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工业化进展、区域差异及推进策略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从新型工业化内涵的演变特点看，与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相比，当前的新型工业化呈现效率源泉新、生产要素新、组织形态新、约束条件新等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3），表明其内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1]传统工业化评价指标体系大多围绕党的十六大报告相关表述进行设计。尽管对于新型工业化的内涵现有学者的观点较为一致，但是在相关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存在较大差异，原因在于对“新”的理解不同。

从已有研究看，工业化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郭熙保，2021；李晓华和沈继楼，2021）。[2，3]早期对于工业化主要基于增长、结构展开的研究已汗牛充栋（郭克莎，2000；刘世锦，2005；陈佳贵等，2006），这些研究大多借助西方经济理论范式与发展模式进行探索。[4，5，6]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关于新型工业化内涵的研究。区别于传统的工业化，新时期中国的新型工业化至少包括信息化、全球化、服务化、金融化、生态化与工业化之间的融合，要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改进，最终实现经济性、社会性、人文性的统一（唐浩，2014）。[7]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背景下，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智能化、数字化正在成为新型工业化建设新的发力点（王雷，2020），[8]表现为生产智能化、分工网络化、产品定制化等（李德轩等，2023）。[9]尤其是，数字技术作为通用性技术，能够纵深推进工业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转型，大幅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促进工业产品与消费者需求精准匹配，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师博和方嘉辉，2023）。[10]与此同时，中国工业绿色发展不断深化（史丹，2018）。[11]在低碳转型背景下，新型工业化是追求低碳、节能和环保目标的工业化，一批绿色技术不断取得显著突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行”的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得到新的拓展。结合党的二十大主题精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3）将以人为本、质量优先、自主创新、绿色低碳、数实融合、开放循环作为新型工业化的内涵。然而，该研究仅仅是定性描述，并未构建详细的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估。二是关于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工业化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基础动力，信息化促进了工业化，城镇化是工业化的成果，也是农业现代化的直观体现（张琳和邱少华，2014）。[12]由此，“四化”之间的关系是动态耦合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协同，共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三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路径和措施。已有研究认为，要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可持续发展、科教兴国和以自主创新为主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多种战略创新（任保平，2003；黄泰岩和李德标，2003），[13，14]还要推动发展服务型制造，尤其要警惕“去工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王展祥，2015）。[15]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其实现路径是发展新科技、集聚新要素、建设新基建、培育新主体、形成新优势、构建新机制（盛朝迅，2022）。[16]

本文认为，新型工业化的内涵是立体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者密不可分。新型工业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优势，发挥对就业的重要带动作用，推动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不是仅强调规模，而是更加注重工业发展的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筑牢科技安全和国家安全防线，注重创新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以绿色低碳发展为底色，顺应全球碳中和的大趋势和新要求；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促进数实融合；在新发展格局下，不仅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而且注重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促进区域间和区域内要素充分流动，实现要素高效配置和协调发展。由此，新型工业化的内涵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动态演变的，涉及范围较为宽泛，在不同发展阶段其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一是构建能够反映新时代特征和发展要求的新型工业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在当前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背景下，充分结合新时代的特征和发展要求，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3），本文将以人为本、质量优先、自主创新、绿色低碳、数实融合、开放循环作为新型工业化的主要内涵所在，对其进展进行定量评估。二是区域协调发展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抓手，深入研究区域内和区域间新型工业化的差异及其来源。重点对区域进行现状评估，识别各地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和薄弱环节，充分挖掘其地区分布特征和演进规律，为“十四五”时期统筹推进区域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二、中国新型工业化理论分析与发展水平评估

（一）新时代下新型工业化理论分析

以人为本是新型工业化的根本宗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人为本，就是通过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注重保障收入、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提高人民的获得感、满意感、幸福感，缓解收入差距加大问题，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由此，新型工业化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必然是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工业化。

质量优先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要义。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当前，中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好不好”成为评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准，跨越发展关口需要新型工业化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新型工业化更加辩证地看待“增量”和“提质”的关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将其贯穿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整个进程中。

自主创新是新型工业化的动力支撑。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才能实现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自主创新摆脱了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对外部技术的依赖，通过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产品价值增值。以往的工业化大多基于模仿式创新，新型工业化更加重视研发投入，推进科技创新，打造自主创新原始策源地。

绿色低碳是新型工业化的突出底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工业作为节能降碳的关键领域，在实现“双碳”战略目标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需要新型工业化以绿色低碳为原则，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推动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新型工业化下的绿色低碳内在地要求生产过程清洁化、能源消费低碳化、资源利用循环化等。其中，大力发展绿色制造是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

