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产力与生产要素理论指出,各类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并为要素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机理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生产力发展实践表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组合优化的跃升正展现出对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作用、引领保障作用、导向拓展作用和激发催生作用。当前,我国在要素领域仍存在新型人才缺口大、高端人才培育交流不足;技术创新供给不足、投融资结构亟待改善;新兴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足、数据赋能潜力受限;创新框架不完善、要素流动融合不畅等问题。为此,应完善高端人才管培体系,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阶段式前瞻布局原始性、基础性、战略性技术创新体系;构建完善数据管理流通体系,制定推行功能性产业发展政策;捋顺优化各类新型要素关系,促进要素顺畅流动与良性循环。 关键词:要素理论;新质生产力;内涵机理;产业政策;数据管理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智库项目(GJSZKB202312);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新发展阶段中国竞争政策与反垄断研究”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资助(DF2023ZD24)。 |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创造性提出,是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后我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大突破创新,对于当前我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体现出中国特色实践性、经济发展时代性、理论创新先进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当前,我国支撑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要素体系基础还较薄弱,要素流动面临制度性障碍,高端人才培养与市场化程度不足,原创、关键技术创新能力较弱,要素流动与融合化缺乏原生动力,数据要素潜力有待释放同时安全风险突出,束缚了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此,从理论层面剖析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要素培育构筑新质生产力的支撑机理,在实践层面挖掘当前我国高端要素培育、传统要素升级、要素顺畅流动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针对性提出促进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素跃升路径,对于当前我国深化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切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释放高质量发展潜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指导意义。
一、文献综述
对于生产力与生产要素的研究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传统经济理论演进过程,并随着产业技术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推陈出新。本处从生产力理论、生产要素理论两个方面对理论脉络进行梳理,并进行简要评述。
(一)生产力理论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溯源在于生产力理论。生产力最早由威廉·配第在1662年《赋税论》中提出:“生产力是指人们改造和征服自然,生产社会财富的能力。其基本构成要素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生产力的构成时多以“劳动生产力”的概念为基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考察生产活动,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从这个角度而言,生产力的唯一来源就是劳动过程本身,即劳动者有目的地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创造出新事物,其本质体现的是人的创造能力。除了“劳动生产力”这一概念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根据不同要素在生产力系统中发挥的特殊作用界定了不同的生产力类别,包括“资本生产力”“个人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机器即死的生产力”等。在这些对生产力具体形式的讨论中,隐含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理论的一个重要观念,那就是随着生产力主导要素的变化,生产力的属性质态与功能作用也将随之发展,这也为“新质生产力”概念提供了理论空间。
马克思着重分析了“资本生产力”这一概念,指出“资本支配雇佣劳动,主导着生产与分配,不仅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且,对自然力的利用、分工协作、机器的使用、科学技术等推进的生产力也通常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认为这种生产力就是归资本所有的生产力。资本既占有生产资料,也凝聚了前期劳动力的劳动成果,占有了这一部分劳动力,因而无论是劳动的自然生产力还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均归资本占有。由于资本具有价值增殖的原生动力,这一内在动力使得资本天然亲近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应用,也驱动着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升,推动生产要素和组织结构革新,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马克思也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局限性,由资本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必将与其生产关系发生冲突,这一矛盾运动将促使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出现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全球范围内深入发展,大国之间科技、经济竞争加剧。面对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与错综复杂发展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总书记深刻强调,“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创新性提出,在理论层面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向前拓展了一大步。学界对新质生产力展开了广泛研究,目前已形成了部分共识。刘志彪等(2023)认为在当前技术革命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是以网力算力为代表的生产力新质态;余东华等(2023)认为其核心要义是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关键是新技术、新生产方式、新产业形态和新要素供给;周文等(2023)指出,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具有内在的关联;王钰等(2024)基于劳动者、劳动对象、生产资料三大维度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发现生产资料对新质生产力提升的贡献度最高,劳动者维度的贡献最低且存在空间极化现象。
2024年1月31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总结理论界、产业界、政府等多方共识,概括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这一论断紧密承接传统生产力理论发展脉络,创新融合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时代背景,高度凝练高质量发展与新发展理念,体现出中国特色实践性、经济发展时代性、理论创新先进性,为我国新质生产力研究与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与理论指导。
(二)生产要素理论
