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温饱到共富裕：新中国工业化使命的演变

 

新中国工业化始终围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一主线而发展。在确保中华民族站起来、站得稳的背景下，工业化的主要使命将从保生存演进为谋发展，集中力量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逐步实现保温饱、奔小康、共富裕的历史任务。20世纪70年代以来，通过确立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原则、突破计划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如发展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先富带后富等）、“四三方案”技术引进等制度创新，工业品的生产效率得到大大提升，用于解决老百姓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钢材、水泥、平板玻璃、塑料等原材料和化工产品的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人民保温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短缺经济结束，工业品产量的迅猛增长造成市场供给相对过剩，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从此，中国工业化发展从挣脱贫困低效陷阱阶段进入全民奔小康的工业化建设新时期，工业化发展重点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通过市场化改革、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工业立国、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等举措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国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置于更重要的地位，这也意味着中国工业化从奔小康阶段进入共富裕阶段。

聚焦工业化谋发展使命，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矛盾引导出一系列理论探索和战略方针，用以指导中国工业化发展，进而赋予中国工业化道路一般性与特殊性。本文从保温饱、奔小康、共富裕视角出发，重点阐释新中国工业化谋发展使命的阶段性特征与进展，通过历史回顾与剖析，尝试深刻理解和把握谋发展使命下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形成与发展规律。

一、保温饱阶段的工业化

1.工业化发展理念转变的时代背景

20世纪70年代初，国内经济建设、工业水平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促使我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经济发展和工业建设思路的重大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和工业化建设探索了道路，积累了经验，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

第一，我国所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为对外开放创造了条件。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的外交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为中国走上国际舞台奠定了基础，中美、中日、中欧关系的正常化，也标志着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国际合作平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更为频繁，对其经济、技术、管理制度的了解更加充分，对当时国内经济发展和工业建设存在的问题也认识得更加清晰。

第二，我国经济建设和工业发展取得新成就，推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在以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及企业的自主权得到提升，集体经济、“五小”经济等发展环境更加宽松，市场活动更加灵活，与市场联系更加紧密的经济形式得到快速发展，直至改革开放后。这不仅成为改革起步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更成为20世纪70年代初保障中国工业化持续开展，解决城乡居民就业问题的重要经济形式。

第三，我国国防工业能力显著提升，为工业化目标转变提供了保障。

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国国防工业能力得到显著提升。一是“两弹一星”工程使中国掌握了远程（洲际）核打击能力，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受外部战争威胁的局面，而且为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支撑。二是经过长期的研发和实验，中国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三是西方国家开始谋求同中国的合作，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受到西方国家封锁孤立的局面明显改变，中国得以将发展目标从“备战备荒”转向加强经济建设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2.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工业化改革的重要探索

1966—1976年间，经济发展和工业建设虽然受到破坏，但是中央及地方政府都围绕恢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有些探索是基于快速解决就业问题而开展的，如地方“五小”工业；有些探索是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开展的，如集体工业；有些探索是基于对政治经济环境判断的调整而开展的，如“四三方案”；还有些探索是对国民经济发展调整迫切需要的回应，如对工业经济管理体制的改进。在这些努力中，有些探索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时代特征，而有些探索已经具备一定的市场经济特征，其目的都是对受到影响的经济进行及时调整和恢复，为后期改革开放及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物质积累。

第一，地方“五小”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既是适应当时经济生产条件和响应国家支持农业农村发展要求的产物，也是地方政府适时根据中央经济政策调整而作出的相对灵活的产业探索。“五小”工业具有相较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更为自由的生产模式和更灵活的生产组织形式，更是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受到严重干扰而无法进行正常生产时，实现了灵活而持续的生产，为特定历史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第二，集体工业的再次兴起与发展是广大人民群众开辟新的生产门路、改变穷困状况的探索，与全民所有制经济相比，其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因而也具备了更强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并因此逐步发展壮大，在工业分类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三，着力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扩大地方对工业和整个经济的管理权，既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增加市场主体活力，也减轻中央政府的管理和财政压力。中央决定下放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并相应下放财政管理权、物资管理权和计划管理权。虽然阻力较大、力度有限，但这一时期的部分政策仍为改革开放后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3.工业化进程思路转变的重要标志——“四三方案”

