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进共同富裕

 

一、引 言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和本质要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已迈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新阶段，从区域发展角度看，如何依托区域重大战略，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创新区域体制机制，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

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价值追求，充分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当前，学术界主要从内涵特征、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三个方面对共同富裕问题开展研究。一是从理论角度分析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评价指标体系、战略目标。共同富裕的实质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全体人民共创日益发达、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共同富裕总体目标与未来30年“两步走”战略部署相一致，是持续且分不同阶段的渐进式的发展过程，要从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个维度评估共同富裕程度。

二是在制约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影响因素方面，现阶段我国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与不同群体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等问题制约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三是在实现路径方面，基于我国现实国情，现有研究认为，在做大“蛋糕”的同时高质量地分好“蛋糕”是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关键。在具体路径研究方面，针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制约因素，有学者认为，应从持续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促进合理收入分配、缩小群体收入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差距，统筹城乡关系、推动新型城镇化、推动城乡共同发展、缩小城乡差距三个方面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还有学者运用分工与普遍富裕思想、权力结构理论和超边际理论探究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但其强调的最终着力点依然可归结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发展差距三方面。

从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看，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三大路径，但对三者作用于实现共同富裕机理的研究存在不足。从收入分配差距相关研究文献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居民收入分配的主要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突出表现为东部沿海城市与西部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尤其是东部一线城市和欠发达地区农村之间的收入绝对差距，但鲜有研究涉及针对区域发展差距与共同富裕间的机制关系。目前，区域发展差距相关研究文献皆是基于区域发展差距与区域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的事实性关系，把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作为区域收入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对区域差距与实现共同富裕两者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通过缩小区域差距推动共同富裕面临的障碍与具体路径的深入研究仍然不足。基于此，笔者力图从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对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实现共同富裕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理论逻辑阐释，探讨区域发展差距视角下推进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关系

增长与分配是经济学关注的两大重要问题，18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系统阐述过经济增长与分配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开展，基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提出的“共同富裕”概念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富裕社会”^①概念，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的逻辑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资本逻辑”为中心进行分配的逻辑，为研究增长与分配关系开辟了新方向，提出了新命题。从区域发展层面看，亟须回答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共同富裕、人均收入差距间的关系问题（见图1）。

图1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与实现共同富裕机制关系图

 

①“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指摆脱普遍贫困的大多数人物质生活丰裕的社会（[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但这一社会形态依然存在社会不平等、发展失衡等问题，使私人富裕和公共贫困的反差、私人消费领域符号化消费严重、真实而重要的公共需求得不到满足三方面矛盾无法解决（毛安然、郑召利：《富裕社会的社会失衡问题探究》，《宁夏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一）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大前提

共同富裕包含合理增长和科学分配两大要素，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这意味着经济要增长，“蛋糕”要继续做大，从这一角度看，共同富裕目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一致，共同富裕离不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放在高质量发展这一大前提下谋划。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高质量发展是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力的作用，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生产力的提升是实现分配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共同富裕，才具有可持续性。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支撑，将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高质量发展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新和优化产业体系、产品体系、服务体系，创造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更多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升级和新需求拓展的要求，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共同富裕目标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关系提出更高要求，最终落脚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关系上。富裕扎根于不断的经济增长、不断创造新的社会财富，形成可以进行收入分配的物质基础；共同体现公平合理地进行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地进行财富分配，使劳有所得、产有所获。共同富裕的底层逻辑是要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高质量发展是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协调的发展，因此，可以更好地满足共同富裕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提出的更高要求。

区域高质量发展是全国层面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没有区域高质量发展，全国层面的高质量发展将无从谈起，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也就无法建立。全国层面的高质量发展以区域高质量发展为前提。从区域发展视角看，提升整体发展质量通过区域内部与区域间的协调联动、先发地区充分发挥对相对后发地区的优势并最终带动后发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得以实现。实现共同富裕，必然要探索出一条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路径，解决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求各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缩小区域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率先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共同强大”的宏伟设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关于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两大特征，把分梯度进行国土空间开发、以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视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观，通过对东、中、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实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进一步统筹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将进一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共同富裕”这一奋斗目标，提出“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2021年1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做好“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的重点工作进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并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明确了“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指出，实现共同富裕，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因此，从整体看，在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长期、艰巨的系统性工程中，缩小三大差距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全体居民共同进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主攻方向，缩小区域差距构成主攻方向的重要内容。