数实融合是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引擎。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演进情景，推动制造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其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其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日益融合，数字产业化基础持续夯实，产业数字化能力不断巩固，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数实融合不仅是应对“产业空心化”风险、确保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关键抓手，也是加快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开放循环是新型工业化的时代特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利器。新型工业化不仅要求充分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持续推动各种生产要素竞相迸发，发挥最优效能，而且要求推动规则、标准、管理等制度性开放，积极推动国内技术、产品、服务等“走出去”，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和话语权。

（二）新型工业化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方法介绍

1.指标选取与评价方法

新型工业化发展评价的指标选取原则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和动态性、数据可得性等。结合上述关于新型工业化内涵的分析，构建的新型工业化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关于以人为本，从收入状况、就业贡献、医疗水平、住房条件、人力资本、共同富裕来衡量。关于质量优先，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促进工业化与其他“三化”融合发展；在微观层面上体现为，要推动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为市场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从宏微观两个层面来刻画质量优先，包含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工业增长和价格的稳定性、工业企业的经营效益以及产品质量等。关于自主创新，从创新投入、创新成效、创新载体来刻画自主创新。关于绿色低碳，从绿色制造、工业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供给、资源回收利用四个方面来表征。关于数实融合，从研发设计、生产工序、平台应用三个方面刻画制造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水平。关于开放循环，其不仅涉及高水平对外开放，而且关系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从国际竞争力、国内统一市场建设刻画开放循环水平。

 

表1 新型工业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极差熵权法作为评价模型。研究的时间窗口为2016－2020年，由于西藏、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四个地区的部分数据缺失，研究对象为30个省、直辖市以及自治区，数据主要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CEIC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及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等。有些指标计算需要进一步说明：第一，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基于方向距离函数的非期望产出模型进行计算，期望产出为工业增加值，非期望产出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废水排放量。要素投入为工业劳动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本以及工业能源消费，对于资本的处理借鉴张军等（2004）的永续盘存法。[17]工业能源消费来自于各省份统计年鉴中的能源平衡表，选取原煤等10种能源，剔除了原料用能，根据折标煤系数分别换算成标煤单位后加总，并根据IPCC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的碳排放系数测算碳排放量。第二，基尼系数综合了城市和农村，以收入累计百分比和人数累计百分比来衡量。恩格尔系数是以食品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来衡量。第三，工业增加值波动率、工业生产价格波动率均采用Hamilton（2018）提出的滤波法进行测算。[18]第四，产品市场分割程度、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资本市场分割程度测算过程较为复杂，参考了余东华和张昆（2020）等，主要使用省份层面相应的价格指数计算。[19]其中，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指数包括国有城镇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和其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三类。对于负向指标，采用取倒数的方式进行处理，针对价值类指标，以各省的CPI可比价格进行平减（2015年为基期）。此外，针对个别缺失数据，为了保持样本的完整性，采用插值以及线性趋势的方法予以补齐。

2.评价结果

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趋势呈现以下特征：一是新型工业化水平整体不断提升。根据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中国新型工业化指数总体呈上升态势，这表明以人为本、质量优先、自主创新、绿色低碳、数实融合、开放循环为表征的新型工业化水平发展趋势较好。二是区域差异明显，四大区域新型工业化进展不一，且具有差距扩大趋势。从测算结果看，三大区域呈现明显的自东向西阶梯状过渡分布。东部地区是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水平提升的最重要来源，新型工业化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区域，且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中部地区次之，特别在“十三五”中后期上升较快，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但东北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水平相对发展较慢，反而在2017年后有所下降。总体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整体表现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综合水平排名前五的分别是上海、北京、江苏、广东、浙江，该结果与中国工业布局和经济发达程度基本一致。东部地区工业基础较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更是集中了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政策红利，近年来东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日益显现，在高质量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下，不断推动实体经济优化升级，如向数字化、融合化、绿色化转型。东北作为中国工业的摇篮，曾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体制和体制性矛盾，产业布局和调整较慢，加上企业设备和技术老化，资源型城市主导产业衰退，严重制约了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且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在逐渐拉大。

 

图1 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指数

 

以人为本指数。从图2结果看，以人为本指数在考察期内呈上升态势，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表现相对较好，表现为以人为本指数较高，“十三五”时期末西部地区上升趋势明显，但东北地区停滞不前（图2a）。近年来，东北地区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专科学历以上人员占比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人力资本演进速度有所减缓。总体上，中国以人为本指数在四大区域间呈现为趋同，这也体现了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更加鲜明地体现“以人为本”的工业文明本质。

