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乡村发展，从领导革命斗争到经济建设进程中，都将发展乡村工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积极推进。总体来看，百年来我国乡村工业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从革命根据地发展军需工业满足革命斗争需要的乡村工业开始，到计划经济时期的乡村“五小”工业发展，到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以及进入本世纪之初城市工业的兴起和乡村工业的“退让”，再到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新型工业化发展，百年来乡村工业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经过百年的发展，乡村工业有序发展，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和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乡村工业不仅是助推全面脱贫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持力量，也是支撑乡村市场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助推“双循环”的重要腹地。百年来我国乡村工业的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突破和创新的结果，其中，需求牵引是激发农民发挥创新精神的重要驱动力，企业家是乡村工业发展的内源动力，开放合作是保证城乡互促和工农融合的重要动力。为推进新时期我国乡村工业的更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应当在发展视角、体制机制、发展模式等方面不断创新，同时加大政策支持，为乡村工业发展补齐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短板”。
关键词∶乡村工业；百年历程；乡村振兴；乡村市场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研究”（19CGL019）；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企业管理优势学科建设项目。
一、引言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到开展土地革命，到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到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再到新农村建设，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振兴，中国特色的乡村工业成为中国实施工业化、推进城镇化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总结百年来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与演化，对于深刻理解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启示。
乡村工业的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曾作为研究的热点被学界广泛关注，这是当时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直接结果。然而，随着乡镇企业的转型和“退场”，对乡村工业的研究也逐步减少。事实上，中国的乡村工业发展从未间断，乡镇企业退出后城市工业快速发展尽管“遮盖”了乡村工业发展的成绩，但通过农民进入工业领域的内源发展和城市化扩散的外源效应，乡村工业在不同阶段表现出形式上的差异，但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并成为解决贫困问题、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本文所分析的乡村工业，比较接近周维宏的界定，即乡村工业化是“农村地区从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向农工并举甚至以工为主的复合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1]（P3），一切能够促进此种变化的手段和途径即规定为“农村工业化道路”，而乡村工业则是在乡村工业化道路过程中促进乡村经济结构变迁的发展方式，从内容上则是乡村地域范围内工业企业的总和[2]（P58）。从理论来源来看，这一概念与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乡村工业具有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乡村工业，是用前工业化理论来规定农村工业化，农村工业化等于原始工业化、手工业工业化或前工业化[3]（P50）。但是，对于后发追赶国家，前工业化进程往往是难以实现的，“农村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是制造业企业或工厂在农村地区建厂以维持其比较优势的做法及其发展状况[4]（P115-171），农村工业化等同于“农村地域工业化”，其包括农民直接经营工业（农村工业）、农民兼业从事工业雇佣劳动（离土不离乡）以及与农业相关的工业等三种工业类型[5]（P320）。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阶段对百年来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剖析；第三部分总结百年来我国乡村工业发展的主要成就；第四部分剖析百年来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经验；第五部分围绕乡村振兴的现实背景对我国乡村工业未来发展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二、百年来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工业化与西方工业化发展表现出极为显著的差异∶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是非连续的工业化，工业化进程遭遇战争、侵略等各种外来因素的影响出现发展的反复，工业化进程自然表现出显著的间断性特征，难以实现从“原工业化”[6]到“工业化”的渐进发展过程；另一方面，由于非连续的工业化进程，导致工业化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不仅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明显，城乡的差异更为突出，尤其是承载中国大部分人口的乡村（1）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百年来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看，在不同阶段乡村工业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从革命根据地发展满足军事需要和民用需求的乡村工业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时期的乡村“五小”工业发展，到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本世纪初以后城市工业的大发展和乡村工业的“退让”，再到十八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新型工业化发展，百年来乡村工业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1 借鉴周维宏（2008）和李玉红（2020）等的研究，本文所指的乡村是广义上的概念，指的是中心城市外围的地区，在中国的行政区划上主要包括县级及以下的城镇和农村地区，包括那些尚未发展成为城镇建制的工业集聚区或开发区。
（一）根据地的乡村工业和民族工业大发展（1921—1948年）
工业最早是在农村发生的，即使是农工分离以后，大部分农村也还是存在着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传统农村工业，可以说这是历史上农村工业化的出发点和基础[1]（P3）。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8年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工作在曲折中不断前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农村包围城市”基本战略的指引下，以农村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后方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通过发展军需工业为开展武装革命斗争提供必要的枪支弹药、被服等军需物资；另一方面，也通过积极发展民用工业，为根据地粉碎敌人封锁，实现内部正常生产生活流通创造条件。
