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中国路径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2026年第6期刊发的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第一批成果。为加快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凝聚全国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力量，于2025年9月启动“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该工程第一批成果已于2026年5月9日正式对外发布，这些成果将在《中国工业经济》陆续发表。

 

 

一、引言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作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中国制造业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地位，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4.66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约30%，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不可替代的枢纽位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指出“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命脉所系”，强调要“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为新时代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制造强国建设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成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单列成章。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中心等单位共同研编的《2025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已成功实现制造强国建设“第一步走”战略目标，成为继美国、德国、日本后第四个迈入全球制造强国行列的国家，目前正处于制造强国“第二步走”的关键时期。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跻身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的战略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摆在突出战略位置。然而，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后发国家优势重构趋势，全球科技竞争、产业链重构与外部约束相互交织，后发国家传统追赶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西方经典工业化理论无法充分适配中国超大规模市场、追赶转型与换道发展并行、对外开放与自主可控统筹兼顾的大国特征，难以完整解答中国通过技术与制度创新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跨越这一实践命题。因此，立足中国制造业发展实践经验，总结提炼具有中国特色和一般解释力的制造强国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解释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内在逻辑与独特路径，不仅是中国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要，更是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自主工业化道路贡献中国方案的使命所在。

二、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典型事实

经过70余年的接续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跨越式赶超与新时代以来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制造业走过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全、从全到大的历史进程，在发展进程、质效结构、产业形态、空间布局、市场主体与资本支撑等维度形成了一系列典型事实。

1.持续巩固提升制造业优势地位，工业化进程实现跨越式赶超

回顾新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得益于五年规划制度与“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顶层设计分步实施机制，中国制造业在极其压缩的历史周期内完成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制造业基础极度薄弱，从“一五”计划开始，国家通过集中力量布局重点工业项目，逐步构建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雏形，成功跨越了“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此后，历经“三五”计划至“五五”计划的持续推进，中国初步建立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续实现“从有到全”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六五”计划至“十二五”规划期间，制造业发展方向逐步转向市场导向与规模扩张。在此阶段，中国制造业依托改革开放释放的活力与自身比较优势实现快速崛起。“十一五”规划收官之年（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越美国，跃居全球首位，完成了“从全到大”的规模积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标志着中国正式确立了“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框架。“十三五”规划至“十五五”规划接续聚焦制造强国战略，推动发展路径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始终将发展制造业贯穿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全过程。不同于西方先发国家在后工业化阶段普遍出现的制造业比重下滑，中国即便在要素成本上升、服务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仍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2015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稳定在25%以上，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地位，体现出避免过早“去工业化”、以先进制造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骨干的战略选择。

2.主导产业牵引，形成领跑、并跑、跟跑并行的产业梯度格局

制造强国并不意味着在全部制造业实现全领域的绝对领先，关键在于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产值占比较高的支柱产业必须具备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产业分工地位。中国长期面临多技术代际并存、外部约束趋紧、产业层次梯度差异显著的发展背景，制造业呈现出鲜明的连续性提升特征，形成领跑、并跑、跟跑并行的产业梯度格局。

领跑型产业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中的新能源装备、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以及消费品制造中的新能源汽车等领域。这类产业产值规模大、就业带动能力强，是制造强国的核心标志产业。例如，在轨道交通装备领域，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完备的研发、制造、运维体系，高铁运营里程、动车组产量、智能驾驶技术均居世界首位。并跑型产业及相关环节是支撑中国制造业韧性与规模优势的主体基础，广泛分布于工程机械、家用电器、消费电子、通信设备、部分高端装备及通用基础材料等领域。中国制造业的并跑能力一般体现为在成熟技术平台、工程制造环节及应用牵引领域率先实现突破，再通过产业链协同逐步向高端环节延伸。跟跑型产业在基础研究、底层技术架构、基础材料、高端工艺生态和国际标准规则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需要通过持续攻关实现突破。跟跑并非意味着产业整体落后，而是决定产业长期控制力与价值分配权的关键环节仍受制于人。当前，中国在高端工业软件、精密仪器、部分关键基础材料等领域，虽然已具备一定产业基础和应用需求的牵引作用，但在原创性技术积累、核心装备可靠性、材料一致性和工业生态兼容性等方面仍需长期积累。跟跑型产业正是中国制造强国建设补齐短板、重构后发优势的突围重心。

3.持续推动两业深度融合，实现产业形态的融合化演进

中国并未走向服务业替代制造业的“去工业化”道路，而是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简称两业融合）作为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形成系统性政策支撑体系，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服务型制造转型。从《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到“十四五”规划强调发展服务型制造，再到202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印发《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8年）》，各级地方政府配套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共同构建起全链条的政策推进机制。自2017年起，工业和信息化部先后组织了五批服务型制造示范遴选工作。这些示范主体作为两业融合的“领头雁”，正在带动上下游企业跨越传统制造的边界，实现价值链攀升。

4.国内梯度转移与全球有序布局统筹推进，国内国际空间布局协同联动

面对国内区域发展禀赋差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双重背景，中国制造业突破西方单一区域集聚或被动嵌入全球分工的传统布局模式，构建起“国内区域梯度转移、国际市场有序布局”的空间协同发展格局。一方面，依托超大规模市场、跨区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及产业政策引导，中国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传统制造环节、劳动密集型工序向中西部地区有序梯度转移，既破解了东部地区要素成本上升、产业升级空间受限的发展难题，又激活了中西部地区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潜力。2024年，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已提升至42.9%，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显现。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依托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合作，呈现出核心环节留存、低端环节有序布局、全球市场深度拓展的趋势。在出口规模上，中国中高技术制造品出口份额长期稳居全球前列，反映了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强大渗透力。

5.多种所有制优势互补，市场主体协同化发展

中国制造业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元市场主体格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协同创新，构建了覆盖全产业链的多元主体发展生态。一方面，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发挥“压舱石”作用，推动国有资本加快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2024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同比提升4.2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2.7万亿元、同比增长21.8%，占投资总额的比重突破40%，彰显出国有企业在战略领域的布局与攻坚实力。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充分依托其市场敏感度高、创新活力强、经营机制灵活的独特优势，在新兴产业与智能制造应用中展现出强劲动能，成为制造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此外，外资企业深度参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其技术与全球化管理优势深度嵌入本土供应链，进一步丰富了产业生态。

更为关键的是，各类所有制企业在实践中相互赋能、深度融通。中央企业充分发挥“链长”牵引作用，加力布局关键领域与薄弱环节，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则在零部件配套与应用场景开发上深度嵌入。在此基础上，制造业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深化，通过股权合作、项目共建、产业链参股等方式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国有、民营与外资要素优势互补、互联互通，有效激发了制造领域市场主体活力与技术创新动力。

