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工业化初期的进口替代战略不同，工业化后期国产替代的基本方向是由关键核心技术所支撑的核心材料、核心部件、核心设备、核心工艺和核心算法等“五核”领域。当前，受中美“科技脱钩”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非经济性冲击，致使全球供应链面临前所未有的现实及潜在威胁，国产替代的首要逻辑正从效益逻辑转向安全逻辑，中国亟需通过国产替代构建自主可控的供应链，有效防范和化解产业链风险。仅凭政府政策或市场机制都不足以获得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推进国产替代应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集中体现在动员企业进入相关细分行业、增强企业研发动力和研发能力、缓解企业融资瓶颈以及拓宽企业市场应用空间等4个方面。
关键词：国产替代；关键核心技术；全球供应链；供应链安全；产业政策
基金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工业技术赶超的战略与路径研究”项目（GJSCX2018－01）
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各项指标均显示中国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在这一关键转折期，美国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和“科技冷战”，中兴、华为等国内科技巨头先后遭遇“断供”危机，“断供”成为悬在国内科技企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与此同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进一步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秩序，供应链安全的隐患快速蔓延。中央中央审时度势，将“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都将是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国产替代是防范和化解产业链风险、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的根本之策，也是中国向经济强国跨越的必经之路，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近年来，国产替代成为产业界和投资者热议的话题，也成为产业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的对象。相较而言，学术界对国产替代的系统研究较少。本文在梳理工业化后期国产替代基本方向的基础上，探讨了当前国产替代的核心逻辑和认识误区，并提出加快推进国产替代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工业化后期国产替代的基本方向为“五核”领域
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国产替代的内容和方向存在本质差异。20世纪五六十年代，2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提出“进口替代战略”，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通过限制工业制成品进口来保护本国的幼稚工业，用本国产品替代进口产品，以此来推动工业化进程［1］。进口替代战略又分为2个阶段：（1）建立和发展最终消费品工业，如食品、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行业；（2）转向资本品生产，如石化、钢铁、机械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进口替代战略主要针对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而经过改革开放后40余年的追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总体上从初期阶段发展到工业化后期阶段（黄群慧，2018）［2］，国产替代的内容和方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进入工业化后期，依托庞大的工业产能和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具备替代绝大多数进口产品的能力。但是，中国产业链短板依然突出，在产业链上游和中游（即中间产品生产）存在明显的薄弱环节。目前，本土企业有极少数产品还完全无法自主提供，大量产品虽然能够自主提供，但产品的性能、精度或稳定性与国际领先水平有巨大差距，高端市场占有率低，进口依存度高。工业化后期国产替代是本土科技企业成长和追赶世界技术前沿的过程，国产替代的基本方向是处于产业链短板的“五核”领域，即由关键核心技术所支撑的核心材料、核心部件、核心设备、核心工艺和核心算法。
（一）核心材料
材料是工业生产的基础投入品，材料工业无疑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之一。中国材料工业大而不强的特征极其显著，核心材料的纯度、强度、硬度等指标参数不佳，材料技术滞后成为制约众多高技术产品国产化的首要瓶颈。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钢铁产能约占全球的1/2，但航空钢材、高端轴承钢、高强度不锈钢等对性能要求较高的特殊钢材技术不过关，特钢仍需大量进口，大飞机、高铁等高端装备的国产材料基础不牢固；再如基于化工技术的半导体材料领域，本土企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大硅片、光刻胶、电子气体、溅射靶材等核心半导体材料高度依赖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口。
（二）核心部件
核心零部件是高技术产品的“心脏”，一般是产业链上利润率最高的环节。中国具有较强的集成创新能力和产品制造能力，大多数最终产品早已占领全球市场，但众多核心零部件技术尚未攻克，“卡脖子”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中国是全球最大消费电子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但生产消费电子产品大量使用的高端芯片（如CPU芯片、存储芯片）、射频器件、CIS图像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由于下游需求旺盛，集成电路已经成为中国进口金额最高的商品类别，2019年，累计进口额为3 056亿美元，贸易逆差达到2 040亿美元。再如，中国的工程机械在全球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工程机械液压系统的核心元件高压柱塞泵国产化程度极低，存在一定的供应链风险。