（三）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呈现递减趋势，经济的发展最终将趋于稳定状态，由于经济增长存在内在的收敛机制，因此，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也将随之缩小。区域均衡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取决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三个要素的投入状况，各要素的报酬取决于其边际生产力。在市场竞争机制下，生产要素为实现最高边际报酬率流动，进而实现各要素收益平均化，达到各地区单位劳动力报酬均等化。区域非均衡理论认为，如果仅从推行全面区域均衡一体化发展角度看，生产要素会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持续集中，进而产生极化效应，导致区域从业者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长期看，伴随经济增长，发达地区会产生聚集不经济现象，使产业向更具比较优势的区域周边或区域外扩散转移，产生涓流效应。与此同时，政府会采取调控措施干预平衡区域经济增长过程，避免特定区域的极化效应超出涓流效应，促进区域整体均衡发展，进而缓解或抑制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的扩大，其目标是在保证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实现区域人均收入趋同，进而实现富裕社会的构建。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数字成为生产要素的作用日益凸显，由于数字要素承载的知识信息具有高度可共享性、外溢性、扩散性，在以知识为基础、融合数字要素的经济领域，边际收益递增取代边际收益递减成为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结合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可知，空间关系对理解复杂区域的经济增长愈发重要，伴随空间邻近性出现的空间相关与溢出效应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因此，从空间相关与溢出视角看，伴随整体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区域差距将缩小，有利于区域人均收入均等化的实现，进而提升全社会福祉，实现共同富裕。

新古典增长理论、区域均衡发展理论、非均衡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等都从各自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过程进行过阐释，它们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平衡发展、收入分配区域差距关系逻辑阐释的视角虽各有不同，但综合分析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理论共识，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发展必然会产生不平衡，但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空间相关和溢出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由不平衡转向平衡的动能，因此，需要以要素在空间上的高效配置为前提。要素在空间不能实现高效配置，不仅会在实际生产力与潜在产出之间形成缺口，而且会破坏区域发展由不平衡发展转向平衡发展的内生动能，只有当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要素配置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经济发展与公平分配才能呈现统一性，因此，不断提升要素配置效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三、区域差距视角下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

从整体看，我国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但同时应看到，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区域分化现象逐渐显现，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人口分布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完善区域发展机制以适应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在国内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长远目标，要充分预估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一）国土空间资源禀赋差异短时间难以改变，使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

“胡焕庸线”^①两侧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差距稳定且显著存在。我国自然、经济和人口等资源分布不均衡，资源与经济发展空间匹配效率较低，尤其是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成为当代中国国情的突出现象。“胡焕庸线”深刻反映了我国国土空间开发与要素资源分布不匹配、不均衡的基本国情，成为准确认识中国东西地域差异和理解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钥匙。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可知，自1935年以来，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基本不变。“胡焕庸线”东南方向占全国36%的土地，养活全国94%的人口；“胡焕庸线”西北方向占全国64%的土地，仅承载全国6%的人口。即同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相比，东南部高出2.67倍，西北部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16，二者的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与人口分布相对应，改革开放以来，“胡焕庸线”东南地区的GDP占比始终维持在94%-95%之间，表明虽然“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人均GDP保持较快增速，但两侧人均GDP的差距在改革开放40余年间始终存在且较为稳定。

①胡焕庸线（Hu Line，即Heihe-Tengchong Line或Aihui-Tengchong Line），是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利用地理统计方法，在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

