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新工业革命初期技术扩散动力不足、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化进程遭遇严重挫折，世界范围内技术条件和政策环境变化对国际分工深化产生了一定的反向作用，全球价值链呈现出阶段性收缩的态势。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面临结构性重构，区域化、数字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生产体系调整的重要方向。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地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进一步彰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和国内产业配套完善的优势，从而为维护全球供应链体系安全稳定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价值链；新工业革命；贸易保护主义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的成果。
作为要素跨境流动的主要载体，基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一体化生产体系既是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产物，也是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带动全球化演进的动力机制由资本和成本驱动加快转向创新和知识驱动，进而引发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调整。应该看到，现阶段新工业革命对制造范式及国际生产体系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尚未充分释放，叠加保护主义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冲击，使得全球化演进及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充满不确定性，进一步凸显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紧迫性。本文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考察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判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变动中的角色，提出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思路和建议。
一、全球价值链的变化态势
在对全球价值链的观察中，无论学术界还是国际机构，近期都注意到了一个似乎越来越清晰的现象，那就是过去十年间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势头放缓，包括中国、美国、德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工业和贸易大国，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一些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甚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收缩或“变短”态势，[1-5]并且这种变化得到了更多的实证支持。
《世界投资报告（2018）》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价值链上的国外增值（FDA）幅度为30%，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这是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全球价值链报告（2019）》也指出，即使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GVC参与度的全球平均发展态势仍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2017年，GVC全球平均参与度为0.1289，2007年这一指标值为0.1343。从不同行业的情况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全球价值链演进的方向和速度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2000—2007年，除中技术部门GVC的前向参与度有小幅下降之外，无论实体部门还是主要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均实现了较快扩张，而在2007—2017年间，GVC的扩张态势或发生了逆转或增势放缓，其中实体部门GVC参与度下降更为明显。（见表1）
表1 不同行业GVC参与度的变化
数据来源：WTO etc.，Global Value Chain Report（2019）。
从国别的情况看，联合国贸发会的测算结果显示，2000—2010年，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平均增速达到11%，2010—2017年大幅滑落为1%，同期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的增速则由13%降至3%。[数据来源：《世界投资报告（2018）》第27页。]具体到中美两个最大的贸易国，笔者计算发现，中国和美国的GVC参与度分别自2011、2010年年出现下降。其中，2018年美国GVC参与度为53.43%，已降至2003年的水平，比2010年的高位值下降了8.55个百分点，其逆向演进的特点相当突出。而2010年之后，德国、日本等主要工业品出口大国的GVC参与度也相继转为收缩状态。（见图1）
图1 主要工业品出口国GVC参与度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美国经济分析局、美联储的数据计算。
从更长的历史时期考察全球贸易强度的变化，同样可以发现生产和贸易的国际化进程自2000以来进入了快速提升的阶段，全球货物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货物和服务出口占比都于2008年达到了阶段性的峰值，而2009—2019年，国际贸易强度则表现为平稳收缩的态势。（见图2）同时，这一时期世界货物贸易强度与总贸易强度之间的差距有所拉大，意味着货物出口对国际贸易增长和全球价值链扩张的贡献相对落后于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上服务创造的价值增长较快，一般认为这恰恰是全球化推动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然而，这一趋势却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下降，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服务业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总体上不及制造业；另一方面，现行统计体系对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上增值的核算不够全面，难以准确体现服务对不同国家（地区）和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3]
