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要素资源重组趋向及中国策略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要素资源是维持社会生产的“燃料库”，打造全球要素资源集聚之高地，是培育中国相对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迅猛，已经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擎旗者。2022年数字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接近58%，相较于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同比之下，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也高达41.5%^①。在此背景下，《“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数字经济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和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由此引发我们思考：数字经济为何会影响全球要素资源重组？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全球要素资源重组趋向如何？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要素资源重组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何种挑战？该如何应对？解析这些问题对提升中国的全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进而实现中国经济“保供应”和“稳发展”意义重大。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年）》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

本文使用法国国际展望与信息研究中心提供的全球双边贸易数据、世界银行提供的各国经济数据、联合国提供的国际移民数据，以及格罗宁根大学提供的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等权威数据集，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线性拟合法和比较分析法等，采用逻辑推理和经验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系统解析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要素资源重组趋向。纵观现有文献，已有研究关注了数字经济与要素资源配置问题。部分研究从区域维度考察发现，数字经济改善了中国区域间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Yang等（2023）[1]在构造数字技术政策指标体系基础上研究认为，数字经济促进了资源配置、产业结构和知识的协同与互动。丁松和李若瑾（2022）[2]使用城市数据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改善了物质资本的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刘诚和夏杰长（2023）[3]同样基于城市数据研究发现，数字平台有助于缓解城市资源错配，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李慧泉等（2023）[4]使用省份数据研究发现，某一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本地区的资本和劳动资源错配，但却加剧了邻近地区的资源错配。周祎庆等（2022）[5]基于劳动资源配置视角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总体上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但对不同区域的影响迥异。另有文献从企业微观视角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提升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6][7]。不仅如此，数字经济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同样存在区域异质性，成本降低和技术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企业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8]。进一步区分要素资源类型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9]、劳动资源配置效率[10][11]以及企业跨地区资本流动[12]等皆有改善。

相较于现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现有文献大多关注中国不同区域间的资源要素配置，亦或是企业间的资源要素配置问题，但却鲜少从宏观维度分析现阶段全球要素资源重组的新动态。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深度探讨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全球要素资源跨境流动趋向，并据此提出中国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第二，现有文献在研究资源要素配置问题时，更多关注劳动和资本要素，对技术要素的探讨略显不足。本文综合分析了数字经济背景下，劳动、资本和技术三大关键要素资源的重组趋向。第三，现有文献大多利用因果推断方法，计量检验数字经济的要素配置效应。相比之下，本文将社会网络领域的分析方法引入全球要素资源重组问题的研究领域，有助于从全局把握要素资源重组趋向。

本文的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探析数字经济驱动要素资源重组的理论逻辑；第三部分从资本和技术双重视角，解析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全球要素资源重组趋向；第四部分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要素资源重组对中国的挑战；第五部分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二、数字经济驱动要素资源重组的理论逻辑

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状态是要素资源跨境流动的逻辑起点。在供需非均衡状态下，区域间的市场价格呈现非均等化。要素资源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倾向于从低回报率地区流向高回报率地区。然而，关税、制度和运费等多重流动壁垒削弱了价格信号的引导效应，要素资源跨境流动面临阻点。数字经济具备高技术、高渗透、高融合、高增长和高安全属性[13]，通过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削弱要素跨境流动壁垒等渠道，加剧全球要素资源重组。

（一）数字经济、产业格局重塑与要素资源重组

要素资源的跨境流动是市场供需关系驱动下自然形成的经济现象，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产业格局的动态调整改变了要素市场供需关系，进而引起要素资源跨境流动。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正在改变全球产业格局。从产业发展水平来看，数字经济在世界主要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中，已经居于主体地位。从产业发展增速来看，近年来美国、德国、韩国、日本和英国等世界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均实现正增长，中国数字经济增速位居世界前列。