1931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苏维埃特别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工厂、作坊、手工业、家庭工业等）”“国家自己应尽量开办关于制造军用品和群众特别必需的产业”[7]。1934年，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决议，指示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发展小手工业的生产，尤其是对于军事，对于出口，对于群众特别需要的生产”[8]。在此背景下，中央苏区的工业建设有序开展，创办了一批工矿企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中央军委兵工厂（官田兵工厂）、中央被服厂、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中央钨砂公司、长汀造纸厂、长汀印刷厂、长汀弹棉厂、长汀樟脑厂、长汀织布厂（后迁往瑞金）、瑞金纺织厂、雩都卫生材料厂、无线电器材厂等，涉及军事、纺织、印染、印刷、造纸、制铁、榨油、煤炭、钨砂、陶瓷、农具制造等多种工业门类（2）。1934年刘少奇的一次发言中叙述，“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工厂已有三十二个，包括工人二千多人，还包括有几千（人）的钨矿的生产”（3）。此外，中央苏区各地方苏维埃政府也结合当地的实际和需要，发展了一系列根据地工业。例如，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在根据地的腹地中心永新县，建立起湘赣省军区兵工厂、湘赣省军区被服厂、湘赣省石印局、湘赣省造币厂等军事和民用工业，为红军修造各式枪支、制造弹药、缝制军服、印刷纸币、铸造银圆等等。此外，还开办了3家煤矿、7家铁厂、59个石灰厂、37个樟脑厂以及纺织、陶瓷、石膏、硝盐等小工厂（4）。川陕苏区甚至建立了军需工业和民用工业两个领导系统，红四方面军的总经理部（后改称总供给部）及各军、师、团的经理（供给）部、处，负责兴办各种军需工厂，保证红军枪支弹药、被服等军需品的供给；省苏维埃政府财经委员会下设的建设局负责发展民用工业，经营耳山、盐井、铁厂、锅厂、纸厂、布厂、缝纫厂等（5）。“苏维埃政府也奖励小手工业者生产的扩大，并容许私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发展”（6），各类民族手工业、工业企业也在根据地得以发展。
2 刘义程∶《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历史经验研究∶1927—193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3 刘少奇∶《论国家工厂的管理》，1934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82—289页。
4 陈荣华、余伯流等∶《江西经济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23页。
5 四川省财政科学研究所等∶《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71页.
6 张闻天∶《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抗日根据地积极发展根据地工业为抗日提供必要的物资供给。1939年，面对根据地的困难，党中央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各抗日根据地开始重视工业建设。1941年，党中央又提出“由半自给过渡到全自给”的号召，各根据地更加注重发展工业，加大了对工业的投资和贷款。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延安先后建立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厂、农具厂、制革厂、制鞋厂、石油厂及八路军制药厂，这些工厂后来大都发展成为后方经济的骨干力量。1943年，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指导下，边区公营工业有了新发展，公营工厂总计达82家，这一年重工业与化学工业取得显著成绩。机器制造业为印刷、造纸、皮革、玻璃、肥皂及部分纺织业等制造和改进了工厂装备，石油生产增加三倍。边区第一铁厂和基本化学工业的创立、玻璃与陶瓷业的初步成就，为边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自给的初步基础。轻工业也取得新的发展，布产量增长近50%，造纸增长14%。在公营工业发展的同时，私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也得到较快发展（7）。
7 高自立∶《陕甘宁边区自给工业发展的特点》//《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272—280页。
（二）计划经济时代乡村“五小”工业曲折发展（1949—1977年）
1949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解放区民主政府对所辖区域内原来属于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一切工厂、银行、铁路、矿山、商店及其他企业（包括抗日战争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收的日伪和德、意法西斯在中国的企业），进行有准备有步骤的没收工作（8）。然而，受长期以来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现代工业规模和发展水平极低。其中，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90%，现代性工业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0%左右，而在现代性工业中有20%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9）。1949—1952年，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户数由12.32万户增长到14.96万户，职工人数由164.38万人增长到205.66万人，总产值由68.28亿元增长到105.26亿元（10）；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由311个增加到3658个，人员由8.9万人增加到了22.8万人（11）。集聚在大城市的现代性工业代表了当时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而农村工业尤其是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依然在我国工业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
8 肜新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探索与发展道路的初步形成》，《经济纵横》2021年第6期。
9 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商体制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29—732页。
11 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550—561页。
1958年到1960年期间，受“左倾”思潮影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设想依靠地方发展工业，大搞群众运动，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了完成大跃进目标，在采煤、采矿、炼铁方面兴办以“小洋群”和“小土群”为特征的地方企业，各地大办小煤窑、小铁矿、小高炉、小水电等。1959年末，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1.8万个，其中国营企业11.9万个，增加的企业主要是地方小工业企业。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刮起了一股组建人民公社的“强风”，许多公社兴办了一大批中小工业企业，社员的家庭副业、农村中原有的国营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办的企业、农村中原有的手工业社，大搞群众运动办的工业均转变升级为公社企业。到1958年底，全国社办工业企业达602万个，总产值62.5亿元，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8%[9]。“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产生的这些地方工业企业是在脱离我国国情和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下诞生的，经济效益差，资源浪费严重，造成国民经济的各方面比例失调。1960年9月，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来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对工业企业“关、停、并、转”，调整的大原则是保留骨干企业，重点裁并中小企业[10]（P279-283，291）。具体来看，停办农村社办工业企业；城市人民公社的企业基本停办；关掉一批省辖市、专区所属的企业；关掉至少三分之二的县办企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直属的企业适当地关闭、合并、缩小；恢复“大跃进”时期的转产企业。到1965年底，工业企业总数由1960年的25.4万个减少到15.77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由1960年的15.8万个减少到11.18万个（12），减少的主要是地方中小企业。