图2 1980—2019年全球出口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The World Bank Indicator。
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因素与中国的角色
各种指标的变化从不同方面和程度指向了全球价值链回缩或扩张放缓的事实。然而，这种变化究竟是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回调还是其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目前尚有一些争议，短期内很难做出明确的判断。剖析全球价值链变化背后的深层动因，有助于客观认识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内在机制。实际上，关于全球价值链发展和扩张的驱动因素，国内外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6，7]Amador and Cabral指出，在理论上将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因素与推动贸易增长、生产国际化及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的动因区别开来并非易事。[8]即便如此，过去20年中引发全球价值链正向扩张的动力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不断下降的交通、通讯和信息成本，快速的技术进步及逐步减少的制约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治经济壁垒。众所周知，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的基本脉络与学术语境深深根植于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在这一笃信分工和交换增进福利的理论范式下，长远来看，上述三类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仍然能够成立，基于分工深化和成本级差的全球价值链延展势必还会持续。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体系的挑战在于新工业革命、保护主义与大国竞争、新冠肺炎疫情相互交织，致使包括技术进步、成本优势、贸易环境在内的那些以往具有正向动力的因素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影响方式和效应，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可能“异化”为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反作用力。
（一）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因素
1.新工业革命的多重影响。20世纪中叶以来，信息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成为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而且鲜有人怀疑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为“世界是平的”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然而，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刻而广泛地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对于全球化进程而言，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同样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在为商品和服务流动带来便利的同时，在某些领域及特定历史时期甚至会抑制要素的全球配置。特别是在新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由于基础设施、通用技术和主导产业处在更替过程中，新技术的“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仍在角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科技革命下，新技术的代际更迭周期缩短，一些新技术在未能取得稳定的产业化效果情况下，其下一代技术已经开始加紧研发。这种趋势和特征在通信技术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目前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没有普及4G技术，而科技大国之间却围绕5G的研发、应用、技术标准及基础设施建设展开了激烈竞争。现阶段5G商业化推广远未到位，但科技领先国家已着手布局6G技术的开发。技术迭代加快一方面反映出新科技革命下技术创新日益活跃，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科技投入及其收益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新技术收益的市场预期，导致全球价值链上新技术的扩散动力不足，阻碍创新要素的跨境配置。具体来说，在微观层面，新工业革命的颠覆性创新将会给研发企业带来“利基市场”，促使掌握尖端技术的企业更加注重研发内部化，以便最大限度地防止创新成果过早扩散，延长获利周期，这将制约领先企业推动生产布局全球化的意愿；在中观的产业层面，由于现阶段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技术的规模经济边界尚未明确，新兴产业扩张的成本导向不显著，短期内难以形成可向海外大规模转移的产能；在国家层面，主要工业大国对科技创新投入巨大，势必强化重大研发及其产业化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对新兴领域的跨国投资并购实行严格管控，从而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
基于以上三个层面的分析可以认为，在新工业革命初期，由于颠覆性创新活动在特定时期蕴含某种抑制技术扩散的“反全球化”力量，导致GVC出现“内敛”的动力和倾向。作为GVC延伸、全球化加速的重要动力，劳动力成本曾是影响跨国公司生产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却使世界范围内以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传统比较优势对全球化的推动作用有所弱化。归根结底，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从来不是围绕劳动力成本展开的，新兴产业在初创阶段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较低。伴随着创新重塑GVC，全球价值链上劳动力成本的角色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中的地位显著下降，GVC的知识密集度则快速上升。麦肯锡在2019年发布的研究报告《转型中的全球化：贸易和价值链的未来》中指出，全球价值链构成中知识含量不断增加，劳动力成本的驱动力逐步下降。