“四三方案”是继“一五”计划引进“156项”重点工程后，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方案，其主要目的是解决物资紧缺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方案利用当时引进的技术设备，前后共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至1982年全部投产，为夯实技术设备实力、加速工业化进程、缓解物资短缺以及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奠定了极其重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四三方案”在执行之初就与之前任何一项经济建设活动都表现出明显不同。第一，“四三方案”重点在于加强农业和轻纺工业，其主要目标是尽快弥补前期因重工业优先战略而导致的农业和轻工业技术落后问题，进而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第二，“四三方案”是与西方国家的合作，这既说明中西方关系得到了明显改善，中国开始参与全球经贸合作；也显示中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形式由早期依靠苏联援助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帮助，转变为技术购买、国际合作等市场手段。第三，“四三方案”产业布局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既显示出我国经济建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也说明这一时期项目建设所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从“安全”转向“效益”，项目布局突显市场因素。

工业化理念转变下形成的“四三方案”因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合理的引进原则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第一，“四三方案”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以“四三方案”为标志，中国开始与西方国家展开持续、广泛的经贸合作，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思路的转变。第二，“四三方案”的实施，使我国轻工业和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升，为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和工业化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以及学习先进管理制度，我国国内物质生产条件有了快速的提升，加之我国前期奠定的工业基础，民生必需的物质产品需求逐步得到满足。同时，中国工业技术、管理规划方面的人才储备也有了明显增加。

4.市场化起步阶段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特征与趋势

1978年开始，我国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一时期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既包括市场经济发展经验的不足，也包括传统经济发展理念对改革的影响，这都给转轨中的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出现了几次经济和工业建设过热以及管控过度后的经济下滑现象。但纵观这段时期，因为严格计划约束的弱化，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都产生了更多的活力和动力，发展水平在不断的改革和整顿中持续增长。此外，更加尊重客观发展规律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使得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建设和工业生产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相较于计划经济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1）国民经济和工业建设在持续调整中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第一，这一时期的工业高增长带来了国民经济水平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民经济和工业建设再次实现了高速增长，且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GDP分别增加0.71和0.86个百分点，增长效率明显提升。第二，1979—1992年的高速增长是在我国具备一定经济和工业基础上的持续高速增长，基数大，年增长绝对值高，1992年工业总产值、GDP和工业增加值分别是1978年的8.7倍、7.4倍和6.4倍。第三，国民经济和工业建设的发展直接带动了职工和居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一是职工工资增加；二是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三是城市服务水平和交通运输能力得到提升，工业发展对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贡献越来越明显。

（2）工业生产、调整取得显著成就

经过1981年的重点整顿以及1986—1991年的持续调整，我国工业经济发展和投资建设被拉回合理区间，并最终实现了1992年的高速增长。在持续的调整中，以改善民生为核心的工业建设和生产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伴随着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文化需求空前高涨。与之相适应，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产业及其原材料产业增长明显。改革开放转变了经济发展的思路，激发了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活力，国家放开了生产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和定价权，同时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商品生产给予鼓励，使得该类商品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指数级增长。

（3）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发展逐步侧重于保障农业、能源生产和重要原材料生产，提升运输效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轻工业发展，满足城市建设和发展等一系列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建设要求。第一，从工业结构看，轻工业占比逐步提升，普遍高于计划经济时期，并保持平稳中逐步递增的态势。第二，重工业的服务方向发生了转变：一是持续加大原材料工业投资强度，同时降低加工工业投资强度；二是经过改革开放后的调整和整顿，重工业产业内部结构变动趋于平稳。第三，能源工业以及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比重提升，突出了支持农业、保障民生、供给轻工业、提高技术含量的特征。

（4）投资结构趋于合理

在资金来源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逐步放开金融市场，引入外资，以拓宽基本建设投资的资金来源。第一，成立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金融机构，逐步完善了市场体系。第二，持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中国。第三，通过国内财政和税收政策，调节经济结构和促进基本建设投资发展。第四，推行“税费优惠政策”，为基本建设项目提供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第五，通过设立基金、发行国债等方式为基本建设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使得自筹资金成为基本建设投资的最重要来源。

