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基于产品异质性和产品空间非均匀性特征事实，以97个国家、762种产品数据构建产品空间，运用产品复杂度、连通性二维指标，从微观产品结构视角比较研究跨越组国家（日本、韩国）和落入组国家（巴西、马来西亚）生产能力禀赋和产品结构特征，探讨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研究发现：跨越组国家生产能力禀赋较强，产品结构以较高复杂度、较强连通性的“好产品”、核心产品为主；落入组国家则以较低复杂度、较弱连通性的“坏产品”、边缘产品为主。落入组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微观产品结构视角分析，可能原因在于落入了“产品陷阱”。进一步分析发现，尽管与跨越组国家相比，中国“好产品”、核心产品比重处于相对劣势，但明显高于落入组国家，并且已经积累较强的生产能力禀赋，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空间相对较大。
关键词：产品复杂度；产品连通性；中等收入陷阱；产品陷阱；产品空间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共生理论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模式与路径研究”（17ZD047）、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课题“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激励机制创新研究”（2018G06）、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奖励计划”青年项目阶段性成果。
引言
2017年世界银行将人均国民收入在3896至12055美元之间的国家定义为上中等收入国家，同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8690美元，距高收入国家门槛标准3365美元。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人口红利、资源环境红利逐渐减弱，以及转方式、调结构、动力转换宏观经济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步入以高质量发展为战略导向的中高速增长新时期。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降至7%以下。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经济增速预期设置为6%至6.5%目标区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使得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讨论不绝于耳。尽管学术界对中等收入划分标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时间长短、哪些国家成功跨越（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未形成一致结论，甚至有学者提出以人均国民收入标准来界定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的观点（江时学，2013）［1］，但主流意见依然认同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说，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普遍现象（张德荣，2013）［2］，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现实中真实存在（齐传钧，2018）［3］。实际上，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日本、韩国等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最终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巴西、马来西亚等国至今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本文基于产品异质性和产品空间非均匀性特征事实，以97个国家、762种产品数据构建产品空间，并参考刘伟和范欣（2019）［4］研究，选择日本、韩国、巴西、马来西亚等四个典型代表国家作为样本，对跨越组国家（韩国、日本）和落入组（巴西、马来西亚）国家产品结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从微观产品层面探讨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并尝试探讨当前中国生产能力禀赋及产品结构特征。