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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基于基因结构的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研究:
从“零和竞争”到“正和竞争”

2019年03月15日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2期    作者:许明

摘要:企业成长方面的研究集中于探讨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鲜有涉及企业自身的“基因特定”所导致的路径依赖问题。为从企业、产业基因结构视角研究企业的成长,将结合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基于大型微观企业数据库进行规范的计量检验,克服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先验性的理论分析的缺点,对企业的发展指导具有直接的实际应用性。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员工价值创造能力、企业家领导能力、企业文化和有效的收入分配机制是决定一般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员工价值创造能力是最根本的因素。与此同时,结合不同企业特点,不断协调和优化企业资源将对企业成长大有裨益。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如果能够结合企业、产业基因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安排,企业通过“基因结构”的互补,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零和竞争”转化为互利共赢的“正和竞争”。

关键词:企业基因;产业基因;企业成长;基因结构;正和竞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中国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与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研究”(批准号:16CJL014)。

 

一、引言

企业是市场经济系统最基本的运行单位,国民经济的发展依托于整个企业群体的发展而得以实现。企业的大量存在是一个不分区域和发展阶段而普遍存在的现象,对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解决就业、增强经济活力、形成创新和保障价格机制运行等方面。自诞生以来,关于它如何生存和成长的研究一直是企业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1][2][3] 据不完全统计,欧美企业大都能够长寿、几代相传,平均寿命在40年左右,日本企业的平均寿命在30年左右,而有的企业却很快走向末路,面对经济环境稍微转变就会变得手足无措、日趋式微,比如中国的企业平均寿命在8年左右,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4]

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企业的成长,什么因素使一些企业长寿而使另一些企业过早地“夭折”?这一系列问题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企业家们所关心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可以说,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围绕以企业为中心的研究展开的。从古典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理论到交易成本理论、竞争优势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核心能力理论、经济演化理论等等,几乎每个经济学派都对企业的成长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针对企业的研究单位从传统的完全契约理论“厂商”、能力论以“能力”为单位,知识论以“知识”为单位,交易成本理论以“交易”为单位。20世纪以来,生物学的飞速发展,给企业理论的研究也带来了好处,特别是DNA双螺旋结构模型提出后,人们从方法论上意识到不同的基因决定了不同的功能,同样的基因对环境的不同反应以及基因组的差异决定了个体不同。基因结构视角作为一种方法运用到企业研究中,对企业理论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通过观察的方式找到到底什么是企业演化、成长始终存在的关键因素,以及企业、产业基因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如何与环境发生互动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揭开企业“生”、“老”、“病”、“死”这一演化过程的黑箱。[5]

从现有文献来看,Nelsonand Winter提出了企业、产业基因的惯例学说。[6] 他们认为,决定企业成长的核心是企业内的惯例,惯例是企业规则的集合,也是企业的核心。他们的理论初步形成了探索企业、产业基因理论的雏形。企业、产业基因概念由Tichy首次提出,他认为企业与生物一样拥有可供遗传的基因,决定了企业稳定发展的基本特征。Tichy的研究认为企业、产业基因包括社交和决策两个主要结构,其中,社交结构是指企业内部人员之间关系的相互协调和处理;决策结构是指企业内有关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企业、产业基因符合遗传基因的基本特性,可以进行量化、分解、重组,甚至变异。[7] 这些研究为学者从基因角度更好地理解企业成长,发掘企业成长规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8] Baskin对企业是否能像生物体一样具有适应性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企业内部的制度、文化、结构等方面构成了企业的遗传因子。[9] Aurik et al.将企业所具有的遗传基因定义为“企业的基因密码”,是企业的基本结构元素,决定了企业如何进行销售和配置资源,并最终决定企业的价值。[10] 随后,Nelson将对企业、产业基因的研究上升到基因结构、重组、演进的层面上。他认为企业、产业基因包括信息传导、决策权、组织架构和激励机制四个要素,这四种要素的组成方式不同,从而使企业具有异质性。同时,他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将企业的基因类型分为时停时进型、消极进取型、过度管理型、随机应变型、韧力调节型、过度膨胀型和军队型七种类型,从实证方面对企业、产业基因的内涵进行丰富。[11]