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比重也表现出类似的变动趋势。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形成，政府逐步减少对生产性投资的直接干预，放宽对民间资本进入生产性领域的限制，同时开始大力推进非生产性领域投资，特别是社会事业和文化事业投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领域的投资得到了政府大力支持，增长迅速；而生产性投资的比重则逐步下降，但在经济转型期间仍占据着重要地位。这种比重的调整，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转型奠定了基础。

（5）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逐步完善

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明确规定了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应该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随着改革的深入，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逐渐建立并完善。

第一，公有制经济仍然是我国工业经济类型中最主要的成分。其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依然是中国经济中最重要、占比最高的经济类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第二，全民所有制工业占比持续下降，其他所有制经济比重相应提升。一方面，集体所有制工业的工业总产值占比和对公有制经济的贡献均显著提升；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既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机遇，也吸引了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第三，个体及其他类型工业相较于全民所有制工业增长速度更快。在改革开放初期，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城乡个体工业经济实现了爆发式增长。第四，公有制经济是中国当时就业的绝对贡献者，全民所有制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了绝大多数的就业岗位。但个体经济迅速发展，在市场经济改革赋予企业制定工资标准自主权的条件下，其就业人员人均工资水平快速增长，就业贡献显著增大。第五，非国有经济投资贡献持续上升。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其他各种经济形式如城乡个体经济、外商投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逐渐崛起，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开始发生改变。第六，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更加合理。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直接资助，鼓励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筹集资金，既减轻了财政负担，也促使了国有企业进入市场参与竞争。

二、奔小康阶段的工业化

在全民奔小康的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告别短缺经济后的工业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工业化两个阶段，发展主线可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工业立国、包容性发展、可持续发展”。

1.告别短缺经济后的工业化

1983年布票废除，1992年肉票废除，1993年粮票废除。这三大票证的废除意味着中国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告别短缺，进入较为充足的时代。相应地，工业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企业最优生产决策重点不再是以往的填补空白、重点倾斜、价格优势等，而是将重点放在加快创新研发、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上；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财务指标恶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压力越来越大，深化改革迫在眉睫。为此，工业化模式不得不改变，主要涉及两类基本问题：“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要搞怎样的市场经济”。为了回应前一个问题，就要坚定不移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了回应后一个问题，就要扩大对外开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告别短缺经济，意味着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市场经济将逐步处于主导地位。这需要建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经济制度。由于此前社会上和学界普遍存在一种看法，即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行的重要阻碍。邓小平在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一次真正彻底的思想解放和理论革命，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全面建设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国有大型和小型企业发展历史和现状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经验，为巩固和加强国有经济主导地位，推进包括工业在内的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抓大放小）方针。大中型企业改革方向是对仍然保持国有性质的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到2000年底，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 393亿元，比1997年增长了1.97倍，内地31个省份实现整体盈利。在国有小型工业企业改革中，将没有必要保持国有性质的国有企业改革为非国有企业，使企业自主走向市场。总的来说，小型企业改制难度要比大中型国有企业小得多。截至2000年底，81.4%的国有小型企业（51 698家）已完成改制目标。

非公有制工业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社会条件。其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小集体企业采取了“兼并、租赁、转产、调整、扶持、拍卖、破产”等办法，一厂一策，分类施策；有些规模大、经济效益好的集体企业继续向股份有限公司或企业集团发展。据统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77.6%下降到2000年的47.3%，非国有企业（包括集体、个体和其他工业企业）产值占比从1978年的22.4%上升到2000年的52.7%，“三资”工业企业产值占比从1978年的0%上升到2000年的27.4%。

总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竞争推动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工业化从中期向后期转变。为了在极为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企业尽可能地充分发挥了低成本的资源要素、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如减免税收等）、环境质量要素等比较优势，在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下成长壮大，具备了迎接经济全球化的生产能力和发展潜力。

（2）全方位对外开放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这标志着中国从试点式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开放，有助于我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在此背景下，中国工业进一步深度参与全球国际分工，强调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着重培养竞争优势，工业品以中低档为主走向世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从工业化进程来看，我国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低成本优势以及政局稳定等因素，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流入，不仅带来大量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让中国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步成长起来，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产业升级。流入中国的国外直接投资在1990年仅相当于东盟四国的1/3，而到2000年已相当于东盟四国加总的两倍之多。同时，贸易开放领域从竞争性较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从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拓展到交通能源等原材料重化工业以及研究设计等领域。实际上，加工贸易的出口就是廉价劳动力的出口，这主要归因于我国在此阶段具有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且国家能够确保东中西部各地区劳动力自由流动。

