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2023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提升至41.5%。2016年至2022年，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从10万亿元增加到15.4万亿元，软件业务收入从4.9万亿元增加到10.8万亿元，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2022年，我国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超过25%，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增长至58.6%和77.0%，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达27.2%，数字中国建设迸发澎湃动力。与此同时，我国数字基础设施规模能级大幅提升，数据资源体系加快建设，数字社会建设推动优质服务资源共享，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后，中国数字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不但经济规模快速扩大，而且在商业模式、数字科技的创新能力等方面实现了稳步提高。究其成因，中国数字经济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别化（country-specific）的优势，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独特的内生动力。

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及其经济影响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与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活动相比，数字经济存在着显著特征：网络效应和零边际成本。

网络效应。一般的物质产品或服务（以下用“产品”指代）带给用户的价值仅取决于该产品本身，而在数字经济领域，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仅是用户所获得的整体价值的一部分，用户整体价值还取决于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而产生的价值。网络效应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直接网络效应。如果产品带给用户的价值取决于使用该产品的其他用户数量，那么就存在着直接网络效应。在此情况下，用户使用某种产品所获得的价值会随着使用同一产品的其他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电话网络是最典型的具有直接网络效应的例子之一。当只有一个人使用电话时，电话带给该用户的价值为零；随着使用电话人数的增长，用户所能够联系的其他用户的数量不断增加，从而电话带给该用户的价值也会随之增长。二是间接网络效应。如果产品带给用户的价值取决于该产品的互补品丰富程度的话，那么就存在着间接网络效应。在此情况下，用户使用某种产品所获得的价值，会随着该产品互补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计算机操作系统是典型的具有间接网络效应的产品，操作系统带给用户的价值不仅取决于操作系统本身的功能，还取决于运行在该系统之上的其他应用软件的丰富程度。三是跨边网络效应。跨边网络效应是与间接网络效应相关但又有所区别的一种网络效应，以互联网平台最为典型。平台一边连接产品的最终用户，另一边连接提供产品的供应商。平台对一边用户的价值取决于另一边用户的数量。以电商平台为例，一个电商平台上的网店数量越多，消费者越容易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更丰富的商品，因而该平台对消费者具有更大的价值；反之，在该平台上的消费者数量越多，网店就有数量更多的潜在用户可以开发，平台对网店就越具有吸引力。

从数字经济基本规律的经济影响来看，网络效应的存在意味着用户规模对于数字产品的成功推广至关重要。在一个细分市场发展早期，最快获得大规模用户的产品将会给用户带来更大的网络效应价值，从而开启正反馈的自我加强机制，通过不断吸引新用户加入，成为市场的最终赢家。也正是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数字经济各个细分领域往往存在着所谓的“赢家通吃”格局，即少数几家头部企业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当市场格局稳定后，网络效应会成为挑战者进入市场的巨大障碍。由于用户从产品获得的总价值取决于产品本身的价值以及由网络效应提供的价值，新进入企业在用户基础及网络效应价值上与在位企业的差距巨大，因此只有来自于产品的超额效应能够抵消在网络效应上的差距，才能够在市场中生存下去。这种情况往往发生于出现颠覆性创新的时候，新进入者用全新的产品或商业模式解决用户存在的痛点，使在位者的网络效应失效。

零边际成本。一般产品的生产和提供过程包括研发设计、建设生产设施、安装生产设备、购置生产中所需要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生产产品等。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通常存在着规模经济，即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下降，但由规模扩大分摊的主要是厂房、设备、研发等固定成本，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采购成本、水电气费用和工人工资等成本仍然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与工业经济时代的物质产品生产相比，数字经济具有固定成本高但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特征。数字经济是高度的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人员，产品的生产和提供需要成本高昂的生产设备和基础设施投资。然而，一旦完成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线安装和基础设施布局，额外生产一单位数字产品几乎不需要人工、原材料的投入，边际成本接近于零。以计算机软件为例，微软的操作系统Windows Vista的代码有5000万行，研发费用超过200亿美元，但是一旦完成开发，复制一份新拷贝的成本就是一张光盘或通过网络传输的费用，与研发费用相比低得可以忽略不计。

零边际成本的存在具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在细分市场发展初期，由于边际成本为零，企业多增加一个用户并不会显著增加成本，因此便于企业采取免费策略快速扩大用户规模、增加网络效应的价值，从而占据市场领先地位。相比之下，在传统产品和服务生产中，边际成本高，大规模、长期化的免费方式是企业难以承受的。二是在市场格局相对稳定时，边际成本为零意味着用户基础越大企业就有越多的用户分摊其固定成本，平均成本就越低，而更低的平均成本或者能够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或者通过制定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来吸引更多的用户，从而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网络效应和零边际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在微观层面最快获得更多用户的企业最终在市场竞争中胜出；在宏观层面，往往是拥有巨大用户（人口和企业）规模的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最好。中国数字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快速发展，形成一批世界级的数字经济平台、涌现大量的“独角兽”企业，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具有国别化的内在优势，这些内在优势形成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第一，中国数字经济的内在优势。