从具体指标看，收入状况和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愈发凸显，表现为工业职工平均工资和专科及以上就业占比二者的权重相对较高，说明这两项对以人为本指数的贡献相对较大。“十三五”期间，中国工业职工平均工资由6.23万元提升至8.95万元，增长43.69%；同时，专科及以上就业占比由19.81%提升至24.05%，增幅超过4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共同富裕的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两项指标的权重相对较小，表明其对以人为本指数的提升作用有限。考察期内，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由29.96小幅提升至30.16，表明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仍然较高；基尼系数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保持在0.43左右的水平。同时，泰尔指数在“十三五”后期下降趋势明显，表明中国整体的个体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趋于下降。

 

图2 各维度指数区域比较

 

质量优先指数。质量优先指数涉及结构和效益指标。“十三五”期间，该指数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东部地区仍是工业质量发展较好的地区，东北地区在“十三五”初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随后一路下滑，甚至低于西部地区，图2b显示了东北三省的工业发展质量发生了明显倒退。

对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考察期内全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总体为正，且各区域趋势由分散转为趋同，这反映了各地区努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不断显现，节能减排政策的作用明显。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技术变动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动指数两个部分。分指标看，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的驱动，但与环境有关的技术效率上升非常有限。另外，工业增加值波动率和工业生产价格波动率作为反映工业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二者的权重之和约为0.034，考察期内工业增加值波动率均值仅在东部地区为正，说明该地区的工业增长较为稳定，而其他三个地区均为负，东北地区的负向波动率最大；工业生产价格波动率方面，东部地区最小，说明工业生产成本变动稳定，西部和东北地区负向波动率更大。此外，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的比重也在不断提升，2020年为11.89%，其中，东部地区最高，超过16%，东北地区较低，不足5%。

同时，实体经济间协调发展是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将其作为培育现代产业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制造业与农业的融合程度、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程度的权重分别为0.027、0.030，说明这两项指标对新型工业化的支撑作用优势不明显。生产性服务业^①就业人数占服务业就业比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程度。近年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服务业就业比重整体上不断提升。其中，表现相对较好的为北京、天津、上海，2020年分别为51.97%、48.37%、32.47%，江西、河南、贵州等省份相对较低，不足20%。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是反映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的重要指标，该项指标的贡献同样较小，说明中国两化融合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此外，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2020年为63.89%，较2016年提升6.5个百分点，对新型工业化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其中，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已超过70%，相比之下，中西部仍未达到60%的水平。

①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六大行业。

企业经营效益是质量发展在微观层面的重要反映。微观质量指数在质量优先中的权重为0.06左右，低于宏观质量指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三个指标的权重大致相当。“十三五”时期，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大致经历了“N”型走势，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相对稳定，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波动幅度较大，东北地区不仅在多数年份低于其他地区，而且在2020年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有所拉大，说明东北地区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在不断下降。关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东北地区仍然最低，反映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越差。考察期内，产品质量合格率有所下降，2016－2020年由94.12%降至93.46%，各地区也呈现不同程度地下降。根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产品质量较好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不少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产品质量仍有提升空间。

自主创新指数。从测算结果看，工业领域的自主创新指数对新型工业化的权重较高，为0.175，在一级指标中排名第三位，这表明自主创新在推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分区域看，在国家实施一系列创新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区的创新水平明显提升，并保持良好的增长趋势，东部地区遥遥领先，仍是中国创新驱动的重要引擎，特别是北京、浙江、江苏三地的优势明显，且显著高于广大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省份。东北地区的创新水平相对较低，与近年来本地经济衰退、国有经济占比偏高、高层次人才流失有关。此外，结果显示，北方省份平均创新水平低于南方省份，且南北省份间创新差距不断拉大，“十三五”期间，北方省份自主创新指数由3.04稳步增至3.68，而南方省份由3.63提升至4.32。