（3）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恰逢中国快速工业化时期，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和电子计算机运用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将人类社会推进到电子信息时代。同时，世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从全球发展趋势来看，信息化和环保化的要求让中国深刻认识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更为紧迫的是，以低价格要素大量投入为特点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企业面临着市场饱和和利润摊薄问题，价格战现象十分突出。在此背景下，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意味着中国工业化发展重点开始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向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为主。

为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发展先机，我国政府开始加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布局与培育。2009年1月14日，国务院会议审议通过了汽车、钢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2010年9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将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2012年7月，国务院发布《“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部署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发展领域及其重点发展方向、主要任务、重点工程。通过产业基金、税收减免、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我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进一步加深，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002年的不到9%，上升至2011年的10.5%。

2.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工业化

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大国，但还不是工业强国，无论是在附加值上还是在关键核心领域零部件开发上，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增速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转换的新常态，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亟须改变。因此，工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1）工业强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工业由大向强转型的时代要求，将制造强国放在国家战略层面来推进。2015年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国制造2025》。这与德国提出的“工业4.0”不谋而合，旨在以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带动整个制造业新一轮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面对过早“去工业化”的世界性难题，我国政府始终强调工业立国是根本，坚定不移地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也正因如此，中国才能率先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并取得显著的工业成就。2012—202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6.3%，远高于全球同期约2%的年均增速；制造业增加值从16.98万亿元增加到31.4万亿元，占全球比重从22.5%提高到近30%；产业结构更加高端化，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从9.4%、28%上升到15.1%和32.4%。

为了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时代工业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据统计，我国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成效显著，钢铁行业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去产能1.5亿吨目标，1.4亿吨“地条钢”全面出清，电解铝、水泥等行业落后产能基本出清。

（2）包容的工业化

从国内视角来看，工业化为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驱动力，坚持以工业带动多领域协调发展成为经济体系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工业化初期为消除计划经济下效率低下和绝对平均主义的痼疾，秉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理念，有效解放了生产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为防止出现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致力于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让所有人共享工业化发展成果，实现包容性发展。2020年，我国从整体上消除了现有标准下的绝对贫困，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从国际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业化的包容性。一方面，就贸易畅通而言，中欧班列已成为“一带一路”全球贸易往来“金纽带”，有助于打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促进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利用，推动了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包容性发展。正是由于其打造出现代物流、现代交通运输和现代运营新模式，大幅度降低了物流成本，缩短了运输时间，提高了效率，我国消费类电子产品、家电、服装、日用小商品等多种产品才能以更快速度、更优价格到达欧洲，从而提升了欧洲消费者福利。尤其是在新冠病毒感染期间海运空运受阻背景下，中欧班列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就资金融通而言，中国鼓励和引导有实力、信誉好的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区建设，不仅为东道国创造出新的税收来源和就业渠道，而且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从而有力推动全球减贫事业。以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为例，截至2021年1月入区企业120家，主要涉及建材、鞋帽、纺织服装、汽车组装和金属加工等行业，协议投资9亿美元，实际投资6.8亿美元，总产值15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总额1.2亿美元，为其解决就业18 000人。

（3）可持续的工业化

前些年，我国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较为突出，原有粗放型工业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党中央着力通过绿色低碳化倒逼工业发展方式转型，突出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旨在实现可持续的工业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和阐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明了发展和环保协同共生的新路径。在实践上，我国通过建立全国性空气质量实时监测系统、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实行环境信息公开来构建较为完善的大气污染防治管理体系；通过严控高碳行业过快增长、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高新技术行业快速发展来促进工业结构绿色低碳化；充分利用多种资金渠道加大绿色制造相关专项支持力度，促进能源高效利用、资源循环利用。随着我国对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的持续深化，工业用能更加清洁化低碳化，能源利用效率也在不断提升。

