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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美国加紧推动对华供应链“脱钩”，此举虽然导致中国对美直接出口出现收缩，但却未能阻止中国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文章尝试从供应链通道国视角解释这一现象，探讨中国推动供应链重塑的路径选择和政策方向。研究表明：第一，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成为影响全球供应链重构的重要因素，并在中美供应链之间催生出通道国，构成了维系中美供应链关联的“反脱钩”力量；第二，中美供应链通道国主要分布在欧洲和环太平洋地区，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通道国在中美供应链之间发挥了主要的连接作用；第三，美国实施供应链“友岸化”政策弱化了供应链通道国的连接作用，而中国采取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有助于提升供应链通道国的连接作用。为此，中国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强化与供应链通道国的多重交织性；有序引导产业国际转移，推动转移产业在供应链通道国安全合理布局；以中间品技术提升和出海主体壮大为抓手，提升我国对全球供应链上游的控制力。
关键词：供应链；通道国；“友岸化”政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基金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计划“能源转型下关键矿产全球供求格局演变与中国关键矿产产业链安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DF2023YS24）的阶段性成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标准开放对我国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24CJY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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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抓住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机遇，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入世初期，中美两国科技创新实力和产业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梯度分布，美国总体上位于“微笑曲线”的两端，而中国则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然而，经过二十多年的开放和发展，中国从单纯的加工制造角色向“制造+创造”并重的角色转变，全球分工地位显著提升。中国在科技、产业的全方位崛起触动了美国的战略利益。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发起多方面的贸易摩擦，通过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和供应链“友岸化”等多重举措，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度。
美国是全球超级消费大国，也是全球第一大进口国。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2023年美国进口额约为中国的1.24倍。尽管受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和供应链“去风险化”的影响，使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有所下降，但从全球生产网络演进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却未能阻止中国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2020—2023年，中国出口在国际市场份额中的占比稳定在14%以上，显著高于2017年的水平（12.8%）。此外，本文基于PageRank算法测算的网络中心度指标显示，当前中国仍然居于全球供应链网络的中心位置。为何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未能阻止中国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现有研究表明，中国的产业政策（杨丹辉，2022）、改革开放政策（渠慎宁等，2021）、金融政策（李春顶等，2018）等内在因素发挥了积极作用。相比之下，本文研究发现供应链通道国这一外在因素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背景下，如果某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度和对美国的最终消费品出口依赖度同步上升，则将该国定义为中美供应链之间的通道国。自2018年引发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采取多种有悖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原则的单边主义措施，对来自中国的直接贸易设置障碍和壁垒。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出口结构发生了新变化，中间品占比由中美贸易摩擦前（2013—2017年）的42.2%，上升至中美贸易摩擦期间（2018—2023年）的46.2%，中间品出口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处在供应链下游环节的国家进口中国的工业原材料和零部件，通过国内加工组装，生产出最终消费品并出口美国，进而发挥了连接中美供应链的直接通道国作用；另一方面，进口来自中国的中间品可以弥补供应链下游国家在其他生产环节的要素损耗，有助于节约用于生产对美出口商品的投入要素，保障了对美出口商品的生产，进而发挥连接中美供应链的间接通道国作用。由此可见，连接中美供应链的通道国对维护中美供应链畅通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对比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前后通道国相关指标的变化，刻画供应链通道国现象及其演进趋势，比较分析不同政策背景下通道国的连接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有效应对美国供应链“脱钩”的政策建议。
二、全球供应链调整中的“通道国”现象：文献评述与边际贡献
基于国际分工理论，各国在效率最大化目标驱动下开展全球分工，并通过跨境贸易实现上下游生产环节的物质衔接，以此形成全球供应链网络。21世纪以来，国际贸易体系呈现发达国家价值环流和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并存的“双环流”格局，中国依托自身的比较优势成为连接两大价值环流的核心通道（洪俊杰等，2019）。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作为“双环流”核心通道国的作用遭到了美国单边主义的挤压和抑制。同时，部分国家和地区则通过连接中美供应链，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通道”角色（苏庆义等，2024）。