（三）核心设备
设备制造反映出一个国家工业体系的综合能力，是支撑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石。中国在核心材料和核心部件领域的短板，直接导致核心设备制造缺乏国产替代的有力支撑。尽管中国很多工业产品的产能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部分核心设备高度依赖进口，从某种意义上讲产能是“买来的”。例如，近年来中国OLED面板产能快速膨胀，由于核心设备真空蒸镀机尚未实现国产化，只能从日韩进口，京东方因采购到Canon Tokki的真空蒸镀机才奠定了在高端OLED领域的行业地位。核心设备受制于人阻碍了国内产能扩张和制造工艺的提升，这在半导体行业尤为突出。目前，中国半导体设备的全球市场份额仅占2%左右［3］，光刻机、刻蚀机等芯片制造的核心设备亟需突破。
（四）核心工艺
工艺水平是一个国家工业技术积淀的外在体现。除了受到材料和设备的影响外，核心工艺主要源于生产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技术和经验，尤其是依附于高技能人力资本的默示知识。以镜片抛光工艺为例，光刻机供应商ASML向德国蔡司采购镜头，主要源于蔡司的镜片抛光工艺经过几代人的技术积淀，镜片光洁度在全球首屈一指。由于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积累的时间不长，很多核心工艺短时间内难以掌握，如芯片先进制造工艺、超精密抛光工艺等核心工艺大幅落后于行业前沿，国产替代空间巨大。
（五）核心算法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大趋势下，算法对生产和服务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算法与设备一道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中国在基础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办公软件）、工业软件等算法应用领域严重缺乏竞争力，如用于芯片设计的EDA工具软件、航空设计软件等各类软件高度依赖国外采购，工业软件与国外技术差距呈扩大之势（郭朝先，2019）［4］。基于算法优势，日本、德国等制造强国已经开始在生产线中采用全数字化控制技术，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由于没有掌握底层核心算法，中国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设备的稳定性、易用性、良品率等关键指标远不如日德设备，故障率居高不下。
“五核”领域所属行业集中在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其中，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医疗器械等行业是国产替代的主攻方向。这些领域具有以下显著特点：（1）研发强度高、技术壁垒高、技术迭代快，部分领域与基础研究联系紧密，企业需要维持高强度的R&D投入以获得技术领先优势。以半导体行业为例，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发布的报告，2019年，美国半导体行业的R&D投入强度高达16.4%，使美国成为全球半导体技术最先进、市场份额最高的国家［5］。（2）行业集中度高，每个细分领域仅有为数不多的厂商，呈现寡头垄断型市场结构。核心技术掌握在美欧日韩等少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个别企业手中，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度很低。例如，在晶圆代工领域，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前五大厂商的市场份额高达90%，仅台积电一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就占1/2以上［6］。（3）智力资源的相对贡献高，行业关键要素是智力资源而非固定资产，尤其是顶尖领军人才对技术突破和产业发展的作用无可替代。
二、当前国产替代的核心逻辑发生重大转变
长期以来，效益逻辑是国产替代的基本逻辑。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牢牢把持高利润率的环节，将低利润率的环节外包或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垄断的很多产品或服务处于卖方市场，“通知性涨价”体现出发达国家在供应链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国产替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发展中国家工业技术赶超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相伴而行。中国已经在很多领域成功实现国产替代，如液晶显示面板的大规模国产化，结束了国际面板巨头掌握定价权的局面，极大地带动了下游消费电子行业的发展，并增进了消费者福利。国产替代正是与发达国家抢夺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有力途径，本土中间产品的创新和替代推动着中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持续攀升（郑江淮等，2020）［7］。通过“五核”领域的国产替代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和分工收益，是中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必经之路。
当前，国产替代的首要逻辑正从效益逻辑转向安全逻辑。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非经济性冲击猛烈来袭，全球供应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安全稳定、自主可控的供应链关乎中国的经济安全、信息安全和国防安全，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防范和化解产业链风险、保障供应链安全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亟需通过国产替代构建自主可控的供应链，应对供应链面临的来自外部的现实和潜在威胁，改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卡脖子”窘境。因此，安全逻辑已经上升为当前国产替代的首要逻辑，效益逻辑则退为次要逻辑。