数字经济对全球产业格局的影响，源自数据要素、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等数字相关的要件，对产业边界、效率和相对竞争优势的颠覆性作用。首先，数据要素拓展产业的物理边界，重塑全球产业格局。要素投入组合是创造新产品、形成新产业的微观基础。数据要素是区别于传统生产要素的新型生产要素，一方面，数据要素融入生产要素集合后，结合原有生产要素创造出更多种类的新产品，极大提高了产品异质性。另一方面，数据要素“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的特性形成明显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降低产出的边际成本。数据要素规模越庞大，可拓展的应用场景越丰富，数据价值越高。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厂商致力于投入更大规模的数据要素，生产更多数量的产品，最终实现社会总产品的倍增。无论是数字产品种类的增加，还是数字产品数量的倍增，均催生并壮大了数字经济相关的新兴产业，拓展了数字经济产业的物理边界[14]。在全球产业链传导机制的作用下，不断壮大的数字经济产业通过上下游投入产出关系改变其他产业的生产格局，影响其他产业对各类生产要素的需求水平，最终造成全球要素资源重组。

其次，数字技术优化传统生产技术，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数字技术是典型的通用技术[15]，其所具备的高渗透性推动经济实现跳跃式技术进步，改变原有的产业格局。具体来讲，数字技术更容易在产业链条上蔓延渗透，并在融入产业链各环节的过程中，发挥显著的技术赋能作用。例如，不断成熟的互联网技术融入传统产业，衍生出“互联网+”等新型经济形态，优化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在同等规模的劳动、资本、数据等要素投入下，数字技术使得传统生产工序的产出规模成倍增加。由此可见，在数字经济时代，掌握数字技术即是掌控全球经济的主导权。具备先进数字技术的经济体将更加快速、更高质量地完成传统经济转型，经济转型引致的发展红利加剧国别间的产业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而推动全球要素资源重组。

最后，数字平台改变相对竞争优势，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在全球产业竞争体系中，各国发展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领先产业，进而吸引全球要素资源。数字平台的诞生正改变全球竞争格局，例如，传统的企业异质性理论强调，跨越一定生产率门槛的企业从事对外贸易。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理论上难以跨越出口的生产率门槛，不具备出口竞争优势。然而，民营企业却贡献了中国近半数的外贸总值，引发出口贸易的“生产率悖论”。数字平台对国际竞争优势的颠覆性影响，是引致出口贸易“生产率悖论”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小微企业的商品产量相对较低，如果独立从事对外贸易，则单位出口产品分摊的出口固定成本非常高昂。在这种背景下，数字平台集聚千计万计的中小微企业商品，通过集结出口使得单位出口固定成本大幅下降，促进出口贸易。由此可见，数字平台改变了全球产业竞争中的相对竞争优势，极大影响全球产业格局，进而引发全球要素资源重组浪潮。

（二）数字经济、要素流动壁垒与要素资源重组

数字经济改变全球产业格局，影响全球市场的要素供需状态，因此可以视作全球要素资源重组的逻辑起点。然而，要素实现跨境流动还面临“过程障碍”，主要包括抑制要素流动的信号失灵、制度壁垒和载体局限等壁垒。数字经济通过削弱要素流动壁垒，加剧了全球要素资源重组。首先，数字经济破解信号失灵困境，削弱要素流动壁垒。区域间要素供需失衡的直接结果是，不同区域的要素价格出现差距。价格信号如同“磁场”，产生要素跨境流动引力。然而，由于地理距离的局限，不同区域间的价格信号存在传导障碍，形成信息不对称。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构建起跨域信息交流网络，打通“信息孤岛”和“信息盲区”，促进价格信息传导[16]。例如，第五代移动通讯技术极大提升了信息传输速度和效率，保障了价格信号的时效性、准确性和安全性。再如，工业互联网汇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等全链条的供需信息，为要素跨域配置赋能、赋值和赋智。由此可见，对信号失灵困境的破解有助于推动全球要素资源重组。

