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演进、区域差异及政策建议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工业既是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排放的主要来源，也是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能源效率提升的重要实践部门，对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关键作用。“十四五”时期是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窗口期，这一时期对于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意义重大。尽管中国工业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差距，同时，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工业绿色发展的不均衡。由于各区域工业所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技术创新水平不一，重点区域、重点工业行业的污染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无疑给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统筹推进区域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开启以绿色低碳为本质特征之一的新型工业化、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构建

工业绿色转型要求以绿色创新为核心，以资源集约利用和环境友好为导向，强调工业生产全过程的绿色化，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与环境效益的“双赢”^①。当前，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产业结构仍以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为主；二是能源效率相对于发达国家仍然偏低；三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技术较为缺乏。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策引导来解决。由此，结合《“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本文从绿色创新、能源资源利用、污染排放与治理、绿色体系建设、绿色低碳政策五个方面来反映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见表1）。指标的选取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动态性以及数据可得性等原则。

 

表1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指标评价体系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4期。

一是绿色创新发展。技术创新是低碳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②。这充分反映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工业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承担着研发投入、专利申请以及成果转化等创新链条的主体作用。在经济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日趋突出的背景下，通过政策引导工业企业在提升创新效率的同时，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使其转向绿色生产方式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绿色创新主要包括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方面：创新投入上，以规模以上（简称规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规上工业企业R&D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工业技术改造投资额占工业投资额比重来表示；创新产出上，以规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技术市场成交额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来反映创新产出；鉴于绿色创新效率能够刻画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生产率状况，本文还测算了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3页。

二是能源资源利用。一味依赖增加资源投入的传统发展模式已被摒弃，新时代更加注重资源的高效利用，通过增加可再生能源供给实现能源转型和“双碳”目标。本文以可再生能源生产供给、可再生能源消纳比重（包括水电）等反映能源转型的进展，以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用电量、发电煤耗率来刻画能源使用效率。需要指出的是，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本文将工业对应的原料用能剔除，以更准确地反映工业能源消耗状况。

三是污染排放与治理。工业生产大量消耗各种化石能源，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深入人心。由此，为加快绿色转型，应重点关注工业发展中的环境效益。本文以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氨氮排放量反映二氧化碳与污染物排放状况，以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营业收入占比来反映资源利用状况，这些指标也体现了地方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

四是绿色体系建设。由于工业是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国家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推动发展绿色制造。本文主要以绿色制造来反映绿色体系建设进展。绿色制造体系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产品、绿色园区等。绿色工厂是基于生产过程角度提出的，属于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支撑单元。绿色产品是基于供给侧角度提出的，侧重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绿色园区是突出绿色理念和要求的集聚平台，侧重于园区内企业之间的协同链接和管理。鉴于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与工业设计中心分别在解决产业技术基础薄弱的共性问题和能够示范带动行业设计创新中的突出作用，本文还加入了这两项指标。

五是绿色低碳政策。工业绿色低碳作为一个综合考虑环境影响、资源消费、社会以及企业效应的现代发展模式，需要借助法律法规作为制度保障。绿色低碳法规是指与绿色发展相关的资源、环境、环境补偿等方面的立法。当前环境末端反复治理反复污染的现状，更需要通过立法倒逼企业强化源头治理，鼓励和支持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从生产端降低排放。本文以当年受理的生态环境行政复议案件数、现行有效的地方性环保法规总数、现行有效的地方性环保规章总数、已实施自动排污的重点排污单位数等指标来反映政策规制状况。

（二）评价方法与数据来源说明

科学合理地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对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指标权重的准确性决定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借鉴张友国等的研究思路，采用时空极差熵权法来确定指标权重，以客观反映数据变动的趋势和特征^③。

③张友国、窦若愚、白羽洁：《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水平测度》，《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

本文研究的时间窗口为2016—2020年。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西藏及港澳台的部分数据缺失，研究对象为30个省份，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能源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CEIC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及历年各省份统计年鉴等。绿色工厂、绿色产品设计数量、绿色园区数量、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工业设计中心等数据主要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以及各地方政府门户网站，通过手工整理而得。