6.制造业持续投资与耐心资本精准赋能，发展基础呈现资本深化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基础呈现出鲜明的资本深化特征。一方面，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财税支持等举措，鼓励各类资本持续向高端制造倾斜，形成了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等战略任务的精准支撑，推动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党的十八大以来，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R&D经费支出从2012年的1733.81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7668.9亿元，增长了3倍以上；R&D投入强度（与营业收入之比）从1.69%提升至3.35%，呈现持续强劲的增长态势。另一方面，在政府培育耐心资本的引导下，产业投资基金、科创金融产品等耐心资本载体不断丰富，聚焦半导体、工业母机、核心材料等战略领域，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例如，截至投资期结束，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累计完成实际投资金额超1025亿元，累计带动社会资本超7200亿元，中央财政资金放大规模超36倍。这有效弥补了短期逐利资本对长周期研发的投入缺口，优化了投资结构。

三、中国制造强国建设实践对西方经典理论的挑战

1.迈向制造强国的理论起点：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下的后发优势重构

发展经济学以工业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赶超为核心议题，普遍认为后发国家的赶超有赖于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发挥（林毅夫，2003；樊纲，2023）。其中，比较优势是指一国基于要素禀赋差异，选择机会成本相对更低的产品进行生产所带来的国际竞争优势，被萨缪尔森称为“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然而，比较优势理论存在一个静态预设，即假定技术水平和生产函数相对稳定，要素禀赋结构是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唯一核心变量（Ohlin，1935）。由此，该理论将产业竞争力的解释维度锁定在要素禀赋层面，忽略甚至排除了技术学习、组织能力等关键变量（Mowery and Nelson，1999）。这种过度依赖资源禀赋的单维化战略，会导致一国发展路径被锁定在低端制造业领域，极易在全球化产业分工红利的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罗影和汪毅霖，2023）。因此，迈克尔·波特（2012）系统批判了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比较优势的退位”观点。

后发优势理论认为，后发国家需立足自身发展情境，通过有效制度设计降低试错成本、缩小技术差距，实现借力赶超与自主突破的有机统一（刘培林和刘孟德，2020）。但是，传统后发优势理论在解释当代后发大国制造业跃迁时也存在一定局限。部分线性追赶叙事容易将技术扩散理解为从先发国家向后发国家的单向传递，把后发国家限定在技术跟随和路径模仿的位置，使其技术路线选择、产业布局和能力积累过程更多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更迭和产业转移，甚至在技术赶超驱动经济增长过程中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

当前，中国进入“从大到强”的制造强国建设新阶段，恰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演进，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背景下，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的内在局限性被进一步放大，已无法解释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实践逻辑。具体而言，当技术经济范式发生转换时，固守比较优势的国家将丧失跨越式赶超的可能，甚至以往积累的“资源优势”会演变为“资源诅咒”（林毅夫，2012），旧范式下的“核心优势”也将沦为阻碍创新的“核心刚性”（Core Rigidities）。根据经济史资料，17世纪的荷兰因过度依赖香料贸易与航运资源的比较优势，长期忽视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在与英国、法国等国家的竞争中逐步丧失了全球经济主导地位；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固守蒸汽机技术带来的既有优势，未能适应电力技术变革引发的范式转换，最终被德国、美国超越，印证了比较优势的不可持续性。而以往后发优势的实现，是以发达国家无法遏制的技术外溢为前提，这一前提在全球利益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早已不复存在。先发国家通过技术封锁、产业壁垒、标准垄断等手段遏制后发国家发展，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型成长必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格局产生冲突，因此难以通过单纯模仿实现自主赶超。此外，历次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后发国家带来“换道超车”的机会窗口，后发国家应当紧抓技术革命机遇，通过重构发展逻辑突破西方叙事中“被动模仿—路径依赖”的理论框架束缚，系统性重塑后发优势。

2.中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典型事实对西方经典理论的挑战

自经济成长阶段论提出以来，西方学术界普遍将后发国家的经济赶超视为一个线性演进过程。从全球视野看，后发国家向工业化迈进大致可概括为“起步—提速—转型—定型”四个核心阶段。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典型事实，在上述四个阶段中均对西方经典工业化理论作出本土化修正。这不仅揭示了西方经典工业化理论对后发国家复杂发展情境的解释困境，也为构建适配中国情境的制造强国理论分析框架提供了实践基础与理论切入点。

（1）对解释工业化起步范式的挑战。政府推动工业化并非中国独有，新古典主义强调经济自由和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而结构主义较早关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稀缺、基础设施薄弱等复杂约束，主张通过国家计划协调、公共投资和产业政策弥补私人投资不足与市场缺失，深刻影响了“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实践。而中国工业化起步的特殊性在于，其面对的约束条件更具复合性，发展过程更具阶段连续性，制度组合更具历史适配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既面临资本积累不足、现代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基础设施薄弱、产业配套不完善等后发国家的共性约束，也承受着超大规模人口国家的就业转移压力、区域发展差异过大的挑战，同时还承担国家能力建设的任务，更受到外部封锁、国际发展空间受限与国防安全压力大的影响。在此条件下，仅依靠市场的自发扩展难以快速形成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而通常意义上的计划动员或政府干预，也不足以完整解释中国较短时期内建成独立工业体系的独特历史路径。中国通过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林毅夫等，1994）和重大工程建设，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向钢铁、机械、能源、交通和国防工业等基础部门，率先构建基础工业、国防工业和重大装备体系，为后续制造业扩张与产业配套完善奠定了物质和组织基础（黄群慧，2018）。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工业化进入效率释放和能力提升阶段。通过引进外资、扩大开放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国较快补充了资本、技术、管理经验，拓展了国际市场渠道，缓解了制造业扩张中的资本约束。农村改革、双轨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长以及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等一系列改革，逐步培育了市场主体、健全了竞争机制，有效缓解了传统体制下企业激励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蔡昉，2018）。在能力“补课”的同时，中国持续围绕基础产业、重大装备和关键技术开展攻关。既有基础工业体系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承载条件，而开放学习与市场竞争推动企业持续提升工程化能力、规模化生产能力、质量控制水平及产业链配套能力。进入21世纪后，随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关键核心技术约束日益凸显，中国制造业进一步由一般加工制造能力提升转向关键技术攻关、重大装备突破和产业基础能力再造。

因此，中国工业化起步对西方经典工业化理论的拓展，主要体现在对后发大国工业化阶段性逻辑的重新揭示。在资本稀缺和市场缺失等条件约束下，国家动员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承担了基础工业体系奠基功能。在工业体系初步形成后，改革开放通过引进外资、放开搞活、“抓大放小”和竞争机制培育，释放了既有工业基础的效率潜能。由此可见，后发大国工业化需要将基础能力培育、体制机制改革、对外开放学习与核心技术攻坚置于连续的历史进程中统筹推进，形成兼具体系奠基能力与效率释放能力的发展道路。