1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
随着“四五”计划的执行，发展地方“五小”企业被重提。受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影响，许多企业领导人被当成“走资派”，工人被下放劳动，造成许多企业停工停产，工业总产值也连续两年下降，1967年工业总产值由1966年的1624亿元下降到1382亿元，1968年又下降到了1285亿元，地方“五小”企业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农村劳动力过剩推动了农民去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走办工业的道路。1970年重新强调要加快发展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等地方“五小”企业。1970年，全国有近300个县、市动工兴建小钢铁厂；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动工兴建手扶拖拉机厂、小型动力机械厂和各种小型农机具厂、配件厂；有90%左右的县建设了自己的农机修造厂。地方财政用于发展“五小”企业的投资由1970年的100万元增加到了1975年的2.79亿元。除此之外，还有对于新建的县办“五小”企业前两三年利润的60%留下用于继续发展“五小”企业；暂时亏损的“五小”企业，经批准给予财政补贴或者减免税收；对于资金有困难的“五小”企业，银行或信用社给予贷款支持[11]（P251）。截至1975年底，全国工业企业的总数由1970年的19.51万个增加到了26.29万个，“五小”工业企业中钢、原煤、水泥和化肥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6.8%、37.1%、58.8%和69%[11]（P252）。但是，“五小”企业的发展盲目性极大，盲目建厂导致亏损，偏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发展失衡。
总体来看，随着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的完成，我国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确立了城市工业和大工业主导的经济发展逻辑。与此同时，由于现实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加之时局的影响，以“五小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地方小工业企业得到一定的发展，且为中国乡村地区发展工业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其发展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且受到政策的直接干预，总体上表现出曲折的发展态势。
（三）以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乡村工业崛起（1978—2001年）
发源于农村的改革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则成为现代中国乡村发展最具革命性的创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1979年7月，国务院下发试行《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其中明确肯定了社队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自此，分散在广大乡村地区的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迎来了大发展阶段，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一方面源于计划经济时代供给不足所引致的市场机会以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依托传统乡村地区“五小”工业形成的工业基础和农民创业的传统。在这一阶段，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978年到1984年，乡镇企业总数从152.43万户增加到606.5万户，总产值从514.38亿元增加到1420.84亿元，企业职工数从2826.56万人增加到5208.1万人，这是乡镇企业的第一次发展高潮。
图1 1978—2002年乡镇企业发展趋势
注∶1978—1983年只包括乡办和村办两级企业，1984年后还包括组办、联户办及个体企业。数据来源∶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组∶《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第3-11页。
随着1985年国家将发展乡镇企业列入“七五”计划，乡镇企业的发展逐步实现了乡镇办、村办、联户办和户办的“四轮驱动”。乡镇企业出现在各种行业，搞各种小型企业，发展商品经济，并表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1991年底，乡镇企业总数达到1908.84万户，总产值增加到11810.58亿元，企业职工数达到9613.63万人，乡镇企业迎来了第二次发展的高潮。
1984年3月，中央下发《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明确提出发展乡镇企业，但直到1997年《乡镇企业法》的颁布施行才以法律的形式明晰和理顺了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给予高度评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来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12]（P238）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到乡镇企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特色之一，强调要鼓励发展乡镇企业。中共十四大则把发展乡镇企业上升到是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的高度，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地位和中小工业企业的主体地位得以确认[13]（P56），乡镇企业迎来了第三次发展的高潮，尤其表现为企业销售收入快速上升。到2001年，乡镇企业总数达到2115.54万户（其中，1994年达到统计值中最高纪录2494.47万户），总产值增加到126046.88亿元，企业职工数达到13085.58万人（13）。
13 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组∶《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1978-2002年》，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第3—11页。
针对乡镇企业存在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晰等问题，各地区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标准，不断深化乡镇企业的改革。改革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完善承包制、实行股份合作制、进行要素重组等方式。在乡镇企业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股份合作制[11]（P429）。1998年底，乡镇企业改组和新组建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总共有350万个，占乡镇企业总数的17.4%（14）。针对1995年乡镇企业数量开始出现下降的现实，以及为促进乡镇企业朝着更具效率和竞争力的股份制企业转型，199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使乡镇企业走上有法可依的道路。
14 何康∶《中国的乡镇企业》，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肇始于社队企业及之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将我国乡村工业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集聚在农村和乡镇的大量富余劳动力表现出“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新生产方式，不仅迅速填补了计划经济时代市场供给的不足，也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更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背景下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乡村工业“退让”和城市快速工业化的交融阶段（2002—2011年）