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以往研究较多地基于产品同质性假设前提，并从要素投入结构变化研究中等收入陷阱，而本文则以产品异质性和产品空间非均匀性特征事实为出发点，从产出端探讨中等收入陷阱的微观产品结构成因。（2）以往研究较多地以跨越（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某一地区或国家为样本，专门研究跨越（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原因，本文则选择跨越组和落入组典型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探究为什么一些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另外一些国家则落入中等收入陷阱。（3）以往研究较多地从定性角度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也有一些文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则基于各国四位码出口产品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比较直观具体地显现跨越组国家和落入组国家的生产能力禀赋和产品结构特征。
一、文献回顾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提出以前，学术界已经对低收入贫困陷阱进行了理论探讨。Nelson（1956）［5］将人口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理论之中，提出了低收入贫困陷阱，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快增长导致人均收入下降，最终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难以自拔；Myrdal（1957）［6］用循环累积因果原理的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解释低收入贫困陷阱。然而，对于那些成功跨越低收入门槛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许多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难以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跨越。低收入贫困陷阱理论对这一经济现象不能给予令人满意的答案。
诸多文献从产业结构转型视角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的丧失，还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程度有关（李翀，2018）［7］；日本、韩国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生产结构转型升级（杨俊龙，2018）［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于无法从低附加值产品升级到高附加值产品（Lin和Treichel（2012）［9］）；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经济体产业升级受阻，难以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增长方式转变，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姜文辉，2016）［10］。可以说，若不能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何国家都可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Yusuf和Nabeshima，2009［11］；Fe-lipe等，2014［12］）。然而，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解释产业结构转型时，主要以产品同质性这一假定为分析的逻辑起点，认为任何国家任意一种产品均存在着质量提升和产品转型升级的空间。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产品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而难以跃升，有些产业转型升级出现断档，而有些产业转型升级则出现突然加速等问题。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微观基础是产品结构转型升级。