[3]目前，全球仅有18%的商品贸易是基于劳动力成本套利，而80%以上的商品贸易不再从低工资国家流向高工资国家。在一些行业的GVC上，劳动力成本导向的贸易份额明显减少，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业的这一比值从2005年的55%降至2017年的43%。而在所有行业的价值链中，研发和品牌、软件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的收入份额增长加快，由2000年的5.4%上升到2016年的13.1%。这种情况在创新型的全球价值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2016年，机械和设备行业有36%的收入用于研发活动和无形资产投入，制药和医疗行业这一比值更是高达80%。劳动力成本驱动效应减弱，一方面，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因嵌入全球价值链而持续拉升工资水平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大数据、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引发实体部门的国际竞争向新兴领域聚焦，而且促使纺织服装、机械加工、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的部分环节被重新布局到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增大，制造业回流将进一步强化全球价值链上劳动力成本套利式微的趋势。
对于凭借低成本的生产要素嵌入GVC并借此分享了全球化红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显然不是有利的信号。新工业革命为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带来新机遇，却使发展中国家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的条件受到了限制。新兴产业和商业模式对科技创新的基础设施和高端人才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些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短板。整体来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实现数字转型困难重重。由于实体经济的革命性变化短期内难以辐射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国际分工中很有可能被边缘化。在未来被大数据、人工智能替代的全球约1/3的初级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中，绝大部分也将由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人口消化。因此，当技术扩散动力不足，新技术便对低收入国家构成了双重打击，既削弱了其比较优势，减少了贸易收益，同时全球价值链上的低端锁定又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替代其他要素投入的能力，以至于低收入国家更加难以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抵消技术劣势。[9]
2.贸易政策转向与多边主义的困境。新工业革命呼唤国际贸易规则的变革。然而，对于全球化的支持者来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贸易政策环境的变化无疑是令人失望的，危机催生的保护主义持续时间之长、对现行多边体系的破坏之大超出预期，且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并未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而缓和或终结。这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美国毫无疑问是主要推手。[10]据WTO统计，2008—2017十年间，美国出台的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累计有1191项，占G20成员国保护主义措施总数的18%，居全球首位，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462项，是中国的4.5倍还多。特别是在特朗普任期内，对中国发起数轮关税制裁的同时，美国全面收紧了与欧盟、加拿大、韩国等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严重威胁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随之急剧上升。2000—2015年，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保持在20～35之间的相对平稳水平，之后快速攀升，2018年这一指标达到了169.5的历史高点。另据《全球贸易警报》的分析，2017年1月1日—2019年11月15日，全球实施了6755项影响跨境贸易、投资、数据流动和劳务移民的公共政策，各国政府引入了2723项新的贸易扭曲措施，对40%的国际贸易带来了负面效应，这意味着世界范围内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泛滥已经造成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实质性下降。
不可否认，在新工业革命初期，发达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为其巩固先进制造竞争力、形成新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赢得战略窗口期，并为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贸易新规则营造舆论氛围，但这势必侵蚀全球化时代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重要成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重塑贸易规则体系的现实压力，WTO的改革进展却不尽如人意。自多哈回合谈判被终止后，在多边层面上国际社会始终没能取得真正具有全球性和引领性的治理成果。无论对于发达成员还是发展中成员，以WTO为核心的现行多边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其核心诉求，而成员之间在多边体制改革上的立场分化致使WTO一些在谈议题推进困难，新议题无法凝聚共识，进一步损害了WTO的效率及其权威性。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连续对WTO的基本原则发起挑战。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相互之间缔结新型FTA，推行对等贸易，试图确立“三零”（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的国际贸易规则新标杆，从而以更加紧密的区域一体化在发达国家之间构建一批高水平的区域价值链，改变全球化红利的分配格局；另一方面，美国屡次阻挠WTO上诉机构改革，指摘WTO相关条款中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特殊条款。实际上，美国惯于实施“长臂管辖”，以国内法取代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这显然背离了WTO“限制和取消一切妨碍和阻止国际贸易开展与进行的所有障碍”的宗旨，降低了WTO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在这种情况下，处在困境之中的多边体制对推动全球化进程、维护国际贸易投资秩序明显力不从心，其规则创新的活跃度和影响力受到了诸多干扰和掣肘。
