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一些新趋势。一方面，跨国并购规模收缩，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增速放缓，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面临深度调整；另一方面，各国普遍应用产业政策工具促进投资，外资政策导向总体上更为积极，世界范图内引资党争加剧。进入新时代，中国利用外资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国家连续出台外资“新政”的作用下，外商直接投资回稳增长、结构优化，但各地区之间吸收外资分化加剧，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面对中美贸易战的复杂形势，应抓住新科技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加紧落实新一轮开放重大举措，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拓宽利用外资领域，推动高质量利用外资。把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多投资机会的同时，着力保持利用外资的活跃度，不新提升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东道国的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全球价值链；利用外资；全面开放新格局
利用外资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中国吸引外资面临的外部环境以及国内区位条件和市场竞争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为落实新一轮对外开放重大举措，2018年6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发布了2018年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下简称“2018年负面清单”），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在中美贸易战的复杂形势下，应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推动高质量利用外资，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动向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跨国投资波动加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ATD）2018年6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8》，2017年国际直接投资（FDI）为1.43万亿美元，同比降幅23%。其中，跨国并购降幅高达27.8%。在国际资本流动低迷的情况下，全球价值链以及世界范围内外资政策环境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动向、新趋势。
（一）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速呈现下降态势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载体，也是全球化的重要标志。然而，近年来国际分工深化的方向和范式正在发生改变。一方面，随着国内配套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货物贸易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不再局限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是凭借更加完善的产业体系和日益活跃的创新活动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环节攀升。1999年，加工贸易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占比达56.9%，2017年这一比值仅为33.5%，反映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以及出口企业（包括在华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的变化。另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蓬勃兴起，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高端机器人等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带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不仅催生了新产业群，而且使得纺织服装、机械加工、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的部分环节被重新布局到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增大。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最新研究指出，虽然回流（reshoring）尚未取代外包（offshoring）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导范式，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新增投资流向了发达国家。《世界投资报告2018》的数据则显示，过去10年间，持续了30年的全球价值链扩张势头出现停滞。2017年，全球价值链上的国外增值（FDA）幅度为30%，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这也是自1990年以来的首降。同时，尽管全球价值链的总体参与度仍在提升，但其增速却大幅下降。2000-2010年，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平均增速达到11%，2010-2017年急剧滑落为1%，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增速则由13%降至3%（见图1）。
图1 2010-2017年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增速的变化（%）
资料来源：UNCATD. Word Investment Report，2018，p24.
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和重构的态势在一定程度上是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演进的结果。随着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的变化，世界范围内以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对全球化的推动作用有所弱化。从这一角度看，近年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不应被简单解读为一连串的偶发政治事件或者仅仅是民粹主义者的鼓噪，在这些纷繁表象的背后实则是世界实体经济正在酝酿重大变革，同时也折射出中美贸易战的深层次原因，意味着单边主义增强、全球化放缓的倾向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向更多领域渗透，这将直接影响未来跨国公司的投资战略布局。
（二）吸引外资成为“新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学术界对产业政策及其效果的争议从未停止，近期美国也在不同场合网顾事实地指责中国产业政策的合规性。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范围内产业政策却进入了密集投放的时期，出现了所谓“新产业政策”（New Industrial Policy）（UNCTAD，2018）实践的热潮。不论发达国家推动“再工业化”、应对工业4.0，还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世界各国普遍、广泛地运用产业政策工具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其中，美国、德国、日本等工业强国的政府重新认识产业政策的作用和角色，纷纷通过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在微观层面刺激企业的创新活动，发现并识别新兴产业的技术路线；而在产业层面，发达国家将产业政策的作用领域聚焦在创新活动以及产业链的创新环节，强化固有优势，对经济结构“过度虚拟化”进行纠偏，从而占据新工业革命下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再从应用方向和实施工具看，投资促进成为“新产业政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根据UNCATD、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统计，2008-2017年，占世界生产总值（GDP）90%以上的101个经济体制定实施了产业政策，其中90%的产业政策包含促进投资的目标。另外，2010年以来，全球80%的外资政策集中应用到产业层面，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基础设施等相关领域，采取的政策手段主要包括投资便利化、投资项目筛选、设立吸引外资的经济特区等（见图2），反映出产业政策、创新政策以及外资政策日益融合、相互支撑的趋势，这势必进一步加剧各国的引资竞争。
图2 2010-2017年全球基于产业政策目标的各类投资措施
资料来源：UNCATD. Word Investment Report，2018，p24.