（2）对后发国家赶超路径的挑战。中国制造业实践对西方经典赶超理论的超越，首先体现为并未遵循单一线性的演进序列，而是在阶段积累基础上实现多技术范式并行推进。Rostow（1960）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揭示了工业化由起飞到成熟的阶段积累规律。中国制造业总体经历了基础工业体系构建、规模扩张、结构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连续过程，主导产业更替和产业结构演进均体现出明显的阶段递进特征。这说明，中国既没有跳过工业化必要阶段，也没有脱离工业化基础能力而追求“空中跃迁”。与先发国家依次经历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的单线式工业化路径不同，中国在较短时期内同时面对机械化“补课”、自动化提升、信息化融合和智能化跃迁等多重任务，并在多技术代际叠加中形成了阶段压缩式赶超。这种实践突破了罗斯托式阶段论的线性时间观，表明后发大国的工业化并非只能沿着先发国家既有序列缓慢推进，而是可以在完整产业体系支撑下实现多阶段任务的并行展开。

其次，中国制造业实践超越了以模仿跟随为核心的单向追赶逻辑。Abramovitz（1986）提出“追赶假说”，在满足基础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前提下，后发国家可借助技术扩散和产业转移获得“模仿创新”收益（欧阳峣和汤凌霄，2017）。但在全球技术竞争加剧、关键核心技术外部供给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单纯依赖技术引进和路径模仿已难以支撑制造强国建设。中国依托完整产业体系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了从“技术承接者”到“技术塑造者”的角色转变。高铁动车组的系统集成创新、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自主突破、工业互联网与智能制造的融合探索，均表明中国制造业不再满足于在既定技术轨道上追赶，而是致力于在若干新兴领域开辟新赛道、形成新标准。这种由模仿追赶向自主塑造的转换，构成了对技术赶超理论的重要拓展。

最后，中国制造业的实践突破了Brezis and Krugman（1993）“蛙跳理论”侧重单点技术跨越的解释边界，呈现出系统性跃迁的特征。技术机会窗口确实为后发国家跨越部分技术轨道提供了可能，但产业竞争优势的形成还取决于产业链配套、应用场景、基础设施、资本供给、组织协同和制度支持能否有效衔接。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动力电池等领域的突破，不是某一单项技术的孤立进步，而是超大规模市场牵引、制造体系完备、基础设施部署、产业政策连续性和企业快速迭代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中国制造业赶超不是简单的“技术蛙跳”，而是以完整工业体系为基础、以新技术机会窗口为牵引、以产业链协同创新为支撑的系统跃迁。

由此可见，中国制造强国建设吸收了阶段积累、技术赶超和机会窗口等经典理论的合理内核，并拓展了其线性阶段观和单点跨越观。其理论意涵在于，后发国家赶超并不必然被锁定在对先发国家既有路径的追随之中，而是可以在“补课”与“换道”、学习与创新、积累与跃迁的动态统一中，形成具有自主性的制造强国建设道路。

（3）对产业结构转型规律的挑战。西方产业结构理论较多基于先发国家经验，容易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此消彼长的线性认知。“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自发地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最终不可逆地流向服务业，导致制造业比重必然出现相对下降。据此，丹尼尔·贝尔（1984）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将服务业主导和制造业相对收缩视为工业化后期的重要趋势。同时，新自由主义强调金融自由化，容易强化资本追逐短期回报的倾向，并可能诱发制造业投资不足、“产业空心化”和金融风险累积等问题。

中国制造强国建设以壮大实体经济为导向，通过两业融合与资本深化服务实体经济两条路径，拓展了服务业替代制造业的单向演进解释。一方面，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独特性在于，以两业融合强化了制造业的核心地位，形成第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合理分工和有效互动，从而打破了制造业与服务业“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走出了一条跨越“微笑曲线”陷阱的结构升维新路。另一方面，在资本要素的配置导向上，中国同样突破了西方金融资本“脱实向虚”的发展局限。随着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产业的发展，以机器生产机器、机器控制机器的迂回生产链条不断延长，资本有机构成显著提高，制造业发展对大规模、低成本资本的需求显著提升。中国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协同，引导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高端制造、智能制造及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促进资本供给与产业升级需求相匹配。这既有助于抑制资本“脱实向虚”，又为两业融合与制造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的资本支撑。

由此，中国实践表明，产业结构演进无需遵循简单的行业更替逻辑，后发国家可以立足实体经济基础，通过两业融合提升制造业价值创造能力，通过资本深化增强产业技术密度和发展韧性，形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升级的结构转型道路。

（4）对工业空间布局范式的挑战。传统依附理论和全球分工理论在探讨工业化空间布局与参与全球化分工的逻辑时，往往深陷“中心—外围”的二元对立框架，将后发国家的全球化路径限定为被动嵌入、单向依附的从属角色。例如，Akamatsu（1935）提出的“雁行理论”将全球产业链的演进视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梯度转移，认定后发国家只能长期处于“雁尾”位置，被动承接发达国家的落后产能与劳动密集型环节。同时，以劳尔·普雷维什（1990）为代表的依附理论进一步指出，后发国家在参与全球化时不可避免地采取“依附式开放”策略，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外围。西方经典工业化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其构建的依附式开放空间布局认知，将全球化视为单一维度的利益分配过程，忽视了后发大国依托自身体量和战略统筹能力重塑空间格局的可能性，更未能认识到国内市场与全球市场的互补互促关系。这种静态化、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认知框架，与动态演进的全球化现实相脱节。

中国制造业的实践并未遵循被动承接低端环节的理论预设，而是通过国内区域协同与全球有序布局，实现了全球化参与和产业链自主升级的协同推进。中国突破了西方经典工业化理论中产业必然向成本更低的海外彻底转移的单一逻辑。在国内层面，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推进，中国推动东部沿海地区制造环节向中西部有序梯度转移。东部地区加快集聚研发设计、总部服务和高端制造环节，中西部地区依托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应用市场强化配套能力，构建起“东部引领、中西部配套”的国内产业协同体系。在全球层面，面对全球产业链的深度重构，中国并未停留在单纯承接低端环节的依附式开放状态，而是依托共建“一带一路”等，实现了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布局的根本性转变。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始终将核心制造环节和高端技术产能留存在国内，同时将加工制造等业态向全球其他市场有序延伸。由此，中国通过国内空间的纵深承载与国际市场的自主布局，在深度融入全球分工的同时，牢牢掌握了产业发展的战略主动权，这为解释后发大国如何突破依附式全球化、重塑国际工业空间格局提供了全新的中国自主理论范式。

四、结合型治理：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一般分析框架

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典型事实表明，中国有效将比较优势从给定资源禀赋转化为内生创造的“制度红利”与“技术红利”，把后发优势从被动模仿的路径依赖升级为自主创新的动态能力，本质上是系统性的后发优势重构，同时也是对西方制造强国模式二元对立思维的根本超越。