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国内有关企业、产业基因模型的研究迅速兴起,并形成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周晖将企业、产业基因模型化,并形象地概括为双链四碱基结构,其中,双链由知识链和劳动链组成;四碱基包括文化、企业家、机制、技术。这一研究将企业、产业基因模型化和精细化。[12] 李欲晓认为对成功企业的模仿和自身形成的惯例是企业、产业基因形成的两类机制,他也将企业、产业基因结构概括为双链四碱基结构。双链由人力资源和文化组成;四碱基包括制度、非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和制度。各企业、产业基因结构的组成不同决定了企业的不同成长。[13] 张玉明和段升森建立了一个关于创新型中小企业基因结构的概念模型,知识和资本是创新型中小企业、产业基因的双链要素,二者可以相互转化。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和组织资源构成了创新型中小企业、产业基因结构的四碱基。他们指出,企业、产业基因的双链可以相互复制和转化,不同碱基的排列顺序和作用因企业而异,从而决定了企业成长的不同路径和周期性。[14] 邵剑兵等以阿里巴巴集团为案例,研究企业不同成长阶段中基因遗传理论在非市场战略选择和演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5]

客观地说,现有文献为本文从基因结构视角研究企业成长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第一,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先验性的理论分析上,但是对于到底是哪个因素对企业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并不能够确定;第二,对理论模型的验证方面,缺乏利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大多停留在调查问卷的小样本数据上,选择性偏误问题严重,导致相关研究成果明显缺乏实际应用性。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产业基因结构模型进行构建,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大型微观企业数据库,利用规范的计量方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拓宽已有文献在此方面的研究,为企业成长提供有效依据和实际指导。

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本文倚重理论,辅以实证,对以上问题进行全面和深入的讨论。主要创新性贡献为:尝试跳出已有研究中关于企业基因与产业基因的关系,着重讨论了企业基因与产业基因各自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从而为宏观调控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证据借鉴与理论参考。

二、理论分析:一般企业的基因结构概念模型构建

揭开企业内在的基因结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现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因素,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对现有基因结构模型的总结,大多数学者将企业、产业基因定义为双链四碱基结构。同时,很多学者也指出“双链具有互补的关系,碱基按一定顺序排列”。但是现有基因结构模型很重要的一个缺陷是双链和四碱基结构之间缺乏明显的关联性。因此,有待于对现有模型做进一步完善。综合学术界对“企业、产业基因”内涵的阐述,本文对“企业、产业基因”作如下定义:存在于企业自身的,反映着企业的根本性状,对企业行为产生长期的、决定性的影响的基本因素就是企业、产业基因。

那么哪些因素是企业自身的基因呢?有的人认为企业、产业基因只包括企业管理者或员工身上的决定其行为活动的人的因素——理念、素质和能力,不包括人之外的物的因素;有的人则认为既包括人的理念、素质、能力等,也包括人之外的物的因素。本文认为,人本身的因素是根本性的,物的因素虽然是人的因素派生的,但也是“反映着企业的根本性状,对企业行为、兴衰存亡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人的因素方面,基因应包含反映企业长期经营的理念——文化基因、企业家及核心员工的素质和能力的基因;物的因素方面基因应包含组织、激励、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因素。具体如图1所示。

 

1 一般企业的基因模型

 

通过对企业基因的分解,可知企业基因包含的人的因素方面基因和物的因素方面基因可以相互转化,人的因素方面基因会表现为或外化为物的因素方面的基因。在生物学上,基因包含双链和碱基。双链是有碱基按照一定顺序排列形成的核苷酸组合,相互之间呈互补的关系,双链结构能够相互配合、生成,是碱基的载体。张玉明和段升森认为,双链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能够反映出排列在双链上碱基的本质;二是具有互补性和协同性。[16] 根据对企业、产业基因的分析,本文认为人力资源和资本应是企业、产业基因结构的双链。首先,人力资源和资本具有互补性,是企业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其次,人力资源和资本具有协同性,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本,二者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碱基是企业最根本的组成要素,其排列组合不同导致企业成长的差异。碱基是基因中最微观、最基本的组成要素。企业是否能够成长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能否有效地利用现有的资源,企业拥有资源的多少是企业成长的基础。企业间拥有资源的不同配置使企业具有不同的生存状态,这与碱基的基本内涵相一致。

结合企业基因模型,一般企业具有最基本的文化、企业家或核心员工、组织、物力四种资源要素。每一种资源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多个细分要素,而碱基要素是资源要素中最本质的要素。碱基要素的重要程度直接影响企业的成长。具体哪一个碱基要素更加重要,需要通过实证来进行检验。