中国工业化可持续发展有目共睹，成就显著。从碳排放来看，工业碳排放强度由2005年的74.5克二氧化碳/兆焦耳持续下降到2017年的66.5克二氧化碳/兆焦耳，下降了10.74%；但碳排放总量仍处于波动式上升的高位平台期，在经历了短暂下降后，从2016年开始有所回弹，这意味着中国工业碳排放在2013年仅暂时性地达到了峰值。从污染治理水平来看，重点工业源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和2010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相比，造纸行业化学需氧量减少84.44%，钢铁行业二氧化硫减少54.19%，水泥行业氮氧化物减少23.12%。

三、共富裕阶段的工业化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由此，中国开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入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历史阶段，工业经济发展也随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1.共同富裕时期工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1）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社会发展是永恒的，动力在于其本身的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随着时间和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条件下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相互转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过70多年发展建设，我国的社会生产特别是生产力方面已基本摆脱了落后状况，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越来越突显、越来越强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制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障碍。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论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2）收入差距较大成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制约因素

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也逐渐显现，尤其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逐渐成为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障碍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81—2022年，我国基尼系数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居高不下，由0.288升至0.467，在1994年越过国际警戒线以后一直维持在0.4以上（除1999年外）。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三个方面：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为2.5；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4 980元、29 650元、27 798元，东部约为西部地区的1.6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是职工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20.2万元），住宿和餐饮业是职工年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5.36万元），两者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9倍和约50%。

（3）制造业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生产率提高

工业生产率提高能扩大财富规模，财富分配结果反作用工业生产率。自1978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劳动者收入报酬增长速度表现出整体上滞后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特点，成为工业经济健康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瓶颈。笔者采用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来衡量制造业劳动者报酬，采用制造业劳均增加值来衡量制造业生产率，结果发现：从总量上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报酬实现了同步增加，分别由1995年的2.25万元/人、5 169元增长至2021年的82.03万元/人、92 459元；但从增速上看，两者增长速度却表现出巨大差异，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约增加35倍，劳动者报酬约增加17倍，后者增长速度远低于前者。

（4）逆全球化、制造业升级受阻与劳动收入增长停滞

制造业发展是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技术创新是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创新与进步取决于市场分工程度，市场分工程度又由市场规模决定。经济全球化不仅为前沿技术创新提供了市场需求规模的支撑，有利于突破式技术的出现，而且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利用先进国家技术外溢促进本国技术进步的机会，极大地节约了技术进步的成本，降低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促进制造业升级发展，需要中国开展各种形式的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合作创新，如吸引外商来华投资、国内资本“走出去”到海外投资设厂、与国外厂商合作进行技术研发等。但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遭受到21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的逆全球化趋势严重制约着我国制造业发展。这些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民粹主义抬头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二是新冷战思维打压与关键核心技术封锁；三是重大突发性全球事件与制造业供应链危机。

2.共同富裕时期工业发展的目标与战略

（1）我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新定位及发展任务

当前我国处于新发展阶段，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我国已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基础，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2）共同富裕时期的工业发展目标

顺利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作支撑。在所有产业中，农业具有报酬递减规律，大部分服务业具有非生产性，而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由于生产过程更加复杂、提供了效率更高的生产手段而拥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因此工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财富生产的最核心手段之一。由此可见，工业才是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压舱石”。从本质上看，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主要是工业发展的目标。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两步走”战略中，第一步走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之对应的工业化发展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第二步走是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之相对应的工业发展目标是到21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见，只有实现了工业化发展目标，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才能如期顺利实现。

（3）共同富裕时期的工业发展新格局

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我国积极加入国际分工网络，形成了资源与市场“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虽然受益于这种国际分工格局，我国国民财富得以在短时期内快速积累起来，但这也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受制于人或被“卡脖子”的现象越发突出，一旦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就会受到重大影响。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新发展阶段应对外部存在的不确定性，摆脱受制于人的现状，实现更加具有独立性、持续性的发展，工业尤其是制造业需要积极响应并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首先，应依靠内生性发展，加快制造业技术自立自强，打造核心竞争力。立足于我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效应，建立和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充分发挥需求对制造业核心关键技术创新的拉动作用，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在事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局和安全的基础关键核心领域，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国内市场规模效应。其次，应积极利用外部市场力量，分门别类重点发展，补齐短板，构建独立自主、有韧性和安全性的制造业供应链体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稳链、补链、强链是重中之重：加快自主创新，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强化底线思维，摸清重点行业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增强产业链韧性；分行业和产业链锻造一批“撒手锏”技术，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单项冠军”，以增强反制力。