关于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背景下供应链通道国的文献，与本文研究的关联性较大。杨盼盼等（2022）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在降低中国对美出口的同时，驱使部分劳动密集型和中低端生产环节向越南转移。越南在与美国开展供应链分工过程中，与中国既存在互补性又存在替代性。其中，互补性使得越南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连接中美供应链的通道国作用。苏庆义等（2024）认为，除越南之外，受益于美国“近岸化”“友岸化”策略和“印太战略”的墨西哥、印度等国家，可能同样承担着连接中美供应链的功能。上述文献虽然关注了供应链通道国及其影响，并以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论证了通道国在维系中美供应链关联中的作用，但未对中美供应链变化中的通道国现象给出全景描述。本文利用中美贸易摩擦识别中美供应链“脱钩”，提出了具有一定范式的供应链通道国识别方法，刻画了中美供应链通道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而解释了为何美国对华“脱钩”未能阻止中国嵌入全球供应链体系。
关于双边供应链“脱钩”背景下贸易向第三国转移的研究，同样与本文存在关联。近期研究表明，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加速了美国向墨西哥、日本和德国等第三国的贸易转移（沈国兵等，2024）。乌克兰危机引致的供应链“脱钩”促使俄罗斯向乌克兰以外的欧洲或亚洲国家进行贸易转移（Steinbach，2023）。类似地，还有文献从中国对外反倾销（陈勇兵等，2020）、中日政治冲突（邝艳湘等，2017）等视角，考察了外部冲击下的供应链贸易转移效应。然而，上述研究更多地强调了当遭遇双边供应链“脱钩”时，当事国如何通过贸易分散化或多样化分散风险，并未探讨第三国在双边供应链之间发挥连接作用的问题。
关于贸易摩擦或供应链“脱钩”应对策略的相关研究，也与本文存在一定的关联。基于贸易摩擦当事国视角的研究表明，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显著降低了对外贸易摩擦频率（冯帆等，2018）。在遭受贸易摩擦时，汇率贬值、加入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短期的贸易报复等措施有助于降低贸易摩擦的消极影响（李春顶等，2018）。与此同时，还有研究认为面对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中国应依托创新引领供应链延展（杨丹辉等，2024），对内深化改革、对外高水平开放（渠慎宁等，2021）。基于贸易摩擦非当事国视角的研究认为，他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将改变非当事国的生产率和市场结构（Jung，2020）。面对不直接涉及本国的贸易摩擦，非当事国应主动采取平衡性的经贸策略，而非“选边站”或采取围堵式经贸策略（Ren等，2024）。显然，上述文献虽然关注了政府宏观政策和企业微观策略在应对供应链“脱钩”时的作用，但同样鲜少关注供应链通道国的作用。
三、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及其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影响
（一）美国推动对华供应链“脱钩”及影响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大力推动制造业回流。然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例（以下简称“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份额”）却稳中有升。2018年特朗普执政后对华挑起贸易摩擦，大幅采取单边主义措施加快对华供应链“脱钩”，导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份额急剧下降（见图1），由2017年的21.6%下降至2020年的19.0%。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打压手段更趋多样化，从中国的进口份额继续下滑。2023年墨西哥超过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进口来源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这一状况呈现出加剧趋势。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2024年第1季度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份额下跌至12.8%，低于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份额3个百分点。从时序比较来看，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情况较2023年的水平（占比14.1%）更为严峻，接近2003年中国入世初期的水平（12.5%）。
图1 2013Q1—2024Q1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份额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贸易数据库，https://dataweb.usitc.gov/。
注：图中“美国供应链声明”事件是指2022年7月美国政府发布的《有关就全球供应链展开合作的联合声明》。
然而，由于全球供应链网络由多重节点和通道组成，这些节点和通道的形成与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分工深化和要素跨境配置的结果，因此中美两国之间供应链仍有多重复杂的关联，主要表现在：首先，中国与美国主要的供应链“友岸国”①之间存在强连接，并在近几年出现了不断增强的态势。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1至6月，中国与大部分的美国供应链“友岸国”均实现了进出口贸易正增长。其中，中国与巴西、墨西哥和韩国的进出口贸易同比增长了17.3%、15.7%和7.6%。其次，中国与美国供应链“友岸国”的制度关联明显增强。面对不断增加的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国坚持维护多边体制，相继与澳大利亚、韩国、瑞士、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签署了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与巴西和印度等国家建立起“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框架。换言之，这些国家与美国保持密切合作的供应链伙伴关系，同样也与中国保持着高水平经贸合作关系，中美两国的供应链存在多重交织性。此外，中美之间的供应链关联也表现出产业分化特征。以运输设备及其零部件为例，中美经贸摩擦产生以来，两国在该领域依然保持强连接。图2呈现了美国从中国进口运输设备及其零部件变化情况，其中201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运输设备及其零部件份额有所下降，然而这一份额在2020年便表现出强烈的反弹趋势，2021—202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运输设备及其零部件份额整体高于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的水平。