产品空间理论以产品异质性特征事实为前提，利用各国产品出口数据并引入社会学网络分析方法，通过构建产品空间并以此研究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问题。在Hidalgo等（2007）［13］所构建的全球产品空间中，发现产品空间的非均匀性和簇群特征，呈现出显著的“边缘——中心”结构特征，边缘区域主要是农副产品、纺织服装、资源类产品等，中心区域主要是金属制品、机械产品及化学制品。进一步研究发现，边缘区域产品间邻近度小、连通性不强，而核心区域产品间邻近度高、连通性强。尽管Hidalgo等（2007）［13］和Hausmann等（2007）［14］同样认为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的结果，但并非所有的产品均存在着均匀的转型升级空间，也并非所有产品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均等的，这是由产品空间结构特征和一个国家在产品空间中的位置所决定。专业化生产复杂产品的国家将能够维持经济持续较高速度增长（Jarreau和Poncet，2012）［15］，生产多元化是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Eicher和Kuenel，2016）［16］。成功实现产品结构转型的国家，其显著特征是产品多元化和复杂度的提升，而那些难以实现产品结构转型的国家，仍旧在单一且低端产品结构中徘徊（Felipe等，2012）［17］，其典型特征在于难以实现向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品结构转型（Paus，2014）［18］。
然而，产品结构转型升级不能一蹴而就，应遵循比较优势，但这一比较优势源于生产能力禀赋而非要素禀赋（lall，2000［19］；Hausmann和Klinger，2007［20］）。Hidalgo等（2007）［13］、张其仔和李颢（2013）［21］、邓向荣和曹红（2016）［22］等从理论上证明产品升级取决于产品间生产能力相似性大小，亦即有学者称之为技术距离（张其仔，2008）［23］。产品生产能力相似性大小由邻近度来衡量（Hidalgo等，2007）［13］，产品间所需生产能力越相似，也就是产品间技术距离越短，则意味着从一种产品转型生产另外一种产品的风险越低、成功转型的概率越高，反之则反是。因此，产品结构转型往往是从邻近产品开始的（Hausmann和Klinger，2007）［20］。这一论断也得到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如Hausmann和Klinger（2007）［20］、Donoso和Martin（2016）［24］、毛琦梁和王菲（2017）［25］。也有学者研究产品复杂度与产品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发现产品复杂度越高，转型生产该产品难度越大，实现产品结构转型升级概率就越低（马海燕和于孟雨，2018）［26］。
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必须以积累相应的生产能力禀赋为前提。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努力升级到更高附加值的行业或细分市场时，能力失败特别是技术能力失败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Lee，2013）［27］。还有一些学者强调国家制度能力对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意义，如Rauch（2000）［28］、Besley和Persson（2009）［29］、Acemoglu等（2015）［30］。实际上，宏观层面上的制度、技术能力最终体现在一国企业微观产品的生产能力禀赋。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不断改进同一组产品的生产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需要获得更复杂产品的生产能力，以转向于更高生产率的新的生产活动（Hidalgo和Hausmann，2009）［31］。生产能力禀赋不仅包括人力和物质资本、法律制度、组织能力，还包括企业所拥有的技术诀窍和实践经验等企业生产能力（Hidalgo和Hausmann，2009）［31］，以及存在于个体的隐性知识（Sutton，2002）［32］。当然，生产能力禀赋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交易的一种投入（Sutton，2002）［32］。因此，生产能力禀赋是制度、技术、知识、人力资本以及一系列配套设施及服务的集合，具有不可转移性质，获取生产能力禀赋的主要途径不是通过交易或转让，而是依靠国内企业不断积累。因此，一个国家生产新产品或复杂产品的能力依赖于自身所积累的生产能力禀赋，进而决定了一个国家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的能力。
