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营经济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为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高度重视，制度供给与制度创新持续深化，民营企业发展呈现“量”“质”“能”“位”齐升的新格局。然而，当前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也面临外部制约与内生不足的双重挑战，包括：“隐性规则劣势”制约民营企业发展潜力，“要素获取劣势”抑制民营企业竞争力，“路径锁定劣势”限制民营企业创新力，“冗余能力劣势”降低民营企业成长耐力，“综合素质劣势”削弱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新发展阶段，深入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聚焦破除“隐性规则劣势”，以高效能制度供给构建友好型发展环境；聚力消除“要素获取劣势”，以高精度供给服务形成适需型发展要素；聚能突破“路径锁定劣势”，以高水平创新引领培育内生型发展动力；聚势扭转“冗余能力劣势”，以高层次转型升级打造质效型发展模式；聚心改变“综合素质劣势”，以高标准素质强基锻造持续型发展能力。
关键词：民营企业；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向世界一流的国有经济‘五力’评价与提升研究”。
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需要企业高质量发展予以实现（黄速建等，2018），民营企业作为构成中国经济微观基础的规模最大的主体，其高质量发展对于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至为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推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高度重视，通过持续的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不断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活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在新发展阶段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需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多力量、更实举措予以应对和破解，切实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和迈上新台阶。
一、制度演进：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与制度创新持续深化
任何制度都会在一系列因素（如宏观制度背景、中观政治变量、微观主体行为）作用下出现结构性变迁（诺思，1994），呈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式。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亦是如此，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共同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政策的变革，成为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演化的“显变量”。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制度供给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制度创新、政策优化不断推出，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向着“高质量”方向持续演进和变迁，为民营企业带来积极的制度效应和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
（一）中央大政方针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定好“指南针”
关于发展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合法性”“合意性”问题，在不同时期都存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争论甚至争议，但国家对坚定支持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基本取向一直没有改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问题，从大政方针上对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方向进行了明确定调，尤其是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的“三个没有变”，让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吃下了“定心丸”。
一是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基本经济制度做出新的部署，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再次从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对民营经济的地位进行了明确。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
二是进一步强调“两个毫不动摇”的坚定态度。自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来，中央多次对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行重申和强调。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党的十九大对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要求，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其后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都对此进行了再次强调。
三是进一步要求致力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7月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也特别强调，要“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二）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源”
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构成内容，同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又是促进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制度情境，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强劲的动力和更宽广的舞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做出新的重大部署，尤其是2013年11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2020年5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更是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前瞻性、系统性的架构设计和实施部署，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础性制度保障。
一是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从完善产权制度来看，2016年11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保护。从完善市场准入制度来看，重点是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2015年10月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和适用条件、制定实施和调整程序、确认方式及与现行制度的衔接、保障措施、加快相关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从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来看，2014年7月印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此基础上，2016年6月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2017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印发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2021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经过修订正式公布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
二是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保障。2020年3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特别是，强调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2022年4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要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包括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
三是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制度安排，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机遇。一方面，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为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互补融合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不仅如此，2018年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携手行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2022-2025年）的通知》；2022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印发了《关于推动中央企业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的工作方案》，这些都直接为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做出了具体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社会投资的制度供给拓展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2014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投资的指导意见》；2016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都鼓励和支持民间投资、社会投资，实际上是对促进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在投资层面协同发展的间接性制度安排。