2002年，十六大报告提出本世纪前20年的经济建设和改革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持续深化，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城市工业发展的所有制限制被彻底打破，城市的优势迅速得以释放，乡镇企业改制、大量新创办的工业企业在城市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加入WTO之后，我国充分发挥劳动力等资源的比较优势主动融入全球市场，工业进入了最为平稳的高速发展阶段。2002—2011年10年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稳定地保持在9.1%—14.9%的水平，全部工业增加值从4.78万亿元增长到19.51万亿元，10年时间翻了两番。而同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也稳定保持在年均11%—18.5%的高速增长水平。三次产业结构也从13∶44∶42调整为9∶47∶44（15），第一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
与工业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乡村工业的发展空间逐步“退让”。首先，随着改革开放从沿海向内陆、从城市向乡村的推进，以开发区集聚所带来的大量产业在特定区域内的集聚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发展的新特征。在此背景下，我国迎来了开发区建设的高潮，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02年底，我国有各类开发区6866个，规划面积3.86万平方公里（16），而截止2020年底我国75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合计也仅有30521.13平方公里（17）。开发区快速扩张的浪潮，势必导致城市规模扩充、城乡边界不断模糊，工业从城市到乡村的扩散效应出现了新的扩张路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又成为城乡不断融合的新模式，乡村工业发展表现出新的形式，以县级及以下行政单位为基础所设立的开发区成为乡村工业发展新的内容[2]（P58）。其次，为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化在本世纪初快速推进，农业产业化企业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底，我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3.03万个，年销售收入约9.73万亿元，固定资产约4.23万亿元（18），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市场主体。
1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6 根据国家发改委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6年12月，全国各类开发区由6866个核减至1568个，规划面积由3.86万平方公里压缩至9949平方公里。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http://www.gov.cn/gzdt/2007-04/21/content_590648.htm。
17 沈慧∶《监测显示∶我国75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近50年来扩大7.46倍》，《经济日报》，2021-03-05，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3407053484383151&wfr=spider&for=pc。
18 高鸣，郭芸芸∶《2018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分析报告（一）》，《中国农业新闻网——农民日报》，2018-02-22。
这一阶段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交融发展引致了乡村工业发展“走向城镇”和规模缩减，但从工业发展的逻辑来看，乡村工业的发展在地理空间上“让位”了，但乡村在中国工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并未下降。一方面，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为城市工业化提供了极为庞大的劳动力，2004—2012年，每年新增外出的农民工数量超过400万人，农民工总数量保持持续攀升，至2019年达到29077万人，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有所回落。另一方面，农民工不仅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奉献劳动，也在此过程中收获，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大幅提升，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部分。2020年，农民工月收入达4072元，约为同期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8115元/月的一半，较2008年的829元增长近4倍。
图2 2004—2020年我国农民工人数及收入情况
注∶2007年数据缺失，故2008年增长率实际上为2008年相较2006年增长率。数据来源∶2004—2006年数据来源于2005—2007年的《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08—2013年数据来源于《2015中国住户调查年鉴》；2014—2019年数据来源于《2020年中国住户调查主要数据》；2020年数据来源于《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这一阶段乡村工业的发展还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相连。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特别要重视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三农”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自2004年至今每年中央1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问题的部署。在此背景下，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随后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6]1号）提出“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中国乡村发展开启了一个新阶段。随着农业税全面取消，政府对农村投入不断增加，广大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有效改善，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改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为乡村工业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基础设施、资本、市场、劳动力和人才供应等条件，这势必为下一阶段乡村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蓄力量。
（五）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新型工业化（2012年至今）
十八大以来，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推进，我国实现了历史性的首次全面脱贫目标，乡村发展也迎来了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的新阶段。在此过程中，党和政府不仅注重政府力量来推进乡村地区发展，也注重市场力量的发挥，尤其是发挥产业扶贫的功能，构建全面脱贫的长效机制，而发展乡村工业也就成为产业扶贫的重要内容。其中最为典型的现实就是，进厂务工、离土离乡的农民工在城市不仅获得了收入上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工业化进程中收获了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发展的知识和方法，为乡村工业在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
首先，工业在城市的集聚朝着向乡村分散的趋势演化。工业在城市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土地、资源等压力，“工业下乡”和产业转移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工业发展的新趋势。中心园区企业在面临高昂土地租金的背景下势必朝着更为偏远的城郊地区迁移，城中园区向城郊园区、大园区逐步探索“飞地园区”、共建园区发展，开发区成为推动工业从城市向乡村延伸的重要驱动力。这些新的产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县及以下行政区域内，是乡村的覆盖地，工业正逐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其次，大量新的农村合作组织正成为农村工业发展的新力量。在以精准扶贫为抓手推动全面脱贫和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市场主体涌现，尤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最为典型，他们成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截至2018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217.3万户，年度新增登记23.1万户（19）。2017年，全国合作社实现经营收入5890亿元，可分配盈余1100亿元，为每个成员平均分配1644元，为成员提供统供统销、统防统治、统耕统种统收等经营服务总值达到1.17万亿元。
