高地，而是要将京津的科研机构、创新成果、人才、生产性服务机构等要素和资源为我所用，从而弥补雄安高端高新产业发展在高素质人才、产业配套方面的不足；另一方面，雄安新区高端高新产业发展必须利用河北已经形成的原材料、零部件配套条件和充裕的生产空间。按照全球创新高地的定位与高端高新产业的发展方向，雄安侧重于前沿技术研究、新产品研发设计与小试中试、总部功能以及占地集约的现代服务业，而雄安周边的河北地区应围绕雄安的五大高端高新产业，重点发展原材料和零部件制造、加工组装以及占地面积大的仓储、物流、商贸等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构建“大雄安”产业生态，改变过去京、津与河北产业割裂的局面，推动区域将潜在的互补优势、集聚优势和协同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加快雄安新区高端高新产业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使之成为推动河北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增强京津冀作为中国经济“第三极”的战略地位。
2.激活雄安优势、催生河北发展新动能
产业生态就是在一定区域内通过协调各地区、各领域的资源要素，如微观层面的要素流动（人口、资源、技术、信息、资本等），中观层面的结构优化（交通、产业、城镇、生态、公共服务等布局），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体制、机制、政策等），产生新的最优组合方式，达到各子系统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态势，实现系统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有序到无序的动态演化过程，实现区域协同发展[12]。北京是全国创新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机械装备等产业具有明显特色和优势，天津也是全国重要的石油化工、机械装备基地，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河北地区具有广阔的腹地和发展空间，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较低。打造“大雄安”产业生态就是要立足雄安的高端高新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充分整合利用北京、天津与河北的要素与产业资源，在三地间形成有机的产业链分工关系。北京作为技术创新的源头，主要做好原始创新，但其许多科技创新成果并不适宜在当地转化，而雄安新区可以起到承担承接、转化北京科技成果的作用。譬如，雄安新区有条件率先大规模商用5G、率先布局IPv6、区块链、太赫兹、认知计算等技术研发及前期试验。此外，雄安新区还拥有发展无人驾驶汽车的非常好的契机，它可以规划一个相对封闭的智能道路系统，包括汽车、道路、交通控制系统等，在河北围绕雄安新区的重点产业培育，发展上下游环节和配套产业。“大雄安”产业生态将有力支撑雄安新区成为河北经济发展的引擎，改变河北“守着金山要饭吃”的窘境，打造升级版的区域协同发展新范式。
四、“大雄安”产业生态构建的政策建议
产业的创新、发展需要完善的产业生态系统作支持。培育和发展高端高新产业不能仅关注一个局部而忽略其余，必须要促进其所处生态系统的完善与协调。大雄安区域产业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就是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下优化内部构成要素结构，培育外部支撑要素和环境资源结构，协调产业生态主体群落与外部环境互动融合的动态过程和作用机理。
（一）明确京津冀与雄安产业功能定位，共同规划产业发展
基于产业发展的现实差距和各自的比较优势，三地应明确自身的产业重点、产业发展和产业的结构升级，因地制宜地进行产业间合理分工。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应该“一盘棋”综合考虑，将京津冀与雄安新区共同打造“大雄安”产业生态列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的重点任务，由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北京、天津、河北与雄安新区发改部门共同研究分析各自的优势，论证确定发展的重点细分产业与价值链环节，实现两市一省一区“十四五”规划、总体规划以及重点产业规划的协同。
（二）做好创新链产业链分工，形成错位竞争发展格局
北京“十三五”规划提出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包括都市型现代农业、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第五代移动通信（5G）、未来网络、可穿戴医疗设备、基因检测、3D打印、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技术产业，金融、科技、信息、商务服务、研发设计、节能环保、融资租赁、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会展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产业。《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提出的发展重点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高端现代服务业、绿色生态农业等五大产业，雄安新区产业重点与北京市存在很大的重合性。这一方面为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的产业内部的分工协作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避免二者产业间的直接竞争。北京与雄安新区应在细分产业、产品层面与产业链环节之间形成差异。北京作为科技创新的源头，主要承担研发、颠覆性创新，保留科创功能的前段研发环节；而天津、雄安地区作为科技转化和产业市场化的基地，承担科创功能的中后端环节[13]。比如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北京侧重于整车开发和制造，雄安侧重于无人驾驶平台系统的开发、测试以及增值互联网服务的开发、运营。雄安新区的发展必须改变过去京津与河北产业割裂的局面，加强二者的产业链联系。具体来说，雄安新区应按照全球创新高地的定位与高端高新产业的发展方向，侧重于前沿技术研究、新产品研发设计与小试中试、总部功能以及占地集约的现代服务业，而雄安周边的河北地区应围绕雄安的五大产业发展重点，重点发展原材料和零部件制造、加工组装以及占地面积大的仓储、物流、商贸等生产性服务业。