其次，数字经济削弱政策壁垒阻碍，削弱要素流动壁垒。政策壁垒是阻碍要素流动的重要障碍。对于劳动要素而言，国籍政策是主要的政策壁垒。经济不平等使得工资率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然而，受到国籍政策约束，劳动要素通常难以跨境自由流动。对于资本要素而言，关税、配额、许可证和其他各类绿色政策壁垒，限制了实物形态资本的跨境贸易。对于技术要素而言，各国普遍推行的出口技术管制政策限制了技术要素的跨境流动。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将生产要素数字化和数据化，对突破政策壁垒意义重大。例如，尽管劳动要素难以跨境流动，但数字技术将内嵌于劳动者的智力和经验转化为数字信号，通过数字信息传输网络实现远程供给和远程服务，规避政策壁垒引致的空间限制。再如，数据要素能够规避关税边境对贸易实物的流动约束，通过信息传输网络实现更高程度的跨境流动。又如，数字技术的高渗透性、强传播性和非竞争性使得技术限制变得极为困难，技术泄露和技术溢出加剧了数字技术的跨境流动。因此，数字经济通过突破政策壁垒，加剧了全球要素资源重组。

最后，数字经济缓解要素运输载体局限，削弱要素流动壁垒。在传统经济中，实物形态的资本和内嵌前沿技术的中间品等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依赖于班轮、卡车和航机等海陆空运输载体，运量和运速存在特定的物理边界，并伴有相当规模的运输费用。在数字经济时代，一方面，数据要素以其强替代性特征成为诸多生产要素的有效替代品。例如，通过数字信息传输网络能够实现技术的跨境传送，在此基础上，借助增材制造等技术便可实现高端机械设备等实物形态的资本以及内嵌前沿技术的中间品等生产要素的远程快速“打印”，缓解甚至规避物理运输载体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数据要素的跨境传输主要借助通信卫星和通信光缆等，对传统运输载体的依赖程度较低，在运量和运速等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总之，数字经济通过缓解要素运输载体的局限性，加剧全球要素资源重组。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一方面通过拓展产业的物理边界、革新传统生产技术、改变相对竞争优势等，重塑产业格局，进而影响全球要素资源配置；另一方面通过破解信号失灵困境、削弱政策壁垒、缓解要素运输载体局限等，破除要素流动壁垒，进而影响全球要素资源配置。

三、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全球要素资源重组趋向

为了明确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全球要素资源重组趋向，本节着重从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切入，探讨全球要素资源重组的基本走势。

（一）全球资本要素的重组趋向

1.数字经济与资本要素流动的相关性分析

资本的逐利性特征决定了资本要素倾向于流入利率相对较高的国家或地区。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提高了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数字技术研发投入和数字产品生产投入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形成强烈的市场需求信号，影响国际资本流动趋向。不仅如此，数字经济衍生出新的市场需求，形成新的市场盈利点，进而驱动国际资本大量流入数字经济发展迅猛的经济体。为了检验数字经济与资本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使用Shahbaz等（2022）[17]基于熵值法测算的各国数字经济指标，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使用佩恩表提供的各国资本存量指标，衡量资本水平。进一步地，拟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水平，结果见图1。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本水平的拟合线斜率为正，这意味着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数字经济正成为驱动全球资本要素流动的重要动力。

注：资本水平的单位为十万亿美元，数据来自格罗宁根大学提供的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

图1 数字经济与资本水平的相关关系

 

2.全球资本要素流动趋向

资本要素主要包含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两种形态，实物资本主要指代用于最终生产的中间产品，跨境贸易是中间产品主要的流动方式[18][19]。货币资本主要指代金融资产，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等方式实现跨境流动。

首先，在以中间品为载体的资本要素流动网络中，中国居于核心枢纽地位，美国仅次于中国。为了探究数字经济时代资本要素的重组趋向，本部分使用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刻画全球资本要素贸易网络。进一步地，借鉴杨志浩和洪俊杰（2023）[20]、杨志浩（2023）[21]使用基于PageRank算法测度的各国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心度，衡量各国对全球资本要素的捕获能力。近年来，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更为迅速。2021年发展中经济体数字经济同比增长22.3%，然而发达经济体数字经济平均增速仅为13.2%。发展中经济体高速增长的数字经济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要素。图2对比分析了1996年与2022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在中间品进口网络中的地位演变。结果发现，与1996年相比，2022年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在中间品进口网络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其中，中国的贸易网络地位攀升幅度最大；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的地位有所下降，其中，美国的贸易网络地位降幅最为明显。此外，俄罗斯、巴西、西班牙、韩国、爱尔兰、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的贸易网络地位变化极小。因此，随着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以中间品为代表的全球资本要素倾向于流向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和德国等传统工业强国的相对流入量有所下降。

