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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依赖于产业基础的高级化。这是实现中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路径和重要抓手。产业基础高级化强调产业基础能力的持续提升，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起着决定性作用。近年来，通过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我国产业“六基”水平明显提高，但依然存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科技封锁层层进逼、创新生态结构失衡等问题。下一步，应构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完善创新生态系统，深化拓展产业链，以激发市场活力，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强化产业基础高级化的组织保障能力；优化政策支持，强化产业基础高级化的政策支撑能力；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强化产业基础高级化的资金保障能力；集聚培养人才，强化产业基础高级化的人才支撑能力。
关键词：产业基础高级化；现代化产业体系
基金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2024YZD006）；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项目（DF2023YS25）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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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产业基础高级化。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积极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等方式，助力产业升级。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产业基础高级化已成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产业基础高级化，作为产业基础能力的深度提升、结构的优化配置以及质量的稳固保障，不仅是产业形成与成长的根本依托，而且对产业的发展效能、增长潜力及其持续生命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以及我国产业体系转型升级需求的积极响应。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产业基础高级化的战略意义愈发凸显。这些先进科技不仅为产业升级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石，更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迈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崭新阶段。因此，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不仅成为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核心策略，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产业基础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柱之一，涉及基础性操作、设计、制造、生产、研发、应用以及各环节间的协同运作，既包括提供基本生产资料的产业部门，也包括提供产业底层结构的产业要素。高级化的产业基础构建会显著提升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促进基础技术向集约化方向发展，并促使基础设计、制造及生产流程达到更高层次的精细化。这一过程不仅加速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而且显著增强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提升产业在全球市场中的适应性与韧性。
一、产业基础高级化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和关系
（一）产业基础高级化的内涵
产业基础是促进产业成长壮大的关键因素与前提，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与经济架构的稳固基座。从狭义看，产业基础主要包括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6大类核心元素及技术，统称“六基”。这6大类基础元素共同支撑着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架构，是整个产业体系中最根本、最核心的部分，对产业平稳运行、创新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中，基础零部件和元器件是构成复杂产品的基础元素，它们的性能和质量直接决定产品的整体性能和可靠性。基础材料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材料发展推动着相关产业进步。基础软件是信息化时代的核心驱动力，不仅支撑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建设，更是实现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兴业态的关键。基础工艺是实现产品制造的关键环节，其水平高低直接决定产品的制造成本和竞争力。产业技术基础则是连接产学研用的桥梁，通过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产业升级。
