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以《对机器人征税非可行之道》为题发表于《人民日报》2017年3月16日22版。
随着机器人性能的完善和价格下降，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机器人掌握了越来越多原本属于人类的技能，应用领域不断扩大，不仅在工厂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智能制造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且没有实物形态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在服务行业获得日益广泛的应用。机器人将人类从高危险、重体力、重复枯燥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担负起一些人类不可完成的工作，推动生产力大幅度提高，但也带来了对人类就业岗位的挑战。机器人所取代的不仅是流水线上的蓝领工作，而且越来越多高技术含量的白领工作被机器所替代。人工智能已可以撰写新闻报道、从事金融交易，在翻译、医疗诊断等方面的能力不断加强，甚至在绘画、作曲、诗歌等艺术创作以及科学研究方面表现出巨大潜力。MIT教授布林约尔松和麦卡菲认为，如果说以前机器在夺走就业岗位的同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的话，那么现在可能已经进入了人与机器赛跑的“棋盘下半场”，机器人对就业的负面影响真实存在。
面对机器人对就业的挑战人类应何去何从？比尔.盖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对机器人征税。盖茨认为，既然人类工作者获得5万美元薪资会被征收收入税，机器人做同样的事情也许应该被同样的征税，这些税款可以帮助那些因为机器人而失业的人获得新技能，使他们进入新的行业。但也有批评者指出，机器人作为企业的生产投入，在当前的税收体系下政府已经征过税了。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水平的提高，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工业革命以来，各种机器的使用都在某种程度上或多少地“抢走”了人类的工作，如果对机器人征税的话，是不是要向各种机器以致提高生产力的所有产品都征税？而这一做法会对产业的创新造成负面影响。
实际上，盖茨对机器人征税建议的本质是在机器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与人类福利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之间的权衡。如果政府更看重生产效率的提高，那么不仅不应向机器人征税，还应支持机器人的技术创新和使用；如果政府更看重就业，那么通过“征税”的方式放慢机器人换人的速度，也未尝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但是如果放到一个开放、竞争的世界格局中，征税可能就是行不通的。如果一个国家通过对机器人征税抑制了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可能就会被削弱，从而出口减少，导致丢失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世界各国都在为未来产业话语权而进行的激烈的竞争。其中机器人、人工智能是以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核心。如果因为征税而导致智能化的进程放缓，则可能会影响未来更多的就业岗位。
当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人口红利消退、人工成本快速上涨的压力，建立在低成本投入要素基础之上的价格优势正在削弱。实现竞争优势转型，一方面需要提升装备、工艺和产品技术水平，提高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则要抓住当前新一轮工业革命兴起的契机，依托于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发挥我国制造业规模大、产业体系完备的优势，引领全球制造业的变革。因此，当前中国制造业不仅不能对机器人征税，而且还应当支持机器人、人工智能产业的创新，鼓励企业采用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新技术，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尽管机器人目前还没有全面“抢占”人类的就业岗位，但是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因机器人的采用而造成的失业以及在机器人竞争下一些岗位薪酬的下降。总体上看，无论是机器、机器人还是人工智能技术都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因此，平衡机器人与就业岗位之间矛盾的一种可行之道就是转移支付。一方面，政府对处于前沿的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创新和产业化给予支持；另一方面，从已经应用的自动化、智能化技术带来的社会财富增加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使他们能够分享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