注：①图中国家代码为国际标准化组织编纂的代码，分别为美国（USA）、中国（CHN）、德国（DEU）、日本（JPN）、英国（GBR）、法国（FRA）、韩国（KOR）、印度（IND）、加拿大（CAN）、墨西哥（MEX）、巴西（BRA）、俄罗斯（RUS）、澳大利亚（AUS）、西班牙（ESP）、爱尔兰（IRL）、新加坡（SGP）等，下同；②图中虚线为45度线，在虚线上方，2022年的高技术要素贸易网络中心度高于1996年的贸易网络中心度；同样地，在虚线下方，2022年的贸易网络中心度低于1996年的贸易网络中心度。③全球贸易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

图2 1996年和2022年主要国家在中间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演变

注：图中圆圈的规格代表贸易网络中心度水平，圆圈越大，贸易网络中心度越大，国家的贸易网络地位越高；由国家A指向国家B的有向线段，代表国家A对国家B的出口贸易流。线段粗细代表贸易规模，越粗意味着规模越大，下同。

图3 1996年（左）和2022年（右）全球资本要素（中间品）贸易网络图

 

为了更加清晰地观察双边及多边资本要素流动状况，图3进一步展示了1996年和2022年主要数字经济国家在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演变。显然，1996年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呈现美国“一家独大”的格局，德国和英国在网络中分别位列第二名和第三名，贸易网络中心度分别为美国的60.4%和56.6%。中间品要素主要从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大量流入美国。彼时的中国居于贸易网络的边缘地带，主要从日本和韩国获取进口中间品。然而，2022年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逐步演变为“双星相伴”新格局。在“双星相伴”的新格局下，中国居于贸易网络的核心枢纽地位，美国仅次于中国。德国的枢纽地位排名有所下滑，位居全球第三位。来自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和日本的中间品源源不断供给美国，中国的进口中间品主要依赖于美国、韩国、日本等，而德国主要从中国、法国和荷兰等国家获取进口中间品。

综上所述，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吸引了大量以中间品为表现形式的资本要素，居于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的核心枢纽地位。

其次，在以外商投资为载体的资本要素流动网络中，中国是资本要素的重要流入国，并面临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毗邻市场的激烈竞争。外商直接投资是金融资产跨境流动的重要方式，2000年以来，发展中经济体外商资本流入量整体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然而，发达经济体外商资本流入量波动幅度较大。2022年，发展中经济体外商资本流入量增长速度大幅超越发达经济体。因此，从总体趋势来看，全球外商资本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流入倾向，逐渐超越对发达经济体的流入倾向。数字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张增加了对资本要素的需求水平，进而会促进资本要素跨境流动。由于近年来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增长速度远超发达经济体，因此发展中经济体正成为吸引全球资本要素的热土。

进一步地，分国别探究全球外商资本重组趋向。中国是全球数字经济增势最为强劲的国家之一，因而吸引了大量外商资本。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外商投资整体下滑，但中国的外商资本流入规模却逆势增长近7.8%，是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从一个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见图4），相较于2000-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年均外资净流入量增速有小幅降低。在增速上升梯队中，德国、爱尔兰、法国和韩国等老牌经济强国保持着强势的引资增速；与此同时，毗邻中国市场的印度尼西亚成为引资队列的新起之秀。在增速下降梯队中，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和新加坡等国的引资势头略有衰弱。需要关注的是，尽管印度在金融危机后的引资势头有所降低，但年均引资增速仍略高于中国。作为毗邻中国市场的新兴经济体，印度正成为中国重要的竞资市场。

综上所述，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充当着全球外商资本的聚集池，但同时，毗邻中国市场的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对中国引资形成明显竞争。

