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改革开放的创造性成果，开发区不仅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载体，也是兼具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特征的大国大样本准自然实验，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2015年以来，国内开发区研究的高刊文频率和高引用关注度等特征表明该领域已然进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围绕开发区发展要素与理论研究、土地利用研究、转型升级与发展管理研究、空间互动研究以及政策效应研究等5个研究热点，系统梳理国内开发区建设的相关研究进展并提出展望，对促进国内开发区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和导向作用。
关键词：开发区；开发区政策效应；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产业集群地图系统（CCM）建设与应用研究”（17ZDA055）。
一、引言
开发区是中国经济活动的核心空间载体和对外开放窗口，开发区政策则是重要的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胡森林等，2019；胡伟和于畅，2020；覃成林，2021），改革开放以来，开发区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关键的平台支撑。自1984年中国设立第一批国家级开发区以来，开发区便凭借其在管理机制、创新要素、政策优惠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持续快速发展（焦贝贝等，2018）。截至2020年1月31日，中国已建成由572个国家级开发区（包含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及其他类型开发区），2053家省（区、市）级开发区组成的开发区体系。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开发区与时俱进地有了新的使命和内涵。一方面，开发区在取得巨大效益的同时也面临着沉重的转型压力，新发展理念下，如何进一步推进开发区实现集约高效发展，聚焦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充分释放开发区的政策潜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中国开发区的探索与实践也已经被公认为是一种宝贵的“中国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视（Giannecchini and Taylor，2018）。作为一个兼具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特征的大国大样本准自然实验，中国开发区为政策干预地区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观测样本，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
目前，开发区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共同的研究热点（邓慧慧等，2019），但国内外学者在开发区的认知上存在较大差异。国外开发区大多是指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结合而成的、知识密集型的、面向科技成果转化的高科技园区（周伟林等，2017；Busso et al.，2013；Wang，2013）。中国开发区则是由各级政府主导设立，相较国外开发区具备特定功能导向性更强、空间规模更大、区域影响更为深远的特点，这使得国内学者往往赋予开发区更为丰富的内涵（陈耀，2017）。因而，开发区一直是国内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城乡规划学等学科所关注的焦点，尤其是2015年以来，相关研究的高刊文频率、高引用关注度等特征充分显示国内开发区研究的受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在Wang（2013）对中国开发区政策效应影响的研究以及Busso et al（.2013）在AER上发表的对区位导向型政策效应研究的影响下，以李力行和申力军（2016）、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等为代表的国内开发区政策效应研究随之兴起，该领域知识基础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被快速构建并逐步体系化，国内开发区研究已然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因此，系统梳理国内开发区的相关阶段性成果、理清开发区研究方向和进展，无论是从理论层面对推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开发区理论，还是从实践层面对推动中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都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二、国内开发区研究热点总结
本文以篇名或关键词中含开发区为检索条件，通过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网络、文献共被引网络、突变检测等分析工具，对中国知网1992—2021年的2139篇开发区研究文献（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核心期刊和CSSCI）进行知识图谱分析，识别和总结出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1）。国内开发区研究的主题呈现随开发区发展和政策变迁而演化的特征。2003年以前，开发区经历了早期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研究主要聚焦开发区理论、开发区建设、开发区自身要素及其对地方企业、区域和国家经济影响等。2003—2008年，开发区数量和规模的快速增长导致各类社会、经济、生态问题并发出现，开发区经历了大规模的清理整顿，研究焦点逐步转向开发区发展、产业选择以及土地集约利用等方面。2008—2014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地不断提高，开发区面临来自产业水平、城市空间、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压力，开发区土地利用、转型升级、管理治理以及产城融合等问题成为阶段性研究热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开发区研究也随之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研究主题转向空间格局优化和政策效应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区位导向型政策效应研究和开发区空间格局、协同发展研究等。