第三，大量农民返乡创业形成了未来中国推进乡村工业发展的潜在力量。与内源工业发展相对应的是，来源于乡村的人才同外部的技术和资本相结合，在双创等大好政策的指引下，形成了以返乡创业为主要模式的乡村工业发展新方式。截至2018年，各类返乡下乡创新创业人员累计达780万，“田秀才”“土专家”“乡创客”等本乡创新创业人员达3100多万。农民创业领域不断拓宽，由种养向纵向延伸、横向拓展，创办的实体87%在乡镇以下，80%以上发展产业融合项目。农村创业载体不断增多，认定农村创新创业园区和实训孵化基地1096个，益农信息社覆盖1/3以上行政村（20）。
19 《2018年全国市场主体发展基本情况》，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2019-02-28，http://www.saic.gov.cn/sj/tjsj/201902/t20190228_291539.html。
20 韩长赋∶《国务院关于乡村产业发展情况的报告——2019年4月2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9-04/21/content_2085626.htm，2019年4月21日。
第四，大量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和寻求在乡村投资绿地的双重动机下进入乡村[14]，成为新时代乡村工业发展的一股新力量。在国家大力推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一大批来源于乡村的企业家，在回馈社会、情感归属等履责动机的驱使下，主动参与乡村经济建设，尤其是通过在乡村地区的投资成为驱动乡村工业新发展的新方式；与此同时，在城市发展空间受限，市场整体供给过剩已成为常态的背景下，城市市场的增速有限，结构调整更为迫切，全球贸易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而农村市场尚存在较大的成长潜力，一些企业通过投资乡村来深挖国内市场、开辟蓝海领域和投资绿地具有显著的优势。
三、百年来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主要成就
作为乡村发展和经济发展大系统的有机构成，乡村工业发展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百年进程中，乡村工业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为促进乡村经济增长、提升乡村民众收入和实现全面脱贫、驱动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贡献了积极力量。
（一）乡村工业有序发展，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力量
发展工业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百年来中国乡村工业的有序发展，既是中国工业系统的重要构成，更是通过乡村工业的发展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农业社会的传统和党领导革命建设的需要，为中国工业发展创造了手工业、军需工业[15][16]、社队工业、乡镇工业等多元的“前工业”形态。分布在井冈山等苏区、延安等抗日根据地的工业基础尤其是依托乡村所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不仅为新中国工业发展点燃了“火种”，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国有工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市场、经营和管理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超英赶美”的全民生产运动浪潮下，地方“五小”企业快速发展，不仅为城市大型工业企业提供了铁、煤及相关原材料，也为乡村自身发展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物资，更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改革开放后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在中国农村发展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从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兴起，到城市企业吸引农民“进城”，到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再到当前农村兴起的创业高潮，反映了农村特殊土壤环境下工业与农村发展融合共生的历史现实[17]。截至2020年，中国全部工业增加值达到31.31万亿元，较1952年119.50亿元增长了2619倍，年均增速超过12%，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综合竞争力领先的工业国。
乡村工业在中国工业发展中的积极贡献集中体现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1978—1999年，乡镇企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保持总体的上升态势，从12.14%增长到79.69%，乡村工业在中国工业中表现出极为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图3 1978—2000年乡镇企业总产值与全部工业总产值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乡镇企业总产值数据来源于《1978—2002中国乡镇企业统计资料》，各种经济类型的工业总产值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但2000年数据口径为全部国有及年产品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故与以前年份不完全可比。
（二）农民收入有序增长，农村地区历史性实现了全面脱贫
乡村工业和农业、商贸服务业作为乡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与农业“靠天吃饭”和边际产能较低的特征不同，乡村工业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可成为促进乡村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直接结果就是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131元，较1978年的133.6元增长了127倍，年均增速接近12%；较1949年的43.8元增长了390倍，年均增速约为8.6%。
在农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占比快速增长，加速了农民收入水平的直接增长。1985年工资性收入仅为353.7元，占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比重仅为18.16%，到2019年已增长到6583.5元，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09%（21）。
21 注∶1949—1978年工资性收入包括集体分配收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集体分配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故这一阶段占比很高，保持在55%以上；2014年调整统计口径，农村居民纯收入指标被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取代，故工资性收入占比下降为39.59%，但2015-2019年依然保持持续增长，2019年这一比例为41.09%。
图4 1949—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变化情况
注∶1983年以前的工资性收入包括集体分配收入；1992年以前的转移性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1949—2013为农村居民纯收入及其构成，2014—2019年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构成，支配收入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算，指数按可比价计算。数据来源∶1949—2013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4）》，2014—2019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0）》，2020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乡村工业的发展在促进农民增加工资性收入的同时，还通过创造就业岗位、鼓励创业等方式带动农村贫困民众的多维脱贫[17]。按照现行贫困线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0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97.5%，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现象历史性消除”，中国在反贫困问题上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