图4 2000-2022年各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量增速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二）全球技术要素的重组趋向

1.数字经济与技术要素流动的相关性分析

技术要素跨境流入是提升一国技术水平的重要渠道。为了检验数字经济水平与技术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使用各国生产率水平衡量技术水平。进一步地，拟合数字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结果见图5。由图5可知，数字经济水平与技术水平的拟合线斜率为正，这意味着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的潜在机理为：随着数字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经济体内部对数字技术的需求水平进一步提高。在需求信号的引导下，国际技术要素实现跨境流动，最终提升技术要素流入国的技术水平。制度信号是促进技术要素跨境流动的另一动因，近年来主要经济体颁布了一系列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吸引全球技术要素。例如，作为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中国高度重视国际前沿技术要素资源的赋能作用。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有效拓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加强国际创新资源‘引进来’”。再如，德国积极推行“蓝卡计划”，通过给予永久居留许可等举措吸引高等专业人员和高精尖技术人员。因此，在数字经济时代，市场需求和制度规划双轮驱动，共同推动全球技术要素资源重组。

注：技术水平使用生产率水平测度，数据来自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

图5 数字经济与技术水平的相关关系

 

2.全球技术要素流动趋向

技术要素包括以商品形式进入生产领域的技术和以复杂劳动形式进入生产领域的技术，前者广泛内嵌于物质资料，后者主要凝结于人类大脑。据此，商品贸易和国际移民成为技术要素跨境流动的主要方式。

首先，在以商品贸易为载体的技术要素流动网络中，呈现以美国为核心的美、中、德“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商品贸易是跨境技术转移的主要方式之一。本部分借鉴洪俊杰等（2021）[22]将商品划分为高技术、中技术和低技术三类，进一步地，通过观察不同技术类型商品的贸易流向，考察技术要素依托商品贸易实现全球重组的基本走势。图6刻画了2022年主要经济体在不同技术类型商品的贸易网络中的网络地位演变，图示结果表明，在高技术要素方面，美国居于网络枢纽地位，流向美国的高技术要素规模和来源国数量居于全球首位；中国的网络地位仅次于美国，德国位列世界第三。从双边技术要素流向来看，加拿大、德国、中国、墨西哥等国是对美输送高技术商品的主要国家。同样地，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承接了大量源自美国的高技术商品。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是中国高技术商品的主要来源地，也是对华净输出高技术商品的主要国家。大部分国家对源自中国的高技术中间品依赖程度较低，中国主要充当高技术商品的流入国，但高技术商品的对外供给能力有所欠缺。在中技术要素方面，美国居于要素贸易网络的核心枢纽地位，中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美墨、美加和美中贸易是美国获取中技术要素的主要渠道，其中，墨西哥是美国最重要的中技术要素供给国。中国在中技术商品领域高度依赖日本和德国，同时充当着美国最大的低技术要素供给国。在低技术要素方面，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低技术要素集聚地，在进口网络中居于绝对的核心枢纽地位，中国和墨西哥对美国输送大量低技术要素。德国位列第二，吸引大量来自中国和荷兰的低技术中间品。位列第三的中国，在低技术要素方面的进口依赖程度整体较低，主要承担低技术要素出口角色。

综上所述，在以商品为载体的技术要素全球重组格局中，美国充当了最大的技术要素集结地。中国在高技术和中技术要素领域仅次于美国，大量源自美国、韩国、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技术要素流入中国。

注：商品贸易网络图在PageRank指标基础上绘制，从左到右分别为高技术、中技术和低技术商品贸易网络。

图6 2022年高技术、中技术和低技术商品贸易网络图

 

其次，在以国际移民为载体的技术要素流动网络中，美国是最大的要素流入国，中国充当要素输出国。移民是跨境技术转移的另一重要方式。近年来，全球移民数量维持上升态势，绝对数量由1970年的8.45亿上升至2020年的28.06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由1970年的2.3%上升至2020年的3.6%。2020年，世界移民迁移方向主要从发展中国家指向发达国家（见表1）。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入国，移民来源地主要包括墨西哥、中国、印度和菲律宾。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移民主要输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沙特阿拉伯和英国。中国的移民输出数量位居全球第四，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移民输出目的国（见表1和表2）。