（一）中美“科技脱钩”倒逼中国加快国产替代步伐
美国以贸易摩擦的形式推行中美“科技脱钩”策略。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逆全球化”思潮抬头。2017年8月，特朗普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起对中国的“301条款”调查，拉开了新一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序幕。此后，双方经过多轮经贸谈判后，非但局势没有出现转机，摩擦反而持续升级。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主要围绕高技术产品贸易、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展开，剑指“中国制造2025”计划。贸易摩擦的第一阶段是美国全面限制来自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进口，大幅提高进口关税税率，并禁止采购中国部分企业生产的通信、监控设备；第二阶段是美国严格限制流向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频繁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调查和制裁，已将数百家中资机构纳入出口管制的“实体名单”，严控美国企业与之进行贸易和科技往来。2020年6月，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措施再次升级，全面加强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审查，扩大对华出口的许可证要求。
“科技脱钩”是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核心举措。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对华政策从“经济接触”转变为“战略竞争”，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rival power），并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从冷战后的“瓦森纳协议”到特朗普政府频频加码的科技封锁政策，都表现出美国限制竞争对手科技发展的坚定决心。“科技脱钩”远不是美国贸易谈判的筹码，更是美国精心策划对华战略遏制的核心举措，其试图通过干预中美科技交流合作，切断中国获取关键技术的渠道，进而阻滞中国在高技术产业的科技创新与赶超，减轻对美国科技领袖地位的威胁。美国对华实施高技术限制，本质上是为了实现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崛起的目标性限制，维护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现有地位及实现美国利益的长远增加（刘威，2019）［8］。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赶超与攀升无疑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催化剂”，摩擦加剧有着内在必然性，并且摩擦将呈现常态化、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余振等，2018）［9］，中美两国在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以及现代产业体系竞争上的“角力”刚刚开始。
“科技脱钩”严重威胁中国的供应链安全，依托国产替代反制美国的科技封锁迫在眉睫。中美贸易摩擦和“科技脱钩”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供应链和技术进步产生直接影响：（1）美国对高技术产品执行严格的出口审查，会大幅增加中国企业从美国进口材料、零部件、设备、软件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拉长供货周期，中国企业随时面临被“断供”的风险，尤其是半导体、民用航空等高度依赖美国的行业首当其冲；（2）美国政府恐吓本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减少与中国的研发合作和技术转移，并加强对中国企业赴美国并购投资的审查力度，加剧两国科技生态的裂痕和分化，中国从美国引进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的空间被急剧压缩。“科技脱钩”将促使中国高技术产品的供应链被动“去美国化”，供应链在转向美国以外供应商的同时，加快国产替代步伐构建自主可控的供应链必要且紧迫。中国必须放弃幻想，破釜沉舟，以“五核”领域的国产替代为突破口反制美国的科技封锁，做好应对国际极端局势的准备。
（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进一步促使全球供应链回缩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诱发全球供应链断链风险。与全球生产网络相关的供应链贸易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缩影，这使冲击通过供应链“传染”成为可能（Baldwin等，2015）［10］，部分国家或地区的供应中断对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产出产生重大影响。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全球大流行状态，日本、韩国、欧盟、美国等全球重要的供应链基地相继成为重灾区。海外供应商大范围停产，以及跨境物资和人员流动限制阻碍中间产品贸易，全球供应链断链风险随着全球疫情持续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增大。产业链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出现断供、延迟交货及涨价的风险，全球采购及运输面临重大不确定性，反向制约中国处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复工，部分行业生产中断的持续时间被迫延长。其中，中国对海外供应商依存程度高、短期内无法实现国产替代的高技术行业遭受较大损失，如汽车、机械、半导体等。