从企业到产业,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一般产业的基因结构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一般产业的基因结构是由双链和四碱基组成的螺旋结构。其中,双链分别为人力资源链和资本链,两者协同互补,可以相互复制,充分保障四碱基要素能够高效地联系和组织;四碱基分别为文化、企业家或核心员工、组织和物力资源,这四种资源是决定产业演化与发展形状的基础性资源单位。与生物基因的碱基排列类似,不同生物基因的碱基差异体现在排列顺序的不同,而企业、产业基因的碱基差异体现在不同企业间碱基要素的大小差异,这决定了不同企业成长路径的不同,这也正是一般产业的基因结构概念模型所揭示的意义所在。

 

2 产业的基因结构概念模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密集度更多体现了市场环境、竞争激烈程度对产业发展的阶段性需求,因此,本文将“资本密集度”等传统的资本性企业基因指标归纳为“产业基因”,从而控制了行业大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对企业的整体遗传因子的遗传特征。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根据前面对一般企业、产业基因结构模型的理论分析,并结合现有研究成果,[17][18]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组成的20042006年三期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代表企业个体,t为样本年份;Yit为度量企业成长或发展程度的被解释变量;ageit是企业文化资源的代理变量,企业文化是一个相对定性的概念,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本文发现将企业文化定量处理具有一定的难度,本文根据刘一蓓的处理方法,[19] 将企业年龄作为企业文化的代理变量;选取leadershipitgovit两个变量作为企业家资源,分别代表企业i在时点t的企业家领导能力和企业家管理有效性;选取orgfunctitPaydesit两个变量作为组织资源,分别代表企业i在时点t的组织运作有效性和薪酬激励设计有效性;[20] 选取CapitalinternitEmplvalueit作为物力资源,分别代表企业i在时点t的资本密集度和员工价值创造能力。其中,资本与劳动收入比、资本密集度为“产业基因”的代理变量;其余解释变量即为“企业基因”的代理变量。

X代表控制变量,包括是否非国有(是=1)、是否垄断(是=1)、地区(以西部为基准)、年份(以2004年为基准)。关于国有和非国有的划分,本文根据企业的登记注册类型进行划分;[21] 是否为垄断行业本文根据岳希明等的划分标准进行划分;[22] 根据统计局划分标准,将地区变量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23] γi为不可观测且短期内不发生变化的个体效应,σit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观调研数据库,由于指标的可得性和消除偶然因素影响,本文只能选取20042006年共计三年间的数据。每个企业样本包含100多个变量,20042006年进入样本库的观测值个数共计852673个。该数据库是目前可获得的最大企业层面微观数据库,非常具有代表性。本文遵循以下原则对样本进行筛选:一是删除涉及的主要变量缺漏值。二是删除不满足逻辑关系的错误记录。例如删除固定资产总值小于固定资产净值332364笔,删除从业人数小于8人的样本观测值2485笔。三是删除可能发生并购重组的企业。本文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或者小于0的样本观测值和营业利润率大于1或小于-1的观测值,共计删除200277笔。四是将样本转换为平衡面板。经过上述处理,本文最终得到样本观测值141231笔,每期进入样本的企业为47077个。相应的各主要变量定义及统计描述如表1所示。

 

1 主要变量定义及统计描述

 

四、实证结果分析

理论分析指出,一般企业、产业基因具有的文化、企业家或核心员工、组织、物力四种资源要素是企业碱基要素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在一般企业、产业基因结构模型构建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6年三期平衡面板进行回归分析,可以通过回归结果得到四个碱基要素中重要资源影响程度的系数大小,从而揭示到底哪种碱基要素对一般企业的成长具有相对重要的影响。

(一)全样本回归

根据模型(1)设定,本文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6年三期平衡面板分别运用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进行实证检验。第一组回归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文化资源、企业家资源和物力资源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第二组回归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组织资源和物力资源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第三组回归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文化、企业家、组织和物力四种资源进行回归,以检验企业、产业基因结构对企业成长的重要影响;第四组回归是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对所有变量进行回归。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2 全样本回归

注:本文的估计结果由Stata13.0计量软件分析得出;***、**、*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括号内为t值;Hausman检验的零假说是FERE估计系数无系统性差异。

 