（三）加快雄安新区及“大雄安”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一体化是实现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前提。便捷高效的交通体系能集聚周边地区的生产要素，进而促进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雄安新区作为京津冀城市群中的重要一极，承担着区域交通枢纽的功能，其产业发展需要依托立体交通体系的完善。交通一体化是大雄安区域产业生态系统构建需要率先突破的重要领域。当前，雄安新区交通体系的完善需要从域外交通和域内交通两方面共同推进。一是以雄安新区为重要节点，加强域外交通体系的网络化、立体化建设，推动公路、铁路、城市轨道、航空、管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全面发展。特别是要加强与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京津冀地区重点城市的交通联系，规划建设公交化、便捷化、低成本的轨道交通线路，加强与北京新机场的协调对接，为高素质人才的流动创造条件。二是积极打造雄安新区域内畅通有序的交通体系。雄安新区的三个县域城市虽然开发程度有限，但三个县城所在地也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并将成为雄安新区内部建设的重要节点。因此，在借鉴我国城市交通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雄安新区域内交通体系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到新城区建设与老城区改造升级之间的联系，充分考虑未来人口生产、生活的域内交通需求，充分把握先进交通工具的发展趋势并采用前沿的智慧交通技术，实现雄安新区域内交通体系的畅通有序、智慧管理[14]。此外，加快雄安新区市政基础设施、写字楼、居民区、标准化厂房以及医院、学校、商业综合体、住宅、公园及其他配套生活设施建设，吸引高端人才来雄安就业创业和安居乐业。
（四）理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构建富有活力的区域市场体系
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在设立之初的规划、设计就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具有政府强力干预的色彩。对此，雄安新区在开发、建设，特别是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市场机制对于要素流动和集聚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顺应市场和企业的发展趋势[15]。大雄安区域内各政府应尽快破除阻碍产业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藩篱，建立辐射整个区域的一体化要素市场，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共同市场上的信息协同和价格协同，促进人力、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的流动[16]。在人才方面，雄安新区应加强与北京、天津的合作，推动落实各类引智政策，以吸引、留住京津优质人才。在资本方面，推动京津冀区域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共同设立开发基金、银行，形成区域统一的市场交易和结算网络。在技术方面，雄安新区应主动对接京津的前沿技术和高科技产业，加强与京津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园区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京津两地应注重科技创新成果的落地转化，扩大技术的辐射半径，将高科技成果的商业化、产业化纳入区域协同发展进程中[17]。
（五）增强雄安新区的产业功能
一是吸引高端高新产业上下游配套企业到“大雄安”投资。应围绕雄安重点发展的五大产业加快布局，重点是吸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三大产业的加工制造龙头企业，进而由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原材料和零部件企业集聚，逐步以雄安新区为核心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条和产业生态，走出一条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在内、加工制造在外的“两头在内中间在外”的产业发展模式。二是鼓励创新型科技企业总部在雄安聚集。一方面，积极承接符合高端高新特点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与北京形成差异化的细分产业领域的科研成果到雄安落地转化；另一方面，完善孵化器、加速器、创业大街、创客小镇等创新创业载体建设，鼓励高端人才在雄安创新创业。无论是承接高端高新非首都功能疏解还是本地创新创业，都要注意与周边地区协同推进，在河北规划若干专业化园区承载占地大的加工制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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