1.西方制造强国模式与中国的路径差异性

美国、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的发展进程，普遍建立在技术代际相对单一、外部发展环境稳定、产业依托市场机制自然演进的基础之上，形成了鲜明且稳定的发展模式。美国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惠特尼提出的可互换零部件制造方法，奠定了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技术基础。进入20世纪，泰勒的科学管理研究与福特制流水线的普及，将生产组织推向规范化与高效化，塑造了以专业化和高效率为核心的“美国制造体系”（American System of Manufacturing）。在制度与战略层面，1945年范内瓦·布什提出由国家资助基础研究、私营企业负责商业转化的科研体制（范内瓦·布什，2021）。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等机构，利用巨额军事订单定向培育了半导体、互联网、高超声速飞行器等前沿产业，形成了“实验室发现、军方应用、民用普及”的成熟转化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面对“产业空心化”危机与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冲击，美国全面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推动高端制造回流，强化先进技术本土布局，进一步巩固技术垄断地位与产业链控制权。这种以前沿技术突破为牵引、掌控高端生产环节与全球价值链分配的模式，形成了美国科技引领型的工业化特征。

德国制造模式植根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长期积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端工业发展路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德国避开英国主导的无机化学领域，依托有机合成化学的原创性突破实现产业赶超，奠定了差异化技术轨道的发展根基。这一模式的核心支撑，来自普鲁士时期延续至今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以及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构筑的产学研生态，其建设始终以工程学和工艺流程的精密性组织为核心。这不仅孕育了严谨统一的国家技术标准体系，更塑造了大中小企业深度共生的组织形态，催生了数量众多且深耕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凭借深厚的技术积累、精湛的工艺水平与完善的装备制造全链条能力，德国确立了以精密制造为核心、以质量控制为优势、以高端装备为支柱的制造业发展模式。

20世纪50至70年代，日本在产业政策统筹下，采取引进吸收的追赶路径，摒弃福特制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方式，在汽车与消费电子等领域形成以丰田制为代表的精益生产与柔性制造体系。依托“经连会”（Keiretsu）垂直协同机制，日本构建起主机厂与配套厂商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共同体，形成长期稳定的技术协作与质量管控体系。凭借生产组织优化、关键材料与核心零部件技术积累，日本以其极致可靠与精细配套为核心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在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确立了领先优势。

中国在迈向制造强国过程中，面临着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数智化多重技术形态并存，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同步推进，开放合作与自主安全双重约束相互交织的复合型情境。这使中国既不具备美国依托源头创新与全球体系主导形成的先发优势，也难以复制德国依靠数代工艺积累与细分领域长期深耕形成的稳定格局，更无法照搬日本依托垂直配套与材料零部件优势构建的封闭协同体系。具体而言，美国的先发优势与体系霸权具有历史独特性。美国模式依托“从0到1”的源头创新和全球标准的定义权，构建了研发与品牌领先、生产环节外迁的高端非对称结构。中国在原始创新领域的长期积累尚不充分，并且在部分高端技术领域受制于标准壁垒，单纯的跟随模式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极易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循环陷阱。德国的工艺深度与稳态结构具有不可速成性。德国模式扎根于长达百年的“双元制”教育与“隐形冠军”企业的工艺沉淀，形成了极具韧性的中高端制造基座。而中国制造业正处于多代际技术并存的复合型情境，难以在短期内照搬德国长期积淀形成的制造发展模式。日本以封闭协同形成的产业配套模式，与中国发展背景有着本质区别。日本依托独特的财团结构与垂直一体化的供应商网络，在基础材料与核心零部件领域构建了闭环优势。然而，随着全球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封闭协同模式面临路径固化与转型弹性不足的问题。中国作为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与动态开放生态的后发大国，无法也无须退回到这种内敛式的发展模式中。

由此可见，在当前外部技术封锁加剧、全球价值链重构加速的背景下，中国传统后发优势空间持续收窄，依靠单点引进、线性追赶的跟随式发展路径难以为继。相较于单项技术的领先或单一产业的突围，中国制造业由大到强的核心独特性体现在以系统性方式重构后发优势，通过制度安排、要素配置和产业组织协同，在较短时期内推进技术基础夯实、完整产业体系培育、治理模式创新和全球分工地位提升，同时统筹数亿农业就业人口转移与社会稳定等多重任务（刘伟和蔡志洲，2015），最终实现产业体系的跨越式升级。但是，西方理论大多根植于方法论个体主义与线性演进思维，倾向于将政府与市场、公有与私有、制造与服务、金融与实体等要素置于二元分割框架。在资源配置层面，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将市场自发调节奉为绝对主导，把政府作用限定为“守夜人”，较难解释其在产业布局、技术攻关中的主动作为，与李斯特、凯恩斯、斯蒂格利茨等国家干预主义者的主张形成非此即彼的争论。在产权制度层面，经典产权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将私有产权视为效率的唯一保障，对公有制经济在战略产业、基础设施和长期投资中的作用关注不足。在产业演进规律上，“配第—克拉克定理”与后工业社会理论预设制造业和服务业此消彼长的线性关系，将“去工业化”视为必然趋势。在全球分工层面，“雁阵理论”与依附理论往往以“中心—外围”结构解释后发国家发展，将其置于承接低端产业转移的被动从属位置。在资本配置中，金融自由化理论放任金融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自我膨胀，割裂了金融与实体的内在关联。这种将复杂经济系统拆解为对立两极的理论框架，忽视了要素间协同融合的可能性，难以适配后发大国工业化的复合型情境与构建动态竞争优势的需求。

2.基于结合型治理的一般分析框架

当前，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性交汇，破除对西方还原论叙事的路径依赖，已成为学术界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为了解释区别于西方先发国家线性渐进模式的中国系统性跃迁路径，本文尝试提炼出“结合型治理”这一概念，并构建涵盖逻辑主导层、动力供给层、实体承载层与生态适配层的一般分析框架（见图1）。结合型治理是对中国制造业多要素协同演进实践的系统性学理凝练。这一治理范式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通过政府与市场、改革与创新等核心要素的目标协同、功能互补、动态适配，实现多维力量系统性协同。结合型治理旨在突破西方“政府—市场”等诸多元素的对立关系，运用中国辩证哲学思维，以复杂系统观实现有机统一，通过要素动态耦合催生制度性红利，将二元相克转化为相克相生。

图1 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一般分析框架

 