二、数据、指标与方法
（一）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涉及到国家或地区（下文统称为国家）产品出口值数据和人均国民收入数据。国家产品出口值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Sitc rev2四位码产品数据。为了消除国际贸易环境变化对各国产品出口的影响，并考虑到产品空间的稳定性（张其仔，2014）［33］，通常选择5年期构建产品空间（Hidalgo等，2007［13］；Felipe等，2014[34]），故本文对各国2013年——2017年各产品出口值进行平均，并对国家和产品进行筛选，进而构建该时期全球产品空间，以作为本文分析的基础。国家和产品筛选原则是，首先是过滤掉五年期中年份不全的国家，在此基础上对五年期各国产品出口值进行平均，然后是过滤掉出口总额占全球总额低于万分之一的国家，同时过滤掉出口值低于全球总额百万分之一的产品。经过筛选，最终获得97个国家762种产品的出口值数据。人均国民收入数据（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并以5年期均值来表示2013年至2017年各国人均国民收入。
（二）主要指标
1．产品邻近度与产品连通性
产品间邻近度（Hidalgo等，2007）［13］反映出两种产品在同一国家同时生产的可能性，表明了不同产品之间所需生产能力的相似性。当产品A和产品B与产品A和产品C相比较，在更多的国家同时进行生产时，那么产品A和产品B二者的关系，相对于产品A和产品C二者的关系，就可以定义为更具邻近性（张其仔和李颢，2013）［35］。根据Hidalgo等（2007）［13］关于邻近度的定义，产品邻近度的具体计算方法为：
上式中，c代表国家，t代表时间，i、j代表的是两种产品，RCAc，t，i、RCAc，t，j分别表示c国t期i、j两种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φt，i，j代表的是t期i、j两种产品之间的邻近度，反映在一种产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条件下生产另外一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的条件概率。由于产品i、j之间的邻近度唯一确定，但P（RCAc，t，i＞1/RCAc，t，j＞1）并非一定等于P（RCAc，t，j＞1/RCAc，t，i＞1），因此在计算邻近度时取两个条件概率的最小值。
在考虑一个由n种产品组成的产品空间中，可以计算出任意一个产品与其他产品之间的邻近度，取值范围在0～1之间。若没有一个国家在生产一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的条件下能够生产另外一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则意味着这两种产品之间不存在技术关联，所需要的生产能力完全不同，因而邻近度为0；若i=j时，则邻近度为1。因此，可以得到一个n阶对称产品邻近度矩阵，且对角线值始终为1。由于本文样本产品762种，故产品邻近度矩阵φi，j可以表示为：
对于一种具体产品i而言，i产品与其他n－1种产品之间，要么存在技术关联，要么不存在技术关联。对于前者而言，若i产品与j产品之间邻近度值越大，意味着i、j两种产品间的技术距离越短，所体现的生产能力就越相似，也意味着从i产品到j产品（或从j产品到i产品）的产品结构转型也就越容易。同时，产品结构转型也与产业度（张其仔，2008；［23］张其仔和李颢，2013；［35］邓向荣和曹红，2016［22］）有关。产业度测量的是与该产品拥有相似生产能力的产品的数量，反映了该产品向其他产品转型升级的路径可能性。邓向荣和曹红（2016）［22］将产业度引入扩展的HK模型，认为产业度越高，企业跳跃距离就越短，将越有助于产业转型升级。综合邻近度和产业度两个指标，本文借鉴Hausmann和Hlinger（2006）［36］提出的产品连通性（paths）来度量生产能力禀赋，反映某一产品与周围其他产品拥有生产能力相似程度的大小，相当于产品邻近度矩阵每一行邻近度值加总。产品连通性数学公式如下：
特定产品paths值越大，表明该产品连通性越强。如果一个国家这种产品RCA＞1，则意味着该国拥有较强的生产此种产品的生产能力禀赋，进而利用此种产品的生产能力禀赋转型生产连通性较强的其他产品的可能性更高。进一步地，如果一国在其产品结构中，RCA＞1的产品占据较大比重，且RCA＞1的产品中有较大比重的产品连通性较强，则意味着该国积累较强的生产能力禀赋，因而存在着较为广阔的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空间。
2．产品复杂度