产业基础高级化是指产业基础能力持续提升，逐步实现自主可控、安全高效，逐步降低对国外产业链供给体系的依赖，实现产业整体向更高层次迈进的过程。实现这一进程不仅需要持续增强产业基础实力，确保技术层面的自主性与安全性，提高运行效率，逐步减少对国外供应链的依存度，而且要求实现产业的高增值性，促进产业结构不断“软化”，知识和技术不断嵌入，供给和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二）产业基础高级化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现代化产业体系与传统的以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产业体系不同，是指那些展现当代领先性、竞争优势，并面向未来产业与技术发展趋势的产业体系。它不仅关注产业结构的宏观布局，而且深入到产品和知识分工的微观层面，具有复杂的知识体系、异质性的技术分工，以及显著的产业融合趋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而构建，特别强调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协调性和包容性。党中央明确提出“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了方向。产业基础的高级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为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和方向。
1.产业基础高级化依托先进技术，能够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性。
产业基础高级化通过高端技术应用，推动产业基础能力全面提升。这一过程涉及对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即解决所谓“卡脖子”问题，不仅包括实体资产如原材料、零配件、生产设备和机械装置的制造，而且包括对软件、知识产权和产业服务等无形资产的掌控。拥有先进技术意味着能够在关键领域和节点构建起不受外部控制、能够自我维持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特别是在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基础产品领域。这显著增强了产业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确保在供应链受阻时，产业能够自给自足，维持运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而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自主可控性。
2.产业基础高级化要求产业链具有完整性协调性，有助于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安全可靠。
在产业链层面，产业基础高级化不仅体现在为下游产业提供及时、精准的供需匹配，而且涵盖产业链内各环节及不同功能间的相互补充与协作。产业链完整性协调性是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的关键要素。它通过构建交织、多层次、广泛的网络体系，将相同或不同行业的实体连接起来。在这个网络中，各类组织共享整合彼此的独特资源、专业知识和技能，使产业基础能够以网络化和共享的方式与关联产业链等要素实现新的融合与协同。这种融合与协同降低了对外部供应链的依存度，增强了产业的稳定性与韧性，从而保障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安全可靠。
3.产业基础高级化是动态演化的过程，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动态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
在产业基础高级化中，上游产业部门必须持续创新技术和强化管理，提升技术、产品、工艺和供给能力。这一过程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随着技术进步、市场需求变化和政策导向不断演进。在产业基础高级化的动态演化中，升级和创新是产业基础的核心。这一过程涉及利用数字技术和挖掘潜在优势，努力推动价值链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随着这一跃升的实现，动态比较优势逐渐显现，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国际竞争力持续提高。
总之，产业基础是产业发展的根本支撑和动力之源，是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最基础且具有关键性作用的因素，直接决定着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高低。只有不断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才能支撑和促进产业现代化。
二、进展成效
（一）产业基础能力提升
近年来，通过产业基础高级化，我国基础零部件、元器件、软件及材料的可靠性、一致性与稳定性显著增强，关键产品的使用寿命明显延长。
通过实施“揭榜挂帅”机制，高端装备领域取得系列突破，精密减速器精度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智能传感器国产替代进程加快。2024年，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攀升至93.93%，这一指标已连续9年保持在93%以上的高水平，相较实施工业强基工程的起始年份（2011年）显著提升了6.43个百分点（见图1）。部分行业，如输变电领域，已构建起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与技术体系。我国还主导了国际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成套装备标准，关键组件国产化率超过90%，出口占比达25%以上，其产品性能与技术指标均居国际前沿。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9%、7.7%，创新能力有新提升。
图1 2009—2024年我国制造业产品合格率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历年产品质量状况分析报告整理。