①供应链“友岸国”是指与美国共同签署《有关就全球供应链展开合作的联合声明》的国家。2022年7月美国政府发布了《有关就全球供应链展开合作的联合声明》，该声明召集了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刚果（金）、欧盟、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兰、韩国、新加坡、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家和地区与美国共同开展供应链合作，试图打造以价值观为主导和以地缘政治为纽带的供应链"友岸化”格局（婕妤，2023）。资料来源：http.://www.state.gov/supply-chain-ministerial-joint-statement/
图2 2013—2023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运输设备及其零部件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贸易数据库，https://dataweb.usitc.gov/。
（二）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背景下的全球供应链格局
全球供应链网络由节点（国家）和边（贸易流）组成。当某一组节点（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连接紧密，但与其他组的节点（国家）之间贸易连接稀疏，则认为这一组节点（国家）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供应链网络社团。本文使用中间品贸易刻画全球供应链上游的供需关系，使用最终消费品贸易刻画全球供应链下游的供需关系，分别从供应链上下游考察全球供应链格局的演变趋势。
从全球供应链上游来看，中国始终是全球供应链网络最核心的中间品供给国，中国主导下的供应链网络社团集聚的国家数量最多。如表1所示，与2017年相比，2022年中国主导下的供应链社团集聚的国家数量有所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的叠加冲击，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实施了多元化对外经贸策略。例如，中国利用“向南合作”的经贸战略进一步扩大了对东盟各国的中间品供给，从供应链上游强化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联。不仅如此，中国还通过主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单边开放，加强了与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贸关联。
表1 2017年和2022年全球供应链社团分布比较
数据来源：社团类别使用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提供的2022年全球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数据，并借助Gephi软件网络模块化工具测算而来。根据社团国家数量对类别进行了编号。
从全球供应链下游来看，2017年中美两国总体上处在同一社团网络，美国在该社团网络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居于次主导地位。彼时，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国作为供应链下游的加工制造大国，向美国输出了大量最终消费品。然而，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美国不断推进供应链“去中国化”，中美两国的贸易关联转弱，导致原属于同一社团网络的中美两国“分道扬镳”。到2022年，中国和美国嵌入的供应链网络社团发生了分立。中国凭借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的地位，仍处于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国家数量最多的供应链社团。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是驱动此轮全球供应链重构的重要因素，突出表现为：一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游依托多元化策略扩大了其引领下的社团国家数量；二是中美两国在供应链下游逐步“分道扬镳”，由中美共同引领同一个供应链网络社团演变为中美分别引领不同的供应链网络社团。
四、通道国及其在中美供应链调整中的作用
（一）供应链通道国的界定及测度
狭义上，如果某国将进口自A国的中间品加工组装，产出最终品并出口B国，则认为该国在A国和B国之间发挥了供应链通道国作用。由于一国生产中的中间品投入数据较难获得，因此本文界定了广义上的供应链通道国。在本文研究情景下，与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相比，如果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某个国家对中国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度和对美国的最终消费品出口依赖度同步上升，则认为在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背景下，该国在中美供应链之间发挥了通道国作用。
2018年引发的中美贸易摩擦是近年来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的标志性事件，因此本文以中美贸易摩擦为节点，将2013—2017年界定为“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将2018—2023年界定为“中美贸易摩擦期间”。进一步地，本文使用世界各国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占其本国中间品进口总额的比重，衡量各国对中国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度；使用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最终消费品出口占其本国最终消费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衡量各国对美国的最终品出口依赖度。本文采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13—2023年，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贸易数据库。此外，本文按照联合国统计司的分类，将BEC代码为111、121、21、22、31、322、42和53等行业的产品界定为中间品，将112、122、522、61、62、63、321和51等行业的产品界定为最终消费品。
（二）中美供应链通道国的特征事实