以汽车为例，2019年，我国从日、韩、欧、美四地进口的汽车及其零部件（HS分类第87章）合计占到进口总额的93.4%，其中发动机与控制系统、电喷系统、高端变速箱等关键技术均被德、日巨头垄断，缺乏国产替代能力（王硕，2014）［11］，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初期，整车企业一度面临断供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促使各国重新审视供应链安全问题，全球供应链的本地化倾向增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在短期内扰乱全球供应链秩序，还对中长期全球供应链的调整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目前，全球供应链的形成主要基于分工效率，并未充分考虑疫情、战争等非经济性冲击。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和风险性，促使非经济性冲击成为全球供应链调整的重要考量因素。跨国公司将重新评估和权衡全球分工效率和供应链安全，出于对供应链安全的战略性考虑，应该对供应链结构和关系进行调整（贺俊，2020）［12］，通过重新布局全球投资和调整供应商推动供应链的自主化、本地化和区域化，以有效规避供应链风险。各国政府也会把确保供应链安全上升为重大系统性风险而实施相应的战略举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美国、日本、德国等国政府均明确表示支持本国企业回迁产业链或加强本国产业保护。
国产替代是应对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倾向的积极策略。全球供应链的本地化倾向意味着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生产性投资比例降低，制造业加速回流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呈现放缓趋势。这将减少发展中国家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资本流动中获益，以及进入国际市场获得人力资本和知识的机会，在未来很多年里，发展中国家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进行工业化的潜力将大大降低（IMF，2020）［13］。在此背景下，对主要依赖进口的产业链薄弱环节用本地化供应替代全球化供应，既能防范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风险进一步累积和恶化，又能对冲外资增速放缓和跨国公司产业链外迁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依托国产替代实现国内供应链无缝衔接，将显著增强中国的供应链优势和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三、推进国产替代应避免陷入三大认识误区
当前，社会各界对国产替代的战略意义具有广泛共识，但对推进国产替代的路径和方式有较大分歧，部分观点陷入单方面强调政府作用或市场作用的“一元论”，或只讲产业扶持，或只讲市场竞争，割裂了二者的有机联系。对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仅凭政府政策或市场机制都不足以获得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应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认识误区。
（一）误区一：国产替代无需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支持
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学术界通常被解读为糟糕的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政府在私人产品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即由政府“挑选赢家”），势必产生严重的激励扭曲，非但无益于提升被扶持产业的生产率，反而造成效率损失、产能过剩和寻租行为，选择性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张维迎，2017）［14］。不可否认，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极容易产生各种负面效果，但据此对其全盘否定，要求政府政策对所有产业部门不偏不倚，同样陷入“新自由主义”的误区。
支持补齐高技术产业链短板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是必要的。主要遵循安全逻辑的国产替代是中国没有退路的选择，而仅依靠市场机制推进国产替代显然是远远不够的：（1）中国产业链短板领域普遍具有前期投入大、研发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等特征，且被国外巨头垄断，国内私营部门缺乏进入行业的动力；（2）高技术领域广泛存在正外部性，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和消费者有正向溢出，社会回报率大于私营部门回报率，私营部门的研发投入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政府有必要支持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的高技术领域发展，补齐产业链短板，这对抢占未来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至关重要。从实践上看，世界上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实现成功赶超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继续领先的发达国家（周建军，2020）［15］。在中国学者对选择性产业政策穷追猛打的时候，美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对国家产业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呼声却越来越高，呼吁政府政策向那些“关键到不能倒下”的先进技术行业倾斜，例如，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电气设备、先进机械、半导体、软件等，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并维持美国的竞争力（Atkinson，2020）［16］。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明显加大了对关键产业链的政府支持（刘戒骄，2020）［17］。