二、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评价结果及分析

（一）区域绿色低碳发展质量总体结果

从图1a可以看出，中国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指数呈总体上升态势，反映了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在不断提升。分区域看，东、中、西三大区域呈现出明显的自东向西阶梯状过渡分布。其中，东部省份是拉动中国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主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显著好于其他区域，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相差不大，2020年东北地区略落后于西部地区。东部省份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整体表现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这一结果与中国工业的布局和经济发达地区分布规律基本一致。作为产业基础良好的地区，东部地区集中了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政策红利，获得了优先发展。然而，随着东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不断显现，放弃传统的高污染、高耗能工业基础转向其他低污染产业是多个省份的主动选择，在高质量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下，东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同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提升缓慢。对于东北地区而言，能源资源利用水平、污染排放与治理能力相对不足，能源成本居高不下。以煤炭为例，近年来该地区煤炭供应量下降，但需求量不断上升，供需失衡导致了煤炭价格的持续攀高。从中西部地区看，西部地区的绿色创新、绿色低碳政策较为不足；中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污染排放与治理能力相对落后。

 

图1 区域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指数及各分项指数

 

（二）指标层结果

一是绿色创新指数。绿色创新的权重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位居第三。这表明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工业低碳发展的作用较为突出，工业发展的后期阶段不仅仅是规模的提升、资源的多少问题，更是科学技术问题。从区域看，东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在全国一直领先，“十三五”时期，工业绿色创新水平最高的是广东。广东始终把清洁生产共性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作为重要任务，将“绿色发展，联动创新”作为行动标杆，不断深化企业在绿色发展中的创新主体地位，加大绿色改造，淘汰落后产能。总体上看，沿海地区工业绿色创新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内陆地区。

绿色创新六个指标的权重存在差异。其中，技术市场成交额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单位工业增加值有效发明专利数的权重相对较高，表明这两个因素是绿色创新发展指数提升的主要贡献来源。“十三五”时期，中国单位工业增加值有效发明专利数、技术市场成交额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处于上升趋势。分区域看，单位工业增加值有效发明专利数较高的地区有北京、广东、上海、天津、安徽，较低的地区有青海、内蒙古、甘肃；从时间趋势看，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之间的差距在逐渐扩大，出现了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例如，2016—2020年，北京单位工业增加值有效发明专利数由6.53件/亿元升至11.53件/亿元，增长76.65%，而新疆由0.58件/亿元升至0.92件/亿元，增幅低于北京。同时，北京也是技术市场成交额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最高的地区。

就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言，考察期内全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总体为正，且各区域趋势由分散转为趋同，这反映了各地区努力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不断显现，节能减排政策的作用明显。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势头较好，年均增长在11%以上，东部地区次之，年均为9.33%，原因在于东部地区本身的绿色发展水平已经较高。但东北地区依然相对落后，年均增长约7%。进一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又可以分解为技术变动指数（又称作“前沿面移动效应”）和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又称作“追赶效应”）两个部分。分指标看，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驱动，考察期内各地区技术进步增长率均为正，表明各地注重引进绿色先进技术和自主创新发展生产，但与环境有关的技术效率上升非常有限。测算结果表明，技术变动年均增长率约为9.01%，而技术效率的增长率仅为0.28%，反映了技术变动是该时间段内各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动力。分区域看，东部技术进步表现最好，年均增长10.21%，东北与西部地区类似，为6%左右；从技术效率看，仅东部、中部地区的年均增长率均为正，分别为0.4%、0.1%。这一结果表明，与环境相关的技术效率提升较慢是制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方面，技术效率不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如重庆、甘肃、黑龙江、江西等。同时，这也反映出单纯依靠技术进步，而不考虑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不能从根本上推动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提升，要实现生产方式向集约型的转变依旧需要绿色技术效率的提升与生产技术水平的优化。

此外，测算结果表明，考察期内规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与规上企业R&D研发人员占工业就业比重的权重相对较小，这反映了我国整体上在绿色科技研发投入方面仍存在一定不足。同时，区域间差异也较大，其中，2020年规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1%的省份共九个，前五位分别是：浙江（1.67%）、江苏（1.58%）、广东（1.55%）、山东（1.53%）、重庆（1.52%），较低的为：青海（0.31%）、吉林（0.42%）、新疆（0.43%）、广西（0.48%）、海南（0.52%）。

