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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不完美但不可抗的经济全球化

2017年04月24日来源:中国经济学人    作者:金碚

内容提要:当前,世界正在进入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全球化利益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现实条件,主要包括:物质技术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地缘利益格局和市场势力结构、国际制度安排即全球治理结构等。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国际竞争的本质是国家“善治”,而不是武力和霸权。最重要的是成为充满创新活力国度,从而体现出经济体的生命力、竞争力和创造力。所以,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的地位将取决于如何从曾经的“高增长引领世界经济”转变为未来的“善治与活力引领世界经济”?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世界各类经济体的利益处于相互渗透、绞合和混血的状态,利益高度重合,虽然矛盾难以避免,但更具包容性和均势性的全球发展,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尤其是对于利益边界扩展至全球的世界大国,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均势同各自的国家利益相一致。所以,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和矛盾冲突难以避免的经济全球化新时代,有可能是一个比以往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更加和平的、竞争和融通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工业革命;“一带一路”;全球治理

 

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是彻底改变人类命运和世界面貌的三位一体历史过程。时至今日,世界仍然处于市场经济纵深发展、工业化创新推进、经济全球化势头强劲的时代。可以将自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之前,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的这段时期,称为第一次经济全球化;20世纪中叶直到当前称为第二次经济全球化。当前,世界正在兴起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经济全球化新时代。中国在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时代国运衰落,在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时代寻求复兴,必将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占据重要国际地位,发挥影响全球的大国作用。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将成为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伟大壮举。

一、经济全球化:完美的理论与坎坷的现实

纵观世界历史,人类最伟大的制度创造是市场经济,最伟大的发展壮举是工业革命。当市场经济插上工业革命的翅膀,人类发展就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研究和论述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扩张性特征构建了系统的理论逻辑,即基于人类所具有的交换本能和追求财富的本性,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率不断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长,国民财富大量积累,推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不仅是“全国化”的,而且是“全球化”的,即不仅要求形成包罗本土的统一全国市场,而且要冲破国家界限实现一体化的全球市场和全球经济。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以其所创立的比较成本(或比较优势)理论,进一步论证了国际间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即各国只要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同自己生产的其他产品相比),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就可以获得对各贸易国都最有利的结果。如果全世界各国都这样做,也就能够实现全世界的福利最大化。这样,古典经济学家们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论证了经济全球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不仅主张商品贸易自由化,国际投资自由化,而且主张人员的国际流动也要自由化,即移民自由。

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向全世界的扩张,马克思曾经做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国际主义”的,也正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看来,工业革命是没有国家界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国际性和全球性的,一切阻碍商品、资本、劳动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国境壁垒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看来,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也将是全球化的,而国家则是必然要“消亡”的。1904年,颇具盛名和争议的英国地理学家哈·麦金德则从地理学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提出:“世界是一个整体,它已经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体系。”

当然,市场经济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没有阻力。其实,关于是否有可能走非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人类也做过无数次的尝试和探索,其历史并不比市场经济短。但迄今的历史表明,一切非市场经济的制度选择均无成功希望,即使有过一时的兴旺也难以持续,很快就会归于破灭。在以市场经济为主流的世界经济系统中,任何国家或经济体如果试图走封闭发展的道路,终将丧失活力,自绝于繁荣,或者被市场经济的洪流所淘汰,或者被市场经济吞噬而重生。

总之,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就具有不可阻挡之势。19世纪,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发动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20世纪中叶,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领头羊,推动了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在此过程中,许多后发国家虽都曾经拒绝过全球化,试图以闭关锁国的方式实现国家富强,但均无成功者。最终,各个国家都不得不实行开放政策,融入以“自由贸易”为旗帜的经济全球化体系。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曾经进行过非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最辉煌尝试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等亚洲国家,在20世纪实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经济成长业绩也曾一度超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甚至形成了另一个与市场经济相“平行”的另一个世界,但最终未能取得成功:或者解体,或者“归顺”市场经济。因为,非市场经济的制度活力、包容性和国际竞争力终究无法与全球化发展的市场经济相抗衡,最终不得不放弃计划经济,并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体系。

当前,世界正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向各新兴经济体加速扩散、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浪潮走向极盛、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正在兴起的时代。以第二次工业革命为基础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的长足推进,导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任何国家以至整个世界,若不再次变革就将难以适应危机四伏的复杂现实,难逃“盛极而衰”的命运。

尽管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必然,但后发国家进入经济全球化,并不就是走上了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而往往是踏上一条荆棘丛生的险途,难免付出代价和经历痛苦。对于经济落后国家,承认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往往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全球化意味着打开国门参与强手如林的国际竞争,意味着将自己的一切弱点都在经济开放中暴露无遗,失去保护。弱者能够同强者“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吗?尤其是,全球化的竞争规则是强国主导制定的,弱国只是规则接受者,缺乏制定的修改规则的话语权。所以,可以理解,当孩子同巨人竞赛时,有理由寻求“保护”。因此,落后国家总是怀疑经济全球化是一种以强凌弱的“新殖民主义”阴谋,试图以封闭作为避难所。