（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产业基础高级化加速了标志性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软件及关键材料的工程化及产业化。该举措通过整合创新链供应链与市场平台，以及优化协同开发机制，有效解决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难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推进下，我国已成功突破近80种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和近70种关键基础材料的工程化、产业化，大幅增强了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信息通信设备、机器人、电力装备等领域的自主可控水平。我国在高速动车组齿轮传动、机器人核心组件、高精度减速机等关键部件实现自主研发，打破垄断，国产化程度提升，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及成本优于进口，展现出全面替代进口的潜力。自工业强基工程实施以来，2016—2023年共计布置落实90个重点产品、工艺“一条龙”应用项目，显著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与协同创新，形成了互利共生、分工协作的高效运作模式。
（三）基础产业集群发展
借助产业基础高级化战略，我国已逐步构建起以下特色鲜明的基础产业集聚区。
长三角地区依托科技创新走廊，打造生物基础技术、集成电路设计制造与新材料3大协同创新集群，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闭环。上海张江科学城通过建设“芯片-软件-整机”垂直整合的集成电路产业生态，实现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环节集群化发展。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延伸石油炼化产业链，构建石化新材料、高端化学品的循环经济生态链。
珠三角依托数字经济发展优势，构建以电子信息、智能装备、5G通信为核心的产业生态圈，其中，深圳大疆创新建立的全球最大消费级无人机产业集群，已形成涵盖芯片、飞控、动力系统的全链条配套体系。
武汉东湖高新区聚焦光电信息产业，培育出从光谷材料、激光器到显示终端的千亿元级产业集群。
成都、西安航空航天产业集群依托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形成“研发-制造-服务”三位一体的航空产业生态圈。
（四）创新体系不断完善
伴随着产业基础高级化的演进，我国强化科技研发支撑体系取得显著进展，具体体现为国家重大科学装置、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相关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构建，均展现出卓越成就。
2018年以来，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文优化调整和新增国家重点实验室，总量保持在700个左右。2022年5月，首批20个标杆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超过100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或重组完成。
在基础设施要素上，为支撑产业基础建设所需的技术、人才、资金及数据等资源为制造业技术革新创造坚实后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我国研发资金支出达到3.61万亿元，占GDP的2.68%，研发力度已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和欧盟的平均水平。
从制度和环境角度看，支持产业基本增长的融资、税收财政，土地与能源、外贸等相关政策框架，以及产学研用合作、产业链协作、创新技术研发、军民结合等体制和机制已得到较好维护。
三、存在的短板制约
（一）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与规模宏大的终端产品生产制造相比，我国在产业基础研发与制造层面仍存在不足，基础不牢，底子不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总体上看，我国产业基础核心领域自给率约为30%～40%，一些产品和服务对外依存度极高，普遍达到90%～100%的水平，显著依赖美欧日等的进口。
根据中国工程院的研究报告，在26个代表性制造业行业中，我国有10个类别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且有5类差距巨大（见表1）。尤其在重大基础装备领域，我国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飞机和航空发动机，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的产品性能、使用寿命、质量可靠性等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大。2023年，我国工业领域安装机器数量达到44.31万台，全球销量总计31.6万台，在工业机器生产和消费方面均位列世界第一。但是，我国高端数控机床市场，尤其是85%的份额，主要被日本发那科、牧野DMG、哈默以及美国哈斯等国际巨头所掌控。数控系统领域，95%的市场依赖德国西门子和力士乐，日本发那科和三菱，以及法国NUM等外资品牌。机器人减速器市场中，外资品牌占据了70%以上的份额，而智能机器人发展所需的视觉、力觉、激光、声呐等传感器主要依赖进口。
表1 我国26类代表性制造业产业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工程院，《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制造强国战略研究（三期）综合报告》，2019年1月。
（二）科技封锁层层进逼
在全球分工体系的驱动下，各国依据比较优势划分生产领域，以此解决自身产业的薄弱环节。在这一模式下，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长期扮演着世界工厂角色，尤其在高端基础零部件与服务的进口市场中占据至关重要地位。
但是，在贸易争端与全球大国战略博弈的背景下，美西方发达国家已将其在基础科学与关键技术领域的优势转化为经济制裁的利器，频繁运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断供等非传统经济手段，试图遏制我国在高科技产业的崛起与发展。如，2022年8月，全球半导体双雄AMD与英伟达接受美国政府指令，被迫中止向我国客户供应包括H100、MI100与MI200在内的数款顶尖GPU芯片。此禁令直指高端计算芯片领域。