推进国产替代应注重制定适宜的产业政策。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还谈不上要不要产业政策的问题，而是如何推进产业政策转型并限制其负面效应的问题（郭克莎，2019）［18］。选择性产业政策并非一定是粗暴而低效的，适宜的政策对产业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突出精准化、小尺度的导向，紧紧盯住产业链短板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点支持国产化率极低的产业链环节，而非大范围的产业扶持，防止搞成高技术产业的“大跃进”运动，避免出现低水平重复建设和高端产业低端化；同时，应根据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动态调整并适时退出产业政策，掌握恰当的扶持强度和扶持期限。
（二）误区二：国产替代由国家意志驱动和政府主导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由于国产替代被赋予很多非经济意义，部分观点认为政府应直接组织、调动和配置各类资源，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举全国之力支持突破“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链环节，尤其是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国产替代。不可否认，国家意志驱动和政府主导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技术攻关中具有一定的效率优势，但国产替代的外在表现仍是产业赶超和本土企业成长的问题，陷入政府主导的认识误区，将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运动式”的国产替代不具有可持续性。
国产替代应由市场机制驱动和企业主导。补齐产业链短板主要依赖本土企业的成长，即本土企业通过持续的学习和创新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路风等，2012）［19］。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府起到战略引导作用。企业是国产替代的微观基础，政府无法替代企业家的职能，企业家基于对技术前景和市场前景的预测作出自主决策，构成本土企业成长的基本动力。国产替代进程中投资决策和执行由企业主导，只有形成利润驱动投资的良性循环，国产替代才可能持续推进；研发和技术路线选择由企业主导，分散试错和充分竞争后脱颖而出的技术路线才具有国际竞争力。政府应尊重和发挥企业家精神在国产替代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保护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误区三：限制高技术产品进口以提高国产化率
面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新环境，国内出现打着推进自主创新和国产替代的名义，实则主张加强技术、市场和产业链的内生化，采取封闭路线发展技术和产业的论调。部分观点认为，中国应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严格限制高技术产品进口，作为扶持高技术产业链薄弱环节的重要抓手，即重拾“进口替代战略”。这种排斥外来技术和国际竞争的封闭发展倾向绝不可取。逃避国际竞争虽然能在短期内快速提高国产化率，但长远来看，过度保护将不利于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破坏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有利局面。历史经验证明，不论面对何种压力，都必须坚持产业发展的对外开放不动摇，谨防被民粹思想干扰发展路线。
应在国际竞争中推进国产替代。当前国产替代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链短板为目标，追求技术和供应链的自主化，并非追求100%的国产化。与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不同，严格限制高技术产品进口不应作为中国产业赶超的政策选项，市场全球化反而对推进国产替代更为有利。高技术产品进口不仅能通过竞争效应加快本土企业的研发努力程度，还能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为本土企业提供更多学习的机会，主动限制进口渠道不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国产替代进程中，应始终坚持开放式的自主创新，不依赖也不排斥外来技术，树立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全球视野，对标世界技术前沿，避免陷入闭门造车的封闭怪圈。
四、推进国产替代的政策建议
在当前全球供应链面临重大不确定性的复杂局势下，政府应通过制定国家产业战略和产业政策，旗帜鲜明地支持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国产替代，助力补齐产业链短板。产业政策对推进国产替代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动员企业进入相关细分行业、增强企业研发动力和研发能力、缓解企业融资瓶颈以及拓宽企业市场应用空间等4个方面。
（一）动员企业进入相关细分行业
紧盯国产化率极低的产业链短板，将重点扶持对象细化到特定产业链环节的特定产品或工艺，如集成电路EDA设计软件、先进制造工艺等，不宜对全产业链实施“一刀切”的扶持政策。对进入这些细分行业的企业制定一套专门的财税、融资、研发、市场、人才、用地等优惠政策，以稳定企业的政策预期，增强企业进入行业的经济激励。同时，动态调整重点扶持的细分行业目录，及时退出对已经实现大规模国产化的产业链环节的扶持。
（二）增强企业研发动力和研发能力
（1）重点使用税收优惠手段激励企业研发，对从事“卡脖子”技术研发攻关的企业，上调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比例，免征或分期缴纳采购研发活动所需设备、材料和软件的增值税和进口关税；（2）高度重视基础研究的源头和先导作用，大力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依托“基础研究向下溢出”为国产替代提供坚实的基础科学支撑；（3）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建国家级研发平台，联合开展人才培养和专业技能培训。
（三）缓解企业融资瓶颈