图5 1978—2020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变化情况
注∶现行农村贫困标准为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数据来源∶2015年之前数据为统计数据，2016—2020为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乡村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支撑“内循环”的“纵深腹地”
乡村工业的发展以及庞大的人口基数，形成了我国纵深的乡村市场，且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进一步推动了农村市场的扩张。
一是农村消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1952年到2020年，农民总消费水平从312亿元增长到81888亿元，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也从1952年的62元增加到2020年的16063元，分别增长了258倍和261倍。从消费水平来看，人均消费水平增长略高于总消费水平的增长，而由于与快速城镇化相伴随的农民群体的减少，农村总消费水平在全部总消费水平中的占比从1952年的67.84%下降到2020年的21.24%。随着我国从全面脱贫到共同富裕的历史变迁，乡村消费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广大乡村地区将成为新发展格局下支撑“内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农村劳动力市场快速释放，成为驱动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乡村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农民进城为城市工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并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成长，通过城镇化和向乡村“回流”，前者成为城镇的新市民，后者转变为“新乡民”，他们成为我国新增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高质量的劳动力供给。
图6 1978—2019年我国乡村非第一产业就业人口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0）。
四、百年来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经验
中国乡村工业百年来的发展，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各个阶段对农村的客观认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突破和创新的结果，而在此过程中，需求的牵引力是激发企业家尤其是农民企业家发挥创新精神的重要驱动力，并在此过程中强化开放合作实现城乡互促和工业融合。
（一）强调党的领导是乡村工业发展的基本前提
在党的领导下，对乡村发展尤其是乡村工业发展的支持是乡村工业化发展的基本前提。在革命根据地和大后方，为了保证革命中的物资和经费供应，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人民大力发展工业，并通过不断加强内部管理[18]（P282-289），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推进工业化积累了良好的政策和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三驾马车”影响下，一方面形成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基本格局，另一方面也在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影响下积极发展农村“五小”企业，尽管存在重复建设、管理低效、资源浪费、破坏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但也为改革开放后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工业化的准备条件。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在中国乡村的大发展，是受到当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尚不深刻、对城市发展认识不全面所导致的。早在195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下发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77年提出“从严控制城镇人口”的方针，以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入，此外，通过征收弃农税、城市个体收入税、土地租用税、公共设施使用税等大大增加了劳动力流动成本[19]，农民到城市流动的路径被限制，农民在农业之外的生产也就只能限制在本地，分散在广大农村以及乡镇地区的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也就应运而生。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对农民进城的限制逐步消除（22），城市在基础设施条件、市场规模、企业集聚等方面的优势，引致了城市企业交易成本的下降，原来集聚在乡村的乡镇企业难以获得显著的比较优势，加之集体产权问题的桎梏，乡镇企业开始衰落，乡村工业发展进入下行期。然而，在全国大力发展开发区的浪潮下，城市规模扩张、城市工业向乡村扩散和延伸。随着加入WTO，我国充分释放劳动力比较优势，城市在发展工业和吸引人才方面的比较优势被不断挖掘，工业化与城市化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与此同时，尽管从2004年起，中央连续18年发布的“一号文件”都重点关注“三农”问题，其中围绕乡村范围内的企业主要关注于农业一体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和商贸企业发展，但乡村工业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被忽略或者有意选择“忽略”的领域，乡村工业在发展中归于“沉寂”，但通过参与工业化发展的“大潮”，农民不仅在收入上得以改善，更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工业的训练，为间接地促进乡村工业发展尤其是下一阶段乡村新型工业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十八大以来，在推动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以产业扶贫为重要抓手的扶贫工具和农村发展方式被置于极为重要的位置上[17]，围绕食品加工、传统产业承接、创新创业等形成了一大批极具代表性的工业形态，并表现出更加聚焦在绿色发展、工农统合、工文融合等领域。而随着深化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进，如何在保持中心城市工业集聚功能的同时，提升乡村地区尤其是县域经济能级，尤以集聚在县区、乡镇的工业园区成为乡村工业发展的核心载体，也成为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22 早在1984年10月，国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放松农民向集镇迁移的限制；1985年7月，公安部制定实施《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默许了从农村到城市自发的劳动力流动；同年9月6日，居民身份证制度的正式实施为人口流动奠定了基础；200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凡在小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并保留其承包土地的经营权。
（二）注重发挥市场牵引驱动乡村工业内生发展