实际上，美国在先进芯片技术上对我国的限制行动，自2015年“天河二号”项目中4家中国实体被列入“实体清单”开始，便已拉开序幕。随后，2019年，海光、中科曙光等5家机构相继被纳入。直至2021年，飞腾、申威等7家超算机构亦未能幸免。一系列举措清晰地揭示了美国在高端芯片领域对我国采取的持续性技术封锁策略。显然，美国为遏制我国先进计算领域发展，策略从将特定实体纳入实体清单，逐步演进至全面禁止相关产品销售，其打击与影响范围不断扩展深化。
（三）创新生态结构失衡
近年来，资本、土地等要素偏好流向服务业、虚拟经济等更容易实现价值创造的领域，导致更具不确定性、长周期的基础产业领域出现要素供给不足，特别是高端要素供给已成为产业基础提升的瓶颈。这种结构性矛盾不仅体现在人才、数据、资本等核心要素的短缺上，更深层原因是体制机制障碍对要素配置的扭曲。
一是基础科学领域领军型人才与工业领域高层次技术人才双重短缺凸显教育体系与产业需求的错配，高校教育模式偏重广度而忽视特色工科专业建设，加剧了专业技能人才的供需失衡。
二是产业基础数据积累匮乏与核心技术依赖进口的恶性循环，折射出国产工业软件推广应用的机制壁垒。
三是风险投资匮乏背后存在资本回收周期长、风险收益比失衡的政策性歧视，资本更倾向于投向短平快领域。
更深层的制度症结是政策支持体系长期偏重整机和成套设备，忽视核心技术和零部件的自主攻关。底层技术研发缺乏长效激励机制，跨学科协同创新平台缺失导致技术攻关碎片化。产学研协同机制受制于科研评价体系市场偏离与企业研发能力薄弱的双重制约。国产基础产品推广应用面临招标采购中的隐性门槛。这些体制机制障碍共同削弱了要素向基础产业流动的动力，使要素供给不足从表层现象演变为系统性缺陷。
四、新发展格局下的思路与策略
新发展格局下，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应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集中力量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稳固基础建设，优化产业环境。培育产业链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隐形冠军，着重强化优势领域，填补关键缺口。推动政产学研用等各方面协同共进构建联动政策框架，驱动产业基础重塑与核心技术创新。通过“一条龙”形式的链式突破，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上中下游各方面的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构建基础优先和融合发展相结合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一）构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实施“领航企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分层培育计划。提升产业基础能力，突破发展瓶颈，核心在于激发企业活力。全球工业和制造业强国均以竞争力强、结构优化、分工协作的企业群体为基石。因此，培育和优化市场主体结构是产业基础高级化的关键。
应加快培育领航企业和链主企业，增强产业生态主导力和产业链控制力。同时，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深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着重壮大专精特新和隐形冠军企业，特别是在关键基础材料、装备、零部件、工业软件、技术和工艺领域。培育广泛的中小微企业，解决其实际困难，优化大中小微企业间的利益分配，建立合作共赢的产业关系。优化企业间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企业在产业基础强化中共同和谐发展。
（二）完善创新生态系统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应彻底革新产业发展环境，构建促进产业创新、增强基础能力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水平的生态系统。这包括促进产业集群和产业配套能力，加强体系建设，确保产业和市场循环畅通，提升产业链的完整性、强度和韧性，实现全链协同。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完善产业基础服务体系，推动产业链治理现代化。
与此同时，强调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的重要性，涵盖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及战略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加大对创新产品的采购，利用政策推动其推广应用。
（三）深化拓展产业链
集中资源培育核心产业集群，以驱动产业革新与产业链深化拓展。依托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平台以及领航和链主企业，集中资源于集成电路、核心软件、高端数控机床与高端科研仪器等关键产业领域。
发挥体制优势，整合国家科技资源，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与技术应用合作，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技术难题，缩短与国际顶尖水平的差距，尤其在研发设计环节，实现全面补强与升级。
对高铁、电力装备、家电、数字化平台等核心产业，汇聚前沿科技成果，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性，促进上下游联动创新与深度融合，构筑全链条竞争优势。针对纺织服装、钢铁与工程机械等传统行业，迅速融合现代信息技术、低碳技术与智能技术，重塑产业结构，增强服务效能，引领制造业拓展至研发设计、系统集成、品牌营销与后端服务领域，从而向价值链高端迈向。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前沿产业中，龙头企业应担当领航者之责，聚合产业链上下游，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集中力量突破底层与前瞻技术，强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本实力。借助我国庞大的市场潜力，迅速推动核心创新成果实现产业转化与市场落地。
五、对策建议
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是涉及全局和长远的战略任务，应通过制度革新、政策赋能、创新生态构建多维协同，持续发力、久久为功，确保落地见效。