1 由于篇幅原因，CiteSpace的可视化结果在本文中不展示，感兴趣的学者请与作者联系获取。
因此，本文将国内开发区研究总结为以下5个热点：一是开发区早期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要素与理论研究；二是开发区清理整顿阶段的土地利用研究；三是开发区转型调整阶段的转型升级与发展管理研究；四是全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优化背景下的开发区空间互动研究；五是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目标区域政策体系背景下的开发区政策效应研究。
三、国内开发区研究进展梳理
基于对开发区研究热点的识别总结，本文进一步梳理各热点领域的研究进展，出于对篇幅约束和文献实效性的综合考虑，在参考文献的选取上对近十年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适当的侧重，各研究热点情况如下。
1.开发区发展要素与理论研究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开发区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形成了中国开发区的基本空间格局，而且还一度出现“开发区热”。探讨影响开发区建设成败的核心要素成为当时的重要研究课题，代表性研究主要包括：国外经验（罗良忠和史占中，2003）、区位要素与选址布局（王缉慈，1998）、管理政策（鲍克，2002）、产业选择与发展战略（郭俊华和杨新年，1999）、外商投资以及对“开发区热”问题的反思（周黎安，2007）等。理论研究层面，早期的中国开发区发展研究引入了西方的相关经典理论作为政策理论支撑，其中受认可度较高的理论包括地租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创新理论、双边市场理论（沈体雁和崔娜娜，2020）。总体上看，虽然这一研究阶段的成果存在理论深度欠缺、研究方法粗略以及对开发区认识不够综合等问题（郑国和王慧，2005），但开发区发展要素与理论研究的开展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开发区政策的完善和发展。
2.开发区土地利用研究
探讨如何引导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与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梳理既有文献发展，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研究主要分为3个方面。一是在理论层面探索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概念内涵，认可度较高的结论包括龙花楼等（2006）的可持续性发展内涵，王兴平等（2003）的以经济效益和产业导向内涵，张宪涛等（2016）的新常态视角内涵以及罗经纬等（2017）的生态文明视角内涵等。二是在实证层面对不同区域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白雪洁等，2008）。三是在政策评估层面对开发区集约利用水平和集约利用潜力的评价，在评价体系方面，国内学者分别主要从“投入—产出”“经济—社会—生态”“集约—高效—协调”（翟文侠等，2006；王成新等，2012）等角度构建了侧重点不同的指标体系，在评价技术和方法上，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模糊综合评价、BP神经网络模型、GIS空间模型等方法得以引入并发展，使相关评价工作的科学性得到不断提升。
3.开发区转型升级与发展管理研究
中国开发区背后的经济逻辑与大部分国外开发区不同，中国开发区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是管理机制在中国实践的试验田（周伟林等，2017）。一方面，伴随中国经济结构的持续优化，国内学者对开发区的转型升级问题展开积极探索，研究主要聚焦于开发区转型升级战略与模式（朱卫东等，2013）、转型升级评价（武增海和李忠民，2013）、影响因素（刘志迎，2017）以及转型路径（李存芳等，2011）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发区绿色发展转型成为关注焦点，开发区作为经济发展最活跃和工业生产活动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不可避免地成为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工作开展的落实主体（张玥等，2015），学者们在开发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方法以及效应分析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田金平等，2012）。另一方面，为进一步发挥开发区引领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作用，既有文献对开发区治理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董娟，2011），研究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治理模式及其机制的探讨（闫国庆等，2006）、管理体制改革和演变（曹前满，2017）、跨区域开发区协同（李金华，2019）等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开发区治理模式的改革和创新。
4.开发区空间互动研究
开发区是集合多元城市功能的新型城市空间，与中国各尺度空间组织和经济系统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与协同作用，现有开发区空间互动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开发区空间格局研究。开发区是塑造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开发区发展进入由单个开发区向开发区体系整合的空间优化阶段，研究逐步从对单个开发区的区位选择转向关注不同空间尺度下开发区的空间格局特征与变迁。在全国尺度，胡森林等（2019）探究了中国2527个省级以上开发区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焦贝贝等（2018）将中国开发区划分为4个发展阶段并进行时空分布特征和产业分布特征的分析。蔡善柱等（2019）结合开发区主导产业数据进一步探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及其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在特定区域尺度，高超等（2015）、蔡高明等（2019）、吴佳敏等（2018）分别以东部沿海地区、西部五省区和海南省为研究对象，研究分析了区域内开发区的空间演变规律以及产业集聚类型特征。然而从总体上看，现有开发区空间格局研究的主题、内容和方法都相对单一，缺乏对开发区空间分布动力机制、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空间组织关系等的关注。