（三）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当好“护航员”
良好的发展环境是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诱致性因素，发挥着保驾护航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一直致力于优化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努力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更好环境。2019年12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2020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以及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对营造民营企业更好的发展环境做出综合性的部署安排。
一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重点是要进一步放开民营企业市场准入，实施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破除招投标隐性壁垒。2018年10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要求，坚决破除各种不合理门槛和限制，进一步减少社会资本市场准入限制，清理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行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明确要求，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各类市场主体均可以依法平等进入；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应当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依法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和不同地区的市场主体，不得以不合理条件或者产品产地来源等进行限制或者排斥。2020年7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再次强调，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二是保障资源要素获取。《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完善资源要素保障，重点是创新产业用地供给方式，加大人才支持和培训力度，优化资质管理制度，破除要素流动的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着力解决融资难题，重点是加大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力度，支持开展信用融资，拓展贷款抵押质押物范围，拓展民营经济直接融资渠道，创新信贷风险政府担保补偿机制，促进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明确要求，国家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土地使用权及其他自然资源等各类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资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问题，要求健全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体系，完善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支持制度，健全民营企业融资增信支持体系。特别是，为了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同月，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2022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推动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的通知》；7月，证监会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债券市场更好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通知》。
三是优化营商环境与减负降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对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简化企业投资审批、压减行政许可等事项、提升涉企服务质量和效率等做出了具体安排，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与此同时，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也是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好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2014年6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和2016年8月印发的《国务院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都推动了对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企业减负降本。《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则进一步提出，要继续推进减税降费，进一步降低用能用网成本，深入推进物流降成本。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冲击，国家针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推出了一系列惠企纾困政策，其中减轻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是重要的纾困解难助企惠企政策，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守住“生命线”。
四是加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健全执法司法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机制，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财产，构建亲清政商关系。2017年9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提出，要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创新权益、自主经营权，强化企业家公平竞争权益保障。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要求，完善民营企业诉求反映和权益维护机制，依法维护企业正常经营秩序，尊重和保护企业家合法人身和财产权益。
（四）改革创新与转型升级的支持政策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增添“助推器”
改革创新与转型升级是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创新与转型升级是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取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对民营企业改革创新与转型升级的鼓励、引导和支持，既出台了全面性的综合指导意见，又针对相关重点主题制定了专项性的政策文件，形成了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创新与转型升级的政策体系，对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是支持民营企业加强科技创新。一方面，2013年2月印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2015年3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6年5月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一系列关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的顶层设计，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企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指引。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专门要求支持民营企业加强创新，从多个方面提出相应的举措。《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更是强调，要强化对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撑，包括：支持参与国家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增加普惠型科技创新投入，畅通国家科研资源开放渠道，完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促进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等等。尤其是，2018年5月科技部和全国工商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建立高水平研发机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力促民营企业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强优秀创新型民营企业家培育、加强民营企业创新人才培育、落实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各项政策、完善科技金融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军民协同创新、推动民营企业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引导民营企业支持基础研究和公益性研究等11项重点任务。