具体看，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标的贡献大致相当。对于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表现较好的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均为7%以上，相比而言，新疆、青海、广西等西部省份较低，且新疆在“十三五”时期表现为显著的下降趋势。考察期内，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占就业比重不断提升，由5.76%增至8.31%，提升了2.5个百分点，浙江、湖南、江苏三地表现较好，2020年分别为19.10%、15.02%、15.00%。对于创新成效，万人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和技术市场交易额与工业增加值比值的权重略优于创新投入指标。其中，万人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由4.65件/万人增长至8.39件/万人。然而，区域差异十分明显，广东、江苏、北京是创新领先地区，得益于这些地区对创新的高度重视与投入，北京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优势突出，知识获取能力强，长三角地区产业体系齐全，制造能力突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创新创业生态体系相对完善。重庆、陕西等西部地区的追赶势头迅猛，但与东部地区仍有不小差距。创新载体表现较好，工业设计中心数和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数二者权重为0.09左右，其中，工业设计中心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例如山东、广东、江苏、浙江，2020年这一地区占全国总数的比重超过60%，东北地区相对最少。

绿色低碳指数。当前，在“双碳”目标约束下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各地区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根据测算结果，总体上绿色化对新型工业化的权重较大，为0.249，在一级指标中排名第一。这充分体现了绿色化对于新型工业化的底色指向作用。同时，这也说明“十三五”期间中国各地区高度重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且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绿色低碳指数大致相当，且在“十三五”时期末，中部地区对东部地区形成了赶超态势，表明中部地区整体上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明显。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进展相对缓慢，区域间呈现扩大趋势。

分具体指标看，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指数的权重在整个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为0.16左右，在绿色化指标中位居第一。这表明，考察期内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中，绿色产品设计方面对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权重相对最大。需要注意的是，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较为滞后，主要集中在北京等少数地区。从节能减排状况看，工业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2020年单位工业增加值电耗表现较好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以及中部的湖北、湖南，而西部地区的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等相对较高，说明这些地区节能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入。另外，各地区可再生能源消纳状况不断改善，202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占比超过80%的有3个，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东中部地区仍有提升空间。此外，“十三五”期间，中国资源回收利用效果显著。从工业废弃物利用投入和效率看，资源回收利用产业投入与工业增加值比值较高的地区为天津、河北、安徽、广西等省份，均超过0.2，而海南、青海、黑龙江等相对较低；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中表现较好的包括天津、浙江，均接近100%，而内蒙古、四川、山西等省份偏低，前两个省份甚至不足40%，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数实融合指数。图2e显示，考察期内中国数实融合水平不断提升。然而，三项指标的权重之和相对较低，且各项指标均低于新型工业化指标评价体系的平均水平，说明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云平台利用率对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的作用尚未显现。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体现了企业的工业软件应用水平，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反映了企业的自动控制与感知水平。尽管近年来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持续丰富，数字技术加速向制造业渗透，2021年底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提升至55.3%、74.7%，但总体上仍未形成良好的支撑作用。从省份层面看，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天津，安徽、河南紧追其后，辽宁、黑龙江等地区相对较低；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较高的地区有浙江、湖北、上海、江苏，这些地区均在60%以上，内蒙古、云南、湖南等省份发展较慢。同时，云平台利用率体现了工业云的应用水平，是物理流、信息流和数据流的重要衔接点。当前，云平台利用率较高的地区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以及安徽、四川等少数中西部省份，2020年，仅浙江的云平台利用率超过60%，而山西、辽宁以及不少西部省份相对较低。

开放循环指数。总体上，“十三五”期间开放循环指数呈现下降趋势（见图2f），但对于新型工业化仍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权重为0.132。从国际竞争力看，工业品出口市场占有率对开放循环指数的权重相对较大，新产品出口占新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也超过开放循环各项指标的平均水平。以上结果表明，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市场份额不断提升。2021年，中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为15.1%，与2012年相比提升4个百分点，其中货物贸易接近40万亿元，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这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是“世界工厂”，同时也是“世界市场”。广东、江苏、浙江三省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较强。从新产品出口占销售收入的比重看，表现较好的省份包括河南、广东、福建，均在25%以上，中部省份提升效应明显。近年来，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日益紧缺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从东部地区转移至中西部地区。在此背景下，湖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迅速崛起，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不断提升，2016－2020年分别由4.4%、3.88%提升至5.55%、4.29%，新产品出口能力稳步提升。

然而，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对开放循环指数的贡献相对有限，提升效果不明显。测算结果显示，“十三五”期间，各地区之间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分割程度有所增加，说明中国地区间合作联系不够紧密、一体化市场融合程度不高，各地区要素市场联动不足。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产业不当竞争、部门干预等，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尚未得到应有的、充分的发挥，一些体制机制性因素阻碍了要素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新型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