第二，城市空间结构与产城空间互动研究。开发区建设能够推动城市空间结构的演进，在开发区与城市空间互动研究的早期，国内学者将研究焦点集中在开发区建设对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形态的影响上。在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中，张晓平等（2003）发现开发区与城市结构演进的三种结构：连片带状、双核心和多级触角结构。龚富华等（2017）发现开发区对城市空间增长有着极强的带动作用，导致城市形态趋向离散，并形成多中心空间格局。同时，开发区建设能有效促进城市边缘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何丹等，2008），并推动形成新的创新文化空间、商业娱乐空间等（张小平等，2010）。然而，随着产城分离、孤岛经济、空城空转、结构单一等“城市病”的出现，产城融合（张道刚等，2011）成为关注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布局、发展推测以及评价体系构建等方面。从总体上看，目前已有的大量文献从不同学科和研究视角对产城融合展开了研究，但现阶段的理论基础基本是西方研究的中国化，缺乏理论深度（张雨朦和邓想，2018）。
第三，开发区—产业集群—城市群协同发展研究。城市群是开发区与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中国开发区地域分布特征呈现明显的城市群组团态势（赵新正等，2019），城市群空间系统中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和创新、服务资源承载了开发区的发展，开发区是实现区域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唐承丽等，2018）。与此同时，区域内的产业集群通过大量的专业分工与集聚效应为开发区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发区的发展有赖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张小勇等，2005）。目前，国内学者在协同理论、互动机制、一体化发展对策（苏文松和方创琳，2017）等领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5.开发区政策效应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高质量发展目标对已有区域政策体系提出了新要求，开发区对区域发展的多重效益开始显现（郑国，2007）。对开发区政策有效性的评价和政策机制探索迅速成为研究热点，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发区与区域经济增长、区域协调发展。首先，从区域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大量研究证明，开发区政策能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刘瑞明和赵仁杰，2015；蒲龙等，2021），省级开发区的升格也能带来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孔令丞和柴泽阳，2021）。在具体机制研究中，张国锋等（2016）从企业进入、退出和成长的微观视角，提出开发区政策和集聚经济具有十分明显且可持续的增长效应。其次，从区域协调发展角度来看，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支撑，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保障（薄文广等，2021）。作为一种典型的空间干预型产业政策，开发区对区域协调发展存在明显影响，一方面，国家级新区的设立能促进其主体城市并带动同省其他城市实现协同发展水平的提升（张平淡和袁浩铭，2018），开发区的优惠政策降低了中国整体产业空间的集聚程度，目标行业的设立推动了产业分散布局（孟美侠等，2019）。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提出以开发区在地理上的分散分布换来的区域平衡有损经济的可持续性（向宽虎和陆铭，2015；邓慧慧等，2019；曹清峰，2020），导致地区间资源的错配（白东北等，2020），开发区的设立应遵循市场机制（胡浩然和聂燕锋，2018）。
第二，开发区与企业绩效。首先，从影响企业效率角度来看，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开发区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产出绩效、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盛丹和张国峰，2018；王永进和张国峰，2016）。但是，针对开发区影响企业绩效的动力来源是“政策效应”“集聚效应”还是“选择效应”的问题，结论却不尽相同。李贲等（2018）实证检验了开发区的设立能够促进企业的规模扩张，“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是开发区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传导机制。然而，郑江淮等（2009）提出开发区企业绩效的来源并非是集聚效应，而是“政策租”收益以及技术改造升级的选择。王永进等（2016）认为，由制度和政策优惠所形成“选择效应”才是长期生产率优势的主要源泉。胡浩然（2018）认为，政策对优势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影响更大，且这种比较优势随时间呈现整体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同时，学者们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中，不仅发现开发区政策对区外企业没有溢出效应（谭静和张建华，2019），而且还发现开发区的主导产业政策对于政治距离邻近的相邻城市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唐诗和包群，2016）。其次，从影响企业创新角度来看，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密钥和国家发展的引擎（周麟等，2021），开发区是否促进企业创新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张杰等（2021）研究发现，开发区“以升促建”政策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且溢出效应明显；马恩（2019）发现开发区能显著推动区域内企业创新，特别是在地方政府效率、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然而，吴一平等（2017）认为开发区的优惠政策抑制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对于较大规模的企业以及在制度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再者，从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角度来看，开发区如何促进企业出口是目前开发区政策效应研究的热点之一。在政策效应层面，陈钊和熊瑞祥（2015）、孙楚仁等（2015）发现出口加工区的出口鼓励政策以及企业在开发区的集聚能带来受扶持行业内企业出口额的提高。徐梦冉等（2020）认为开发区对主导产业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非主导产业产品无影响；在具体的机制层面，刘经东（2018）发现开发区的政策激励效应、集聚配套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有效促进了企业出口增加值水平的提升。然而，胡浩然（2019）研究发现，土地政策带来的挤出效应会减弱开发区政策带来的集聚效应，从而降低企业出口水平。最后，从影响企业其他绩效表现角度来看，国内学者的研究还涉及对域内企业并购行为（蔡庆丰和陈熠辉，2020）、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张天华和邓宇铭，2020）的影响等方面。