Hausmann等（2007）［14］提出以各国人均国民收入为权重来对各国产品出口结构进行加权平均，得到产品复杂度指标（prody）。其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export（c，i）表示c国i产品的出口额，∑i export（c，i）表示c国出口总额，GDPpercapitac表示c国人均国民收入，以2010年不变美元衡量。以prody值来衡量产品复杂度时，产品复杂度大小直接与人均国民收入高低有关，若某种产品主要在高收入国家生产，意味着产品复杂度就越高。有学者提出以prody指标衡量产品复杂度存在着缺陷，主要考量在于计算prody时以各国人均国民收入为权重，如果某种或某些产品主要由高收入国家出口，那么此种或此类产品prody值较高，以至于得出高收入国家出口复杂产品、低收入国家出口简单产品的循环结论（李小平等，2015）［37］。尽管高收入国家高工资率引起产品成本上升，将影响产品国际竞争力，然而，高收入国家仍然能够出口此种具有显性比较优势产品，其原因除了产品本身所嵌入的技术水平外，还体现出产品生产所必须的能力禀赋，如自然资源可获得性、基础设施质量、知识产权保护、生产过程可分割性、运输成本、知识溢出效应等（Felipe等，2012）［17］。因此，prody不失为衡量产品复杂度良好替代指标，以至于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广泛应用。
（三）研究方法
产品异质性和产品空间非均匀性特征事实充分表明：（1）不同产品所需生产能力禀赋的差异性。有些产品所需生产能力相似，彼此之间联系紧密，并在产品空间中分布稠密，居于产品空间中心区域，另一些产品则处于产品空间的稀疏区域。产品连通性反映出不同产品所需生产能力相似程度，决定了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的可能性。一种产品连通性越强，表明能够比较容易地将该产品的生产能力应用于生产其他产品，意味着产品结构成功转型的概率越高。如果一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位于产品空间密集区域中连通性较强的产品，表明该国生产能力禀赋较强，转型生产其他产品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已经获得的生产能力禀赋能够比较容易地应用于生产邻近产品，如机械、电子产品等。然而，如果一个国家主要生产边缘区域中连通性较低的产品，反映该国生产能力禀赋较弱，将现有生产能力禀赋的重新组合转型生产新产品将比较困难，因为没有其他产品与该产品拥有比较相似的生产能力，尤其是资源类产品如石油、谷物等，从而抑制产品转型升级。产品连通性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生产能力禀赋，已被国内外学者（张其仔，2014；［33］felipe等，2014［34］）采用，用于研究产品结构转型升级。（2）并非所有产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同。不同产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Hausmann等，2007）［14］，主要取决于产品复杂度大小，专业化生产复杂产品的国家将能够维持经济持续较高速度增长（Jarreau和Poncet，2012）［15］。因而，产品复杂度指明了产品结构转型的方向。产品复杂度越高，转型生产此类产品，将有助于促进一国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其人均收入水平。本文以97个国家、762种产品出口值数据构建产品空间，在对产品、产业分类的基础上，综合产品连通性和产品复杂度二维指标，从生产能力禀赋和产品结构转型视角，通过比较研究跨越组和落入组典型代表国家的产品结构特征，从微观产品结构特征探讨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并对中国生产能力禀赋及产品结构特征进行尝试性分析。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跨越组国家与落入组国家比较分析
1．产品层面
利用产品连通性和产品复杂度二维指标，基于三分位数标准对所有产品进行分类。根据产品连通性高低，将产品分为高连通性、中连通性和低连通性三种，每种类型产品254种，各占1/3。按照产品复杂度大小，同样可以将产品分为高复杂度、中复杂度和低复杂度三种类型，且每种类型产品254种，也各占1/3。综合产品连通性和产品复杂度高低分布，共有九种不同类型。特定产品必将属于其中一种具体类型，并由其产品连通性和产品复杂度共同决定。测算结果显示（如表1）：基于产品连通性和产品复杂度指标对产品进行分类，发现产品数量分布总体上呈非均匀性特征。其中，高连通性中复杂度产品数量最多，达112种，其次是低连通性低复杂度产品和中连通性中复杂度产品，分别为101种和98种，高连通性、低复杂度产品数量最少，仅为55种，其余五种类型产品数量较为均匀，约80种。另外，对于给定产品复杂度，产品连通性强弱与产品数量多少呈相关关系。具体而言，对于低复杂度产品，产品连通性越强，产品数量越少；对于中复杂度产品和高复杂度产品而言，产品连通性越强，产品数量越多。