3.共同富裕时期工业发展主要成就

（1）支撑新冠病毒感染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

2019年底全球暴发新冠病毒感染，短时间内彻底打乱了人类生产生活秩序，生产要素和商品流通受阻，不仅造成了人民群众生活资料和防疫物资严重短缺，还迫使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暂停自由贸易与流动等管制措施，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甚至出现倒退。我国制造业生产在短暂停滞后，克服新冠病毒感染带来的供应链危机，逐步有序复工复产，承担起保障生活物资生产任务，医疗产品生产企业开足马力并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实现了抗击疫情、支援前线、安全生产“三不误、三促进”。“中国制造”在这场抗击新冠病毒感染的战役中彰显出强大的力量，为打赢病毒感染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在抗击新冠病毒感染过程中，我国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再次证明了制造业对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长期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建立的完整产业体系、形成的强大科技实力、储备的丰富医疗资源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强支撑。”

（2）人均预期寿命取得历史性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因此，人民身体健康既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又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成果。2020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为77.9岁，首次超过同期的美国（77.0岁）。在新发展阶段，平均预期寿命超越美国成为中国最具标志性的成就之一，也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工业发展为新发展阶段提高人民身体健康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人均预期寿命不仅是一个生命个体的生理指标，更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衡量指标，是判断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数，能够体现国家经济、科技、环境、卫生、医疗等多个领域的发展水平。影响国民预期寿命的因素从根本上看是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发展程度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仅使劳动者获得了更高的劳动报酬，而且为提高人民群众医疗水平和健康水平提供了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

（3）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标志性成果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制造业技术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和标志性成就，攻克一批对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具有全局性影响、带动性强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占领国际技术竞争高地，逐渐扭转被西方发达国家“卡脖子”的发展困境，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正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我国近一半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受制于人的局面逐步缓解；航天装备、通信装备、发电与输变电设备、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家用电器等产业急需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的先进制造工艺得到推广应用，部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建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技术基础服务体系，逐步形成整机牵引和基础支撑协调互动的产业创新发展格局。

四、总 结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性是工业化发展的普适性规律，以人为本、以人民利益为核心是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特点。通过回顾谋发展使命下中国工业化道路，本文主要得到以下启示。

其一，工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保温饱、奔小康与共富裕的主引擎。一方面，工业本身是实现科学成果和技术创新的最重要领域，第一、第三产业的技术进步也必须以工业技术的创新和运用为基础。通过技术进步，资源可以更有效地被利用，生产成本得以降低，产品质量和多样性得到提升，从而为消费者和社会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另一方面，工业发展直接带动了大量就业机会的产生。就业人口的增加，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机会的扩大，对缩小城乡差距、提升低收入群体生活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工业持续稳定增长甚至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一旦工业增长失速，就业、收入、市场、国家财政等均会面临危机。

其二，中国的工业化改革从来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结合实际，与时俱进，为了发展而实行的改革。正如上文所言，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内经济建设、工业水平以及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促使我国逐步从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20世纪90年代初，短缺经济时代结束后，工业企业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发生重大改变，越来越多的工业品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推动工业领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21世纪初，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工业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国内企业价格战日益突出，这些因素促使我国深入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仍面临资源与市场“两头在外”风险，因而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其三，对外开放是加快工业化发展的必经之路。拥有14亿多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约18%的中国在几十年内完成工业化进程，这是非常独特的历史现象，世所罕见。中国工业化所取得的发展成就，离不开对外开放的支撑。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的试点开放、90年代的局部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全方位对外开放逐步演进，对外开放步伐持续加快，参与国际分工深度和广度持续增加。这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的引入，而且有利于中国企业学习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

其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工业化发展而言尤为重要。在谋发展使命驱动下，我国一直在探索如何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向市场经济体系转轨，再到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可以说，我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目标是既要有效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价格信号和优胜劣汰机制作用，促使资源流向符合市场需求的行业、效率较高的行业，充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又要有为政府，通过合理的宏观调控避免市场资源配置扭曲，保障市场竞争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与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秦　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

陈明明|青岛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研究。

 

陈素梅,秦宇,陈明明.从保温饱到共富裕：新中国工业化使命的演变[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7(04):35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