具体而言，在逻辑主导层，其打破了西方零和博弈的预设，通过顶层设计中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构筑了跨越式赶超的底层逻辑。在动力供给层，摒弃“休克疗法”，统筹改革、发展、稳定与创新等多重关系，形成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在实体承载层，微观主体层面通过国有企业“压舱石”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生力军”的协同联动，实现多元所有制的融合与混合发展；中观产业层面则以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跨越“去工业化”陷阱。在生态适配层，对内引导耐心资本赋能制造业，以纠正金融资本“脱实向虚”的天然倾向；对外通过国内梯度转移与国际有序布局，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筑牢技术和产业的安全底线，以资本与产业、开放与自主的协同摆脱依附式发展的结构困境。四大功能层呈现“方向引领—动力驱动—实体落地—生态保障”的递进与协同关系，构成了宏观统筹、多维耦合的复杂有机整体。其中，逻辑主导层确立了系统演进的底层架构，动力供给层为其注入跨越式发展的内生引擎，二者协同驱动实体承载层中的微观主体与中观产业发生质效跃迁，并最终在生态适配层构筑的内外资源与安全环境中，实现整个制造业系统的稳态循环与可持续发展。

（1）逻辑主导层：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深陷于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范式，将其视为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这种认识论难以解释中国制造业在复杂环境下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本文提出的结合型治理一般分析框架，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为底层逻辑，突破了西方理论将二者置于二元对立或板块拼接的认知窠臼，构建目标协同、功能互补、动态适配的有机整体，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根本性制度保障。

在战略规划与市场响应的互动中，有为政府通过前瞻性顶层设计明确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向，有效市场则以竞争机制检验政策实效并反馈优化路径。在数智化时代，制造业转型面临极高的技术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风险，单纯依靠微观主体的自发调节易导致严重的系统性市场失灵。政府依托五年规划等长效机制确立制造强国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在半导体、工业母机等战略必争领域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统筹产学研资源，实施靶向攻关以破解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市场失灵（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4）。而市场通过价格信号与竞争筛选，推动创新资源向高效益领域集聚，将技术路线可行性、产业需求潜力等实践反馈转化为政策调整依据。以新能源汽车制造为例，政府通过补贴政策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初始市场，市场竞争筛选出优势技术路线与创新主体，推动政策从普惠性补贴转向技术导向型支持，实现战略目标与市场效率的有机统一。

在制度供给与要素流动的协同中，有为政府通过完善体制机制破除市场壁垒，有效市场借助要素自由流动激活资源配置活力。政府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规则衔接互认，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劳动、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跨区域、跨行业流动扫清障碍。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的规模效应与完整工业体系的协同优势，引导要素向技术先进、效率领先的制造企业集中，支撑本土企业在研发、应用、迭代过程中快速摊薄成本、优化技术（安同良和魏婕，2026）。这种制度保障与要素流动耦合，既避免了市场分割导致的资源错配，又克服了要素流动无序带来的风险，能够实现资源配置效率与产业发展质量的同步提升。

在风险防控与创新激励的互补中，有效市场以竞争压力倒逼企业技术突破与效率提升，有为政府为市场创新提供稳定环境与容错空间。政府通过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协同发力平抑经济波动（陈彦斌，2022），以首台套政策、政府采购等需求侧工具为新技术创造早期应用场景（魏江等，2026），防范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市场通过充分竞争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居民消费升级与产业需求升级形成双重拉力，通过市场机制传递至供给侧，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政府则通过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等举措，为企业创新降低试错成本，推动政府引导、市场培育与产业升级的有序衔接。

（2）动力供给层：渐进式改革和创新驱动相结合。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创新和制度决定的（Greif，1993；Acemoglu et al.，2001），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探讨后发国家增长动力时，往往陷入制度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的二元对立，或是主张一次性确立制度前提的休克疗法，或是单纯强调技术引进的线性模仿，这种认识论割裂了制度变迁与技术演进之间复杂的反馈循环（Freeman，1987）。从本质上看，创新是生产力层面的技术动能，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而改革是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动能，为生产力解放扫清障碍。二者的深度结合实质上是技术与制度的协同适配。动力供给层作为结合型治理一般分析框架的核心动能支撑，以渐进式改革与创新驱动的深度耦合为核心逻辑，通过制度空间解锁与技术能级跃升之间的动态互促，助力中国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为制造业跨越旧技术范式下的核心刚性、实现自主突破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

一方面，渐进式改革作为生产关系的调整与优化，秉持“先试点后推广、先局部后全局”的问题导向和渐变特征，通过分阶段、有重点的制度调整持续优化创新生态，为技术突破扫清体制机制障碍。渐进式改革具体体现为试点探索、示范扩散和重点攻关的有机结合。针对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及产业技术基础等薄弱环节，国家以《中国制造2025》为顶层指引，对工业基础能力提升作出系统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快推进工业强基的指导意见》《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年）》等系列文件部署实施工业强基工程，明确提出开展重点领域“一揽子”突破行动、实施重点产品“一条龙”应用计划、建设一批产业技术基础平台、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任务，同时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先进基础工艺，设定工程化与产业化突破目标。“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进一步延伸到高性能制造技术与重大装备、工业软件等，围绕基础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典型应用示范部署项目任务。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则以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和智能制造示范工厂为主要载体，以“揭榜挂帅”方式建设细分行业智能制造示范工厂。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改革语境下的渐进式特征，跳出完全交由市场试错，或纯粹以行政指令主导市场的单一模式，依托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典型场景验证成效、成熟经验逐步推广的分步举措，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产业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创新驱动作为生产力层面的核心动能，在渐进式改革创造的制度空间中持续突破，聚焦制造业核心环节实现关键技术自主跃升，同时反向倒逼生产关系调整，推动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这种协同效应在新能源汽车产业赶超历程中尤为显著。传统燃油车时代，中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跟随者地位，面临先发国家专利壁垒与规模扩张边际效益递减的双重困境。中国敏锐把握电动化与智能化机遇，通过出台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在技术端支持动力电池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在制度端同步推进财政补贴退坡机制优化、双积分政策落地及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松绑，使制造业企业在全新技术范式下构建动态竞争能力，彻底摆脱西方主导的路径依赖。

渐进式改革与创新驱动深度结合的动力模式，既避免了激进改革的震荡风险，又克服了单纯技术模仿的路径依赖，构成中国制造业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关键支撑，也为后发国家突破路径依赖、实现制造业自主赶超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与实践范式。

（3）实体承载层：市场主体协同和产业形态融合。实体承载层是中国制造业赶超复杂系统的实体基础与实践落地依托，由“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相结合”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结合”两大核心维度构成。二者从市场主体与产业形态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制造强国建设过程的载体，回答了复杂系统“依靠谁演进、以什么为基础演进”的核心问题。