乡村工业的内生发展动力是市场需求的有效牵引，这在乡村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均得以体现。（1）在根据地乡村工业发展阶段，满足人民军队从事武装斗争的战争及相关物资需求是工业企业得以建立起来的重要诱因，而满足根据地民众生产生活所需的食盐、棉布、油、纸、烟、石灰、砖瓦、铁器等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一阶段乡村工业的发展。当然，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一阶段乡村工业的发展主要来源于当地尤其是苏区和解放区的需求。（2）新中国成立后，通过“一化三改造”，我国基本上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工业领域也是如此。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导致工业生产中的原材料及产品结构出现偏差，而“五小”工业的发展，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城市大工业企业在钢、铁、煤等原材料供应不足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满足本地市场在水泥、化肥、农机等生产物资供应不足的需求。（3）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出现极大地填补了计划经济时代轻工业发展不足、消费品供应短缺的现实需要，急剧释放的市场需求为乡村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条件。（4）进入本世纪初，中国国内一系列改革的深化以及加入WTO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中国企业利用自身优势进入全球市场，充分满足全球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需求，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加速阶段，农民工进城和开发区向城郊尤其是乡村的扩散成为工业化向乡村延伸的重要方式，乡村工业也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市场的重要内容。（5）进入新时代以来，满足人民群众更加丰富、多元、个性化的需求，不仅包括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是农民自我实现、自我成就的需要，成为驱动乡村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力量。
（三）积极发挥企业家在乡村工业发展的内源动力功能
乡村工业化恰是使包括数亿农民在内的大多数国民参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百年来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是革命家、农民、企业家等冒险、创新、坚持的结果，是企业家精神在中国乡村地区的生动实践。根据地时期的革命者，与在一线战斗的战士一样，冒着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在夹缝中兴办企业，这种为了革命胜利和民族解放的崇高理想指引着他们，是冒险精神和革命精神的体现。“洗脚上田”的乡镇企业家，代表了广大农民求生存、求发展，追求幸福富裕生活的强烈诉求，更是创新和冒险精神的现实体现。王正俊在总结无锡乡镇企业发展经验中描述无锡乡镇企业家“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走遍千水万山，说尽千言万语”[21]（P112），这一对创业精神的描述正是乡镇企业家的真实写照。返乡创业的农民，他们不仅具有传统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更是将现代市场中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乡村这一地域范围内，发掘和把握市场机会，成为新时代乡村工业发展的引领者。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乡村工业的发展，都是创业者、经营者和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共生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企业家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崇高理想和精神内核。
（四）注重开放合作推动城乡互促和工农融合
尽管我国直到1978年才正式开启改革开放，但百年来我国乡村工业的发展，从来不是封闭在乡村的范围内的自我发展，也不是孤立地在工业领域的“内循环”，我国乡村工业注重与外部的互通有无，注重与城市工业的互相促进，注重与农业的协同发展。根据地工业注重与“白区”的互联互通以保障革命斗争和根据地民众需要。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前，琼崖、赣东北和赣西南等地方苏维埃政府分别在1927年至1931年开征了进出口税[2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1933年2月成立了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下设对外贸易局专司苏区对“白区”贸易事项，设立边境税关，颁布了《关税条例》及《关税税率表》，随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又下发了《关于建立关税制度》的训令和《关税征收细则》等文件，各地苏区相继设立税关征收关税，具体税率根据不同商品的紧俏程度来予以调整，充分体现了利用关税手段平衡工业生产的理念。计划经济时代，“五小”工业不仅为本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额外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也是对城市大工业的重要补充。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大大补足了社会总供给的不足，有效地牵引了各地零散的资源供给和庞大的市场需求，不仅形成本地的供应链和市场，更成为改革开放后国内市场开放的重要驱动力。加入WTO以后，民营企业迅速融入全球化，畅销到全世界的“中国制造”背后离不开中国农民工的付出，乡村工业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而在此过程中也通过城乡融合加速了城镇化进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乡村工业的发展表现出更加多元的路径，以开发区向乡村延伸、产业转移、乡村创业等多种方式形成的乡村工业发展新模式，成为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方式。
五、乡村振兴背景下驱动乡村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工业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困难发生变化，从原来重点解决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到转向共同富裕阶段后的城乡均衡发展、绿色低碳发展。为此，应在总结我国乡村工业百年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为未来乡村工业发展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一）转变发展视角，以新型工业化推动城乡融合均衡发展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推动乡村工业发展是对农村产业化的一次“扬弃”，乡村不是落后，也不是农业的代名词，乡村的发展应当是以产业尤其是工业为核心，以新型工业化统领农村现代化、乡村文明化、生态绿色化，夯实乡村发展的产业基础、环境条件、文化基础，推动农业、工业、文化产业、生态环境的融合发展。一是树立大产业的乡村发展思路。摈弃将农业、农业产业化作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唯一路径，统筹推进和结合实际来发展乡村工业、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生态经济等相关产业发展，为乡村经济大发展找到特色化发展道路。同时也应科学认识乡村工业不是单一的制造业和加工业，乡村工业应当是结合乡村的资源禀赋特征，将工业融入到经济发展的现实中，支撑农业现代化发展、乡村旅游智能化发展、乡村生态化低碳化发展。二是树立企业视角下的乡村工业发展。在乡村振兴的新阶段，要重视农民在发展乡村振兴中的核心作用，重视对“生于斯长于斯”企业家回流的吸引力，重视农民企业家精神的进一步发挥和本地创新创业热情的激发，推动企业在新时期乡村工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三是树立城乡融合的乡村工业发展观念。利用好东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先行优势，及时补足中西部乡村基础设施的“短板”和把握好新基建的机遇，推动城乡职工在社保、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均等化和一体化，不仅实现在“硬设施”上的均等化水平，更体现在“软环境”上的均等化水平。其中，如何统筹企业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兴农村合作医疗的并轨，既能帮助企业降低社会保险负担，也能提升农民的社会保险水平，缓解当前普遍存在的企业经营成本高的问题。
（二）完善市场机制，推动乡村市场发展