（1）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战略引导作用，针对国产替代的重点行业领域设立专项投资基金，以市场化方式运营，支持具有国产替代前景的本土企业扩大研发和生产；（2）扶持VC/PE市场发育，鼓励创投公司设立支持国产替代的投资基金，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创业公司加快上市审核流程，并放宽创投资本的退出条件；（3）探索新型融资方式，支持中小型高科技公司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股权质押融资、供应链金融、科技及知识产权保险等手段获得商业贷款。
（四）拓宽企业市场应用空间
（1）帮助企业融入国内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吸引具有国产替代能力的企业落户已经形成产业集群的园区，通过提高空间集聚水平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为上下游客户的供应链合作提供便利；（2）加大国产替代创新产品的推广力度，支持国内企业在生产中导入国产材料、零部件、设备和软件，形成“以下游带上游”的产业升级路径，发挥中国的市场规模优势；（3）有效使用政府采购手段支持国产替代产品，加快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安全审查和保密管理规定，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率先推进国产替代。
参考文献
[1]普雷维什,辛格.进口替代战略[EB/OL].(2011-09-18)[2020-08-15].https:∥wenku.baidu.com/view/f294a36aa45177232f60a2c6.html.
[2]黄群慧.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产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J].中国工业经济,2018(9):5-23.
[3]新产业.2020年全球及中国半导体产业现状[EB/OL].(2020-07-22)[2020-08-08].https:∥www.sohu.com/a/409019697_99918116.
[4]郭朝先.当前中国工业发展问题与未来高质量发展对策[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2):50-59.
[5]SEMICONDUCTORINDUSTRY ASSOCIATION(SIA).2020 state of the U.S.semiconductor industry[EB/OL].(2020-05-26)[2020-08-08].https:∥www.semiconductors.org/2020-state-of-the-u-s-semiconductor-industry.
[6]集邦咨询.2020年第二季全球晶圆代工产值年增2成[EB/OL].(2020-06-14)[2020-08-08].https:∥www.sohu.com/a/401712815_166680?_trans_=000014_bdss_dktfyw.
[7]郑江淮,郑玉.新兴经济大国中间产品创新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中国经验的解释[J].中国工业经济,2020(5):61-79.
[8]刘威.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高技术限制之“谜”[J].东北亚论坛,2019,28(2):82-96,128.
[9]余振,周冰惠,谢旭斌,等.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J].中国工业经济,2018(7):24-42.
[10]BALDWINR,LOPEZ-GONZALEZ J.Supply-chain trade:a portrait of global patterns and several testable hypotheses[J].The World Economy,2015,38(11):1682-1721.
[11]王硕.自主品牌汽车技术和创新能力亟待提高[EB/OL].(2014-02-20)[2020-08-10].http:∥www.sic.gov.cn/news/457/2140.htm.
[12]贺俊.从效率到安全:疫情冲击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及应对[J].学习与探索,2020(5):79-89,192.
[13]IMF.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EB/OL].(2020-04-14)[2020-08-10].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0/04/14/weo-april-2020.
[14]张维迎.产业政策争论背后的经济学问题[J].学术界,2017(2):28-32.
[15]周建军.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与应对:从防风险到补短板[J].学习与探索,2020(7):98-107.
[16]ATKINSONRD.The case for a national industrial strategy to counter China’s technological rise[EB/OL].(2020-04-13)[2020-08-10].https:∥itif.org/publications/2020/04/13/case-national-industrial-strategy-counter-chinas-technological-rise.
[17]刘戒骄.美国制造业复兴困境与启示:保护主义政策失灵的现实考察[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5):12-22.
[18]郭克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趋势与“十四五”时期政策思路[J].中国工业经济,2019(7):24-41.
[19]路风,余永定.“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J].中国社会科学,2012(6):91-114,207.
于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于畅,邓洲.工业化后期国产替代的方向调整与推进策略[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1):5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