一是巨大的人口规模。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中国人口14.12亿，占全球人口总数的17.76%，而且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镇人口数量快速增长。2010-2022年间，中国城镇人口数量从6.7亿增加到9.2亿，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从49.95%提高到65.22%，巨大的人口规模使中国互联网企业可以更为容易地获得用户，快速建立起规模庞大的用户基础，而庞大的用户数量又能够分摊生产成本，使得互联网服务的价格下降，进一步吸引新的用户。大量人口在城市地区集中，使得即使只开发城市市场也能够获得数量可观的用户，而且在人口聚集区提供服务的成本更低。同时，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数字消费的支出不断加大，进一步扩大了数字经济的市场容量。

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数字基础设施之上。有了无线通信、物联网等连接基础设施，把企业、个人用户接入网络，企业才能够向用户提供数字产品和服务。如果仅从经济效益出发，提供连接服务的运营商更倾向于在人口密集的地区铺设网络，这样单位面积投资覆盖的人群更大、收入更多；而人口稀少、地处偏远的地区，通信网络的铺设成本高，同时较低的人口密度造成潜在用户较少。因此在许多国家，千兆光纤网络、5G等通信基础设施无法覆盖到人口稀少的地区，由此造成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鸿沟。而在中国，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单纯考虑经济效益，还会考虑社会效益，因此通信基础设施在欠发达地区、偏远地区的建设持续推进，使中国成为通信基础设施覆盖率最高的国家。新华网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5958万公里，千兆光网已经具备覆盖超过5亿户家庭的能力，建成开通5G基站231.2万个。与此同时，自2015年起，中国政府连续多年推进运营商“提速降费”，在网络速度显著提升的同时，通信费用有了明显下降。如果说，通信基础设施的广泛建设使更大区域的居民有了接入互联网的可能性，“提速降费”则使更多的居民有了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服务的经济条件。根据《“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我国光纤用户占比超过94%，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达到108%，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活跃用户数达到4.6亿。互联网用户数量的进一步扩大，一方面推动了各种互联网服务的终端消费者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也便利了欠发达地区、偏远地区利用互联网电商平台销售当地特色的产品，以“短视频+直播”的方式展现当地的生活和自然风光、文化风貌，在增加互联网平台供应商的同时，带动当地居民收入增长，提高数字消费能力，为今后新型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发展打下基础。

三是强大的低成本制造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发挥人口红利作用形成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这种低成本优势不仅体现在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且随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产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逐步形成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低成本加工制造能力。中国低成本制造能力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方面，中国是全球IT产品的加工制造中心，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等IT产品的出口量多年来一直位居世界首位，使得中国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建设通信网络，同时凭借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低成本优势，使手机等智能终端的价格从数千元下降到几百元，极大地促进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典型应用包括即时通信、互联网新闻、网络视频、在线购物等，前三类活动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用户的规模，但在线购物还需要有丰富的产品供给。中国拥有世界最完善的产业门类，数百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而且产品种类繁多、层次多样，能够满足消费者多层次和多样化的需求，为在线购物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产品选择。

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其他内在优势。首先是后发优势。中国一些传统服务的发展相对发达国家滞后、普及率低，当能够提供相同功能的互联网服务出现后，消费者的转换成本也更低，更容易采用互联网服务模式。例如在移动支付领域，信用卡、支票在中国的普及率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当扫码支付这一便捷的支付方式出现后，很快获得广大消费者认可。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向移动支付的转换就要慢得多。其次是宽松的发展环境。我国一直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探索空间，激发了微观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最后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投入持续增长、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

第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巨大的人口规模、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的物质产品供应使数字产品比较容易建立足够规模的用户基础、吸引大量的互补产品提供商，从而使数字产品生产企业能够快速发展壮大、确立市场地位。二是成为行业领先者的数字经济企业通过融资、上市进一步发展壮大，招聘的员工数量不断增加。行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会孵化、分拆出新的分公司、子公司；早期成功企业的融资、上市会使员工的财富快速增长，高级管理和技术人才获得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人脉，这些人才中的一部分会选择创业成立新公司；随着数字经济企业数量的增长、上下游企业的聚集，形成较为完整的数字经济产业生态，为今后数字经济企业的培育成长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三是数字经济企业在为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为增强市场竞争力会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数字技术，形成新的数字经济增长点。例如，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在为网店提供云计算的过程中，将富余的算力向其他企业销售，启动了云计算市场，也使云计算成为它们最有发展潜力的业务之一。

中国数字经济未来发展优势及前景

数字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爆发式增长并受到各界的关注，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数字技术的应用主要集中于为消费者或者商务活动提供产品和服务上。从需求上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即时通信用户、网络视频和短视频用户规模分别达到10.47亿人、10.44亿人、10.26亿人，无论是网络用户还是各类主要互联网应用的用户数量都逼近天花板；从供给上看，随着数字技术的日益成熟，已经具备了与实体经济更深入融合的条件。因此，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应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继续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培育壮大新领域新赛道，另一方面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在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中创造新的机会。

