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工业发展论坛观点集萃
面向新时代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三条政策思路
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黄群慧
在“第六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暨面向新时代的中国实体经济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黄群慧所长提出了面向新时代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三条政策思路：
第一，发展实体经济的核心目的是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围绕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制造业供需结构失衡。这具体可以从产品、企业和产业三个层面入手（黄群慧，2017）：一是产品层面，以提高制造产品附加值和提升制造产品质量为基本目标，以激发企业家精神与培育现代工匠精神为着力点，全面加强技术创新和全面质量管理，提高制造产品的供给质量。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是整合资源、持续创新、承担风险，提高产品档次和产品附加值关键是依靠企业家精神实现技术创新并承担创新风险。精益求精、专心致志是工匠精神的基本要义，工匠精神是制造业质量和信誉的保证。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专注制造业发展的企业家，和一大批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工艺、改进产品质量的现代产业工人，是制造业供给质量的保证。一方面要完善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等能够激励企业家将精力和资源集中到制造业创新发展上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要完善职业培训体系、职业社会保障、薪酬和奖励制度，进一步激励现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专心致志。二是企业层面，以提高企业素质和培育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积极有效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制造企业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创新发展环境，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政府要积极建立有利于各类企业创新发展、公平竞争发展体制机制，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促进各类所有制的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围绕降低实体养老保险、税费负担、财务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各个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出台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营造有利环境，鼓励和引导企业创新行为。三是产业层面，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目标，积极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高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服务化水平，建设现代制造业产业体系。从政策着力点看，一方面是有效协调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作用和更好地发挥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政府应该更多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培育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上，做到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相结合，促进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和快速转换；另一方面是通过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的建设和管理，切实提高制造业行业共性技术服务、共性质量服务水平。
第二，发展实体经济的关键任务是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化解产业结构失衡，构建创新驱动、效率导向的现代产业体系。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涵正发生巨大变化，产业融合化、信息化、国际化大趋势正在重构现代产业体系。与此同时，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和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处于巨大变革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和作用正由过去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向承载国家核心竞争能力和决定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转变，产业结构从“工业占比过大”的失衡状态转向“服务业过快增长”的失衡状态，中国经济增长正需要新的产业供给体系实现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首先，在三次产业日趋融合的大趋势下，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的目标不应该只是追求统计意义上工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应更加重视产业的运行效率、运营质量和经济效益，更加重视培育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互相促进的公平竞争环境。产业融合体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是制造业服务化或者是服务型制造的发展，当前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高端化程度不够，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较大，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占比不够高，服务业中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呈现出以偏离实体经济自我循环为主的增长趋势，造成整体服务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支持不够；而制造业与服务业结合、尤其是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结合也不够，也就是服务型制造发展不够。无论是从提升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还是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融合，都需要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未来我国提高我国产业效率、实现产业升级，一定要抓住发展服务型制造业这个“牛鼻子”。（黄群慧，2017）其次，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形成符合融合化、信息化、国际化大趋势的新的现代产业体系，所谓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关键任务是要构建这种新型现代产业体系，而这种产业新体系的构建无疑是要依赖创新驱动战略的，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产业体系的“阿克琉斯之踵”，无论是制造业的供给质量提升，还是解决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的问题，都要依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但是，创新是手段不是目的，实体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效率（伍晓鹰，2017），即使是创新活动本身，也要关注的是创新的效率，构建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一定要以效率为导向。最后，当前我国服务业高度不够、效率不高已成为制约实体经济发展最突出的因素，不仅直接影响整个产业体系的效率，而且影响到工业创新发展能力。而制约我国科技、教育、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效率提升的关键是体制机制问题。科技、教育等事业单位体制以及市场化机制的不完善，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创新能力提升、人力资本积累和有效使用，而金融行业的非充分竞争又极大地加重了实体经济的生存、创新发展的成本。深入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改革开放，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中国实体经济质量、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
第三，发展实体经济的当务之急是在“虚实分离”的常态中坚持“实体经济决定论”，从体制机制上化解“虚实结构失衡”，将风险防范的工作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转向关注长期系统性经济风险。迄今为止，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的作用并没有一致的观点，甚至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出现了正面和负面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危机前大多数研究认为有活力的金融市场对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经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而危机后有关金融活动与其说向实体经济传送了价值不如说从实体经济抽取租金的观点占据上风（汤铎铎、张莹，2017）。近些年中国工业6%左右的利润率、银行业利润占到增加值30%的巨大反差，也从一方面证实了后者。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的、防控金融风险、强化金融监管等未来5年工作总基调。这无疑为未来实体经济发展、化解“虚实结构失衡”奠定了很好的政策方向基础。但是，问题的关键还是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深化改革，彻底打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巨大收益反差的“去实向虚”的自增强机制。实际上，金融业高收益对实体经济高端要素的“虹吸效应”与房地产价格泡沫对实体经济创新的“破坏效应”真正从体制机制化解困难重重。从金融业看，这些年金融业高收益以及从业人员的高报酬已经集聚大量的高素质和高关系人力资本的人才，这些人才具备很强的金融创新能力，但其创新与实体经济创新不同，金融创新的方向大多是逃避监管、获取更多交易机会、使金融体系日趋复杂化，再加之这些人才具有很强的政策游说能力，这种背景下实现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绝非易事。从房地产业看，近年来房地产价格不断突破人们心理底线，这对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动和整体发展已经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2015年到2016年这波房地产价格暴涨迄今并没有谁为其负责，虽然2017年3月份以来一系列的计划手段控制了房价上涨，但在房价略有下行趋势情况下，“利益相关者”已经开始打着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旗号为新一轮暴涨做理论准备和心理预期引导，“租售同权”、“共有产权”等长效机制能否打破房地产价格“暴涨——调控——再暴涨”循环神话还无法确定，房地产价格作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达摩利斯克之剑”还高高悬挂。因此，当务之急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迅速着手建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在“壮士断腕”的改革中，金融房地产业会面临着短期的阵痛，切勿以防控金融领域风险为由而影响改革的进程。从风险管理看，相对于实体经济的风险而言，金融领域风险虽然更为直接，对社会稳定短期影响更为剧烈，但金融风险是表征，其根源还是实体经济的问题，因此，必须转变风险防控的思路和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向关注系统性经济风险转变，特别是要针对虚拟经济总量调控、实体经济高杠杆、地方政府高债务和“僵尸企业”等系统性经济风险点多策并举、全面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