表1 762种产品复杂度、连通性类别划分及测算结果
基于样本国家RCA＞1的产品种类，并结合上述九种产品类型，比较研究跨越组、落入组国家的产品结构特征。测算结果显示（表2）：一方面，无论是产品复杂度，还是产品连通性，跨越组国家均显著高于落入组国家。根据产品复杂度，日本、韩国产品复杂度均值均超过22000，远高于巴西和马来西亚，特别是巴西，该指标低于10000；产品连通性指标同样显示出跨越组国家明显高于落入组国家，日本、韩国产品连通性均超过143，尽管马来西亚产品连通性达到138.65，但也低于日本、韩国水平，特别是巴西，产品连通性与日本、韩国之间的差距较大。另一方面，跨越组国家和落入组国家RCA＞1的产品数量在九种产品类型中的分布比例有显著差异。跨越组国家在其RCA＞1的产品中，与落入组国家相比，较高复杂度、较强连通性产品的比例相对较高。以高复杂度高连通性产品为例，日本和韩国生产此类产品的比重分别为23.70%和18.49%，而巴西和马来西亚仅为12.14%和10.13%。同时，落入组国家生产较大比例的较低复杂度、较低连通性产品。以低复杂度低连通性产品为例，巴西、马来西亚比重高达22.86%和10.76%，而日本和韩国则为1.42%和2.74%。可以看出，跨越组国家产品结构以较高复杂度产品为主，并且产品连通性较强，意味着拥有更高的生产能力禀赋以及转型升级空间。落入组国家产品结构以较低复杂度产品为主，较低连通性表明生产能力禀赋相对欠缺，进而抑制产品转型升级。
表2 典型国家产品复杂度、连通性测算结果（%）
说明：前面（低、中、高）表示产品复杂度，后面（低、中、高）表示产品连通性，下表如此相同。
进一步地，按照Felipe等（2014）［34］产品分类思路，将九类产品进一步归类，即优等品、劣等品和中等品。高复杂度高连通性产品定义为优等品，低复杂度低连通性产品定义为劣等品，其余七类产品视为中等品。对于中等品，将高复杂度中连通性、中复杂度高连通性和中复杂度中连通性产品定义为上中等品，高复杂度低连通性、中复杂度低连通性、低复杂度中连通性和低复杂度高连通性产品定义为下中等品。测算结果表明（如表3）：在各国生产RCA＞1的产品中，跨越组国家生产的优等品、上中等品的比例明显高于落入组国家，而落入组国家则生产了较大比例的劣等品和下中等品。以优等品为例，日本、韩国生产此类产品的比例分别为23.70%和18.49%。而巴西和马来西亚分别为12.14%和10.13%，低于日本、韩国约10个百分点。如果再考虑上中等产品，将优等品和上中等品视为“好产品”，日本、韩国生产此类产品的比重均超过60%，分别为67.78%和61.64%，而巴西、马来西亚这一比重均低于50%，分别为41.43%和46.21%。与此相对应，巴西、马来西亚生产较高比重的下中等品和劣等品，而日本、韩国相对较低。从产品复杂度和连通性看，日本、韩国四类产品连通性均强于巴西和马来西亚；除优等品之外，日本、韩国三类产品复杂度均高于巴西和马来西亚。尽管马来西亚优等品复杂度高于韩国，但仍然低于日本。因此，不难发现跨越组国家产品结构以较高复杂度、较高连通性的“好产品”为主，落入组国家以较低复杂度、较低连通性的“坏产品”为主。无论是“好产品”，还是“坏产品”，跨越组国家产品复杂度、连通性均高于落入组国家，这表明落入组国家缺乏生产更为复杂产品的生产能力禀赋。巴西、马来西亚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从微观产品结构角度看，实质上落入“产品陷阱”，进而限制落入组国家产品转型升级空间。
表3 典型国家四类产品复杂度、连通性指标测算结果
2．产业层面
综合leamer（1995）［38］与felipe等（2012）［17］对产品类别划分标准，将所有产品归为11类①产品。对于这11类产品而言，不同类型产品的数量、产品连通性和产品复杂度不同。根据上文9种产品类型，每类产品的复杂度和连通性也存在显著差异。测算结果显示（表4）：（1）不同产业产品数量分布呈非均匀性特征。具体而言，762种产品中，机械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化学产品数量最多，依次为179种、98种和94种，产品数量最少的是原油、林产品、热带农业产品和金属产品，分别为6种、38种和46种②。（2）不同产业产品复杂度、连通性差异明显。机械产品和化学产品复杂度最高，均超过25000，金属产品复杂度次之，接近20000；热带农业产品和谷物产品复杂度最低，均不足12000。金属产品连通性最强，高达163.75，而原材料产品连通性最低，仅为111.56。（3）对于特定产业，不同类型产品数量分布比重显著不同。对于高连通性高复杂度类产品，机械产品和化学产品数量比重最高，均超过20%，金属产品次之，达到15.22%，而原材料、热带农业产品中无高连通性高复杂度产品。对于低连通性低复杂度产品，原材料、谷物类产品数量占比最高，各占约1/3；除了原油、林产品无低连通性低复杂度产品之外，金属产品、机械产品和化学产品数量占比相对较低，均低于10%。
表4 不同产业类别中产品复杂度、连通性测算结果
说明：总计一列中分别表示各产业RCA＞1的产品总数、产品复杂度均值和产品连通性均值，其余各列中分别表示具体产业RCA＞1的产品数量占该产业总数的比重，以及该产业不同产品复杂度和连通性情形中的均值。