注：各类投资措施之间存在交叉。
（三）中国利用外资面临“双重竞争”
总体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减税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美国作为全球最大FDI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同时，近年来美国各级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出台了大量优惠政策，税收减免、土地供应等传统引资工具的运用力度甚至超过发展中国家，加之近期美元持续走强，国际资本短期内加快由新兴经济体流向美国。而面对贸易战下不断升级的中美大国竞争以及美、欧、日之间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新型自由贸易协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调整投资策略，更倾向于采取分散投资风险的多元化布局。一方面，在美国、德国等工业强国主导的新工业革命下，发达国家必然会对重大研发和产业化成果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意欲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在尖端技术、重大装备和核心零部件等领域，中国很难再通过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的方式获得先进技术转让。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中一批新的生力军开始活跃起来，不少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国家经济增长提速。其中，人口超过1000万人、GDP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有柬埔寨、刚果（金）、科特迪瓦、多米尼加、埃塞俄比亚、印度、马里、缅甸、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略麦隆、莫桑比克、塞内加尔、越南等，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均超过6%。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8866美元，而上述国家（除多米尼加）的人均GDP水平都低于3000美元，一些非洲国家的人均GDP甚至不到1000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这些国家和地区定义为“高增长低成本国家”。随着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和受教育水平提高，未来5~10年，这些“高增长低成本国家”在吸引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国投资方面将形成不断凸显的区位优势，成为全球低端制造尤其是服装、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能的主要转入地，中低技术产品的制造环节将加快从中国等国家转移到这批新的“成本洼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利用外资将遭遇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更激烈的“双向”竞争。
二、中国利用外资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恢复性增长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国内要素成本持续攀升，虽然FDI流入规模一直保持世界第二位，连续25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但利用外资规模增速下降。针对新常态下利用外资出现的问题和障碍，中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的重要措施。目前，这些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2018年1-6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9591家，同比大幅上升96.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83.2亿美元，增速为4.1%，基本扭转了外商投资连续下滑的局面。吸收外资回稳的同时，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2017年，电子通信、医疗器械、环保设备等高技术产业实际吸收外资同比增长61.7%，占比达28.6%，较2016年提高9.5个百分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利用外资的整体产业结构已经发生逆转，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态势基本保持一致。1993-2012年的20年间，实体经济部门一直在吸收外资中占据首要位置。2013年，第三产业利用外资反超第二产业。2016年，制造业吸收外资占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进一步降至29.9%，仅约为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的50%，制造业扩大利用外资面临项目储备减少、吸引力下降的压力。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上升是必然趋势，但制造业高质量外资及其蕴含的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机会不容忽视。中美贸易战集中暴露了中国制造在尖端技术、重大装备、核心零部件、关键原材料等方面的短板。今后，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仍是中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重点领域。再从外商投资来源看，2018年1-6月，外资来源地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香港实际使用外资占比达到72.3%，而排名5~10位的主要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美国、荷兰、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对华直接投资均未超过20亿美元，这种国别结构反映出中国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吸引力不足的问题。