市场主体：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相结合。在市场主体层面，中国突破了西方经典产权理论将私有产权视为效率唯一保障的认知局限，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积极吸引外资，构筑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深度融合、内资与外资协同发展的多元格局，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微观支撑。一是国有企业发挥“压舱石”与“链长”作用。国有资本通过落实“三个集中”，加速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以及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构筑了制造业体系的基石。同时，国有企业以产业链“链长”身份统筹资源，带动上下游各类主体融通发展。二是民营企业凭借市场敏感度高、经营机制灵活的优势，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在制造业细分领域与新兴产业中实现技术突破与效率提升。三是外资企业通过全球资源配置与高水平协同机制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不同于早期的加工贸易模式，在制造强国建设的新阶段，外资企业通过“引进来”与本土化相结合，提升了产业体系的全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特别是在应对复杂系统工程与高端装备研制时，上述多元主体形成了相互赋能、深度融通的协同创新机制。在该机制下，通常由国有骨干企业牵头承担总体设计与系统集成，统筹配套单位协同攻关，夯实国家战略底座并掌握产业链主导权。民营企业则深耕细分领域，激发创新活力，凭借精密制造能力参与关键部件研制，发挥补链强链作用。同时，全球顶尖外资企业作为系统供应商，在核心系统层面开展合资合作与联合研发，以开放协同赋能产业升级。这种以“主制造商—供应商”为典型的产业协同模式，通过“引资、引智、引制”相结合，推动各类所有制企业形成资源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长期共赢的协同关系。国产大飞机C919、复兴号CR450动车组等重大装备与工程实践，正是这一模式的典型案例，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显著制度优势。

产业形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结合。在产业形态层面，两业融合是结合型治理在中观产业维度的核心体现。在两业融合过程中，制造业的引擎功能“下沉”，推动部门边界消融与价值创造逻辑的系统性重构，直接提升制造环节的价值能级，实现对微笑曲线的跨越。这为后发国家规避“去工业化”、实现产业高端化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参照与实践范式。

两业融合首先作用于微观生产要素的演进和重组。先进制造业为现代服务业提供复杂技术应用场景与硬件承载基础，而现代服务业中的研发设计、信息技术、现代金融及各类专业化中介服务，作为高级生产环节深度渗透至制造全流程。在这一过程中，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发挥连接、渗透与配置作用，促进物质资本、劳动力与知识资本的协同配置，推动制造过程由单一的物理形态加工，延伸为涵盖感知、决策、优化、运维与服务的系统化增值过程。这种产业形态融合有助于突破传统部门分工中制造业与部分低生产率的服务业相对分离的格局，并在一定条件下提升相关服务环节的生产率，缓解其因生产率提升受限而产生的成本压力。

基于生产过程的重塑，两业融合重构了制造业动态竞争优势。先进制造业通过集成现代服务要素，实现从产出规模竞争向基于全生命周期服务的价值竞争转变；现代服务业的介入则提升了生产过程的数智化水平，通过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引导制造资源优化配置。这种协同演进机制通过服务化增强制造环节的不可替代性，直接提升制造端在价值链分配中的权重，既规避了服务业脱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的失衡状态，又确保工业体系在高端化跨越中获得充足生产性服务支持，实现了制造业占比稳定与质量升级的双重目标。

（4）生态适配层：内部资源支撑和外部环境适配。生态适配层是中国制造业赶超复杂系统的内外生态支撑体系，由“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相结合”与“对外开放和自主可控相结合”两大核心维度构成，二者从内部资源支撑与外部环境适配两个层面，实现复杂系统与内外部生态的动态适配，回答了复杂系统“如何在约束条件下实现可持续演进”的核心问题。

内部资源支撑：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相结合。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高度推崇金融自由化，其理论预设放任金融资本追求短期高额回报的逐利本性。在这种单一市场逻辑主导下，资本往往倾向于脱离投资回报周期长、沉没成本高的实体制造环节，转向虚拟经济领域进行自我膨胀，最终导致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产业空心化”与“去工业化”的结构性危机（魏后凯和王颂吉，2019）。中国在制造强国建设实践中，通过结合型治理从根本上摒弃了资本“脱实向虚”的发展路径，将推动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确立为核心治理准则，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持续稳定的资本保障。

金融资本向实体经济的精准集聚，体现为制度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双重发力。一方面，政府通过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科创金融政策、设立制造业产业投资基金等举措，引导金融资源向制造业重点领域倾斜。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等耐心资本载体，聚焦半导体、工业母机、高端装备等战略领域，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有效弥补了商业资本对长周期研发的投入缺口。另一方面，制造业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创造了稳定的投资回报场景，高技术制造业的高成长性与长期收益性，吸引金融资本从虚拟经济转向实体领域。既为金融资本提供了分红、股权增值等收益来源，又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带动金融资源在产业生态内循环流动。这种政策引导下的“资本投入—技术突破—产业升级—资本增值”的动态循环，既避免了金融资本“空转”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又通过资本赋能提升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协同发展。

外部环境适配：对外开放和自主可控相结合。在全球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嵌套且地缘政治与技术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工业体系韧性与安全已成为衡量一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核心维度。西方主流国际分工理论通常假定技术流动的线性特征，建议后发国家通过嵌入全球分工实现工业化，这种预设往往使后发国家处于被动地位，难以突破核心技术的依附关系。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获取效率优势的传统发展模式，在面临技术封锁、供应链中断等非经济风险时，暴露出显著的结构脆弱性。因此，推动制造业从单纯的“依赖融入”迈向更高水平的“自主可控”，构建兼具开放性与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实现制造强国目标的战略基础。结合型治理主张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吸纳全球高端要素，依托自主可控筑牢产业安全底线，推动发展逻辑从被动嵌入向主动重构转变。

在高度复杂交织的客观现实中，中国并未采取脱钩断链的封闭式自保，而是探索出一条“在开放中谋自主，在合作中求可控”的特色平衡发展模式。该路径以梯度嵌入与动态学习为起点，主动有序地嵌入全球价值链，以深度吸收国际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其核心机制在于，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工业体系的独特优势，将外部引进的知识与国内复杂的生产场景深度融合，开展大规模的工程化转化、适应性改进和集成式再创新，即“引进、吸收、再创新”（江小涓，2008）。这种立足本土需求的定向攻关与快速迭代，不仅加速了技术的消化吸收，更逐步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与产品。由此形成的独特韧性发展模式，既保持了与全球创新网络的有机连接，有效规避了封闭创新可能导致的视野狭窄与活力衰减，又在关键核心领域构筑起坚实的自主可控替代方案，大幅降低了对单一外部技术源和供应链的依赖。这一模式从根本上增强了中国工业体系的抗风险能力与战略主动性，也为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五、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需要突破的关键点

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本质上是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背景下后发优势重构的纵深演进过程。如前所述，后发国家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依赖先发国家技术外溢的线性逻辑难以为继，需要通过培育动态竞争优势重构后发优势，将技术代际叠加的比较劣势转化为“换道超车”的独特机遇。立足“十五五”及更长远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深刻调整与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的全面渗透，中国制造业在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亟待破解的结构性堵点。这些堵点已不再局限于工业化早期的资本短缺或单一的技术空白，而是集中显现于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落地、复杂生产系统的全链条协同、区域产业集群的生态化治理，以及全球分工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提升。将结合型治理的制度潜能切实转化为制造业持续攀升的动态竞争优势，需要化解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机制障碍。