1.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催生供应链通道国，主要分布在欧洲和环太平洋地区
根据前文界定，与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相比，如果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某国对华中间品进口依赖度和对美最终消费品出口依赖度同步提升，则认为该国在中美供应链之间的通道作用有所提升。进一步地，本文根据这些通道国与中国的中间品贸易规模将其划分为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第一梯队的通道国在2018—2023年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贸易额在千亿美元以上，第二梯队的通道国则在千亿美元以下。
本文的测算结果表明，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产生后，中美供应链之间出现了诸多通道国。在第一梯队的通道国中，通道作用有所提升的国家分别为韩国、印度、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意大利、英国、土耳其、荷兰和法国；在第二梯队通道国中，通道作用有所提升的国家分别为哥伦比亚、秘鲁、智利、西班牙、爱尔兰、波兰、奥地利、瑞典、瑞士、比利时和斯洛伐克（见表2）。从国家地理分布来看，上述25个通道国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地区和欧洲地区。
表2 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通道国的识别结果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贸易数据库。
注：对华中间品进口依赖度增长量是指与中美贸易摩擦前相比，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各国对华中间品进口依赖度的增长量（百分点）；对美最终品出口依赖度增长量是指与中美贸易摩擦前相比，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各国对美中间品出口依赖度的增长量。下同。
2.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通道国在中美供应链之间发挥了主要的连接作用
本文通过分析通道国特征发现，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通道国（以下简称“发展中通道国”）大多集聚在第一梯队，其中既包括处于美国“友岸化”战略框架内且毗邻美国市场的墨西哥，也包括与中国同属RCEP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且毗邻中国市场的部分东盟国家。考虑到第一梯队的国家是连接中美供应链的主要通道国，因此本文推断发展中通道国是连接中美供应链的主要通道国。为了验证这一判断，本文基于第一梯队通道国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与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相比，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发展中通道国对华中间品进口依赖度上升了2.65个百分点，而属于发达国家的通道国（以下简称“发达通道国”）仅上升了1.34个百分点。同时，与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相比，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发展中通道国对美最终消费品出口依赖度上升了7.78个百分点，而发达通道国仅上升了1.17个百分点（见表3）。相较于发达通道国，发展中通道国之所以发挥了更大的“通道”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具备加工组装环节的比较优势以及对美出口低关税壁垒的政策优势。凭借这些优势，发展中通道国正在对中国最终产品出口形成替代效应。在中间品贸易领域，发展中通道国对中国的依赖度上升不仅为中国对外贸易转向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更为拓展全球供应链体系、维系中美供应链关联，进而形成“反脱钩”力量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表3 发达与发展中通道国的作用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贸易数据库。
（三）政策情景设定与通道国作用的比较分析
通道国在中美供应链之间发挥的实际作用，除了受通道国的要素禀赋优势、产业发展水平以及全球供应链格局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经贸政策。为此，下文根据不同的政策情景，解析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背景下供应链通道国的异质性作用。
1.美国“友岸化”布局对供应链通道国作用的影响
进口来自中国的中间品是通道国连接中美供应链上游的关键环节。然而，美国的供应链“友岸化”布局旨在降低以美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社团对中国中间品的依赖度，因此理论上将遏制通道国与中国的连接，进而降低其在整个中美供应链中的连接作用。为了检验这一影响，本部分将研究对象限定在中美供应链之间的25个通道国，并将通道国划分为两组：一组属于美国的供应链“友岸国”，另一组属于美国的供应链“非友岸国”。从供应链上游看，与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相比，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美国的供应链“友岸国”和“非友岸国”对华中间品进口依赖度均有所提升，但“友岸国”的依赖度增长量（1.47）明显低于“非友岸国”的依赖度增长量（2.42）。由此可见，美国的供应链“友岸化”布局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通道国输送中间品。从供应链下游看，与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相比，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美国的供应链“友岸国”对美国最终品出口依赖度的增长量，仅略高于美国的供应链“非友岸国”约0.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美国对华供应链“脱钩”并未大幅提升通道国对美最终消费品的输送水平（见表4）。究其原因，主要是作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在中间品供应效率和供给质量方面占据优势。尽管美国推行“友岸化”布局削弱了供应链通道国对华中间品进口依赖度，但由此引致的生产投入缺口难以被其他国家代替，致使“友岸化”的通道国对美最终消费品供给能力大打折扣，进而弱化了通道国对中美供应链的连接作用。
表4 友岸化视角下中美供应链通道国的作用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贸易数据库。
2.中国贸易政策导向对供应链通道国作用的影响