二是推动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从产业转型升级来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要鼓励民营企业因地制宜聚焦主业加快转型升级，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机制。《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指出，要引导民营企业扩大转型升级投资，包括：鼓励产业引导基金加大支持力度，支持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支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项目投资，引导民营企业聚焦主业和核心技术，提升民营企业应急物资供给保障能力；要巩固提升产业链水平，重点是：精准帮扶重点民营企业，依托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有序引导制造业民营企业产业转移，提高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协作水平。从企业转型发展方向来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引导中小民营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对此，2013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指导意见》；2021年1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2021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培育发展制造业优质企业的指导意见》，这些文件为推动中小民营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引。从数字化转型来看，2021年4月印发的《全国工商联关于推动民营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民营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促进提升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搭建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
三是鼓励引导民营企业深化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加快建立治理结构合理、股东行为规范、内部约束有效、运行高效灵活的现代企业制度；鼓励民营企业完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规范优化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建立科学规范的劳动用工、收入分配制度，推动质量、品牌、财务、营销等精细化管理。《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优化产权结构，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民营企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提出，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民营企业主动加强与世界一流企业和优秀国有企业交流合作，不断提升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
二、成就刻画：民营企业发展呈现“量”“质”“能”“位”齐升的新格局
由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并非完全排斥，而是必然并存于市场经济体制（杨春学和杨新铭，2020），因此，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有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各自独立发展，又有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0）。这意味着对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发展轨迹与成就的刻画不能仅仅采取切片式观察，而是应当进行全景式透视（盖凯程等，2019），即不仅要刻画民营经济、民营企业自身的发展演变，更要立足于宏观层面和结构层面透视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地位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0）。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民营企业在数量规模、发展质量、发展动能、地位贡献上都取得显著进步，呈现出“量”“质”“能”“位”齐升的新格局。
（一）“量”的持续增长彰显民营企业发展势头总体向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企业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一是企业数量和企业密度迅猛增加。从企业数量来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数量由2012年底的1 085.7万户增至2021年底的4 457.5万户，10年之间翻了两番，民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相应地由79.4%提高到92.1%。2021年新设民营企业852.5万户，较前一年增长11.7%，占新设企业数的比重达到94.3%，全国日均新设民营企业达到2.35万户，当年新设退出比为2.2，表明民营企业数量保持稳定的净增长。从企业密度来看，经过测算，2021年每千人拥有民营企业数为31.6户，而2012年则只有8户，10年间接近翻了两番。
二是资产规模和营收规模较快增长。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21年底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总计达到40.9万亿元，是2012年底的2.79倍；平均每户私营工业企业资产总计为1.37亿元，是2012年底的1.72倍。2021年1-12月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累计值达到50.9万亿元，是2012年同期的1.8倍；平均每户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累计值为1.7亿元，是2012年同期的1.11倍（1）。又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为例，根据全国工商联经济部发布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2020年末民营企业500强企业的资产总额合计为50.7万亿元，户均1 014.6亿元，均为2012年同期的5.58倍。2020年民营企业500强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合计为35.1万亿元，户均702.3亿元，均为2012年的3.32倍；入围门槛为235亿元，是2012年的3.02倍。
（1)2012年为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值。
三是经济增加值总体保持稳步增长。虽然没有公开披露的民营经济增加值确切数据，但自2005年以来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趋于稳定（汪立鑫和左川，2019），而中国GDP已由2012年的53.9万亿元增加至2021年的114.4万亿元，据此可以推算10年间民营经济增加值实现明显增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根据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用研究所与天眼查联合发布的《中国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研究报告（2021）》，市场主体总量与GDP的相关系数为0.96，民营企业数量的迅猛增长意味着其创造的增加值将会同步增加。更进一步，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自2012年以来，私营工业企业增加值总体上保持较快增长，除了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只同比增长3.7%外，几乎每年的增长率均在6%以上，2021年更是同比增长10.2%，这意味着私营工业企业增加值的规模呈现逐年较快增加的态势。
（二）“质”的稳步提升凸显民营企业发展层次得到提升
随着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不断加快，高质量发展成为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的时代主题。在这一背景下，民营企业相较以往更加重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更加强调集约高效，民营企业发展质量和发展层次得到稳步提升。
一是经营效益总体得到改善。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例，2021年私营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9万亿元，同比增长27.6%，较2012年增长60.4%；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3%，高于疫情前2019年0.48个百分点；人均营业收入为142.2万元/人，较2019年增长20.7%。又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为例，全国工商联经济部发布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0年民营企业500强实现税后净利润合计1.97万亿元，是2012年的4.65倍；销售净利率为5.61%，较2012年提高1.6个百分点；人均营业收入为316.6万元/人，较2012年提高了1倍。
二是涌现一批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民营企业。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入围的有34家，较2012年增加了28家，其中有5家民营企业进入榜单的前100强。在Brand Finance发布的2022年全球品牌价值500强中，中国有34个民营企业品牌入围，其中华为位列第9位，品牌价值达到712.33亿美元，而Tik Tok/抖音成为全球“价值增长最快的品牌”，增速达到215%。在2021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民营企业数量达到249家，比上年增加13家。此外，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不仅在经济价值创造水平上持续提升，而且创新能力也大幅跃升，极大增强了企业竞争力。根据全国工商联经济部发布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2020年民营企业500强企业国内申请专利158 253项，其中发明专利79 050项；国内专利授权量80 102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量29 508项；国内外有效专利合计412 722项，其中国内有效专利389 289项。
三是涌现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按照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的思路，自2018年起国家加大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工作，涌现出一批优质的“专精特新”企业。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披露的数据，目前中国已经拥有4万多家“专精特新”企业、4 762家“小巨人”企业和84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民营企业。在4 762家“小巨人”企业中，超五成企业研发投入在1 000万元以上，超六成企业属于工业基础领域，超七成企业深耕行业10年以上，超八成企业居本省细分市场首位。4 76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7%，远远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20年平均为1.41%）、中央企业（2020年平均为2.55%）和全国研发投入前1 000家民营企业（2020年平均为2.57%），平均专利数超过50项，表现出非常强的创新发展活力。工业和信息化部跟踪的1 185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1年1-9月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1.6%，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分别高9.4个百分点和8.8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7.9%，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分别高23.2个百分点和35.4个百分点；1-11月营业收入利润率为10.9%，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小微工业企业分别高3个百分点和5.6个百分点。