（二）“两缺口”矛盾明显缓解，外商投资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下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体制转轨的艰巨任务和发展道路的不确定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引入外商投资不仅可以缓解“两缺口”的矛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剧烈变革中的中国经济而言，外商投资企业本身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有效地带动了中国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随着国内积累能力不断增强，国内投资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改革开放初期“两缺口”条件下吸引外资相比，现阶段中国利用外资的动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外商投资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逐步下降，表现为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高点之后（1995年这一比值高达15.65%），进入21世纪后持续快速回落，2010年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降至2.84%，2017年这一比值则仅为1.34%（见图3）。应该看到，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资本形成以及出口中的作用下降在所难免。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对外资作用的认识以及民众对外企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明显变化，所谓“外资偏好”随之逐步弱化，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外资的追逐动力减弱。一方面，一些沿海发达地区，在当地外资存量已经较大、地方政府外资政策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不断细化外商投资的进入条件，设立了更为严格、全面的“招商选资”标准，不断提高外资项目的门槛，设立了更高的技术、用地和环境标准；另一方面，在中美贸易战以及国内竞争加剧的形势下，外商投资企业同样会重新评估中国市场的投资价值、竞争态势和政策环境，并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
图3 1980-2017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置（%）
资料来源；2017年的数瓣来自《2017年统计公报》，其他年份数据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注：实际使用外资额2015年和2016年的袭据接人民币计，其他年份以美元计，接当年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三）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在技术、市场、人才等各个环节展开激烈竞争
随着竞争力提升，国内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开展了全方位竞争，争项目、争土地、争人才的情况加剧。目前，这种竞争已不局限于传统产业，在互联网经济、移动支付、云计算、共享经济等领域，以华为、阿里、腾讯等为代表的国内企业，其产品开发、技术水平、运营能力不仅与中国市场上的跨国公司不相上下，而且在全球市场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这些企业对新经济的商业逻辑有着不逊于跨国公司的理解力。而从就业情况来看，新兴领域的国内企业内部组织架构更开放，决策机制更灵活，入职国内新经济的领军企业，薪资水平不低于外企，个人发展机会更胜一筹。反观一些大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定位和策略明显滞后，仍然将在华分支机构定位于地区性运营中心或成本中心，创新不够活跃，研发活动碎片化，技术导向偏于应用，岗位设置僵化，其发展空间、薪资水平以及薪资制度，对国内高端人才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在人才竞争中渐显劣势。竞争力此消彼长使得一些在华跨国公司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相比改革开放初期主动转让技术的“不设防”状态，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市场秩序、产业政策以及技术转让安排的变化日益敏感，在其母国发起的贸易战中以及多边贸易平台上质疑中国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而与这种情况形成反差的是，随着中国创新活动日益活跃，北京、深圳、杭州等一批具有区域甚至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高地浮出水面，凭借要素供给多样化及性价比高，支撑创新成果转化的制造体系和产业链条更加完整，成果转化效率不断提高等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创新创业团队特别是中小创新团队来华投资创业，带动了中国科技研发领域利用外资。
（四）吸收外资地区分化加剧，中西部各省市区之间拉开差距
尽管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占比提高，但沿海地区外资向中西部转移仍面临诸多障碍。除了受运输半径、出海口距离等因素的制约，跨国公司的供应链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如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供应链主要由三井、丸红等传统大型综合商社掌控，这些综合商社已经形成了主要依靠海运的供应链网络，短时间内很难串联陆路和内河运输，并将其物流体系延伸至中西部地区，加之日籍管理人员对中国沿海城市的气候、生活条件有较强的偏好，这些因素制约了日本在华投资企业向内地转移。在外资梯度转移过程中，各地区引资的区位条件进一步分化。此外，由于人才大量流失，东北地区的要素支撑力不断下降，地方政府服务意识淡薄，导致该地区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明显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有意结束在东北的运营，新项目将不会考虑布局到东北。而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省市，承接中等技术、兼具资本和劳动力密集度的外商投资，已经形成一定优势，外资项目落地相对顺畅。对西部地区的投资，跨国公司则比较看好重庆、贵州等地。
（五）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虽然近期出台的促进利用外资政策密度高、力度大、亮点多，显著提高了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但国内对大幅度放宽外资准人仍有不同声音，特别是2018年负面清单发布后，种子、稀土冶炼、金融等领域的开放引发争议。应该看到，经过40年数轮侧重点不同的对外开放，成本低、冲击小、相对比较容易凝聚共识的领域逐步开放到位，渐进的增量开放模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障碍。一些领域利益下沉，“大门已开，小门不通”的现象普遍存在，“内外有别”“对外开放，对内设限”的状况导致产业政策工具选择与贸易政策导向出现错配，部分地方政府扩大吸收外资的动力不足，投资软环境不佳。在外资项目由审批改为备案的过程中，行政级别较低的部门对政策把握不准，对大型外资项目以及外商投资新业态、新模式的服务意识和协调能力较差，致使一些高质量外资项目拖办、延办，严重影响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战略布局和政策效果。
三、对策建议
（一）总体思路和原则