同时考虑到产品空间呈边缘——中心特征，借鉴Hidalgo等（2007）［13］对核心产品的分类方法，将金属产品、机械产品和化学产品归类为核心产品。一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产品空间中心区域的核心产品，较强产品连通性意味着该国已经积累较高的生产能力禀赋，转型生产更为复杂产品的可能性就越高，产业结构转型更容易实现，从而为该国经济较高速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提供能力支撑。相反，如果一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产品空间边缘区域的产品，则表明该国生产能力禀赋较低，转型生产复杂产品、进入产品空间中的核心区域较为困难，这不仅仅源于该国较低的生产能力禀赋，还取决于产品空间中边缘区域产品较低的产品连通性。因此，该国产业转型升级较为困难，进而限制其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通过分析不同国家RCA＞1的产品数量、核心产品所占比重，以及9种产品复杂度和连通性组合情况下各国核心产品所占比重，将会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总体来看，核心产品在九种产品类型中数量分布比重也不尽相同，高连通性高复杂度产品占比最高，超过20%，而低复杂度产品（包括高、中、低连通性产品）所占比重总计仅为12.23%。具体到跨越组国家与落入组国家，核心产品因复杂度较高、产品连通性较强，产品种类多③，能够代表跨越组国家和落入组国家产品结构特征。测算结果显示（表5）：跨越组国家和落入组国家核心产品结构特征差异明显。（1）跨越组国家与落入组国家核心产品的数量及比重差距较大。一方面，从各国RCA＞1的产品数量上看，日本、韩国核心产品数量均超过100种，分别为146种和103种，远高于巴西52种、马来西亚74种。另一方面，从各国RCA＞1的核心产品数量在各国RCA＞1的所有产品数量④比重看，日本、韩国比例约70%，而巴西、马来西亚所占比重均低于50%。这意味着日本、韩国所生产的RCA＞1的产品中，大多数产品是核心产品，而巴西、马来西亚主要生产边缘产品。（2）跨越组国家产品复杂度高于落入组国家。在各国所生产的RCA＞1的核心产品中，日本、韩国产品复杂度均超过25000，比巴西、马来西亚高约2000。但各国产品连通性差异并不明显。（3）跨越组国家和落入组国家在不同类型产品中数量占比差异较大。以高复杂度高连通性、低复杂度低连通性产品为例，对于前一类产品，日本、韩国生产此类RCA＞1的产品数量比重均超过20%，尽管韩国与巴西这一比例相当，仍然高于马来西亚。对于后一类产品，日本、韩国数量占比均不足1%，远低于巴西11.54%和马来西亚2.70%。
表5 典型国家核心产品复杂度、连通性测算结果（%）
说明：数量（RCA＞1）一栏表示各国核心产品中RCA＞1的产品数量，比重（RCA＞1）一栏表示各国核心产品中占该国所有RCA＞1的产品数量百分比，复杂度和连通性以均值表示。
依据上文对九种类型产品再分类，发现样本国家所生产的RCA＞1核心产品中，跨越组国家相对于落入组国家生产较大比重的优等品和上中等品（表6）。日本、韩国核心产品中优等品和上中等品的比重约2/3，分别为70.55%和66.02%，而巴西、马来西亚此类产品比重均在60%以下，分别为59.61%和56.76。与此相对应，巴西、马来西亚生产的核心产品中，下中等品和劣等品占据较大比重。总的看来，跨越组国家与落入组国家相比，产品结构不仅以核心产品为主，而且较高复杂度、较强连通性的“好产品”也占据较大比重。
表6 典型国家核心产品中四类产品复杂度、连通性指标测算结果
（二）中国产品结构特征分析
1．从产品多样化角度
本文用RCA＞1的产品数量来表示一国多样化生产能力。一方面，从产品多样化能力看，根据测算结果（表2），中国生产RCA＞1的产品种类高达319种，远高于跨越组国家（日本211种、韩国146种）和落入组国家（巴西140种、马来西亚158种），这由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贸易大国地位所决定。具体到核心产品（表5），中国核心产品中RCA＞1的产品数量为142种，低于日本（146种）但高于韩国（103种）、巴西（52种）和马来西亚（74种）。尽管从数量上看，中国核心产品数量高于落入组国家，也高于跨越组国家韩国，但从核心产品RCA＞1的产品数量占各国所有RCA＞1的产品数量比重来看，中国仅为46.84%，与落入组国家比重相当，明显低于跨越组国家（日本69.19%、韩国70.55%）。
2．从产品结构角度
基于产品连通性、产品复杂度测算结果（表2），总体上中国RCA＞1的产品中，产品复杂度低于跨越组国家（日本、韩国），与落入组国家马来西亚相当，但高于巴西。这表明中国产品复杂度与跨越组国家有较大差距，生产复杂产品的能力尚未达到跨越组国家的水平，但产品连通性却高于落入组国家，与跨越组国家差距较小，反映出中国产品转型升级空间相对较大。根据九种产品类型中各国RCA＞1的产品数量分布（表3），发现中国较高复杂度、较强连通性的“好产品”仅占45.60%，低于跨越组国家日本（67.78%）、韩国（61.64%），与落入组国家巴西（41.43%）、马来西亚（46.21%）相当。从产品复杂度、连通性看，中国“好产品”复杂度明显高于巴西，略低于日本，与韩国、马来西亚相当，但产品连通性均高于跨越组国家和落入组国家。这表明中国已经积累较强的生产能力禀赋以转型生产更多“好产品”，并扩大“好产品”在本国产品结构中的比重。