相较于新工业革命下创新活动及技术扩散的复杂影响，现有多数研究认定贸易壁垒对各国全球价值链延展具有负面作用。[11，12]随着保护主义导致的贸易环境恶化及其影响逐渐释放，美国等发达国家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口占国内消费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均有所下降，中间产品供应和最终产品消费本地偏好不断加强进一步抑制了美国等主要贸易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倾向。（见图3）
图3 2000—2018年美国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口占比变化趋势
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测算方法参考了Caldara等的研究。[14]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计算。
3.风险偏好的变化与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调整。与新工业革命和贸易政策环境等中长期驱动因素的作用机制不同，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更多地被解读为外生的短期冲击。然而，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持续传播，世界经济遭遇重创，各国深受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短缺的困扰。面对严峻的供应链安全形势，一些国家和地区进一步收缩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就这一意义而言，新冠肺炎疫情扮演了全球价值链阶段性收缩“加速器”的角色。实际上，疫情发生初期就有学者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对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战略可能产生的影响。贺俊指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国的成本结构和技术能力，但却促使美欧真正开始在战略层面对供应链安全因素给予高度关注。[13]需要强调的是，在以往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成本洼地”导致全球供应链日益分散化，疫情给这种策略导向带来了挑战。疫情中全球供应链不断出现断点，尤其是202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成果，出口订单快速回流中国，但进口国疫情反弹使全球物流体系发生“错位”，直接推高了跨国企业的运营成本。疫情叠加中美两国贸易摩擦致使基于GVC的国际分工方式进一步暴露出其固有的脆弱性，关税制裁及关键零部件供应不确定性加剧了全球中间品贸易的风险，技术封锁、规则脱钩等更大的隐患则使国际投资的风险偏好减弱，通过调整供应链布局对冲风险、提高供应体系的弹性成为跨国公司的重要应对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出“黑天鹅”事件冲击下保持供应链稳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对全球供应链体系依赖程度较高的跨国企业，中间产品库存下降，缺少替代渠道。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外生性因素强化了跨国公司的“压力测试”意识，使其“成本优先”布局导向逐步让位于“战略优先”。过去二十年中，受益于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国无论是中间产品还是最终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均不断攀升，而中国市场份额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全球中间产品市场和工业品市场集中度。2010年，全球中间品和工业品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分别为9.41%和10.46%，2018年这两个指数值分别上升至9.64%和11.06%。（见图4）
图4 全球中间品和工业品生产集中度（HHI指数）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
生产和贸易集聚度提高显然不利于跨国公司维护供应链稳定，但过于分散的供应链体系同样会放大安全风险。因此，学术界和国际机构普遍认为把更多的生产活动和供应链环节配置到更易掌控的本土或周边国家，将成为后疫情时期全球供应链调整的方向。然而，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模式及其效果的分化使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决策出现了新的变数。疫情发生初期，跨国公司有较强的动机剥离其部分在华业务，而到2020年下半年，中国交出了出彩的抗疫答卷，经济增长实现V形反转，刺激“用脚投票”的国际投资再度快速流向中国。来自联合国贸发会的最新统计显示，2020年国际直接投资大幅下降42%，但中国吸收FDI达到1630亿美元，逆势增长4%，超越美国成为FDI流入最多的国家。这表明强劲的经济韧性正在转化为全球供应链体系对中国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的高度黏性。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依赖的条件下，受制于成本、质量、上下游稳定性、产业生态等因素，跨国公司重建供应链障碍重重，寻找新的供应商不仅要投入大量时间成本，而且与新供应商之间的合作也需要较长磨合期，撇开中国成熟完善的国内配套，势必给跨国公司带来较大的成本压力，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出规模。
（二）中国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