1.技术转化：从“卡脖子”技术突破向技术产业化转变

中国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基础核心技术供给不足是影响制造强国建设推进的主要挑战。长期以来，在“引进、吸收、再创新”的发展模式下，中国在终端产品集成和规模化生产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等领域，自主研发和稳定供给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一短板使得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高度依赖外部，极易受到技术封锁和供应中断的威胁。例如，在半导体产业，尽管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但在高端光刻机、光刻胶等核心设备和材料上仍严重依赖进口。一旦外部供应受限，下游的电子信息、汽车、智能制造等庞大产业体系将面临系统性风险。因此，突破“卡脖子”技术，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是保障产业安全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

客观来看，经过多年发展，尤其是2018年美国对中国实施“脱钩断链”后，中国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近年来，在结合型治理一般分析框架下，依托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前沿技术突破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推进模式。中国制造业一批“卡脖子”技术实现持续突破，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攻关成果不断涌现。立足当下，制造业亟待重视的紧迫堵点已不再是“做不出”，而是技术成果“做出来却用不上”的问题。相较于“卡脖子”技术的突破，中试验证环节与应用场景的制度性稀缺更应引起关注。

制造业面临着解决一系列“琐碎生产细节”的问题，因而需要掌握“有用知识”，特别是“默会工艺”的工匠。例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棉纺织业三项重大突破分别归功于一名理发师、一名钟表匠和一名牧师。当然，如果没有优秀的工匠实现他们的设计、维护和修理它，并思考如何让它运行得再好一点，那么这些新的见解可能就像达·芬奇设计的奇妙机器一样，被束之高阁，不可能成为现实”（乔尔·莫基尔，2020）。现代制造技术也是如此，任何技术都必须经过真实复杂工业场景的千锤百炼才能成熟落地。不少“卡脖子”技术虽造出原型机与初代产品，却因缺乏中试环节的工程化验证，难以消除缺陷。即便通过中试，又因缺乏复杂应用场景的市场化试错，无法进一步迭代优化，最终难以达到国际领先的成熟度。以工业软件领域为例，许多国产CAE仿真软件虽能满足基础分析需求，但由于缺乏在汽车整车研发、航空发动机设计等复杂场景中的试错机会，难以迭代优化算法精度、提升稳健性和易用性。而下游龙头企业出于风险规避心理，倾向于选择经过长期市场验证的国外软件，形成“越不用越不成熟，越不成熟越不用”的恶性循环。

然而，受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创新基础设施的“孤岛效应”、创新主体间协同不畅等因素制约，当前中国的中试环节整体仍较为薄弱。中试转化门槛高且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单靠企业或高校难以破局，加之中小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不足，导致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衔接不畅。这反映出有为政府建设公共中试平台与有效市场开放应用场景的协同还不够紧密。美国的“阿波罗计划”、欧洲的“伽利略计划”均体现了政府主导、市场协同的创新模式。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底层治理逻辑下，新型举国体制可通过资源集成打破中试平台的“孤岛效应”，同时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场景开放，实现产学研用高度协同，精准化解中试与场景双重稀缺的困境。具体而言，政府应聚焦中试验证等公共服务短板，优化国家级中试基地布局，重点补齐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领域的中试设施缺口，完善中试服务的市场化运营机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降低企业技术转化成本；同时，建立常态化的场景开放与需求对接机制，推动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主动释放应用场景，引导技术研发方向贴合产业实际需求。市场则应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鼓励龙头企业通过技术输出、合作研发等方式带动中小企业参与技术转化。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技术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化，让自主创新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持续动力，也让后发优势重构从单点技术赶超迈向全产业体系赋能。

2.生产组织：智能制造从单点突破向全域协同跨越

生产方式层面的模式跃迁，核心是推动智能制造从单点试点的局部优化，向全域协同的系统重构跨越。当前智能制造的深层困境集中体现为“概念热、落地难”，距离真正的场景“下沉”仍有一定差距。这一问题突出表现为“孤岛式”智能化，即工厂的设备联网率与“数据大屏”普及率极高，但信息技术（IT）与制造运营技术（OT）之间仍存在较高的融合壁垒。具体而言，数据要素在产业链上下游的流动率极低，多数企业仍停留在“机器换人”的初级阶段，未能实现真正的个性化定制与服务型制造。虽然中国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但与消费互联网阶段“赢者通吃”、快速复制的通用互联网平台模式不同，工业互联网难以直接复用于高度非标准化的制造场景，加之底层核心工业软件的自主供给不足，部分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往往停留在数据采集与浅层展示阶段。由于缺乏基于工业机理模型的数据挖掘与闭环控制，海量工业数据难以实质性地转化为工艺优化与良率提升的现实生产力。树根互联等企业因长期巨额亏损折戟IPO，“国产GPU第一股”摩尔线程将实际募资净额75亿元全部用于金融理财，这些案例均暴露出平台模式难以破解工业领域“隔行如隔山”的行业壁垒。

“重平台建设、轻工业机理”“重数据展示、轻工艺优化”的实数融合浅层化现象，进一步放大了产业链上下游协同的现实阻力。一方面，中小企业面临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产出结构失衡问题。在利润空间受限的前提下，通用型数字化工具由于缺乏针对性，难以带来短期的盈利改善与成本压降，导致广大中小企业存在较强的风险规避心理与转型迟缓现象。另一方面，跨企业协同深度受制于数据共享的利益分配摩擦与安全约束。由于缺乏完善的数据产权治理与收益分配机制，中小企业担忧底层生产要素与物料数据的共享会削弱其在供应链中的议价能力，进而直接限制了柔性生产与规模化定制在全产业链的有效落地。

面对上述技术与生态的双重挑战，渐进式改革与创新驱动的结合机制需从单点示范向链式协同演进。依托结合型治理逻辑，构建“链主企业牵头、中小企业配套、平台支撑赋能”的协同模式，由链主企业整合产业链数据资源与技术能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深耕细分行业、沉淀行业知识，开发普适易用、低成本的数智化转型升级工具，降低中小企业参与协同的门槛。政府应通过产业政策创设制度型场景，加快完善设备接口、数据格式等统一标准，引导技术创新真正下沉到供应链全链条，以制度改革的稳定性包容技术架构重构的波动性。这种改进逻辑旨在通过做实底层技术架构和重塑产业链制度，实现技术架构夯实与生产组织机制重塑的协同联动，从而利用制度规范降低跨企业数据互联的交易成本，推动中国制造业跨越单点改进的“孤岛式智能”陷阱，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占据系统性主导地位。