总体而言，中国以成本优势为核心的传统区位优势加快弱化，而新的引资优势尚未全面形成并发挥作用，不少地区出现了区位优势断档、优质外资项目“青黄不接”的现象。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目前国内企业开始由技术进步和行业发展的“跟跑者”“模仿者”转变为“同行者”甚至是“领跑者”，跨国公司必然将中国企业视为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传统合资合作方式的空间逐步缩小。同时，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创新步伐加快、新兴产业群体性推进与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双重挤压”，对于中国实体经济潜存的空心化风险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和高度重视。历史地看，发达国家在结构转型过程中同样曾经历过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海外的特定阶段，但由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内生性，其产业向高端化升级的路径相对可控，而对于中国这样走过赶超式、压缩式工业化道路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要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则必须全面提升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和制度在内各类要素的整体素质。吸收高质量外资有助于强化竞争效应，挤出低水平产能，推进政府与企业之间、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多样化、良性互动，从而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面对新形势，做好利用外资工作要把握好两点：一要加强改革与开放协同推进，开放之门越开越大的同时，需下大力气疏通国内各种条块障碍，确保新一轮政策红利释放到位；二要统筹对内对外开放，推进政策着力点转向为高端要素集聚提供先进制度平台和软硬件环境，促使各类市场主体共享开放成果，避免引发新的超国民待遇。
为此，一要坚持质量导向。将引资重点放在：符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第四次产业革命发展方向的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科技、新材料等；能够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足中国制造短板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高端装备，如集成电路、高端机器人、专用设备、嵌入式软件、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工业互联网等；现阶段国内供给不足、质量不高，有利于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带动消费转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包括健康养老、节能环保、共享经济、智慧城市等。二要强化政策效果，形成示范带动作用。重点吸收2018年负面清单规定外商投资股权限制有重大调整、有助于改善外国投资者政策预期的外资项目，如汽车、飞机设计制造、金融等。三要促进新一轮开放政策产生“促改革、促发展”效应。进一步挖掘外商投资的制度引领性，吸引能够倒逼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有助于提升国际影响力、改善营商环境的外资项目，包括金融、电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等领域。
（二）政策建议
第一，抓好重点行业引资工作，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围绕2018年负面清单，将外商投资股权限制有重大突破的行业以及具有显著开放示范效应的领域作为近期吸引外资工作的着力点，推动一批影响力大、质量高的外资项目顺利落地，改善外国投资者的政策预期。在制造业领域，选择汽车行业为突破口，抓住跨国巨头应对中美贸易战、调整投资布局的机遇，吸引跨国公司在华新设汽车投资项目，对合资车企股权变动做好“一对一”政策服务，带动为其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和零部件供应商投资，拓展跨国公司在华供应链体系。在服务业领域，则要把金融业作为引资重点，抓大促小，完善监管体制，提高政策透明度和行业管理水平，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溢出效应。
第二，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研发活动，推动“双创活动”对外资开放。鼓励外资企业新建或升级在华研发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申报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承担各类科技项目，落实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税收政策，对同等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适用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等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企业与国内科研机构密切合作，开展产业共性技术、核心技术、尖端技术和基础科研项目的研究；鼓励外资投向科技中介、创新孵化器和生产力中心等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对国外各类风险投资基金和天使基金开放，支持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华创业发展，吸引掌握专利技术和技术诀窍的专业团队落户中国，对外籍高层次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给予中国籍公民同等待遇，为其提供签证和居住便利，并为其在华技术转让、产品测试制造、研发融资提供配套服务。
第三，探索推进新兴领域对外开放，引导外资企业参与数字经济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以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作为高质量利用外资的主攻方向，鼓励外资企业投资智能制造关键装备和核心软件的研发与产业化，引导国内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领军企业与国外创新团队开展联合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大力引进半导体材料设备、高端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智能传感器与控制装备等先进技术，允许外资企业参与中国智能制造标准制定、嵌入式软件特别是智能制造操作系统的开发以及推广应用，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建设数字化智慧工厂，开发智能制造和信息化解决方案。需要强调的是，先进制造是工业强国的核心优势，上述领域吸引外资、引进技术面临种种障碍。因此，要强调质量导向，注重长期效果。