不完善的市场机制被普遍认为是乡村经济发展的“桎梏”，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建设和信用系统不完善。为此，为推动新时期乡村新型工业化发展，应重点在如下两方面予以突破。一是加快推动乡村法治化建设。强化法治精神的宣传和推广，提升乡村自治组织、村民的法治意识，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治理模式，完善乡村法治机构，创新解决乡村企业和民众的经济纠纷方式，综合运用调解、仲裁、法律等多种模式保障市场主体权益。二是深化推进乡村信用体系建设。传统中国乡村市场发展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信任”，即依据差异格局所形成的人际信任关系，但是，随着市场规模和市场范围的扩大，乡村工业所依赖的自然信任关系需要突破，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信任关系至关重要。推动个人信用系统与社保系统连接，形成农民进入信用数据系统的基本前提，为农民进入信用体系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乡村信用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此外，注重市场主体培育，完善农村产品、人才、要素市场，尤其是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人才的回流，真正推动农村市场与城市的互联互通，构建大市场助力双循环。
（三）强化特色发展，走特色化乡村工业发展之路
传统的乡村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农民解决生计问题、获得就业、弥补市场供应不足等动机下发展起来的，这也必然导致乡村工业的发展存在显著的集聚度低、效率不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制约乡村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的乡村工业发展应当是摒弃传统低效、分散、高耗能高污染，走特色化乡村工业发展之路。一是要发掘乡村的文化优势，乡村工业的发展应当关注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的传统文化复兴，参考1947年日本颁布的《传统工艺复兴法》[23]，推动乡村工业在复兴传统文化、创新传统工艺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要强化乡村工业的集聚集约发展，进一步深化企业入园、工业入园的发展思路，引导地方工业企业进入园区，同时提升园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支撑乡村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地方工业园区与先进园区的合作，提升乡村园区在现代工业中的嵌入度，促进园区内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三是合理引导和安排乡村工业企业投资，发挥政府、园区、研究机构、企业间组织等的专业能力，避免乡村工业企业的重复投资和无序投资，为乡村工业企业在技术改造、产品升级、经营管理等方面提供支持，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四）坚持绿色发展，助推“双碳目标”实现
随着绿色发展战略的持续深化，乡村的生态环保问题被置于更重要的地位。乡村工业的发展，也必然要响应绿色发展的要求，以自身的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来获取竞争优势和支持乡村的发展。一是要关注乡村污染治理，推动绿色治理从城市向乡村的转移。要创新生态环保体制机制，将生态环保工作下沉到乡村，切实防止工业污染从城市向乡村的转移和渗透，从根源上真正实现对山水林湖草的有效和全方位保护。二是在做“减法”的同时强化“加法”，打造绿水青山，增加碳汇价值，助推“双碳”行动在乡村的尽快落地。不仅要做好污染防治工作，更要结合乡村在生态环境方面的优势，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的落地，发挥乡村在碳汇方面的优势，落实城乡互补、城市反哺乡村的生态补偿机制。
（五）坚持融合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和产村融合，以城乡互促、区域联动促进乡村工业和城市工业融合发展
在大城市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中，农民从“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离土离乡”“进厂进城”，在此过程中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乡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民的故土情结、返乡创业浪潮的支持[14]以及短期难以突破的“城乡转化玻璃门”（23），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表现出“逆城市化”尤其是“被动返乡”的新趋势，以大量中小城市和乡镇为载体的新兴城镇化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形态。从国内城镇化发展基本格局来看，东部地区在工业化发展早期率先实现了城镇化，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化，城镇化率表现出减速的趋势，而中西部地区依然保持较快的发展态势。为此，在乡村工业发展过程中，要高度关注乡村与城市的融合发展，并通过稳步推进城镇化和合理的乡村回流，推动乡村和城镇的有序协同发展。此外，要重视推动产村融合，推动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的生产生活子系统，将乡村自身打造成为适合乡村工业发展的有机系统。
23 我国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均衡化发展过程中打破了诸如户籍限制等方面的限制，但当前依然存在且表现出强化趋势的“玻璃门”问题依然存在，例如子女教育、社保、医疗、体制内就业进入门槛等方面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的进程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城镇、农村的“回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归因于上述原因。
（六）加大政策支持，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短板
乡村工业在本世纪初让位于城市工业的发展，这是由工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其中基础设施的“硬环境”和营商环境的“软环境”尤为重要。在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下，围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切实推进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和乡村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把握“新基建”的大好机遇，尽快补齐乡村在交通基础设施、水利环保、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保生态、宽带网络等方面的“短板”[25]，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项目建设，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更好发展，增强经济的内生活力。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交通、医疗、教育等方面继续发力，完善服务设施，强化服务管理，提升治理能力，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为乡村工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要推动营商环境改革向基层深化和乡村下沉，为乡村工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将一些成熟模式向县乡层面复制和应用，促进基层政务服务意识和能力的普遍提升。推进市、区（县）、乡（镇）、村（社区）四级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标准化、办事指南标准化、审查工作细则标准化、线上线下服务标准化。在国家推动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制、标准化的总体要求下，做好省市县对政务服务清单的承接，建议各地在行政区域范围内组织政务服务清单的共商共建共享机制，形成区域内政务服务事项的一致化、办事指南的标准化、工作细则的统一化、审批流程的一纸化，真正打造标准化政务服务体系。推动区域营商环境竞争，鼓励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向周边发达地区学习，促进各地区营商环境的普遍改善。创新乡村行政服务模式，探索“巡回服务”模式[14]，定时定点到中心村、行政村驻地开展“送服务进门”服务，切实方便民众、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推动自助办理终端在县区政务服务中心，在街道（乡镇）内邮储银行、信用社等集聚网点推动自助终端安置和使用，鼓励行政村设立自助服务终端办理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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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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