二是能源资源利用指数。该指数的权重在整个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相对不高，这说明工业绿色生产的进展相对其他方面滞后。总体上看，四大板块能源资源利用指数整体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十三五”初期能源资源利用水平提升较为明显，随后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十三五”前半期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较好，东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上升趋势不明显；而在后半期，西部地区仍然遥遥领先，东部地区有迎头追赶趋势。这一结果符合中国清洁能源禀赋的区域特征，西部地区具有明显的清洁能源资源优势，在风、光、水电方面尤为突出。近年来，随着中部地区承接来自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不断增多，这些耗能相对较高的产业增加了该区域的用能压力。具体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不包括原料用能）看，2020年中部地区最高，为0.6604吨标准煤/万元，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相对较低。尽管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被提出以来，该地区不断加快能源转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探索东北振兴发展的绿色和低碳经济新模式，促进传统能源低碳化利用，但成效相对于其他地区还不是特别明显。

从具体指标看，单位工业增加值用电量、风光发电量增速、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不包括原料用能）对能源资源利用的贡献相对较大，说明“十三五”时期中国在工业节能领域已经取得了较大成果。以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为例，2020年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表现较好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0.1221吨标准煤/万元）、上海（0.2368吨标准煤/万元）、广东（0.2652吨标准煤/万元）；表现较差的地区有宁夏（2.7149吨标准煤/万元）、内蒙古（1.9473吨标准煤/万元）、青海（1.7788吨标准煤/万元），说明这些地区节能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入。类似的结果也突出地反映在工业用电指标上，西部地区工业用电效率仍然不高，尤其是青海、宁夏、新疆，北京工业用电效率是青海的20多倍。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比重（包括水电）方面，各省份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表现较好的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2020年四川与云南两个地区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比重均超过80%。

三是污染排放与治理指数。考察期内该指数表现为上升，其中，东部地区增幅相对较大，各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不一致。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工业增加值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两个指标的权重相对较大，单位工业增加值氨氮排放量次之，表明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大幅下降是绿色生产指数提升的关键因素。分区域看，除河北外，工业碳排放强度较高的省份主要是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西部地区。另外，从碳排放的水平值看，工业碳排放较多的省份是河北、山东、江苏、内蒙古、广东，这五个省份占全国工业碳排放总量的比重超过1/3，而前十个省份占全国工业碳排放总量的比重达60%。其中，北京在工业低碳绿色发展领域一枝独秀，明显领先于全国其他省份。就工业二氧化硫污染物排放强度而言，各地排放强度相对于“十二五”时期大幅下降。表现较好的省份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不少西部省份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仍然较高，例如宁夏（5.5776千克/万元）、青海（5.1024千克/万元）、新疆（3.9854千克/万元）。目前，二氧化硫排放集中在山东、贵州、河北、陕西以及内蒙古，这五个省份占全国的比重超过36%，未来这些地区的二氧化硫排放减排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

四是绿色体系建设指数。绿色体系建设指数的权重在整个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位居第二。这表明，考察期内绿色体系建设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且上升趋势明显（见图1e）。分具体指标看，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在绿色体系建设指标中的权重相对不高，表明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在促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中的作用仍未得到发挥。绿色产品设计数量的权重最大，绿色园区和绿色工厂的权重相对较小。分区域看，中国已经发布的五个批次绿色产品设计主要分布在发达省份，广东、山东、安徽、浙江、江苏表现优异，这五个省份绿色产品设计数量均在100件以上，占全国的72%以上，西部地区偏少。此外，绿色工厂数量、绿色园区数量也大致遵从同样的区域分布规律，例如，中国已经发布的五个批次绿色工厂主要集中在江苏、山东、广东、浙江、河南、安徽，这六个省份绿色工厂数量均在100座以上，占全国的44%以上，西部地区偏少。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在持续提升试验检测、标准检测、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等基础服务的支撑能力方面具有关键作用，2020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19家名单中仅北京就占据10家，而全国大部分地区为零，尽管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的贡献较大，但不少省份对这一领域的重视程度不足，地区差异较大。