表1 世界主要移民输入国和输出国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世界移民报告（2022）》提供的2020年世界主要国家移民情况整理而来。

 

表2 主要国家的双边移民流量

注：移民数量的单位为百万人；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国际移民数据库。

 

高质量移民是国际技术转移的主力军。为了吸引高质量移民，世界主要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优秀人才引进政策，释放人才需求的政策信号。例如，拜登政府上台后，支持扩大高技能签证数量，甚至拟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相关领域的在美博士毕业生直接发放“绿卡”。再如，欧盟借鉴美国举措，于2009年5月实施欧盟“蓝卡”计划，对技术移民提供在欧工作和居留许可证。在政策信号的引导下，大量国际人才跨境流动，加剧全球技术要素资源重组。2019年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等主要数字经济体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国际学生比例分别高达28.38%、18.68%和16.22%；相反，印度、巴西和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国际学生比例位居后三，分别为0.14%，0.25%和0.43%。

综上所述，在以移民为载体的全球技术要素重组格局中，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充当着技术要素输出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充当着技术要素输入国。

四、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要素资源重组对中国的挑战

逻辑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体系框架主要包含制度设计和生产实际。所谓制度设计是指立足全局视角的制度规范和战略规划。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要素资源重组冲击了原有的经贸制度规则，从制度设计上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所谓生产实际是指在一定的制度规则约束下，生产部门的实际运行状况和生产能力。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要素资源重组影响中国传统的要素禀赋优势和“中国制造”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从生产环节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本部分将基于上述逻辑，分析数字经济下的全球要素资源重组对中国经济的挑战。

（一）冲击现行的经贸制度规则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全球要素资源重组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使得现行的部分经贸制度和规则无法满足经济运行需要，亟需探索并推出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规则。国际上，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相继推出了数字贸易规则的“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和“新式模板”，甚至谋求通过“联盟化”抢占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23][24][25]。与此同时，国内在数据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尚未有效对接国际标准，制度型开放力度尚待提升[26]，在国际上强行推行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式模板”极易招致既得利益集团的排斥和针对。

（二）削弱传统的要素禀赋优势

劳动成本优势是中国传统的要素禀赋优势。在数字经济的引力下，全球劳动要素，尤其是高质量劳动要素大量流入美国和德国等数字经济强国。尽管中国在数字经济规模上居于全球前列，但由于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成本优势和国内移民政策约束等，中国始终充当着劳动要素输出国角色。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中国的劳动成本优势正在趋弱。不仅如此，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对具备数字技能的劳动力需求大幅提升，但却降低了对传统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量，使得中国以传统技能和低技能为主的劳动成本优势进一步缩小，加快国内要素禀赋优势升级迫在眉睫。

（三）诱致“中国制造”低端锁定

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要素资源重组浪潮下，中国主要充当资本要素的“集聚池”，但却尚未充分打造起国际前沿技术集聚之高地。要素密集度决定着产品质量和价值链地位，现阶段的要素资源流动特征使得国内在资本要素的供给方面相对充沛，但在技术要素的供给方面严重不足，前沿技术和先进工艺仍然存在“掐脖子”问题。进一步地，国内生产部门的比较优势将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产品，而非技术密集型产品，从长期来看不利于提高国内产品的增加值，缩小生产部门利润空间，进而降低自主研发的投入强度，诱使“中国制造”陷入低端锁定困局[27]。在数字经济时代，掌控数字技术时间越早的经济体，在国际竞争中越容易产生垄断优势，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28]。因此，一旦数字产品领域的“中国制造”无法在先期形成国际领先优势，那么随着“滚雪球”效应的不断扩大，“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问题将会更加强烈。