（一）总体差异及区域差异

采用Quah（1997）提出的基尼系数法进行区域差异及来源分析。[20]图3展示了区域内和区域间新型工业化水平的变动趋势。从图3a看，“十三五”时期中国新型工业化水平的总体差异呈明显下降趋势，基尼系数由0.086降至0.0190，反映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助于缩小区域间新型工业化水平的差异。同时，各地区新型工业化水平的基尼系数降幅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各省份间的差异下降比较明显，由0.098降至0.016，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内部的差异相对较大，2018年以来仍处于较高水平，表明东北三省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方面的步调不一致，辽宁领先优势明显。从图3b的区域间差异变动趋势看，总体差异有所上升，由0.086升至0.106。其中，除东部－中部外，其余区域间的基尼系数总体均表现为上升态势。东部与中部区域间差异下降的原因在于，相对于东部地区，中部拥有土地、劳动力以及靠近市场等先天优势，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同时，工业化水平快速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十三五”时期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不断上升，约提升0.2个百分点，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然而，东部－西部、东部－东北的区域间基尼系数表现为明显上升趋势，且绝对值处于较高水平，反映了东部地区的新型工业化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考察期内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处于上升，且处于较高水平，2016－2020年由68.07%升至71.95%，超变密度贡献率有所下降，由11.41%降至9.1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全国新型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由于各区域的工业化进程不一，东部地区的上海、北京、广东等省份率先步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型经济特征明显，多数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且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由此，“十四五”时期推进新型工业化过程中应重点考虑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

 

图3 新型工业化水平的区域差异

 

（二）各维度指数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

1.各维度的总体差异。从具体维度的总体差异看，以人为本、自主创新、数实融合三个维度的基尼系数表现为显著下降趋势，“十三五”期间降幅分别为17.97%、8.81%、33.54%。其中，数实融合指数的基尼系数降幅最大，表明各地均重视数字技术发展及应用，尤其是数字制造与数字服务，使得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以人为本指数的基尼系数显著下降彰显了中国在发展经济和推动新型工业化过程中重视缩小区域人力资本差异，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核心发展理念。绿色低碳指数的基尼系数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变动趋势，表明考察期内各区域间的绿色低碳发展差异先增大后缩小。然而，开放循环指数的区域间差异明显上升，反映了跨地区要素流动不畅，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域市场、城乡市场分割问题。从绝对值看，自主创新指数的总体差异相对最大，远远高于其他维度指数，由此区域创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尤为突出，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2.各维度的区域内差异。在以人为本方面，如图4所示，考察期内除中部地区外，其余地区的基尼系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相对较高，东北地区的区域内差异相对小。在质量优先方面，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基尼系数均有所下降，降幅分别为12.70%、18.16%，其中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的绝对值相对最高，且考察期内上升接近40%。在绿色低碳方面，除西部地区外，其余区域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降幅相对较大，表明这两个区域内的差异显著缩小，需要警惕西部地区区域内绿色低碳差异变大的问题。从自主创新指数看，除东北地区外，其他区域的区域内差异均有所下降，其中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降幅相对较大。同时，西部地区的自主创新基尼系数处于较高水平。从数实融合指数看，考察期内所有区域的基尼系数均表现为下降，且西部地区降幅相对较大。从绝对值看，东部地区数实融合指数的基尼系数处于较高水平，但东北地区在2020年对东部地区实现了反超，西部地区相对较低。此外，从开放循环指数看，除东北地区外，其余地区均有所上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较大，且水平值于2020年超过东部地区，表明西部地区各省份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发生明显分化。

 

图4 新型工业化各维度指数的区域内差异

 

3.各维度的区域间差异。从以人为本指数看，如图5所示，所有区域对的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中部－东北、西部－东北的区域间差距缩小程度较为明显，但东部－中部、东部－西部的区域间基尼系数仍然位于较高水平。总体上，东北地区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是促进新型工业化指数的区域间差异缩小的重要来源。具体从质量优先指数看，仅中部－东北、西部－东北的区域间基尼系数明显下降，而东部－东北、中部－西部的区域间基尼系数上升趋势明显，说明东部－东北、中部－西部是阻碍新型工业化指数的区域间差异缩小的主要方面。从绿色低碳指数看，仅东部－中部的区域间基尼系数有所下降，而中部－东北、东部－西部上升趋势明显，说明未来要促进区域新型工业化均衡发展，需要缩小中部－东北、东部－西部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的区域间差异。从自主创新指数看，东部－中部、东部－西部、东部－东北的区域间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其中东部－中部的区域间差异降幅最大，表明中部的技术创新实力提升明显，对东部地区的追赶成效显著。然而，中部－东北的区域间基尼系数表现为明显上升，也是未来推动区域工业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数实融合方面，所有区域的区域间基尼系数显著下降，其中，中部－东北、西部－东北表现最为抢眼，降幅均在50%以上。另外，考察期内，所有区域开放循环指数的区域间差异均显著上升，表明加快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减少区域间行政分割是降低新型工业化区域间差异的重要因素。