（三）“能”的不断增强展现民营企业发展后劲更加有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引领下，顺应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大趋势，民营企业加快了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步伐，并取得积极进展，发展动能的可持续性得到增强，发展后劲变得更加有力。
一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近年来，全国掀起一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而民营企业成为实践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力量。无论是科技创新投入还是产出，抑或是科技创新活动组织，民营企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从创新投入来看，2020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共计5 647亿元，是2012年的4.53倍，平均每户私营工业企业研发投入为197.2万元，是2012年的2.99倍，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比重由2012年的17.31%提高至36.98%，研发投入强度（研发费用/营业收入）由2012年的0.44%提高到1.49%。2020年每户私营工业企业的平均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为5.32人年，是2012年的2.4倍。从创新活动来看，2020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开展研发项目40.4万项，是2012年的5.59倍，平均每户私营工业企业开展研发项目1.41项，是2012年的3.69倍，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项目数的比重由2012年的25.15%提高至56.52%。从创新产出来看，2020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分别为60.3万件、16万件和53.8万件，分别是2012年的4.19倍、4.04倍和9.65倍；平均每户私营工业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分别为2.11件、0.56件和1.88件，分别是2012年的2.77倍、2.67倍和6.38倍；私营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比重由2012年的29.43%、22.49%、20.1%分别提高至48.51%、35.85%、37.14%。
二是涌现大量新经济与高技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成为发展新经济、高技术经济的重要主体，这也推动了民营企业加快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数据，2021年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即“四新经济”行业新设企业383.8万户，同比增长15.8%，增速较企业总体水平高3.3个百分点，较2019年增长26.5%；占新设企业总量的42.5%，较2020年占比高1.2个百分点。而在“四新经济”行业新设企业中，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科技部披露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达到33万家，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八成。
三是绿色转型和低碳发展稳步推进。民营企业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为契机，着眼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积极进行绿色转型，加快推进低碳发展，探索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企业发展模式。一方面，民营企业加快实施绿色化改造，开展能效提升、清洁生产、综合利用，节能减排成效显著。《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1）》课题组对12省市100余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62.3%的企业采用节能环保原材料，注重源头治理，61.4%的企业进行了设施设备节能减排升级改造，55.5%的企业开展清洁生产（高云龙和徐乐江，2022）。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积极投入节能环保产业，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以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建设为重点，探索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2021年673家绿色工厂、107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中，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
（四）“位”的日益突出反映民营企业发展价值获得认可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更是民营企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党的十八以来，民营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更加突出，在支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落地中的角色功能更加重要，民营企业存在的价值和发挥的作用被社会广泛认可。
一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七个最大”贡献者。从市场主体来看，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微观主体的最大贡献者。2021年民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重、新设民营企业占新设企业数的比重均超过了90%，成为中国经济微观基础不折不扣的最大主体。从经济总量来看，民营企业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贡献者。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在60%以上，近些年来基本维持在60%-65%之间（汪立鑫和左川，2019）。从投资来看，民间投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大贡献者。2012年以来，民间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均保持在55%以上，2021年为56.5%。从对外贸易来看，民营企业是中国进出口的最大贡献者。根据海关总署披露的数据，2021年民营企业保持中国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地位，进出口总值达19万亿元，同比增长26.7%，占外贸总值的48.6%，对外贸增长的贡献度达到58.2%。从科技创新来看，民营企业是技术创新成果的最大贡献者。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撑起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半边天”。2020年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占比81.4%，发明专利申请数占比78.1%，有效发明专利数占比79.4%（高云龙和徐乐江，2022）（1）。从税收来看，民营企业是政府税收和国家财力的最大贡献者。近年来，民营企业对税收的贡献均超过50%，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税收主体来源。根据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的测算，2021年民营企业占全国税收总量的51.9%，占全国企业税收的56.2%。从就业来看，民营企业是城镇就业的最大贡献者。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披露的数据，2021年中国私营个体就业总数达到4亿人，较2012年增加了2亿多人，2021年私营个体就业人数在就业人员总数的占比超过53%。2019年私营个体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58.03%，成为城镇就业的重要保障。
（2）国家统计年鉴中的私营工业企业只是“民营工业企业"的一部分，因此前文中的私营工业企业创新产出数据与这里的民营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成果数据有较大差异。
二是成为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重要参与者。民营企业尤其是大型民营企业积极投身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部署，将自身发展与国家重大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对国家重大战略的有效落实形成有力支撑。根据全国工商联经济部发布的《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有477家参与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占比达到95.4%。其中，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两新一重”建设、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企业分别为191家、246家、350家和354家，占比分别是38.2%、49.2%、70%和70.8%。在参与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中，有170家、159家、122家和114家企业分别参与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民营企业对于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20年底，进入“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台账管理的民营企业有12.7万家，精准帮扶13.91万个村；产业投入1 105.9亿元，公益投入168.64亿元，安置就业90.04万人，技能培训130.55万人，共带动和惠及1 803.8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高云龙和徐乐江，2022）。
三、问题透视：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面临外部制约与内生不足的双重挑战