通过回归结果第(1)~(4)列,本文发现,无论是对组织、物力等资源分别进行回归,还是对四种资源进行整体回归,结果都表明每一方面资源代表的碱基都对企业的成长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因此第(3)列更具有说服力。从回归结果第(3)列来看,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除资本密集度提高不利于企业成长外,其他主要碱基资源的提高都有利于企业成长的提高。这表明一般企业的成长不能仅仅依靠于单纯投入资本来扩大企业规模而达到企业的外延式增长,应该更加注重企业利润提升式的内涵式成长方式。从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企业文化、企业家领导能力、企业家管理有效性、组织运作有效性和员工价值创造能力都对企业的成长具有相对重要的作用,并在1%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从解释变量回归系数大小来看,员工价值创造能力对企业成长影响最大。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员工价值创造能力每提高1个百分点,企业成长提高约0.58个百分点。这表明员工是企业成长的核心因素,注重提高员工的人力资本、引进适合公司发展的人才和给予员工恰当的利润共享模式将对企业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文化资源和企业家资源也对企业成长具有重要作用。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默示知识贯穿于企业的成长,华为、海尔等企业的成长无疑印证了企业文化的重要作用。经验丰富的企业家也是企业成长的一个关键,这与张玉明和段升森的研究结论相一致。[24] 值得注意的是,从控制变量来看,非国有相对于国有企业更不利于企业成长,而垄断企业相对于竞争企业不利于企业成长。

(二)分组回归

为更深入地从企业、产业基因结构模型对影响我国企业成长的因素进行研究,本文将从行业性质、所有权性质和规模分别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以确定到底哪种碱基要素对企业的成长具有显著的影响。

1. 按行业性质和所有权性质回归

本文根据前文的划分方法,按行业性质将样本分为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两类,根据所有权性质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通过划分,垄断行业样本2989个,竞争行业样本138242个;国有企业样本13398个,非国有企业样本127833个。通过Hausman检验结果,按行业性质进行回归利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按所有权性质进行回归利用的是随机效应模型。[25] 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3 按行业性质和所有权性质的分组回归

注:本文的估计结果由Stata13.0计量软件分析得出;***、**、*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括号内为t值。

 

通过行业性质分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以下结论:第一,企业四碱基要素中,企业文化、企业家管理有效性、资本密集度和员工价值创造能力对两类企业都具有相对重要的作用,且在相应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在这几种资源要素中,员工价值创造能力仍然是推动两类企业成长的关键。第二,相对于垄断企业,竞争企业文化资源对企业的成长影响较小,但是企业家领导能力明显在竞争企业中更加重要。通过回归结果第(1)、(2)列可知,垄断企业和竞争企业的企业文化都在1%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但是竞争企业对应的企业文化系数小于垄断企业(0.1130.247)。垄断企业的企业家领导能力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竞争企业在1%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表明竞争企业相比垄断行业而言,企业家的领导能力对企业的成长至关重要。垄断企业一般凭借其拥有的得天独厚的资源、销售等方面的垄断地位,从而使其获得相比一般企业而言的高额垄断利润。垄断企业的领导不必像竞争企业的领导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充实自己的管理素养,这就降低了企业进行发展和改革的动力。第三,在资本与劳动收入比方面,回归系数表明资本与劳动收入比对竞争企业是正向影响,而对垄断企业而言是负向影响。这表明,对于竞争企业而言,资本往往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向资本进行更多的利润分配将有利于企业成长,但是对于垄断企业而言,由于凭借自身垄断地位获得了超额的垄断利润,这使得原有向企业家分配利润的方式将会严重降低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忽视了企业中劳动者在分配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不利于企业成长。

通过行业性质分组回归结果分析,仍有两点结论值得注意:第一,在非国有企业中,企业家领导能力越强将越有助于促进企业成长。从回归结果第(3)列和第(4)列可以发现,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家领导能力对应的系数远高于国有企业(0.7930.201)。第二,非国有企业的员工价值创造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低于国有企业(0.5800.663)。上述结果与现实相符,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其在生产、税收、销售、资源等方面都与国有企业相比明显处于弱势,有研究指出,我国很多民营企业5年的平均死亡率达到了90%。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企业领导至关重要,从梁稳根到马云,都证明了一个合格的领导对于非国有企业成长的重要性。在员工价值创造能力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在招聘和引进人才方面的限制条件较为严格,国有企业员工整体素质要高于非国有企业,因此员工价值创造能力更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成长。