在西方国家进入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一直在封闭和开放的两难选择中徘徊。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中国工业化进入起步阶段,但仍然强烈倾向于抵制经济全球化,视经济全球化为洪水猛兽。当时,虽然也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工业和发达经济,因而也曾有“超英赶美”的目标。但是,对于市场经济的拒绝和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敌视,主宰了将近30年。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发展的战略眼界和施展空间。直到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才幡然醒悟,决意向市场经济转变,实行开放政策,勇敢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这样,历经短短30多年就获得了与经济全球化接轨的利益,实现了加速工业化和极大的经济扩张,取得出人意料的巨大成效。到2010年,中国成为生产规模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继续迅速缩小同第一大国的差距,不断拉开同第三经济大国(日本)的距离。展望未来,只要继续走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向更广阔的世界市场拓展,中国的战略利益边界将不断延伸。总之,作为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走上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全球化的意义将无限深远。

接受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对历史必然的遵从,而且,经济学理论也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全球化的合理与“美妙”。但是,现实的情况并不像经济理论所描绘的那么美妙。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获得工业化的成功。整个世界仍然充满了不发达和贫困现象,明显地分化为南北国家,贫富差距巨大;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格局以及由此决定的不平等现象仍然非常突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尚不彻底;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发达国家强行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导致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总之,世界上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一向不小,而且也并非全无道理。他们的理据包括:弱肉强食的全球竞争不具道德正当性;全球化成为强国对弱国进行掠夺的借口;全球化并没有像其支持者鼓吹的那样使各国平等获益,而是导致更加巨大的国际不平等;而且,经济全球化损害了世界的文化多样性,让世界“索然无味”:以追求物质财富为目标的人类异化现象畅通无阻,缺乏人道和人类尊严的正义性。

二、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

可见,经济全球化并非天生美好。全球化利益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现实条件。也可以说,在不同的现实条件下,经济全球化会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状况和后果。这些条件主要包括:物质技术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地缘利益格局和市场势力结构、国际制度安排即全球治理结构等。

关于经济全球化受到物质技术状况和基础设施条件的影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在国家间、地区间,包括各大洲间进行大规模通商和交流,国际产业分工依赖于国际物流和人流的通畅性,这些都需要具有物质技术条件的保障,特别是海陆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国际通信设施、安全保障设施等,都直接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容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所以,由实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各国产业发展水平及其参与国际分工的广度和深度,也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实际状况。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和现状看,以交通运输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一方面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越来越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型国家的基础设施现状仍然是制约经济全球化的瓶颈。

关于地缘利益格局和市场势力结构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各经济体间的力量对比,对国际经济竞争(或垄断)与合作(或斗争)中的博弈关系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国际经济活动是在一定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进行的,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市场势力(market power)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竞争主体,并不是经典经济学论证自由贸易合理性时所假设的“原子”式厂商,而是在一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不同“国籍”的商家,它们可能拥有非常不同的“母国势力”,这种母国势力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中表现为非常不同甚至是力量极为悬殊的市场势力差距。

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说:“自由经济理论所承认的唯一均衡,是世界性的均衡。”但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空间是极度不平坦的。无论是在经济活动赖以进行的自然物质条件上,还是在以此为基础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上,经济全球化都是一个以现实的地缘条件和地缘政治格局为转移的过程。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地缘格局现实条件下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全球化特征。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地理条件的恶劣,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都是人类难以顺利到达,也不适于居住。如果没有工业,即将无用物转变为有用物的人类生产活动,地球上无“资源”可言,所谓“自然资源”完全是以一定的工业生产能力为前提的。辽阔的海洋和大陆,只有当人类拥有了生产技术能力(即工业)才可能成为现实的经济活动空间。而当人类拥有了可以利用海洋和陆地的工业能力时,“领域”就具有了战略价值。于是,争夺“领域”的行为导致“帝国”时代的出现。

在一定意义上,所谓“帝国主义”就是试图通过直接“占领”、“统治”、“控制”而形成大规模统一市场的强权意图。在经济全球化具有越来越重要意义的1920世纪,以“领域”控制为思维指向的陆权论与海权论就成为谋求“占领”、“统治”和“控制”的全球战略观和帝国思维。

以往的各种地缘政治思维都着眼于“占领”、“统治”、“控制”,而经济全球化则诉诸于“自由”、“交换”、“开放”。所以,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破坏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逻辑基础:经济全球化设想的是一个无障碍的自由竞技场,规则透明,裁判公正;而现实的地缘政治状态则如同荆棘丛生、险象环生的崇山峻岭,道路阻碍,盗贼猖獗。在现实中,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难以一统全球,因此,要么战争,要么共存,而共存必须达到一定的“均势”。仅此一点,即在均势思维中,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逻辑同经济全球化逻辑具有了一定的契合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自认为有“责任”维护世界秩序时,以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