民营企业发展质量是由民营企业与宏观环境、中观产业和微观要素共同演化决定的。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企业发展呈现“量”“质”“能”“位”齐升的新格局，但囿于宏观中观环境的外部制约和企业微观要素的内生不足，当前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面临内外双重挑战，离真正意义的高质量发展仍有明显差距，亟需在新发展阶段取得更加实质性的新突破。
（一）“隐性规则劣势”制约民营企业发展潜力
民营企业发展潜能的充分释放不仅高度依赖于制度层面的显性政策创新，也离不开操作层面的隐性规则优化。尽管国家通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企业营商环境，不断强化支持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专门性制度供给，但现实中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着制度执行偏差和政策效能错位的障碍，由此导致民营企业需要面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隐性规则劣势”，对民营企业充分释放发展潜力形成制约。
从市场进入和参与竞争来看，虽然国家持续放开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不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但由于对民营企业的认知偏见仍然存在（赵丽，2022），实际操作中民营企业还面临着各种市场准入的“暗规则”（杨晓琰等，2021）。一方面，对于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重要产业部门，如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领域和环节，即使法律法规和政策上已经准许民营企业进入，但考虑到“政治正确”和对民营企业的不信任，担心民营企业进入引发国有资产流失、无法有效承担产业功能，实际上民营企业进入这些产业部门仍然面临较多的体制障碍，在与国有企业竞争中处于天然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各地对“非禁即入”“非限即入”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执行程度不一，一些地方尚未有效破解审批许可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招投标隐性壁垒依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行为仍有发生，严重挫伤了民营企业市场进入的积极性，事实上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了民营企业拓展市场空间。
从惠企政策与营商环境来看，存在政策供给精准性不足、政策落地实施困难的现象，与民营企业的实际需求和期盼不够匹配，民营企业对惠企政策和营商环境改善的获得感不强。特别是，一些地方的惠企政策设置较高准入门槛，中小民营企业难以享受政策红利。一方面，在财政收入硬约束下，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服务往往与其所能够创造的税收高度相关，一些地方政府以税收定服务，对税收大户重点服务，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服务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除了已经享受的土地使用税、企业社保费率、用电成本等普惠性降税政策外，中小民营企业希望能更多地争取到创新创业、融资贷款、科技研发、技术改造等方面的单项政策。但是，单项优惠政策总是受到额度的限制，往往需要设定较高的门槛，申报条件限制较为严格，使得单项政策通常集中到了少数大企业、大集团和具备一定规模的中型企业，其他的中小民营企业因规模较小而达不到申请标准，无法享受这些单项政策。此外，一些地方在征地拆迁、环境生态保护中屡屡出现侵害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行为，严重挫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热情，甚至可能对民营企业发展造成致命打击。
（二）“要素获取劣势”抑制民营企业竞争力
按照资源基础理论（Wernerfelt，1984）和成本领先战略理论（Porter，1980），民营企业的成长和竞争力高度依赖于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生产要素成本，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至为关键的异质性资源和战略性要素，其可获得性和获取成本更是极为重要。尽管国家通过加快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针对民营企业出台要素获取保障的相关政策，以确保民营企业平等获得资源要素和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但现实中资源要素分配上仍然存在“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杨晓琰等，2021），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资源要素获取难度较大、成本较高。民营企业遭受的要素制约和“要素获取劣势”对企业健康发展造成困扰，也对民营企业竞争力形成抑制。
从资源要素获取和保障水平来看，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制约问题，对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产生较大影响。首先是土地获取困难。受到国家对土地加强宏观调控的影响，许多地方出现用地指标的缺口，增加了民营企业获取土地指标、征用土地的难度，制约了民营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产业转型升级。很多地方用地手续办理困难、土地审批办证时间长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不仅挫伤了民营企业用地的积极性，而且影响了民营企业开工建设进度。其次是融资难问题依然突出。中小民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资信不足、缺乏不动产抵押物，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较大，从资本市场融资受到较高门槛限制，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发展相对滞后，直接融资依然困难。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22年5月中小企业融资指数为90.2，较上月下降0.2，低于景气临界值100。最后是人才的结构性供给不足。一方面，受到需求收缩和存量市场竞争压力的影响，较多民营企业因为业务调整而进行了部门裁撤和人员裁减。根据前程无忧发布的《2022民营企业雇佣关系趋势观察》，2022年前5个月有40.2%的受访者所在民营企业进行了部门和人员裁撤。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对于高层次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吸引力较弱，引进难度大，劳动密集型民营企业的招工难、留工难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从资源要素成本来看，相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由于吸引力弱、规模经济性差、议价能力低、成本敏感性强，因此资源要素获取成本往往更高，对经营成本上涨的承受能力更弱，严重削弱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比如，民营企业除了面临融资难的困境外，融资贵的问题仍然未能完全破解。根据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2021年民营企业贷款年化利率为5.26%，明显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1年企业贷款利率（4.61%）。与此同时，民营企业不仅需要承受人工成本持续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还要新增更多的环保投入、检验检疫费用和疫情防控支出等，结果是企业的经营成本不断增加，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部分民营企业甚至不堪成本重负。以福建省为例，福建省工商联对1 602家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57.2%的企业综合成本同比增长，且成本压力主要来自原材料成本和用工成本，两项占比均超过七成。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22年5月中小企业成本指数为113.7，比上月上升0.1，处于不景气区间，说明成本压力加大。
（三）“路径锁定劣势”限制民营企业创新力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David，1985；Arthur，1989），路径依赖是企业成长和技术演进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路径依赖通过不断的自我强化机制，在经历一定发展过程后将会形成路径锁定（Arthur，1989），由此，企业成长和技术演进中经常会出现路径锁定现象。路径锁定容易对企业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形成羁绊，导致企业最终走向衰败甚至死亡的不归路。民营企业绝大多数为狭义的家族企业（邢隽清和胡安宁，2018），家族烙印和企业家个人的思维惯性更容易催生企业成长的路径依赖，而民营企业成长初期尤其是早期成功的模式极易在后续不断被复制，呈现出显性或隐性的路径锁定。特别是，许多民营企业的产业布局表现出在产业链上的低端锁定，叠加企业对成长初期或长期形成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企业路径锁定劣势凸显，严重制约民营企业创造力、创新力和高质量发展。
从产业链低端锁定来看，虽然从国家产业分工的角度，中国已经形成国有企业多分布于产业链上游、民营企业多分布于产业链中下游、二者共同形成完整产业链的较为合理布局，但就民营企业自身发展而言，处于并锁定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产业链中下游位置，仅仅为价值链顶端企业提供配套服务，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潜力。受到民营经济起步和发展惯性的影响（周黎华，2021），民营企业产业布局的锁定效应也对其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形成阻碍。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0）依据产业链的产业分类，2020年规上私营工业企业资产分布仍有近20%处于低技术产业，而规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和规上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的这一比重分别为5.4%和14.2%。处于低端产业和价值链低端环节导致很多民营企业缺乏差异化优势，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都普遍偏弱。