2. 按企业规模回归

本文根据样本的固定资产总值的第66百分位和第33百分位对样本按规模划分为三组。当固定资产≤260.5万时,设定企业为小规模;当260.5万<固定资产≤973.5万时,设定企业为中等规模;当固定资产>973.5万时,设定企业为大规模。经统计,小规模企业样本观测值46613笔,中等规模46595笔,大规模48023笔。通过Hausman检验结果,按规模进行回归对应的p值为0.000,因此应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4 按规模大小的分组回归

注:本文的估计结果由Stata13.0计量软件分析得出;***、**、*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括号内为t值。

 

根据企业按照规模回归结果,本文可以得到以下四点结论:第一,从企业文化的回归系数来看,文化资源在小规模企业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大于其他两类企业,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这表明小规模企业应该更加注重对企业文化的培养。第二,企业家领导能力对于小规模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重要性要大于中等规模企业。对于小规模企业而言,好的企业家将会使企业快速成长;对于大规模企业而言,好的企业家能够使企业巩固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中等规模企业一般只需要维持原有市场份额,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因此企业家的作用相对其他两类企业不太明显。第三,员工价值创造能力对三类企业的成长都非常重要,且仍是各碱基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第四,从资本与劳动收入比系数看,中等规模企业资本与劳动收入比与企业成长负相关,而另外两类企业则均与企业成长正相关。这表明在中等规模企业中,更应倾向于对劳动者的分配,这样更有利于促进企业成长。

(三)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讨论[26]

一般的市场经济竞争,具有“零和”的显著特征——企业A市场份额之所得,必定是企业B市场份额之损失。无论是古诺竞争(产量竞争),还是博川德竞争(价格竞争),这种“零和”性质的纳什均衡结果必定会出现;供给方之利润所得,必定是需求方之消费者福利的下降;反之亦然。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市场失灵”——因为现实中的“帕累托改善”一定是有交易成本的,即市场结构、福利分配在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转变是一定具有社会成本的。这样一来,“零和竞争”对于社会大生产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如何实现“正和竞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有要义,因为这可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脱“零和”桎梏,超越传统意义的西方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竞争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对消费者、同行、上下游合作者、政府均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正面效应。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企业内部努力提升“企业文化”、“企业家领导能力”、“企业家管理有效性”、“组织运作有效性”、“员工价值创造能力”等维度反映的企业基因,在产业中努力提升“资本密集度”这个企业、产业基因,就可以在不用损害竞争对手之市场份额前提下,实现企业规模、企业成长的最大化。这个实证结果的意义是非凡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西方经济学的“零和竞争”理念,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坚定了我国经济学研究者的“理论自信”,坚定了实务界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

总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扬企业基因与企业、产业基因,使我国经济跨越“零和竞争”的“卡夫丁峡谷”,通过“正和竞争”短期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内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主题。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和对企业、产业基因结构理论的梳理,本文首先联系一般企业特征构建了关于一般企业的基因结构模型。然后,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平衡面板数据对一般企业的基因结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在检验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得到到底什么因素是企业成长的关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企业也具有与生物基因相类似的企业、产业基因,企业、产业基因是由双链和四碱基构成的双螺旋结构。一般企业基因的双链要素包含人力资源链和资本链,四碱基要素由文化、企业家、组织和物力资源四种要素组成。产业基因的资本链条和人力资源链可以相互转化,具有互补性和协同性。不同企业、产业基因的碱基要素差异体现在不同企业间碱基要素的大小差异,这决定了不同企业成长路径的不同,这也正是一般企业的基因结构概念模型所揭示的意义所在。

第二,全样本回归发现,四碱基要素中员工价值创造能力、企业家领导能力、企业文化和资本与劳动收入比是四种决定企业成长的关键资源,其中,员工价值创造能力是最核心的资源要素,对不同性质的企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人才始终是企业成长的关键要素,人才的缺乏对企业的影响将超过管理、企业家、组织等方面的影响。因此,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建立高效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不断加强对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的积累将对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大有裨益。从企业家资源来看,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家的领导,企业家应自觉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从而引领企业改革和促进企业成长。