 

图5 新型工业化各维度指数的区域间差异

 

此外，从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及来源看，考察期内以人为本、质量优先、绿色低碳、自主创新、数实融合、开放循环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33.91%、63.74%、54.41%、69.17%、64.22%、67.54%，表明质量优先、自主创新、数实融合、开放循环在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区域协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着力降低这些方面的区域间差异；从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及来源看，各维度指数的贡献率基本处于20%－30%区间内，其中以人为本指数的区域内差异贡献率相对较大，考察期均值为26.08%。从超变密度贡献率看，以人为本、绿色低碳指数相对较高，考察期均值分别为32.75%、27.30%，表明这两个指标在局部区域的资源密集程度较大。综上，新型工业化指数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

 

表2 各维度指数的区域差异贡献率及来源（%）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推进新型工业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抓手。在充分把握新型工业化内涵演变特征和梳理最新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当前面临的国内外重大形势和中国发展实际，从以人为本、质量优先、自主创新、绿色低碳、数实融合、开放循环六个维度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利用极差熵权法对中国30个省份新型工业化发展实际进行评估和分析。总体上，中国新型工业化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研究认为，“十三五”时期，中国新型工业化水平整体不断提升，但区域差异明显，且存在扩大趋势。目前，东部省份仍是推动中国新型工业化水平提升的最重要来源，且发展态势良好，东北地区发展相对缓慢，且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在逐渐拉大。以人为本指数在四大区域间呈现为趋同，体现了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更加鲜明地体现“以人为本”的工业文明本质。南北省份间创新差距不断拉大。整体上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明显，特别是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较为滞后。数实融合对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作用尚未显现。各地区之间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分割程度有所增加，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进一步使用Dagum基尼系数法研究了新型工业化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研究发现，新型工业化指数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自主创新指数的区域内总体差异相对最大，是统筹推动区域新型工业化的重点着力方向；数字化发展正在发生分化，也应得到重视。从区域间差异看，东北地区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是促进新型工业化区域间差异缩小的主要方面，未来应继续强化这一方面；跨地区要素流动不畅，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域市场分割问题。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制度、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新型工业化本身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具有系统性、长期性、战略性。需要从制度、法规、市场化建设等多个维度推进新型工业化，利用现有基础条件积极发展优势产业，逐步构建起各区域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二，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推动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工业的更新改造，提高产业竞争优势。应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明晰各地区的现实基础，推动形成区域优势互补、协同共进的新格局。关注不同区域的发展优势，缩小发展差距，强化东北的战略支撑作用，针对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应因地制宜，科学制定不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长短期目标，例如中西部地区可以加快建设大数据处理中心，带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同时还能实现东部地区的数据处理成本。

第三，提升东部地区的技术研发、应用和创新水平，增强新型工业化建设对其他地区的外溢效应。东部地区可借助技术、人才以及市场等优势，率先在新型工业化领域率先取得突破，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加强政府、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交流，推动“揭榜挂帅”等机制，加强组织模式等领域的创新。

第四，针对服务型制造水平低等突出问题，加强典型案例总结，积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完善相关标准体系，明确定义服务型制造内涵和框架。持续完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适当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参与国际相关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产品和服务标准互认。同时，主动发挥政府引导资金和转向资金的支撑作用，支持企业围绕产品延伸服务。加大高技术领域人才引进力度，科学配置人力资源。

第五，锻长板补短板，提升产品质量和竞争力。立足中国工业规模和配套优势，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推动重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攻关，丰富和扩大国内应用场景，完善新业态发展生态。深入开展工业产品质量提升行动，完善质量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增强高质量标准供给能力，推动品牌建设。六是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加快建设统一的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要素、能源等市场，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加强各区域间的产业转移项目协调衔接，推动区域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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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经济》编辑、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学、能源环境经济学研究；

蒋美琴（通信作者），华中农业大学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人力资本与农业经济研究。

 

李鹏,蒋美琴.中国新型工业化进展、区域差异及推进策略[J/OL].当代财经,1-16[2023-12-18]https://doi.org/10.13676/j.cnki.cn36-1030/f.20231213.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