（一）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强化产业基础高级化的组织保障能力
1.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和规划统筹。
基于西方先进国家在强化产业基础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的成功实践，结合我国产业发展的独特背景与资源禀赋，以国家战略目标为指引，精心规划产业基础高级化的全局蓝图。明确战略导向，确立优先领域，探索可行路径，制定具体措施。同时，全面布局产业“六基”关键项目，以实现整体提升与长远发展。
2.强化组织领导。
在国家持续强调以实体经济发展为核心、致力打造全球领先的制造强国的战略背景下，加速产业基础高级化转型尤为重要。建议建立国家产业基础高级化推进与制造强国建设工作机制，全面协调产业基础高级化与制造强国建设，确保重大议题有效落实，指导各相关部门间的协作。同时，依托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国家产业基础高级化推进与制造强国建设工作办公室，专注于政策制定、行业规划与重大工程项目管理，密切关注发展动态，评估规划实施效果，为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生产企业、金融投资机构与科研机构提供指导与支持。
（二）优化政策支持，强化支撑能力
优化政策工具，降低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速技术攻关与产业升级。随着我国产业发展范式从模仿到独创，从跟随到领跑，从配角到主角转变，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应及时调整优化，以适应新时代新征程产业发展的需要，在新发展格局下为产业基础高级化推进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
1.重构产业政策框架。
从侧重特定产业的差异化、选择性扶持，转向全面普惠、注重功能性的政策框架，重点厘清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边界，避免扭曲市场机制，通过反垄断监管、公平竞争审查等手段维护市场秩序，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营造公平环境。
2.完善财税激励机制。
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对工业基础产品、基础软件等领域加大增值税抵扣力度。提高保费补贴比例至15%～20%，设立专项奖励基金鼓励企业采用国产高端装备。探索“揭榜挂帅”项目税收返还机制，强化核心技术攻关的财政保障。
3.创新多元化融资模式。
构建分层金融服务体系，对龙头企业提供投贷联动、债转股等综合服务。通过知识产权质押、供应链金融等方式纾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支持专精特新企业登陆科创板、北交所。创新政策性金融工具，联合产业基金设立“基础研究专项”，重点支持前沿技术产业化。
4.健全协同创新机制。
依托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搭建跨学科、跨行业协同平台，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在集成电路、高端仪器等领域试点“链长制”，由龙头企业牵头整合上下游资源，攻克“卡脖子”技术。建立产业基础数据共享平台，破除数据孤岛，支撑研发设计环节数字化升级。通过政策组合拳，系统性增强产业基础高级化的政策牵引力，加速实现关键领域自主可控，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三）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强化要素供给能力
坚定不移走科技自立自强之路，发挥创新在产业基础高级化建设全局中的关键核心作用，强化创新体系构建，着力提升产业基础技术与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原始创新潜能。特别是应重点加强资金和人才两大要素供给，确保创新活动获得充足的支持和资源，驱动产业基础高级化进程，保障产业基础发展拥有核心动力与坚不可摧的技术基础。
一方面，建立健全多元化产业技术创新投入体系，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技术创新活动普遍涉及巨额资金投入。当前，我国正由集成创新与消化吸收再创新阶段迈向原始创新，“顶天（高精尖原创技术）立地（基础理论研究）型”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适应这种新趋势新特点，在创新投入与机制建设方面应适时革新优化，强化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精炼支出结构，激励社会资本、风险投资与公益基金等民间资源投入技术创新，构建多元化产业技术创新投入体系，确立稳定持续的创新资金供给机制，以此为产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奠定坚实的资金基础。
另一方面，不断培育和供给高端科技创新、工程师、技能型工匠以及现代企业经营管理4类关键人才。坚决消除所有阻碍人才培育与引进的体制性机制性壁垒，广泛汇聚全球优秀人才，确保其得以有效利用。加速构建促进人才成长的培养体系，优化人尽其才的使用环境，强化才尽其用的激励措施，完善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选拔流程，确保人才根基稳固，人才培养源源不断，以满足持续发展的需求。优化创新人才评价激励制度，探索建立由创新团队主导的创新人才智力报酬制度。基于产业基础高级化的迫切需求，构建能有效克服产业基础能力限制的人才评价体系，着重以创新能力和实际成果作为科技人才评价的核心指标，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郭 琎 |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秋芸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吴海军,郭琎,李秋芸.以产业基础高级化为突破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J].宏观经济管理,2025,(07):39-45.DOI:10.19709/j.cnki.11-3199/f.2025.07.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