持续增强的创新能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势头和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重要性，不但使世界各国加大了对数字科技的研发投入支持，也吸引大量社会资本进入，当前数字经济企业已成为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我国数字科技的创新能力呈现快速增强态势，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33.5万件，同比增长17.5%。5G实现技术、产业、网络、应用领先，6G加快研发布局。我国在前沿数字科技领域进步明显，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一些技术向“并跑”和“跟跑”迈进。以人工智能为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1年发布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产业白皮书》显示，当时我国专利申请总量达到30.1万件，占全球总量的39%，是美国的两倍以上；2019年论文发表量是美国的近1.5倍。数字经济具有颠覆性创新频发的特点，科技创新投入大、成果多，企业创新活跃，意味着中国企业在由前沿技术推动的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创新中更有可能取得先机，再与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应用场景相结合，能够在数字经济的新兴领域培育出一批“独角兽”企业和大型平台企业，占据未来数字经济的制高点、掌握数字经济价值链的话语权。

实体经济升级的巨大需求。2022年，我国制造业规模连续十三年居世界第一，中国经济进入由做大到做强的阶段。以制造业为例，从国内看，在工资水平持续上涨、传统价格优势不断被削弱的情况下，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的企业向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要求中国制造业加快向更高附加值的领域与价值链环节升级。同时，土地供应紧张、不断加强的环保监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要求中国制造业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入推进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品，也需要制造业通过转型升级抓住历史性发展契机。从国际角度看，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暗流涌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根据全球价值链各环节要素需求在全球范围寻求匹配区位进行布局的分工模式被打破，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面临重构，我国供应链安全面临巨大风险，需要通过加快推进产业升级保障关键投入供给，提高产业链韧性。数字技术是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通过向其他产业的扩散和深度融合，能够实现为国民经济各行业赋能的效果。仍以制造业为例，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提高研发效率、改进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线柔性、加快响应速度、拓展增值服务、减少能耗排放，进而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质量。因此，我国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蕴含着数字化的巨大空间。同时，实体经济特别是IT制造业的创新升级，能够提供更高性能的生产力工具，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

丰富的场景和数据资源。我国巨大的经济体量能够容纳齐全的产业门类、完整的产业链条，在每一个产业链环节，可以容纳数量众多、大小不一的企业。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法人单位数2938.93万家，其中第二产业590.40万家，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接近40万家。同时，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既表现在不同地区之间，也表现在不同企业之间。现代经济的生产过程复杂，生产线由数量众多的设备构成，每一家企业在生产设备、原材料、零部件、软件等方面也会存在差异，这就造成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各不相同。丰富的产业门类、数量众多且发展不平衡的企业、千差万别的工艺流程，共同形成我国产业部门丰富的应用场景。在开放经济中，一国的需求既可以由本国企业来满足，又可以由外国企业通过投资和贸易的方式来提供。但相对来说，外国企业对中国实际情况的熟悉程度较低，外国中小企业缺乏进入中国市场的实力，而大型企业又很难提供非常丰富的产品线满足中国市场的实际需要，也没有能力覆盖到三四线城市和乡村市场。因此，丰富的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主要还是由中国企业来提供数字产品、技术和解决方案。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像工业时代的石油一样重要的资源，成为数字经济价值的重要来源，对丰富数据资源的占有和利用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数量众多的企业、丰富的产业数字化场景，意味着规模庞大的数据资源，这也是我国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底气所在。

前文的分析表明，网络效应和零边际成本是数字经济的基本规律，在人口规模大、企业数量多的国家，数字经济企业更容易建立用户基础，从而产生网络效应价值、降低平均成本，实现快速发展，成为市场的最终赢家。在消费互联网时代，中国凭借巨大的人口规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大的低成本制造能力以及发挥后发优势、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加强人才培养，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持续升级。在数字经济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转型的阶段，持续增强的创新能力、实体经济升级的巨大需求、丰富的数字化场景和数据资源将成为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进一步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并推动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牢基础；第二，提前布局数字前沿科技，加大政府的基础研发投入，鼓励大型数字科技企业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加强对紧缺数字人才的培养；第三，支持实体经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加大对企业数字化改造资金投入，推动数字化转型的试点示范；第四，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通过应用示范、政府采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用户补贴等方式，推进先进数字科技的产业转化；第五，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并重，鼓励企业在未知领域的探索和创新创业，同时积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科技伦理建设，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参考文献

(1)于立主编：《互联网经济学与竞争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2)[美]杰里米·里夫金著、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

(3)李晓华：《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改革》，2019年第11期。

(4)戚聿东、杜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民网，2023年2月21日。

李晓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J].人民论坛,2023,(17):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