3．从产业部门分布角度
测算结果显示（表5），就核心产品数量而论，中国RCA＞1的核心产品数量142种，仅比日本（146种）少4种，明显多于韩国（103种），远超于巴西（52种）、马来西亚（74种），中国在核心产品数量上具有明显优势。鉴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客观事实，决定了中国RCA＞1的核心产品数量上的相对优势，因而仅从数量而非结构上进行比较分析明显乏力。以各国RCA＞1的核心产品占各国所有RCA＞1的产品数量比重，可以看出中国与跨越组国家有明显差距，日本、韩国这一比重约70%，尽管中国高于巴西约10%，但与马来西亚相当，均低于50%。因此，中国产品结构与落入组国家类似，边缘产品而非核心产品占相对多数。进一步地，中国核心产品中“好产品”比重低于跨越组国家，但高于落入组国家。中国核心产品中“好产品”比重61.27%，低于日本（70.55%）、韩国（66.02%），高于巴西（59.61%）、马来西亚（56.76%）。尽管中国优等品比重低于跨越组国家，但上中等品比重具有明显优势。
四、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97个国家、762种出口产品数据构建产品空间，应用产品连通性、复杂度二维指标，在对产品进行分类基础上，比较研究跨越组国家与落入组国家生产能力禀赋与产品结构特征，从微观产品结构视角探讨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结论如下。
从产品层面考虑，（1）跨越组国家产品复杂度、产品连通性均明显优于落入组国家。（2）跨越组国家产品结构以较高复杂度、较强连通性“好产品”为主，而落入组国家产品结构以较低复杂度、较低连通性的“坏产品”为主。从产业层面考虑，（1）跨越组国家不仅RCA＞1的核心产品数量明显多于落入组国家，而且跨越组国家产品结构以核心产品为主，表现为跨越组国家RCA＞1的核心产品占本国所有RCA＞1的产品数量比重明显高于落入组国家。（2）跨越组国家核心产品结构中，以较高连通性、较高复杂度的“好产品”为主，落入组国家产品结构以较低连通性、较低复杂度的“坏产品”为主。因此，巴西、马来西亚等国之所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较大比重的较低复杂度产品不能有效提高本国国民收入，同时其生产活动、生产能力禀赋集中于产品空间边缘区域，相对较低的产品连通性使得产品结构转型受阻，难以实现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复杂产品生产结构转型，从而落入“产品陷阱”。
至于中国，已经积累较强的生产能力禀赋，主要表现在不仅中国RCA＞1的产品数量明显高于跨越组国家，而且其核心产品数量仅次于日本并远远高于韩国、巴西和马来西亚。具体到产品结构特征，（1）总体上看中国产品复杂度低于跨越组国家，与落入组国家马来西亚相当，但产品连通性却高于落入组国家，与跨越组国家差距较小。（2）中国“好产品”复杂度明显高于巴西，略低于日本，与韩国、马来西亚相当，但产品连通性均高于跨越组国家和落入组国家。（3）中国RCA＞1的核心产品数量在所有RCA＞1的产品数量比重明显低于跨越组国家，略高于落入组国家，但这一比重仍低于50%。（4）中国核心产品中“好产品”比重低于跨越组国家，但高于落入组国家。尽管中国优等品比重低于跨越组国家，但上中等品比重具有明显优势。因此，从RCA＞1的产品数量规模看，中国已经积累较强的生产能力禀赋，这为中国产品结构转型升级奠定必要的生产能力基础。从产品结构特征看，总体上中国产品复杂度低于跨越组国家，但产品连通性较强，均高于跨越组国家和落入组国家。这表明，相对于落入组国家，中国相对容易地实现以核心产品为主导的产品结构转型，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不断提高人均国民收入，从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注释
① 分别是原油、原材料、林产品、热带农业、动物产品、谷物、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金属产品、机械产品和化学产品。
② 热带农业产品和金属制品数量相同，均为46种。
③ 核心产品数量319种，在762种样本产品中占比41.86%。
④ 日本、韩国、巴西、马来西亚四国RCA＞1的产品数量分别为211、146、140和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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