五是绿色低碳政策指数。绿色发展的政策支持对于目标地区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引领作用毋庸置疑，但效果的好坏却取决于执行的效果。整体看，绿色低碳政策指数占整个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较低。东部地区的政策支持较多，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最低；上海和广东的政策支持相对较多，安徽、湖南、福建紧随其后，山西、新疆、内蒙古、海南、青海在政策支持上相对不足。从具体指标的权重看，当年受理的生态环境行政复议案件数在绿色低碳政策指标中的权重最大，现行有效的地方性环保法规总数、已实施自动排污的重点排污单位数次之，环境监察罚没额数额与工业增加值比值较低。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特别是中央部署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来，生态环境监管部门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总体要求，不断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多数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复议案件较快增长，对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倒逼作用。尤其是广东、河南、天津三地位列前三，反映了这些地区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监管执法力度较大，相比之下，西部地区以及山东的生态环境建设意识需进一步增强。另外，在法规建设方面，东部地区走在了全国前列，这也与其发达的工业基础地位相一致，江苏、浙江、广东、山东在环保法规建设上明显占优，重庆、云南略显不足；在环保规章制度建设方面，长三角地区较为突出，河南、湖北、江西明显不足。在加强重点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和自动监控设施建设方面，直观上山东、广东、浙江对于已实施自动排污的重点排污单位数监测数量最多，然而，考虑工业企业数量后，山西、内蒙古、辽宁、青海、新疆表现出色，已实施自动排污的重点排污单位数占工业企业的比重均在14%以上。

（三）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演进

进一步，本文根据Kernel分析法^④研究了中国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演进特征。从图2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综合指数的分布曲线呈现“曲线右移”的特征，但在2018年发生了短暂的倒退，表明中国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峰值呈“先明显下降后略有回升”的趋势，曲线宽度表现为先扩大后缩小的演变态势，表明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空间差距先增大后降低，地区间绿色低碳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曲线表现为显著的右拖尾现象，说明存在地区间极化问题，即部分地区高度集聚。此外，总体并未出现双峰特征，表明不存在两极或多极分化的趋势。

④D.T.Quah，“Empirics for Growth and Distribution：Stratification，Polarization，and Convergence Club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7，2（1），pp.27-59.

从分项指标的演变趋势看，绿色创新表现为显著的“曲线右移、峰值下降、宽度增大、右拖尾”的变动特征。这表明中国绿色创新水平不断提升，但空间差距有所扩大，且各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存在进一步的极化现象，在“十三五”后期的年份中呈现“双峰”的形态，表明绿色创新存在两极或多极分化现象。能源资源利用呈现为“曲线右移、峰值上升、宽度略有收窄、不存在右拖尾”的演变特征，说明能源资源利用水平日益提升，地区分布越来越集中，且存在明显的两极或多极分化现象。污染排放与治理表现为“曲线右移、主峰下降、宽度增大、右拖尾”特征，表明各地区污染排放与治理成效较为显著，但空间差距有所增大，尽管初期孕育了“双峰”状态，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演变为“单峰”，两极或多极现象消失。从绿色体系建设看，该曲线经历了“曲线右移、主峰先降后升、宽度先增大后收窄、右拖尾不显著”的变化趋势，体现了绿色体系建设水平持续提高，地区空间差距先增大后缩小，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两极或多极现象趋于消失。此外，绿色低碳政策表现为“曲线先右移再左移、主峰先降后升、宽度变动不明显、右拖尾显著”的变动特点，反映了考察期内该指数有所下降，地区空间差距有所增大，且部分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异有所拉大，未发现明显的“双峰”形态特征，即不存在两极或多极现象。

 

图2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指数及分项Kernel分布状况

 

三、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区域差异

为了进一步分析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区域差异，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法测算总体差异、区域内以及区域间差异。

（一）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

总体差异及区域内差异。测算结果显示，“十三五”期间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总体差异有所扩大，说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并没有缩小区域间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差异。具体来看，四大区域的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存在较大差异，逐步形成了东部—西部—中部—东北依次递减的格局。其中，东部地区的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且处于较高水平，区域内差异明显的原因是北京、上海、广东等省份的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远超其他省份；西部地区基尼系数从2019年起趋于下降，云南、四川两省在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中的成效明显；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基尼系数相对较低，表明这两个区域的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相对均衡，尤其是东北三省的区域内差异逐渐缩小。

区域间差异。从图3a的区域间差异变化趋势看，东部—中部、东部—西部、东部—东北的区域间基尼系数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中部—东北的波动幅度较大，中部—西部、西部—东北在“十三五”后期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就波动幅度而言，东部—中部、东部—西部、东部—东北的区域间基尼系数分别由0.2653、0.3156、0.4501提升到0.3494、0.4464、0.5528，分别提高31.73%、41.43%、22.80%。仅西部—东北之间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可以认为，西部与东北地区的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较为接近。总体上看，东部—东北、东部—西部的区域间基尼系数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且呈现较强的上升态势。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均值，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地多项工业绿色低碳指标名列前茅，其他地区尽管已形成追赶态势，但差距仍然明显。