一要允许这些领域外资设立独资项目，合资企业的股权安排和收益向外方倾斜；二要切实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消除外方投资顾虑；三要引资与引智相结合，扩大外资项目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四要积极对接行业隐形冠军，吸引欧洲、日本等制造强国的优秀中小企业来华投资，带动国内先进制造、智能制造产业生态的发育完善。另外，目前中国电商等消费端已经积累了海量数据，消费端数据开发不断取得突破，阿里、腾讯等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开发成功经验正加快向工业领域扩展应用。与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优势相类似，现阶段中国初步形成了数据收集整理的成本低、数据规模效应显著、市场应用潜力广阔等新型比较优势。为此，要加紧研究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对外资开放的影响，探索中国数字经济开放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完善数字安全和隐私保护法规，引导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安全利用、开发国内消费端及公共服务端的巨量数据，培育利用外资新增长点。探讨互联网领域的开放模式和时间表，为外资进入电子商务、新零售等行业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通过引入外资竞争，优化国内互联网行业的竞争格局。
第四，顺应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的新潮流，不断拓宽利用外资领域。随着新经济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创新空间集聚的方向和模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城市的发展路径加快转型，人才已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第一动力。一方面，支撑城市发展的重要要素已不再是自然资源甚至不是交通通信等传统区位条件，而转变为获得高技能劳动力尤其是科学家、工程师及其他主导新经济的专业人士的综合能力，“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宜居水平”“城市魅力”作为吸引人才关键因素的作用凸显；另一方面，由于新经济普遍具有轻资产、平台型的特征，以往布局远离金融、文化、生活设施的高科技园区，已经难以适应新一代科技人群的工作生活需求，新经济的创新创业活动开始回归核心城区。近10年来，发达国家掀起了城市规划及创新空间的理念和技术革命，助推新经济发展与城市功能升级、地产开发与要素集聚的良性互动。目前，中国的智慧城市和创新街区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在规划理念、投资运营模式、软硬件条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尚有不小差距。顺应世界范围内城市升级的潮流，规范招投标和政府采购，引入国外资本和高水平的专业团队，参与智慧城市、创新街区、展览展示、公共事业、古建保护、锈带治理、主题公园等领域的活动策划、项目开发、建设运营；配合共享办公区域的设计开发运营，重点在沿海城市以及西安、成都等具有文化粘性的中西部城市，引进外资规划咨询公司、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师和艺术家工作室，推动文创旅游、工业设计、游戏动漫、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AR）内容开发和场景应用等都市产业和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吸引外籍专业技术人员在华长期工作生活，从而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国际化运作理念，在为外资企业、国际机构和外籍人员提供更多深度融入中国经济社会机遇的同时，提升国内城市品质和社区面貌，扩大中国城市的开放度和国际影响力，为新经济发展提供先进的空间载体和高端要素支撑。
第五，投资促进与保护并举，努力营造公平、宽松、有序的营商环境。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成立由主管部门、企业、行业协会以及来自科学、经济、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知识产权保护推进小组，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行业列出具体时间表，加大知识产权侵权的违法成本和惩治力度；二要尽快启动一轮全面的产业政策合规性审查，审慎清理有悖国际规则的产业补贴，深化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标准制定、公共服务等领域改革，取消各种隐性的强制性技术转让规定，维护公平市场秩序；三要鼓励地方政府在新一轮招商引资中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开展各类专项培训，增强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放管服”的意识和服务外资项目落地的综合能力；四要培育引进市场化的投资服务中介，逐步取代政府部门在招商引资中的主导地位，为外商提供投资区位选择、合作伙伴对接以及政策法律、备案流程、人才招聘、上市融资、产业转移、市场退出等一揽子专业化服务；五要支持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依规在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上市，在新三板挂牌，以及发行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运用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为外资企业融资提供更加便利的渠道。
第六，加强陆海联动，优化外商投资区域结构。深入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沿边开发开放、自由贸易港建设等区域开放战略的紧密结合。坚持科学甄选，高标准建设，吸引高质量外资项目投向海南自由贸易港；完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加快配套服务产业发展和商务服务体系建设，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对外开放，促进产业有序转移；吸引外商到西部地区投资可再生能源、生态农业、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和现代服务业等低碳绿色领域；升级改善中西部口岸、跨境运输等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联通东中西部的交通和信息网，打破商品、服务及要素流动的区域性壁垒和市场分割，形成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要充分认识西部不同地区发展阶段和地域特点的差异，提高风险意识，对涉及民族、宗教、文化等敏感问题的外资项目、人员往来开展系统性动态评估，确保开放中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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