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推动全球价值链结构性调整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新兴经济体持续扩张的国内需求。[3]其中，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方式的变化及其影响不可忽视。洪俊杰、商辉基于以新兴市场经济体为枢纽的全球分工网络，分析了改变新兴市场经济体分工地位的内在机理，提出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共轭环流”理论。[15]这一理论较为充分地诠释出发达国家价值链环流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环流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中国日益在“共轭环流”格局中居于枢纽地位的事实。更多研究成果也发现了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路径和效应的变化。[16-18]总体来看，随着自身配套能力的提升，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货物贸易国接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不再局限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是凭借健全的产业体系、活跃的创新活动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环节攀升，尽管不同行业价值链攀升的潜力和空间存在差别，且在攀升过程中中国仍需克服技术和制度上的诸多障碍。[19]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收敛态势不仅表现为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明显下降，2007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度达到7.52%的高位，2019年这一比值已降至2.94%，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还反映在贸易方式结构和主体结构的变化上。21世纪初的十年，中国重化工业化进程提速，工业内部结构不断完善，带动了原材料和零部件的进口替代，越来越多原本需要进口的中间品转为国内采购。1999年，加工贸易出口在中国出口总额中占比接近六成（56.9%），2019年这一比值下降到29.4%，加工进出口增速连续多年低于一般贸易。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比持续下降，2019年外商投资企业货物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38.6%，比2005年58.3%的水平大幅下降近20个百分点，这同样显示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角色及在华跨国公司上下游布局的变化。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后疫情时期在华外资企业出于“战略优先”的考虑对其全球供应链进行重新布局，仍很难实现与中国供应体系的完全切割。近年来，麦肯锡等多个机构的研究结论都印证了这一判断。总体来看，中国经济的外部依存度有所下降，而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存度却在上升。（见表2）由于中国在很多产业细分领域已经形成强大的产能和完备的国内分工体系，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深度融入了中国本土供应体系。随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入推进，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导向进一步强化。一方面，通过挖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有力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国内消费升级，促使中国国内价值链更具内生性；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更多产品在中国销售，有可能进一步拉低全球贸易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全球价值链在地理空间上的延展。
表2 不同行业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资料来源：根据麦肯锡2019年7月发布的《中国与世界：理解变化中的经济联系》整理所得。[20]
三、国际生产体系调整的方向
作为GVC的实体载体，国际生产体系的调整与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几乎是同步、同向的，其影响因素也基本一致。“过去一段时间，新工业革命、保护主义盛行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的高标准要求对现有国际生产体系构成严峻挑战。而新冠疫情与此前的既有挑战叠加作用，将会在未来十年加速国际生产体系实现深度转型。不同产业和地区的生产转型各有不同，可能会呈现出产业回流、生产布局多元化、区域化以及复制化生产四种转变轨迹。”[21]国际生产体系转型的多样化轨迹实则与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密切相关。与早前那些全球经济将很快走出疫情阴霾的乐观判断不同，近期一些国际机构相继做出了后疫情时期各国经济将出现K形复苏的预测。有别于V形、U形或者L形的经济复苏，K形复苏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分化。[虽然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世界范围内疫情有望得到控制，但世界经济仍将出现K形复苏。这一观点是摩根大通提出的。K形复苏是指经济在由衰退转向复苏过程中，呈现出一部分经济单元（国家、行业、企业）较快反弹，而另一部分则较长时期处于低位甚至继续下滑，并形成类似字母K的形状的分叉局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指出，以财富分配不平等为主要特点的K经济在美国至少已经演化了50年，并加剧了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22]]这种分化不仅会发生在宏观层面，而且将贯穿于国际生产体系的调整过程。在以下三个方向上，参与国际生产体系的国家、行业和市场主体都将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分异。
（一）区域化：新型FTA与区域价值链塑造
近年来，与全球价值链收缩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区域价值链崛起。在欧盟与日本自由贸易协定及CPTPP等新型高水平FTA引领下，区域经济一体化迎来了新契机。在亚太地区和欧盟内部，基于区域分工的供应链体系显现出较高的效率和活力。由于智能化和自动化在发展水平接近的区域内部更容易实现，因此创新型价值链的区域化倾向更为明显，意味着区域范围内的技术和制度驱动型FDI将部分替代全球范围的成本和效率驱动型跨国投资。3D打印、增材制造等新技术和新制造范式给汽车等典型的全球化产业提供了向特定区域集聚的更多选择，使得全球价值链上部分垂直分工环节有可能转为区域产业集群内部的分工，这既是国际市场体系调整的重要方向，同时又将加剧价值链演化的不平衡。在发达国家之间，以产业回流为支撑的区域一体化主要发生在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中，导致这类行业的价值链更短、更集中。新地区主义盛行进一步凸显出我国参与进而主导亚太区域价值链的紧迫性。为此，我国加强顶层设计，并已取得重大突破。2020年，中国推动RCEP签署，与欧盟达成了双边投资协定，在全球化进程受阻的情况下，积极改善外部环境，以应对价值链、产业链的区域化发展趋势。
（二）数字化：数字化转型提速与深化