从企业发展模式锁定来看，很多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习惯于传统发展道路，对于创新驱动发展重视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相对较低。虽然从民营企业整体来看，科技创新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效，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但民营企业群体内部的科技创新投入和产出极不平衡，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半数左右的民营企业被认为在科技创新上无所作为，还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保持在较低水平层次上（杨晓琰等，2021）。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民营企业中仅有26.94%设有专职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而在这些企业中，仅6.68%具有国家级认定的人才，18.15%具有省部级认定的人才，而无任何认定的人才的企业比例高达75.17%（陈建辉，2022）。由此可见，大量民营企业还存在着创新意识薄弱、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投入不足、创新人才匮乏等问题。
（四）“冗余能力劣势”降低民营企业成长耐力
冗余资源与能力可以对企业的环境变化发挥吸收与缓冲功能（李晓翔和刘春林，2011），是动态复杂环境下企业成长耐力和发展韧性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的冗余资源与能力更少，在受到持续强烈的外部冲击时，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将难以经受考验，成长耐力和发展韧性将会显得更为脆弱。自2020年以来，受到新冠肺炎的系统性冲击而非局部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2），民营企业的灵活性优势、中小民营企业“船小好调头”的优势不但没能彰显，反而是其冗余资源与能力劣势被放大，结果是企业的脆弱性凸显，发展韧性和生存空间受到严重制约。
从生产经营来看，民营企业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冲击更大，企业生产经营总体上面临较大困难，生存发展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企业效益方面，自2021年以来，私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累计增长速度逐月放缓，由2021年1-2月的51.8%降至2022年5月的8.6%；2022年前5个月，私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呈现逐月下降趋势，而私营工业企业亏损企业数、亏损企业亏损总额累计则快速增长，5月同比分别增长18.1%和44.1%。福建省工商联对1 602家福建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约四成企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有23.2%的企业是处于亏损状态。在市场需求与生产活动方面，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发布的PMI数据，小型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的新订单指数和生产指数自2021年5月以来一直处于荣枯线以下，2022年6月反映需求不足的小型企业占比接近50%，表明需求收缩和生产收缩压力均很大。
从成长预期来看，受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国内经济发展复杂性与严峻性的影响，民营企业对于未来发展的预期趋弱，企业信心受挫，亟需提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对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5 000户企业家的调查，2022年第二季度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降至26.5%，为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最低，表明企业家对宏观经济形势判断较为悲观，预期趋弱影响民营企业扩大生产的意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5月反映中小企业信心的宏观经济感受指数为96.8，连续4个月下滑，意味着中小企业对市场前景和发展环境不乐观，对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的预期较差、信心下降。进一步来看，虽然2021年民间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较上年增长7%，但2020-2021年两年平均增长仅为3.8%，低于2019年增速，2022年前5个月民间固定资产（不含农户）投资额增速逐月放缓，5月份只增长4.1%，表明民营企业对未来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的信心与预期不足（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2）。
（五）“综合素质劣势”削弱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如果说制度环境和外部冲击是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外生变量，那么企业自身的内在素质能力就是决定企业成长的内生变量。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能否长期健康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综合素质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企业的内在素质能力有了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草根性得到极大改善，但囿于经营理念局限、成长初级阶段、人才匮乏、路径依赖等多重因素，民营企业的综合素质仍然普遍不高，与国有企业相比总体上还有较大差距。民营企业的综合素质劣势既反映为个体层面的企业家素质整体不高，更体现在组织层面的企业本体素质亟待提高，它们共同削弱了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企业家素质来看，民营企业家对民营企业的高控制度意味着，民营企业家自身的素质往往决定着民营企业的成败。在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壮大过程中，民营企业家的素质总体上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非常出色的民营企业家，但也应该看到，当前许多民营企业都还面临着企业家自身素质不高和企业家代际传承难题。对于前者，许多民营企业家个人文化素质和修养不高，合规诚信意识不强，缺乏现代化经营理念、知识和管理能力，对数字化、高技术工具掌握不足，环境认知、洞察与适应能力存在短板，严重缺乏现代意义和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2015年12月1日至2020年10月30日的刑事判决案件，这期间民营企业家犯罪人数和犯罪数量分别是7 215人和7 578次，而国有企业家分别为1 197人和1 374次，民营企业家在犯罪频次上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家（刘菁婉和张克，2021）。对于后者，民营企业家的代际传承一直是困扰民营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而目前正是中国民营企业“青蓝接力”的传承高峰期。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2020·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报告》，63%的民营企业正在进行企业传承，仅有7.5%的民营企业已经完成交接，而民营企业已经培养好接班人的比例只有8.7%，远远低于国有企业的20.5%（李兰等，2021）。
从企业本体素质来看，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自身的观念素质、要素素质、管理素质、工具素质都普遍存在不足，许多民营企业在公司治理、企业管理、风险应对、社会责任、数字化等方面的素质能力甚至令人担忧。在公司治理方面，民营企业普遍存在治理结构不合理、治理机制不健全、治理效果不佳的问题，难以发挥公司治理的有效制衡和科学决策功能。“一股独大”、“三会一层”不健全、董事长与总经理合二为一、“三权”（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离不彻底、内部控制薄弱甚至形同虚设、外部参与治理缺失等现象在民营企业较多存在，尤其是许多民营企业在发展壮大以后未能建立匹配性、适应性的治理结构和机制，抑制了企业进一步发展。在企业管理方面，民营企业更为重视市场拓展和技术业务，对于企业管理缺乏重视，管理理念、管理投入、管理方法、管理工具都较为滞后，基础管理水平较低（杨晓琰等，2021）。特别是，许多民营企业缺乏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难以应对越来越来频繁的“黑天鹅”事件所带来的外部冲击。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2021·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报告》，当发生紧急事件时，只有49.6%的民营企业有应对危机的书面计划，远远低于国有企业70%的比例（李兰等，2022）。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虽然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重视承担社会责任，但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整体水平仍有待提高，社会责任缺失和异化现象依然大量存在。根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21）》披露的数据，2021年民营企业100强的社会责任指数仅为33.7分，远远低于国有企业100强的55.4分（黄群慧等，2021）。在企业数字化方面，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总体上进展不快，数字化的广度和深度都亟需拓展。2022年1月腾讯研究院针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 877家被调查企业中有38.16%无主营业务数字化转型计划，38.81%处于主营业务数字化转型初步探索阶段（数字化改造占比小于20%）（林泽炎和林晨阳子，2022）。
四、进路探寻：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全面施策
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既是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客观要求，同时还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鉴于当前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外部制约与内生不足，未来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宏观制度、中观产业和微观要素等层面进行全面施策，着力破除民营企业的多重劣势，形成支撑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友好型发展环境、适需型发展要素、内生型发展动力、质效型发展模式和持续型发展能力。
（一）聚焦破除“隐性规则劣势”，以高效能制度供给构建友好型发展环境
构建友好型发展环境是未来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其关键是要推动对民营企业认识的观念变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高效能制度供给。高效能制度供给既要着眼于进一步完善支持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显性制度，更要聚焦破除隐性规则，以强化制度执行和提升制度效能为重点，扭转民营企业面临的“隐性规则劣势”，进一步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将制度红利真正转化成为企业红利。