3.产业布局：从门类齐全向先进制造业集群迈进

产业布局层面的结构跃迁，核心是推动中国制造业从门类齐全的地理集聚，向具备深度协同效应与创新网络属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跨越。当前，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虽初见成效，但集群化演进仍面临深层次的空间与结构错配。在宏观区域布局上，受地方经济增长目标驱使与统筹规划局限的影响，多地在高端制造领域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布局趋同倾向，盲目聚焦热门赛道，缺乏对区域资源禀赋的深度挖掘与差异化定位。近年来，部分地区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高端制造领域出现同质化布局与“内卷式”竞争，制约了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培育与高能级产业集群的形成。在集群内部结构上，创新网络松散、知识溢出不充分的“集而不群”问题广泛存在。目前的产业集群大多停留在物理空间的简单连片上，链主企业出于对供应链绝对安全的追求，往往倾向于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封闭控制，而非牵头组建跨所有制的创新联合体。这种防守型的链主战略，使得集群内难以形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协同共生关系。此外，中小企业作为集群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面临数字化转型成本高、技术吸收能力弱、融资渠道狭窄等现实难题，难以深度融入产业链创新生态。而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未能充分释放，其智能化升级与技术突破未能有效辐射上下游配套企业，导致部分集群内部先进产能与落后产能并存，无法实现全链条效率提升。

政府应强化顶层设计与跨区域协调，通过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促进机构，引导各地立足比较优势实现差异化布局，避免同质化内卷；同时，优化制度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搭建区域性中小企业支持平台，通过技术补贴、数字化转型券等方式降低协同创新的门槛。市场应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推动链主企业牵头组建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创新联合体，联合高校的科研院所共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与共享制造中心，深化专业化分工协作。此外，需加快培育专业化第三方促进组织，完善集群治理体系，推动创新要素在集群内高效流动与循环，从而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真正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结构性跃迁，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4.全球生态：全球分工中从低端嵌入向标准引领跨越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层面，中国制造业正经历从低附加值加工环节向国际标准与规则引领的层级跃迁。长期以来，中国凭借要素成本优势深度融入全球制造体系，在终端产品产能与出口规模上确立了领先地位，已实现对外开放与自主可控的动态平衡。然而，在底层共性技术、工业软件架构和检验检测认证等领域，标准体系建设与商业生态培育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从国际标准制定的现实格局看，在高端装备、半导体制造、新能源、精密仪器等关键领域，欧洲、美国和日本企业凭借先发优势主导了核心技术标准、接口规范与检测评价体系，对后发国家形成了深度锁定效应。这种非对称的分工结构导致产业盈利空间与技术迭代方向往往受制于发达经济体主导的规则体系。例如，在高端装备领域，德国、日本企业掌控着精密机床的精度标准与可靠性评价体系，中国企业虽能实现产品量产，但在核心参数定义、性能测试方法等方面仍需遵循国外标准，难以形成自主技术话语体系。

此外，标准的形成与推广需要完整的产业生态作为支撑，而生态协同不足与产业支撑薄弱的问题，进一步加大了标准引领的难度。一方面，企业间缺乏协同分工意识，对于部分可作为产业公共品的核心技术与规范，多家企业重复研发却未能形成统一技术标准，既造成资源浪费，也无法支撑自主标准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国产技术与国内制造业的生态绑定不深，大量制造企业长期依赖国外技术的二次开发生态，围绕国外标准形成的自动化脚本、数据格式、工艺参数等知识资产，成为自主标准推广的隐性壁垒。以工业软件替代为例，企业围绕国外软件形成的二次开发工具与历史数据，使得国产软件即便技术达标，也因无法承接既有生态资源而难以落地，导致自主标准缺乏规模化应用场景的验证与迭代，难以形成竞争力。

突破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依附型发展瓶颈，核心在于实现从国际规则被动适应者向主动制定者的角色转变。这一生态跃迁需要依托结合型治理一般分析框架，系统统筹国内产业升级与全球供应链布局。在宏观政策导向上，应强化对国际标准制定机制的深度参与，通过多边双边合作推进中国关键技术标准、碳足迹核算与绿色认证体系的国际互认，实质性降低企业出海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在企业层面，需引导国内骨干企业提升跨国资源配置能力，推动产业国际化模式由单纯的最终产品出口，向技术标准、生产服务与质量基础设施的协同输出转变。以规则话语权提升为核心，全面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规则制定，中国制造业方能有效化解外部制度性摩擦，在全球产业重组中确立系统性的生态引领地位。

六、结语与展望

中国正处于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了历史性交汇，为中国制造强国建设和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机遇。本文立足中国制造业发展历程与制造强国战略实践，系统提炼结合型治理一般分析框架，打破了西方经典工业化理论中市场与政府、公有与私有、制造与服务、开放与自主的“二元对立”思维。这意味着，后发大国完全能够通过多维要素的动态耦合与制度性红利的持续释放，走出一条超越比较优势、重塑后发优势的制造业发展之路，这为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

面向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跻身世界制造强国前列的战略目标，关键在于把握技术经济范式跃迁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历史机遇，在技术转化、生产组织、产业布局与生态引领等维度深化结合型治理的实践内涵，持续打造动态竞争优势，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①在技术转化维度，持续深化从核心技术突破到全链条产业化贯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围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试验证、场景开放、成果转化全链条，深入探索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长效机制，加快破解研用脱节、中试断档、场景稀缺等体制性堵点，系统构建“产学研用金”深度协同的创新生态。②在生产组织维度，持续深化智能制造全域协同与新型企业组织形态创新研究。面向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大势，聚焦智能技术与运营技术深度融合、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关键议题，深入探究智能制造从企业孤立运行向全域协同跃迁的新型工业组织形态，推动生产组织底层逻辑从规模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变。③在产业布局维度，持续深化先进制造业集群化演进与空间协同的生态系统研究。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围绕产业同质化竞争破解、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优化、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等重大问题，深入探索有效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有为政府统筹引导相结合的空间治理机制，推动产业布局从物理集聚向生态共生、从门类齐全向优势引领跃迁，夯实制造强国的空间载体。④在产业生态维度，持续深化全球产业生态主导力与规则标准引领能力提升研究。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背景下，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与自主可控动态平衡、国际标准制定、绿色低碳规则互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产业制度性话语权提升等核心议题，探究中国依托结合型治理优势参与全球产业治理的路径与机制。

总之，坚持中国特色制造业发展的模式和路径，不仅有助于中国今后在维系制造强国地位的国际竞争中持续走深走实，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底座和强大经济基础，也有助于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跨越依附式发展陷阱、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贡献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与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戚聿东　徐凯歌 |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戚聿东,徐凯歌.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中国路径[J/OL].中国工业经济,2026,(6)20-43[2026-07-14].https://doi.org/10.19581/j.cnki.ciejournal.2026.0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