中国与通道国采取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将赋能通道国更好地贯通中美供应链上游，为通道国生产对美出口产品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要素供给，因此理论上可能强化通道国对中美供应链的连接作用。本部分将研究对象再次限定为25个中美供应链之间的通道国，并根据其是否与中国共同签署了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将通道国划分为两组：一组为已经与中国签署了自贸协定的国家，另一组为尚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结果显示，从供应链上游来看，与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相比，已经与中国签署了自贸协定的国家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对华中间品进口依赖度增长量明显高于尚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这意味着，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政策强化了通道国与中国之间的中间投入关联。从供应链下游来看，与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相比，已经与中国签署了自贸协定的国家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对美最终品出口依赖度增长量，同样高于尚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见表5）。这意味着，中国与通道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政策对促进中美供应链下游连接效果显著。究其原因，主要是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通道国大多与美国签署了自贸协定，或是美国推行“中国+1”政策的主要承接地。例如，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等五国同属东盟成员国，一方面通过自贸协定强化了与中国这一供应链上游的连接作用，另一方面借助美国的“中国+1”政策承接来自中国的转移产业，并加工出口至美国，提高了与美国这一供应链下游的连接作用。供应链通道国依托来自中国的中间品释放充足的产能，进而提高了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对美自由贸易政策的优势加持下，供应链通道国对美出口规模得以扩大。
表5 自由贸易协定视角下中美供应链通道国的作用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与世界各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数据，来自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在25个中美供应链通道国中，韩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和瑞士等国家已经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五、政策建议与展望
（一）政策建议
中美供应链关系中通道国效应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国际分工体系对贸易环境变化做出自我调整的结果，对全球供应链演进及相关参与方的经贸利益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启示：
第一，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强化与供应链通道国的多重交织性。一是应重点加强“向南合作”的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建设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面向东盟开放发展的前沿阵地，以此为窗口强化我国与集中分布在东南亚的供应链通道国之间的协作；二是应进一步释放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实际效能，以金砖机制为纽带，深化并提升我国的外贸多元化战略；三是加强战略预判，积极稳妥提升中欧经贸关系，稳固我国与坐落在欧洲地区的供应链通道国的合作伙伴关系。
第二，有序引导产业国际转移，推动转移产业在供应链通道国安全合理布局。一是建议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加强对全球供应链网络的跟踪分析，研究确定我国产业国际转移负面清单和白名单，引导我国产业有序转移；二是以加强对供应链通道国投资布局为契机，健全我国企业出海的全球化服务体系。充分发挥驻外商务部门服务企业的职能，为企业提供海外政府制度和商业信息收集、信贷融资、信贷担保和投资保险服务，解决企业海外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即时性困难。
第三，以中间品技术提升和出海主体壮大为抓手，提升我国对全球供应链上游的控制力。一是应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加快突破以半导体为代表的关键中间品生产技术“卡脖子”问题，不断创新中间品应用场景，形成场景驱动创新、创新驱动生产的良性局面；二是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和钢铁等领域为突破口，鼓励中国企业更高水平“走出去”。发挥协会、商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组织国内中间品生产企业抱团出海，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提高需求多样性；加强行业自律，组织国内中间品生产企业建立协作机制，对出口产品价格进行合理调控，避免“以价换量”和“低价竞争”等内卷式竞争及其海外溢出风险。
（二）研究展望
现阶段，供应链通道国承担着连接中美供应链的枢纽作用，但这种“正向”通道效应存在不确定性。美国一旦通过更为严格的原产地规则或中资海外投资管制等方式，强化对中美供应链通道国的规制，通道国的连接作用将受到很大限制。与此同时，供应链通道国同样存在向供应链上游攀升的动力，且有可能在向上攀升的过程中逐渐弱化自身的通道作用，对中国市场份额形成更大范围的替代，这将加剧中美供应链的断裂风险。因此，长期来看，影响供应链通道国效能发挥的因素复杂多变。本文虽然研判了美国的“友岸化”政策对通道国连接作用的弱化，但受可得性信息限制，难以定量测算供应链通道国对美国主导的孤立型供应链体系的依附程度。此外，跨国投资同样是影响全球供应链格局的重要因素，但现有的跨国双边投资数据大多为国家维度的数据，难以支撑全球供应链格局的系统研究，这同样可能是学界下一步研究的潜在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杨志浩 | 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跨国投资。
杨丹辉 | 新兴产业研究室研究员、博导。
杨志浩,杨丹辉.供应链通道国对中美供应链的影响及政策启示[J].国际贸易,2025,(01):25-33.DOI:10.14114/j.cnki.itrade.2025.01.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