（二）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问题仍然存在，使实现共同富裕具有艰巨性

近10年来，我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区域经济差距逐渐缩小，但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城市群之间、欠发达区域之间等南北方同类型区域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城乡差距普遍缓和，但经济欠发达地区城乡差距逐渐拉大的基本面未得到根本改变。从宏观经济发展视角看，我国经济正经历转型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全国国各地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以PPI（Producer Price Index，生产价格指数）为代表的资源价格、工业品价格低迷加剧了省际间经济增速分化，使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的部分资源大省、传统工业大省的名义GDP受到较大冲击，省际间经济总量波动进一步加大，人均GDP区域分化呈现扩大趋势。

从四大板块看，西部地区人均GDP指标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差异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现扩大趋势。2022年，东部一线超大型城市中的北京、上海人均GDP超过2.2万美元，江苏、浙江、福建等传统经济强省的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但西部地区的甘肃省人均GDP不足5000美元，中西部地区无论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还是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方面，都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明显差距。从经济结构看，我国面临严峻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不仅使东、中、西部板块内部城乡差距难以得到根本解决，而且导致区域城乡地区间发展差距逐渐呈扩大态势。2021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人均GDP与东部地区的绝对差距分别为35715元、40445元、47675元，表明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均有所拉大。

（三）区域协调机制尚不健全，资源要素空间错配，使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复杂性

从国家层面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提出至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都市圈在践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针对地方层面推动的协调合作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尤其部分跨省的区域协调组织仍处于相对松散的模式，缺乏政策的集体约束力，难以形成稳定的制度结构。

由于我国行政区划壁垒与区域发展差距的存在，制约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使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其在全国范围内对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如果不调整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任由区域发展差距扩大，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必然居高不下。但通过行政力量干预资源的空间分布，带来的结果必然是经济发展质量受损。以部分地方产业园区建设项目为例，我国区域间园区对产业项目入园建设标准不一（见表1），导致投入产出差距明显。欠发达地区为在短期内取得成效，盲目扩大招商政策优惠，导致投资回报率低，政府债务高企。在投资回报率较高的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因人口等要素资源流入受阻、资源承载和环保约束及土地供应受限等原因，导致劳动力、清洁生产和土地等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削弱了当地的区域经济竞争力，使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果越来越不明显，长此以往，将在国家层面出现资源空间错配，进一步拉大区域间收入差距。

表1 我国国家级高新区产业投入产出建设情况表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各园区公布数据整理。

 

（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差距，制约区域发展成果全面共享

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进程中面临的关键挑战，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激发全体国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有效提升人力资本，提升民众参与市场初次分配的能力，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服务支出负担，缩小城乡间基本福利与发展机会的差异，是分好“蛋糕”的重要机制。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制约经济发展成果全面共享的短板。

具体而言，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投入有待提升，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仍呈现局部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在公路建设方面，2020年，全国公路网密度为54.1 km/100km²，分地区看，公路建设相对落后的地区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广人稀的省区，2020年，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甘肃、黑龙江等六省区公路网密度低于全国水平，同期的重庆、上海、山东、河南等省市的公路网密度超过160 km/100km²。在铁路运营方面，2020年，全国铁路网密度为1.5 km/100km²，分地区看，东部沿海地区的铁路网密度超过6 km/100km²，重点城市群的铁路网密度超过10 km/100km²，但西藏、青海、新疆等西部省区的铁路网密度不足0.5 km/100km²。

另一方面，由于发展水平导致地区财政收入水平存在差距，我国整体公共服务供给与均等化有待进一步改善，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的资源配置和质量不均衡问题较为突出。在医疗资源方面，人均病床等基础设施呈现西部相对东部宽裕的特征，人均医生数呈现北京和长三角全国领先的态势。在教育资源方面，初等和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在义务教育方面，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甘肃等部分西部省区的学生与教师比高于全国水平，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和贵州、湖北、安徽等地教师资源相对紧张^①；在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东部人均教师资源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2021年，北京和上海的高中生师比分别为7.8和8.4，显著低于12.6的全国平均水平。由于我国“二元经济体制”和公共资源多按户籍人口进行分配，使乡村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保障问题依然存在，导致城乡间、区域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高于指标。此外，定向减税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实现“保就业、保出口”的目标，但易导致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下降，进而直接影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以及跨区域的转移支付。