一是进一步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着眼于最大限度地破除“暗规则”，要把清理和执行置于完善市场准入的突出位置。严格落实和全面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清单之外所设立的各种违规准入许可和隐性门槛予以全面清除，对负面清单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强化监督。加大力度破解招投标隐性壁垒问题，既要在招投标资质条件设置上不得歧视民营企业，更要增强招投标过程的透明度，让招投标中的隐性壁垒和潜规则失去存在的空间。进一步破除行政垄断，打破市场垄断，既要拓宽民营资本投资领域，更要在已经放开的行业领域公平、公正、透明地对待民营企业进入。加大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军民融合的力度，通过“拆壁垒”“去门槛”“促竞争”的方式打通民营企业参与军民融合的“中梗阻”（杨晓琰等，2021）。更大力度地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坚决制止对民营企业市场竞争行为进行行政干预，彻底解决审批许可的“最后一公里”不畅问题。建立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动形成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
二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与服务机制。科学把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按照建设阳光、诚信、法治、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对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真正做到“该放的放彻底，该管的管到位，该服的服到家”。围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聚焦短板领域和突出问题，以精简环节、精简时间、精简成本、增加透明度为重点，继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和涉企许可制度改革，依托数字智能技术改进服务质量与效率，全方位提升针对民营企业的营商服务效能。特别是，深化商事登记确认制改革，推动登记注册进一步简约高效，最大限度尊重民营企业登记注册自主权；探索建立市场主体强制退出制度，破解民营企业“注销难”问题，实现民营企业“能进能退”。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依法依规保护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健全民营企业服务体系，完善对民营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模式和服务链条，构建多元化民营企业服务平台，创新民营企业服务机制，切实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的服务支撑。
三是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政策获得感。将民营企业的体验感和获得感作为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指挥棒”和“坐标”，全面提升民营企业对助企惠企政策的满意度和获得感。各级各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发改、科技、工信、人社、财政、金融、税务等涉企部门要加强协同，针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助企惠企政策在部门间要统一标准，加强政府部门之间、政企之间的沟通交流，形成多部门联动的政策协同效能。提高政策供给的精准性，政策出台要与企业需求匹配，针对大型、中型、小微民营企业应当分类制定助企惠企政策，对于特殊类型的小微民营企业甚至可以“量身定制”政策，切实让不同类型民营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政策红利。全面评估针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助企惠企政策落实情况，通过精准直达企业主体、优化政策落地程序、提高政策兑现程度、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等多种方式，确保各类助企惠企政策能够真正落地。
（二）聚力消除“要素获取劣势”，以高精度供给服务形成适需型发展要素
形成适需型发展要素是未来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其重点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针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资源要素供给和服务。高精度供给服务，一方面要确保民营企业能够有效获得企业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要素，另一方面还应该推动降低民营企业资源要素获取和使用成本，进而消除民营企业面临的“要素获取劣势”，增强民营企业整体竞争力。
一是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进一步健全服务于民营企业的融资体系，加强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推动民营企业资金融通。重点是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考核机制改革，构建形成对民营企业“敢贷、愿贷、能贷”的金融长效机制。继续加大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力度，扩面增量同步推进，真正让更多小微企业享受普惠金融的益处。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更多民营企业采用直接融资方式，支持不同类型、不同条件的民营企业采取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上市融资和发行企业债、公司债、中小企业私募债、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等适宜的方式进行融资。积极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稳步推进票据、订单等多种形式的动产质押融资模式，探索应收账款、知识产权等各种无形资产融资模式。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增信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的功能作用，以政府性融资担保为民营企业增信。
二是破解招才难引才贵问题。从政府层面来看，一方面，需要针对民营企业的不同层次人才需求，多措并举优化人才供给。既要着眼于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高端人才培养，又要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育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同时还要依托职业技术培训培养技能人才，为民营企业提供多元化人才供给。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应结合当地实际，对于民营企业引才和育才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既要对人才引进给予落户、教育、医疗、住房等服务保障，也要对民营企业的人才引进提供不同形式的优惠政策，还应当构建服务于民营企业的人才招引平台，增强民营企业的人才保障和降低用人成本压力。从企业层面来看，民营企业应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尊重人才、爱惜人才、善用人才，将招才、用才、留才一体化推进，从待遇、事业、环境、文化等多个方面增强民营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潜能。
三是破除土地及其他要素瓶颈。继续深化土地出让制度改革，更大力度推行“亩均论英雄”和“标准地”，消除民营企业尤其是优质中小民营企业的规模劣势，强化对成长型民营企业的用地保障。充分考虑民营企业特点，积极创新产业用地供地方式，对于民营企业新增产业用地，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年期等多种灵活方式供应，切实控制和降低民营企业用地成本。支持民营企业对低效存量用地进行改造提升，提高土地利用率，增进产业用地的产出效能。全面落实优化土地相关的营商环境政策措施，对用地手续办理、土地审批办证等简化流程、压缩时间、增加透明度，确保民营企业产业项目能够及时开工建设。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的用能成本、物流成本、防疫成本，强化对民营企业的环境容量支撑，采取多种方式缓解原材料价格对民营企业带来的经营压力。加强数据开放，增强民营企业对数据资源的可获取性。
（三）聚能突破“路径锁定劣势”，以高水平创新引领培育内生型发展动力
培育内生型发展动力是未来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其根本是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提升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和水平，以高水平创新引领实现路径创造和动力变革。高水平创新引领意味着要聚合政府、社会、企业等多方力量，推动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上提能提级，让创新成为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创新突破民营企业面临的“路径锁定劣势”，打造民营企业源源不断的发展活力。
一是提升民营企业创新意识和投入水平。引导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转变思维，由将创新视作纯粹成本投入转变为企业发展动力和机遇，使创新成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全面增强民营企业创新意识，推动民营企业由“要我创新”转向“我要创新”。鼓励民营企业加大创新的资金、人才、管理投入，提高创新投入的质效水平，克服盲目投入和无效投入的误区。加大普惠型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扩大覆盖面，让更多中小民营企业享受益处。进一步落实完善对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和支持政策，切实增强民营企业加大创新投入的积极性，为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创新创造的浓厚氛围，增强社会对创新失败的宽容度，以尊重创新、崇尚创新、支持创新的社会文化激励民营企业主动投入创新。