数字化被公认为新工业革命下产业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的主要途径。目前，全球数字经济渐成规模，企业加快自主转型与政府加大数字治理的投入为经济社会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数字化发展提供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互促进的双向通道。[23]可以肯定的是，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将为突破现行分工的技术边界、培育数字驱动的产业链、价值链提供机遇。然而，数字化对全球化进程和传统分工方式的影响仍存在不确定性，数字时代的世界不仅是“平的”，而且是“深”的。[24]总体而言，数字转型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供应链数字化及更多环节上资产的轻质化将使价值链的治理更趋松散、更具“自治性”，但不同行业和规模的企业，其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成本上存在较大差异。就现阶段的进展而言，很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不顺利。麦肯锡的调查发现，约有80%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遭遇了挫折和失败；即使在传媒、电信等高科技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率也不足30%。[20]在数字贸易规则方面，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分歧短期内难以弥合。中国作为电子商务发展领先国家，积极推动跨境电子商务议题的谈判和规则制定，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关注点则集中在数据要素的定价和交易机制、隐私保护、数据传输安全及数据垄断等规则的“根部”问题。同时，当数据成为新型资产和要素，新的“数字鸿沟”会进一步挤压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GVC的空间。中国则凭借巨大的国内市场及消费端积累的海量数据，逐步成为全球数字经济主要的参与者和竞争者，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活跃的创新及应对疫情催生的多元化应用场景，进一步巩固提升了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优势。
（三）绿色化：迈向碳中和的产业链竞合
2019年12月和2020年3月，欧盟委员相继发布了《欧洲绿色协议》和首部《欧洲气候法》，提出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的碳中和目标，日本随后推出了碳中和的2050年方案。面对全球绿色发展的新趋势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格局，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承诺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中国碳排放总量于2030年前达峰，继而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第一时间重返《巴黎协议》。自此，主要工业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达成了难得的共识，这是国际社会共同抵制气候单边主义的关键步骤。相较于十余年前发达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发起的“绿色新政”，碳中和目标更具发展道义上的标杆意义和减排行动上的引领性，对这一宏大目标的分解和落实则将在中长期内直接影响全球生产和消费方式。一方面，能源转型和绿色创新将成为国际生产体系调整的重要方向和国际投资的热点领域，而在已确立碳中和目标的国家之间整合低碳发展资源、率先形成统一的碳市场和交易机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产业链、价值链的区域化倾向。今后，围绕绿色工艺产品资金投入和技术开发的国际合作潜力巨大，同时也将引发激烈的绿色标准体系主导权之争。另一方面，在不断细化的减排目标下，不同行业价值链的“绿色级差”拉大。汽车等行业的制造范式和产品结构将发生颠覆性转型，化工、建材等传统高碳部门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排放洼地”的动机增强。以往被迫充当“污染天堂”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可能被进一步锁定在GVC的“黑色或褐色”的环节，不利于全球气候治理和产业链绿色化的均衡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不可否认，世界范围内全球化进程遇到了一些阻碍，但总体上仍在推进，且长远来看，全球化仍是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秩序的大方向和主基调。新工业革命、大国竞争及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的复杂国际形势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布局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同时也蕴含着整合提升的机遇和空间。未来国际生产转型并非遵循单一路径，以区域化、数字化、绿色化为导向，国际体系中有可能出现更多较短的价值链和更为集中的附加值生产，部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存在解构和空心化的风险。
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方式和地位的变化，中国的发展已然内生于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加宽阔的视野创新开放模式，加快推动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第一，立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坚持把开放之门越开越大，大幅降低市场准入条件，完善负面清单管理，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引资引智力度，引导各类资本以多种形式参与新基建投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另一方面，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补齐产业链短板，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自主性和现代化水平，为维护全球价值链和供应体系安全发挥“锚定”作用。第二，顺应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以RCEP落地为突破口，不断夯实亚太区域价值链的制度基础，引领亚洲供应体系的再造和优化。以中欧签订双边投资协议为契机，探索加入CPTPP，深化全方面、宽领域、多层次区域合作。第三，倡导引领WTO改革，着力形成更加开放、包容、协调的全球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切实维护多边体制的地位。第四，促进数字化和绿色化深度融合，积极参与全球低碳治理，推进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凝聚绿色发展共识，引导不同市场主体立足碳中和目标不断优化供应链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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