①这一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了甘肃、内蒙古以及东北地区人口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外流的现状。

（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区域、城市分异，使实现共同富裕面临新挑战

目前，我国数字产业空间格局分异明显，核心城市与国家级重点城市群是数字产业发展的高梯队群体，已构建起城市群内部的数字产业“核心—外围”的圈层结构，西北省区为低梯队群体，在整个国土空间范围呈现“东南强、西北弱”的区域分布特征。东部沿海地区围绕北、上、广、深四个超一线城市，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城市群三大数字产业发展引领区；中部地区以武汉、长沙、合肥为中心，形成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产业发展重点区；西部地区以成都、重庆为中心，形成成渝城市群数字产业发展新高地；东北地区以沈阳、长春和哈尔滨为中心，初步形成辽中南与哈长城市群数字产业发展先行区。由此可见，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从东到西、从核心城市圈向外围逐渐衰减的梯度性规律。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迅猛，产业数字化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数字产业化为稳定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区域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将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均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首先，区域间数字经济的发展差距可能导致各区域板块间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出现加速分异，若原本处于发展劣势的地区由于产业转型升级较慢，未能抓住新技术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在新技术加速应用、迭代与产业组织形态变革背景下，与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将加速拉大。其次，由于数字产业大部分为高附加值行业，利润较高，必然会加快数字产业发达区域内整体收入水平的提升速度，使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最后，数字产业属于技术与资本密集型行业，对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能力与技术素质的要求较高，使数字产业从业人群收入普遍高于传统行业。随着高素质人力资源向数字经济优势地区的集聚，区域间人均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对推进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分析，笔者提出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出发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的五点政策建议。

（一）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以缩小区域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快推动创新发展。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形成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机制建设。加大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把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创新策源地。充分发挥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各层级的各类创新力量实现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内和区域间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发挥好产业政策的加速器作用，推动教育—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鼓励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开发区等各类平台大胆创新，在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二是加快推动协调发展，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充分认识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扎实推进区域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协调，清理各类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不利因素，破除各类隐性障碍，使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真正发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特别是体现新质生产力特性的生产力布局，培育新增长极和新世界级制造业集群。发挥大国优势，统筹规划产业国内国际布局，科学规划国内承接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东部沿海竞争优势弱化产业向中西部有效转移。充分发挥城市群功能，构建合理的城市体系，推动形成良性互动的城乡关系。

三是加快推动绿色发展。以主体功能区划为基础规划产业空间布局，健全领导干部离任自然资产资源离任审计制度，完善区域间生态补偿制度。创新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化的工具，加大市场化机制在区域减排、扩绿、降碳中的作用。推动发挥消费中心城市的引领示范作用，带动消费绿色化升级，扩大对绿色产品、绿色服务的内生需求。四是加快开放发展，构建高水平区域开放格局。加快规则、标准、制度型开放试点示范建设，引领带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为区域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五是加快共享发展。在国土空间范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完善分配制度，缩小城市群内外、中心城市与边缘地区在人均收入水平上的相对差距。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实现区域间社会保障制度的互联对接。充分保障个体发展权益和发展机会均等。通过区域间协作互助，加快特殊类型地区的发展。

（二）持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要充分考虑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经济发展阶段及特点、生态环境条件约束、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格局等因素。虽然“胡焕庸线”揭示的人口分布规律长期存在，但其背后凸显的中国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国土空间的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空间开发要遵循比较优势，因此，要加快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一是通过东西与南北纵横联动，形成多中心、网络化、高质量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是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各地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按照“三区三线”从全局统筹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逐步构建以重点经济区、经济带、城市群、都市圈与国家级中心城市等为支撑，以重点发展轴带为骨干，连接东中西部，贯通南北方多中心、网络化、高质量的国土空间总体开发框架。一方面，以城市群、都市圈和中心城市为重点地区配置所需的空间资源，保障其生产力布局和高质量发展，完善中心地等级体系，促进中心城市与经济腹地联动发展；另一方面，强化县及乡镇两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引领作用，优化乡村地区的空间布局，推进“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赋能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三是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局，加快推进形成功能明确、分工合理、特色分明、统筹联动、协同互补的区域生产力格局，促进生产要素分布与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相互匹配，突破不同区域重大生产力布局存在的短板弱项，为不同功能空间的优势互补，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广空间顺畅流动与合理配置提供基础支撑。