第三，开发区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国内学者也探讨了开发区政策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影响。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有效推动城市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动，尤其是开发区目标行业各项经济指标的显著提升，当设立的目标行业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时，经济开发区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李力行等，2015）。周茂等（2018）研究发现，开发区的设立可以通过促进内部产业结构优化，有效推动地区制造业的升级。该结构升级效应主要源自开发区政策引导下，生产要素在同一地区制造业内部不同产业间的优化再配置以及产业集聚、资本深化和出口学习等3个具体渠道。
第四，开发区政策的社会与环境效应。除经济效益外，学者还对开发区政策的环境和社会效应展开讨论。在生态和环境影响方面，研究发现，开发区间的恶性竞争和污染企业在空间上的集中排放会导致土地浪费、生态破坏、河流污染和雾霾加剧等环境问题（陈家祥，2010；王兵等，2016）。然而，胡求光等（2020）认为这种负面效应是暂时的，后期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和示范效应则能有效提升环境治理水平。在社会效益方面，现有研究发现，虽然开发区政策会带来区域社会空间断裂、居民边缘化等负面影响。但是，开发区建设有助于城市人口增长（魏守华等，2020），且对城市居民总消费、生活性消费、住房消费和子女受教育支出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孙伟增等，2018）。
四、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针对不同发展阶段背景下开发区的发展特点和现实需要，国内学者围绕五大热点开展研究，有力推动了中国开发区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开发区政策实践的科学指导。本文对未来中国的开发区研究的展望如下。
1.聚焦现有研究争议和不足，深入推进开发区政策效应研究
目前，学者就开发区作为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的政策效应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但仍存一定不足。其一，既有研究在开发区影响企业创新、区域协调发展、资源配置效率等结论上尚未达成共识，有待进一步聚焦争议并深化讨论。其二，对开发区扩园、升格、退出、主导产业变迁等所带来的政策效应研究明显不足，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仍有较多可填补的研究空白。其三，研究主题相对有限，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效应层面，对社会效应、生态环境效应、空间效应等问题仍关注较少，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的加快，进一步探索开发区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多元政策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遵循国内开发区研究优势，构建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理论体系
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作为对全球发展中国家开发区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中国经验”，构建开发区政策效应理论体系不仅是助推此经验走向世界的关键，也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对话媒介。虽然，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概念是由国外学者所提，但考虑到国内学者在此领域具备的优势，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理论体系，对提升中国在国际相关领域的影响力意义重大，构建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理论体系，并以此为目标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仍是也应该是未来国内开发区研究的重点。
3.围绕重大发展战略开展相关研究，充分挖掘开发区发展潜能
开发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设的缩影，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站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发挥好开发区对外开放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平台支撑作用是推动重大国家发展战略落地实施的关键一环。因此，未来的开发区建设需要进一步围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以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立足新发展阶段统筹区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大国家发展战略的研究工作，更好地挖掘开发区作为发展“桥头堡”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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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沈体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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