第三,分组回归得到如下结论:一是相对于垄断企业,竞争企业文化资源对企业的成长影响较小,但是企业家领导能力明显在竞争企业中更加重要。因此,竞争企业尤其是处于初创期的竞争企业应注重对企业文化的培养,不断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对于垄断企业而言,企业领导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充实自己的管理素养,抓住改革机遇,敢于创新。二是资本与劳动收入比对竞争企业是正向影响,而对垄断企业呈负向影响。这表明垄断企业应注重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使分配更多地倾向于劳动者,提高劳动者在企业中的地位。[27] 三是非国有企业的员工价值创造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低于国有企业,而企业家领导能力对企业的影响高于国有企业。一方面,国有企业领导往往出于风险成本考虑,不愿进行可能提高市场收益的创新和改革,使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低于非国有企业;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应更加注重对企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不断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四是文化资源在小规模企业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大于其他两类企业。这表明小规模企业应该更加注重对企业文化的培养。

第四,企业能够通过“企业基因”成长破除企业之间利益此消彼涨的“零和竞争”,政府可以通过“产业基因”成长打破规模报酬递减、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的制约,继而完成“正和竞争”,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多方共赢。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基因成长从“被动”化为“主动”。对于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与宏观调控而言,一旦做到结合产业基因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安排,企业通过“基因结构”的互补,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的“零和竞争”转化为互利共赢的“正和竞争”。

与现有企业、产业基因结构的相关研究不同,本文主要基于大型微观企业数据库进行规范的计量检验,克服现有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先验性的理论分析的缺点。通过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一般企业的基因结构进行探讨,这对企业的发展指导具有直接的实际应用性。本文得到的研究结论具有的政策含义是:员工价值创造能力、企业家领导能力、企业文化和有效的收入分配机制是决定一般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员工价值创造能力是最根本的因素。与此同时,结合不同企业特点,不断协调和优化企业资源将对企业的成长大有裨益。本文不仅为研究企业成长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也为从规范的实证对企业、产业基因理论进行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思路。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王珺、郭惠武:   《产业集群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 唐跃军、宋渊洋:《中国企业规模与年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产业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

[3] 齐平、宿柔嘉:《国有企业基因重组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机理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17年第6期。

[4] 张玉明等:《中国中小上市公司成长报告(2010年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8102页。

[5] 段霄、金占明:《企业基因是什么——企业基因的概念与辨析》,《清华管理评论》2014年第4期。

[6] NelsonR.WinterS.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s Change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1820

[7] TichyNM.,“Revolutionize Your Company”,FortuneVol1281993pp114122

[8] 张玉明、段升森:《创新型中小企业基因结构模型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9] BaskinK.RichardsonDK.,“Corporate DNA: Organizational LearningCorporate Co-Evolution”,Emergence: Complexity and OrganizationVol2No12000pp3449

[10] AurikJC.,JonkGJ.,WillenRE.,Rebuilding the Corporate Genome: Nlocking the Real Value of Your BusinessNew York: John Wiley Sons2003pp78

[11] NelsonG.,“Organization DNA”,Strategic FinanceVol86No52004pp2022

[12] 周晖:《企业生命模型初探》,《中国软科学》2000年第10期。

[13] 李欲晓:《企业的遗传基因及其基本结构探析》,《经济评论》2007年第2期。

[14] 张玉明、段升森:《创新型中小企业基因结构模型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5] 邵剑兵、刘力钢、杨宏戟: 《基于企业基因遗传理论的互联网企业非市场战略选择及演变——阿里巴巴社会责任行为的案例分析》,《管理世界》2016年第12期。

[16] 张玉明、段升森:《创新型中小企业基因结构模型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7] MarkardJ.TrufferB.,“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 Toward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Research PolicyVol37No42008pp596615

[18] 王珺、郭惠武:《产业集群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19] 企业文化是一个相对定性的概念,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将企业文化定量处理具有一定的难度,本文遵循刘一蓓(2013)的处理方法,将企业年龄作为企业文化的代理变量。

[20] 张杰、卜茂亮、陈志远:《中国制造业部门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及其动因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5期。

[21] 根据陈林和朱卫平(2011),国有企业包含了“登记注册类型”为国有企业、国有联营企业、集体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六大类型,而其他的登记注册类型则统一划分为非国有企业。

[22] 岳希明、李实、史泰丽:《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23] 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24] 张玉明、段升森:《创新型中小企业基因结构模型实证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5] Hausman检验,按行业性质进行回归对应的p值为0.000,因此按行业性质进行回归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按所有权性质进行回归得到的对应p值为0.9052,因此按所有权性质进行回归应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26] 这段讨论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提示,作者才得以总结与精练出该观点。

[27] 刘长庚、许明、刘一蓓:《员工获得了“公平”的劳动所得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测度与验证》,《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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