（三）健全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要在顶层设计层面持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交融性与互动性，不断完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各项举措，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一是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

二是促进区域要素合理流动，避免资源错配，尤其在地理劣势的欠发达地区，要着眼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稳定居住和稳定就业。

三是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建立健全统一的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资源和要素市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四是健全区域补偿机制，完善不同主体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方式。通过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合理分工和空间集约使用，使城市化地区拥有更高的经济产出，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发展，达到整体国土空间发展格局的均衡和最优化。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引导资源输入地通过产业合作、共建园区、“飞地经济”等多种方式帮助输出地培育发展接续产业。针对生态功能区，应以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抓手，培育新型生态产业体系，推动周围地区生态产品价值的充分实现，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乡村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

五是创新开展对口协作（合作）。面向经济转型升级困难地区，可组织开展对口协作（合作），构建政府、企业和相关研究机构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对口协作（合作）体系。

六是积极探索主导产业培育与人力资本蓄积并重的区域发展模式，突出人力资本作为欠发达地区产业招引与培育的核心要素，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区域人才储备，积极鼓励大学生、外出务工乡贤能人等返乡创业。

（四）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发展成果全社会共享

共享发展成果是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之一。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作为再分配调节机制已成为共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基础设施为依托，加强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是确保现代化成果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重要途径。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需要促进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普惠性资本投入，有效发挥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美好生活保障方面的作用，完善基础设施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从三方面着手。

一是实现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提升基础设施体系的托底性和包容性。围绕区域协同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加大对区域互联互通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的投入，重点加强用水用电、水利、交通、医疗、康养、环保、宽带网络等方面的投资，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完善的生产条件和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二是推进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标准化手段优化资源配置、规范服务流程，推动各类公共服务资源有序流动、有机融合，引导优质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下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公共服务需求，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更广、保障水平更高。同时，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作用，激发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公共服务保障多方共同合作的格局。

三是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充分运用数字手段，进一步整合政府供给信息、市场供给信息、社会组织服务信息、公众需求信息等，精准识别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短板、精准识别群众的具体需求，依托信息数据探索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完善跨部门沟通协作机制，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推动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化、智能化，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配置效率。

（五）因地制宜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新动能

数字技术具有跨越地理约束的优势，未来数字产业的空间布局将进一步突破地理条件限制，逐渐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源配置和生产组织方式，进而为缩小东中西部以及南北区域发展差距注入新动能，助推我国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突破“胡焕庸线”限制。因此，要依托本地政策、产业、区位、资源等优势，充分考虑制造型和服务型数字产业发展条件的不同和区位选择规律的差异，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探索各具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形成数字产业集聚优势，实现区域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有效提升区域人均收入水平。

在具体路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产业发展特性。一是对于具有路径依赖的制造型数字产业，其发展更倾向于传统区位优势明显的中心城市，因此，要最大化释放制造型数字产业集聚区的知识溢出、设备共享、数字人口匹配等外部性优势，注重完善生产端的技术创新，推进制造型数字产业的转型升级。

二是对于具有路径创造的服务型数字产业，其发展倾向于呈现小而散的发展态势，因此，要侧重数字市场消费端的培育，不断激发数字市场的创新创业活力，拓展区域服务型数字产业成长空间，进而形成规模优势。

三是加大数字经济领域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数字经济是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集聚大量技术和创新能力强的人才，各地政府应加大对数字经济领域人才的培养与吸引，鼓励学校开设相关专业，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提供实习机会和创新平台，培养更多的数字经济人才，制定人才引进政策，加强对数字经济人才的引进力度。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进程，在新时代通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不是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通过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合理配置要素资源，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促进区域发展相对平衡，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展望未来，要充分把握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机遇，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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