 

图3 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五个维度的区域间差异

 

区域差异来源及贡献度。测算结果显示，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呈先升后降的变动趋势，平均贡献率为25.58%，考察期内相对稳定。然而，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不仅明显高于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而且波动幅度较大，考察期内最大值为2020年的65.68%，最小值为47.03%，平均贡献率为54.31%。同时，超变密度贡献率也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2020年降至10.69%，考察期内平均贡献率为20.11%。由此，区域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原因在于以下几点：一是各区域间能源资源禀赋存在重大差异，如西部地区多为清洁能源资源丰裕地区，是全国清洁能源的主要供给来源。东部沿海地区为发达地区，是能源的主要消费地，地区间能源资源存在空间错配；二是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发展的重点产业、工业化进程不一，东部地区人才、资金实力雄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更强，尽管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绿色低碳发展基础薄弱，且不断承接东部地区的重工业转移，短期内对自身的绿色低碳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同时，需要重点关注区域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差异。

（二）五个维度的区域差异及来源

总体差异。为了深入研究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区域差异的来源，本文进一步测算了五个维度指标的Dagum基尼系数。测算结果显示，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五个维度的基尼系数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并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其中，考察期内绿色创新指数、能源资源利用指数、绿色体系建设指数、绿色低碳政策指数的基尼系数在波动中均有所下降，分别下降4.58%、14.79%、10.84%、12.03%，能源资源利用指数表现相对较好，表明全国各地均在积极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成效显著；而污染排放与治理的基尼系数则有所增大，且在“十三五”后期的绝对值相对最高，表明各地区的减排降污步伐不一致，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问题。

区域内差异。通过测算各维度的区域内差异，结果显示，从绿色创新看，东部、中部以及东北的区域内差异系数均有所下降，东北地区降幅相对显著，超过30%。相比之下，西部地区的基尼系数有所增大，增幅达32%左右。从能源资源利用看，各区域基尼系数同样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各省份间差距下降趋势明显，但表现为一定的U型特征，东北地区略有下降，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内差距略有扩大。从污染排放与治理看，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明显缩小，分别下降30.55%、25.16%、46.61%，而东部地区各省份间的差异有扩大趋势，考察期内逐年上升，增幅为57.04%。以权重较大的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量指标为例，北京、上海两地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绩效远远优于其他省份，其他污染物排放绩效亦是如此，绿色低碳发展质量较高。从绿色体系建设看，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区域内基尼系数同样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其中，中部地区降幅在50%以上，而东部地区略有提升。此外，从绿色低碳政策看，除了东北地区外，其他地区的区域内基尼系数均有所下降，其中，中部和西部地区降幅明显，均为35%以上。

区域间差异。从绿色创新的区域间差异看，如图3所示，东部—中部、东部—西部、东部—东北、中部—东北的区域间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其中，中部—东北、东部—东北的区域间基尼系数降幅相对较大，分别为21.69%、16.04%。这表明，东部地区与其他三个地区、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之间的绿色创新差异不断缩小。从能源资源利用看，东部—中部、东部—西部、东部—东北、中部—东北的区域间基尼系数同样表现为下降趋势，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之间的能源资源利用差异下降最为显著。综合绿色创新、能源资源利用两个维度，东部地区与其他三个地区、中部地区与东北地区之间的区域间基尼系数不断下降，是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指数的区域间差异下降的重要来源。从污染排放与治理看，中部—西部、中部—东北、西部—东北的区域间差异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西部—东北降幅最为明显，超过30%，其他三个组间呈现上升态势，东部—中部、东部—东北的区域间基尼系数分别增加42.02%、35.00%，表明东部与这两个地区在绿色体系建设方面的差异是导致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从绿色体系建设看，所有组间的基尼系数均有所下降，其中，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区域间基尼系数下降较多，分别为24.07%、27.89%，表明在缩小区域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差异的过程中，绿色体系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从绿色低碳政策看，大多数组间基尼系数表现为下降，东部—中部、中部—西部、西部—东北大致相当，降幅为15%左右。