五、中国的应对策略

（一）加快完善数字制度规则体系

中国应加快完善数字制度规则体系。一是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的话语权。数字贸易规则“中式模板”的发展壮大应积极依托国际上相对成熟的多边数字经济合作协议，在多边合作中贡献中国智慧、推广中国规则、释放中国主张[29]。2021年11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拉开中国参与多边数字经济合作协议的帷幕。DEPA的三大创始国新加坡、智利和新西兰并非数字经济大国，数字经济规模仅占中国的3%左右。因此，借助DEPA提供的国际平台积极发出中国声音，有助于更快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规则领域的话语权。二是加快推进中国国内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中国市场庞大的数字应用场景和数字经济规模为建设国内数据基础制度提供了现实基础。政府应积极评估数字经济关键领域的基础制度，明确制度短板清单。例如，大数据时代数据要素的价值归属和利益分配规则仍未明确，政府应重视并推进数据确权制度。进一步地，基于数字基础制度短板清单，组织法律理论和业界专家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采用先行先试和渐进式制度试点方案，逐步推广制度规范，并在获取市场有效反馈的基础上，对现行的制度规范进行优化升级。三是积极促进国内数字制度规则与国际数字规则的标准连通。规则差异是国际合作过程中产生经济摩擦和争端的重要原因，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景必然遵循全球化发展之趋势[30]，这意味着，若要在未来数字经济全球化中降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和争端，必须在推动国内外统一制度标准方面加强协调合作。在实际操作中，中国可借助多边数字经济合作协议开展尝试性的制度标准合作，由点及面，逐步形成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数字经济统一制度标准。

（二）加快国内要素禀赋优势升级

中国应加快国内要素禀赋优势升级。一是应积极培育数字技能人才，加快传统要素禀赋优势升级。短期来看，应加大对成熟劳动力的数字技能培训，借鉴欧盟《工业5.0》的劳动力发展理念，着手短期加快提升数字产业相关岗位从业人员的数字技能。长期来看，应加大基础教育阶段的数字知识普及力度，借鉴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战略》的劳动力发展理念，着眼长远培育未来劳动力。二是应积极探索新型人才特区试点工作，打造国际人才集聚高地。未来，中国应积极探索新型人才特区试点，深化人才特区“放管服”政策，最大程度赋予人才特区试点单位在人才招考、培养、评审和待遇等方面的自主权；在人才特区试点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推动外籍居民与本国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公平化建设。三是探索“以人为中心”的技术发展理念。“以人为中心”的技术发展理念强调把对工人的物质、精神、健康、隐私、自主和社会价值等各方面权利的保护意识融入到技术研发和生产工序的各个环节，即技术研发和工序设计应适应人力水平。这一理念由欧洲《工业5.0》提出，从长期来看，推动传统的“劳动者适应技术”向“技术适应劳动者”转变，有助于实现要素禀赋升级。

（三）构建由自主创新和国内需求支撑的国家价值链体系

中国应构建由自主创新和国内需求支撑的国家价值链体系。突破潜在的“中国制造”低端锁定困局，关键在于强化科技自立自强，构建以国内市场需求为支撑的国家价值链体系[31]。一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实现国家科技进步必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政府应继续推进核心技术研发的揭榜挂帅方略，加大对科研院所和技术攻关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和资金支持强度，加大对科技成果发明单位和个人的奖励力度，深化科技领域的“放管服”改革。二是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需求潜能，尤其是数字需求潜能。从需求侧施力，重视数字消费的区域统筹发展，拓展农村地区的数字消费群体，在农村地区推广数字消费理念、培育数字消费习惯；调整政府采购偏向，加强政府对数字产品的采购力度；推动产品消费税改革，制定并完善鼓励数字产品消费的政策法规；鼓励数字产品出口，拓展海外数字需求市场。从供给侧施力，充分发挥“供给创造需求”效应，拓展数字产业边界，积极打造数字消费新场景和新业态；增强政府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为消费者的数字消费和便捷支付打造循环畅通的公共环境；加快培育统一的数据要素大市场，畅通要素流通渠道，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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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浩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跨国投资。

 

杨志浩.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要素资源重组趋向及中国策略[J/OL].企业经济,2023(11):93-104[2023-12-01].https://doi.org/10.13529/j.cnki.enterprise.economy.2023.1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