二是优化民营企业创新模式和创新机制。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推动民营企业以市场需求和国家重大战略需要为导向，提升技术创新与用户需求和社会需要的契合度，增强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深化产学研用合作，鼓励民营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创新，打通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之间的“创新链”，通过借智、借力、借台增强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鼓励大型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揭榜挂帅”，引导民营企业与其他企业和机构建立创新联盟，针对重点创新项目开展联合攻关。依托产业链供应链构建创新链，推动中小民营企业融入创新链，既发挥中小民营企业的灵活创新优势，又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创新资源共享。引导大型、中型、小微民营企业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创新模式，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将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作为自主创新的重点。顺应数字技术智能技术高度渗透的趋势，鼓励民营企业探索实施数字化创新，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质量。民营企业应在内部建立完善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和管理体系，形成鼓励创新和深化创新的长效机制。
三是完善民营企业创新生态和服务体系。围绕民营企业创新需求和短板，建立健全针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的创新服务体系，构建适宜民营企业发挥创新活力的生态系统。重点要将民营企业创新纳入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强化民营企业对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支撑作用。加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协同创新，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进一步构建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改造提升既有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平台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成果加大保护力度，催生民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和价值性。进一步完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机构，规范中介服务行为，提高对民营企业的科技服务水平。
（四）聚势扭转“冗余能力劣势”，以高层次转型升级打造质效型发展模式
打造质效型发展模式是未来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要转变民营企业发展方式，推动民营企业进行高层次转型升级，打破低端锁定和冗余能力不足的限制，全面提升民营企业发展的质量和效果。高层次转型升级要求民营企业必须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顺应全球企业发展和技术演变的新趋势，树立“二次创新”“三次创业”的思维，在发展方式、产业层次、企业本体等多个层面进行变革，通过转型升级扭转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冗余能力劣势”，增强民营企业发展韧性、成长耐力和抗风险能力。
一是推动民营企业实施产业转型升级。对于从事传统产业的民营企业，引导和推动其通过技术改造、工艺创新等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和全要素生产率。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扩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比重，推动民营企业新老产业的升级更替。特别是，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新基建”，前瞻布局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等新兴产业，拓展民营企业的产业升级空间。推动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的布局优化，引导民营企业向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立足于强链补链延链的需要，加强民营企业与产业链供应链链长企业的分工协同，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整体竞争力的同时，增强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攀升。
二是推动民营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差异化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也是企业价值创新（Value Innovation）的重要因素，拥有差异化特质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更优的成长性。“专精特新”本质上是不同形式和不同特点的差异化，因此“专精特新”企业是拥有差异化特质的中小企业。在遭受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引致的系统冲击时，“专精特新”企业的差异化优势可以进一步凸显。“专精特新”是量大面广的中小民营企业转型发展的方向，也是梯度培育中小企业的客观要求。一方面，各级政府部门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和中小企业特点，制定专项扶持政策，大力支持优质中小企业发展，扩大“专精特新”企业规模。另一方面，中小民营企业自身应当树立差异化竞争思维，通过定位差异化、行业深耕、创新引领等方式，积极向“专精特新”企业转变和发展。
三是推动民营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通过多种方式深化民营企业对数字化转型重要意义的认识，推动民营企业树立和强化数字化转型理念，增强民营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意愿和自觉性。鼓励民营企业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要构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适合企业业务特点和发展需要的基础数字技术平台。引导民营企业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积极推动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创新，具备条件的民营企业应当推进生产运营智能化。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推动民营企业发展数字技术应用的新业态，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平台经济，拓展民营企业发展空间。构建和优化数字生态，打通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链条，推动数字资源共享，最大限度发挥不同主体在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联动效应。
（五）聚心改变“综合素质劣势”，以高标准素质强基锻造持续型发展能力
锻造持续型发展能力是未来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其任务是要凝聚民营企业全体员工的共识，实施综合素质再造工程，推动高标准素质强基，从根本上增强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高标准素质强基要求民营企业将“练好内功”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从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全面提升内在素质，改变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综合素质劣势”，进而结合机制的灵活性转变成“综合素质优势”。
一是培育高素质企业家群体。就企业家个体而言，民营企业家要惯于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从自身基本素质提升着手，更新思想观念、经营理念，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演变的最新趋势，提升企业运营能力；要弘扬企业家精神，自我培养和努力升华企业家精神，将对国家、社会和企业的使命感、责任感与个人的自我修养有机结合起来，既要发挥创新创业精神，又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就政府和社会而言，要开展高素质企业家培育的统筹规划和专项行动，加大对优秀民营企业家的正向激励，建立完善对民营企业家的关爱机制，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尊重企业家的浓厚氛围。就企业层面而言，要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家的接班人机制，着眼于有利民营企业可持续发展角度，创新接班人模式，推动新生代企业家做好政治传承、事业传承和精神传承，确保企业能够安全平稳、高质量地实现代际传承。
二是健全民营企业公司治理体系。鼓励民营企业转变高度“家族化”治理模式，探索构建“控制权家族化、管理层社会化、股权激励普遍化”新模式（赵丽，2022），加快建立结构合理、运行高效、有效制衡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重点是要优化民营企业股权结构，最大限度改变“一股独大”的格局，为构建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奠定基础；健全民营企业治理结构，规范建立和设置“三会一层”，将“三会一层”的责权利落到实处；完善民营企业治理机制，严格决策、执行、监督程序，将科学性、规范性与效率性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外部利益相关方参与治理，加强对民营企业决策和运营的外部治理；建立健全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程序和制度，加强内部监审，确保内审工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
三是提升民营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引导民营企业从思想认识上加强对企业管理的重视，鼓励民营企业借鉴和学习国内外优秀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系统提升民营企业的管理能力。推动民营企业转变粗放的管理模式，从战略管理、基础管理、业务管理、职能管理等方面实行精细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和效能。支持民营企业构建和完善有效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既规范全员的行为，又最大限度激发员工的创造潜能。鼓励民营企业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和机制，全面提升民营企业的危机应对能力，确保企业在受到重大外部冲击时能够有效应对。推动民营企业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形成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充分发挥企业文化凝心聚力的功能。引导民营企业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和实践，切实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赢得利益相关方和社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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