区域差异来源及贡献度。从表2的结果看，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五个维度的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均值依次为27.50%、27.02%、28.98%、22.93%、23.20%。其中，污染排放与治理的区域内贡献相对最大，绿色创新次之，绿色体系建设、绿色低碳政策大致相当，为23%左右，表明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区域内差异主要来自污染排放与治理和绿色创新维度。考察期内，五个维度的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均值分别为61.36%、38.94%、31.53%、62.95%、56.54%。其中，绿色体系建设、绿色创新的区域间贡献率相对较大，且二者较为接近，污染排放与治理的区域间贡献率较小。相较于区域内差异，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区域间差异更多地来自绿色体系建设、绿色创新等维度的差异。此外，污染排放与治理、能源资源利用、绿色低碳政策的超变密度贡献率相对较高，分别为39.50%、34.05%、20.25%。由此，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五个维度的区域差异也来源于区域间的差异，区域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不平衡应作为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重点解决的问题，区域发展理念必须由单一的经济发展观向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观转变。

 

表2 五个维度的区域差异来源及贡献率（%）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绿色创新、能源资源利用、污染排放与治理、绿色体系建设、绿色低碳政策五个层面构建了一套全新的能够反映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评估了“十三五”时期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研究表明，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较高的地区依然集中于东部省份，呈现出明显的自东向西阶梯状过渡分布，各区域呈现分化状态。绿色创新发展在实现工业绿色低碳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单纯依靠技术进步，而不考虑要素使用效率的提升不能从根本上推动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提升。当前，工业碳排放集中在河北、山东、江苏、内蒙古、广东五个省份，未来应重点推进这些地区的碳减排工作。绿色体系建设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相对不足，绿色产品设计、绿色工厂、工业设计中心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地方性环保法规、规章制度效果存在较大的地区性差异，在绿色政策支持上，山西、新疆、内蒙古、海南、青海仍有提升空间。

同时，本文还进一步采用Kernel密度分析法、Dagum基尼系数法分别研究了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演变趋势、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十三五”时期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空间差距先增后降，地区间绿色低碳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地区间极化问题。区域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原因在于，各区域间能源资源禀赋存在重大差异，发展的重点产业、工业化进程不一。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区域内差异主要来自污染排放与治理、绿色创新维度。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区域间差异更多地来自绿色体系建设、绿色创新等方面。

为了进一步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结合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高度重视战略规划导向作用，积极完善工业绿色低碳相关法律法规。鉴于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的系统性、长期性、战略性，清晰明确的目标对于引领工业产品全生命周期技术群创新以及产业变革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亟需围绕“双碳”目标，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供给的前提下，对各地区重点工业进行重构规划，加强碳达峰顶层设计，尤其是对于绿色低碳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和基础较为薄弱的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制定中长期技术路线图和配套运行措施，提升降碳基础能力，在有条件的行业率先实现碳达峰。

二是推动绿色自主技术创新协同攻关机制，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绿色创新是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根本动力，应加大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力度，加快提升西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投入水平。推动不同区域工业创新主体协作融合，促进绿色共性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应用。构建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金介合作机制。加快在中西部建设一批绿色技术公共服务平台。推进绿色技术转化应用，健全绿色技术交易市场机制，提升绿色技术交易服务水平。鼓励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校共同实施产业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联合培育绿色技术技能人才。发挥东部地区人才集聚、绿色技术水平领先的优势，加快向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技术外溢和扩散，优化东北地区的绿色技术发展环境。

三是对标国际先进，打造绿色制造一流标准体系。参考国际最新实践，因地制宜实质性推进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等重点领域标准的研究与制修订，缩小区域间发展差距。推进绿色制造管理体系建设，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力度。建立健全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在绿色工厂评价标准上，优化指标体系，将各系统作为整体综合权衡考虑，兼顾社会属性相关的评价指标，依据区域行业特点，灵活分布权重；完善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加快绿色供应链基础通用标准的研究制定，优先制定绿色供应链统一术语、要求、方法、标识标准。

四是培育绿色经济增长点，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相辅相成，应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做好绿色消费大文章，发挥中西部地区在扩大绿色产品需求中的作用。加强舆论宣传和观念引导，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促进居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线上线下的绿色产品营销模式；明确绿色产品的品牌定位，挖掘品牌深度，促进品牌效应最大化；推广绿色电力证书交易，提升全社会绿色电力消费水平；鼓励地方采取补贴、积分等手段促进绿色消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绿色产业链，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新动能。大力发展绿色制造服务，提升区域绿色制造基础能力。

 

李鹏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经济》编辑，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李鹏,史丹.中国工业绿色低碳发展质量的演进、区域差异及政策建议[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3):136-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