经济学传统理论将维系经济运行、进行社会生产活动所必需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资源定义为生产要素。随着产业技术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管理、技术、知识、数据等对生产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逐渐被挖掘,也被研究者考虑纳入生产范式,成为一类独立的生产要素。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生产力与生产要素是脱离不开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从马克思“劳动生产力”概念的角度而言,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这三项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就是构成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其中,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的执行主体是劳动者,是具有一定劳动技能和劳动经验的人,这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要素。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统称为生产资料,劳动对象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将劳动施加其上的对象,劳动资料是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所使用的传导物或物的系统。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要素的“三要素说”。除了基本三要素外,马克思十分重视科技要素在生产力系统中的作用,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对马克思而言,科技要素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推动作用,但受限于时代背景,尚未能把科技作为一项独立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力理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有学者在“三要素说”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多要素论”,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要素理论。范声华等(2003)提出生产力的构成因素包括劳动者、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和管理五要素。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企业制度、国家政策等软要素也成为影响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也有学者提出要素二元分类,一种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实体性要素;一种是科学技术、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等渗透性要素(黄顺基等,2007;魏崇辉,2023)。无论是经典“三要素说”还是“多要素论”,其底层都离不开要素流通体系进行资源配置。对要素体制机制的研究贯穿了我国经济建设全历程,在早期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内化了扭曲型要素价格体系及计划配置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要素机制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经历了转轨探索、初步建立市场、完善市场体制等阶段;当前技术革命背景下,先进优质要素培育以及进一步市场化、产权制度、全要素生产率等成为研究重点,涵盖金融、技术、土地、劳动力、数据市场等领域(严金明等,2020;洪银兴,2020;王建冬等,2022)。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并被纳入传统生产范式,其既可以作为一种劳动资料发挥赋能传统产业发展的工具性作用,本身也是一类实际存在的劳动对象,为经济生产关系与社会行为模式带来新的变化。
(三)现有研究不足
综合看来,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目前缺乏融合传统经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二者视角的生产要素与生产力理论探讨,理论边界感、割裂感突出;二是目前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尚未成规模,同时缺乏聚焦要素视角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研究;三是对于当前我国要素培育、流通体制等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缺乏梳理,难以具体指导要素体制机制进一步深化改革。本文试图在这三点上做出创新。
二、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内涵机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是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看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类基本要素构成了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性质或质态取决于何种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特殊作用。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机理,可以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类要素及其优化组合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图1.生产力基本要素及其流通体系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示意图
(一)新型劳动者对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作用
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还是传统经济理论都认为,劳动者是生产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构筑生产力的最基础根本的因素。唯物史观指出,历史的主体是人,是处于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同时也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格化。生产活动的使命任务在于将自然物质改造为符合人类需求的消费性资料,在于有益物质即生产性资料的进一步生产,最终目的是要满足人类的一切物质需求。从采集狩猎到农牧业生产,再到如今的工业化生产,社会生产力的最终来源与最终目的都在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可以说,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一切来源,也是一切目的与归宿。
新型劳动者对于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基础支撑作用。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要素,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之一,其综合素质水平直接关系到生产效率与质量,进而影响社会生产力“量”的发展与“质”的革新。在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生产力都只是“量”的曲折积累,而在工业革命后则迎来了生产力“质”的突破与“量”的爆炸式发展。从热动工业到机械工业、电气工业,再到如今的信息工业、智能工业,历次工业革命不断将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推进演化,持续加深专业化分工的同时,也对劳动力质量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唯物史观指出,劳动者所有的性质和活动始终取决于自己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当前产业技术革命在全球范围内深入演化的背景下,只有实现劳动者的新质化,提升其劳动效率、技能水平、知识储备、创新能力以及组织管理能力,适应科技革命与产业组织形式变革对劳动者提出的新要求,最终提升其发现与解决实际生产经营问题的能力,才能切实发挥其对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支撑作用。未来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劳动者也必须适应性升级,在更好适应新兴技术和工艺应用的同时,也为推动科技创新、理念创新、管理创新提供不竭的活力与动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高端新型人力资源供应明显加强,与社会生产系统的匹配程度也持续提升,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据统计,2012-2022年,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从58.97万人上升到124.25万人,规上工业企业R&D人员从337.59万人增长至598.82万人,产业工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16年,29.3%具有专业技术职称。同时,劳动者人力资本结构不断优化,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社会对于不同劳动形式、劳动种类的包容度、认可度显著提高,以外卖、网约车为代表的新型服务行业蓬勃发展。创业理念、创业氛围逐渐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加强,创业活跃度不断提高。这些都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
(二)新型劳动资料对新质生产力的引领保障作用
生产行为的目的是将无用的、有害的物质改造为有用的、有益的物质,既生产人类直接使用的最终消费品,也生产投入下一步生产或者提升生产效率、优化生产流程的中间品与生产设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将生产经营产品和提供各种服务过程中用以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的一切东西统称为劳动资料,包括实体性劳动资料和非实体性劳动资料两个方面。实体性劳动资料包括生产工具、生产设备、中间产品等有益于生产行为的一切物质存在,马克思形象地称之为生产的“骨骼系统”“肌肉系统”“脉管系统”;非实体性劳动资料包括科学技术、知识产权等一切无物质实体,却能够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的非物质劳动手段。劳动资料对于生产力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其既是联接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中介,也是联接个体劳动者与社会生产系统的中介,还是联接过去劳动成果与未来劳动行为的中介,体现了人类生产行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协同性、历史连续性。
新型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首先,生产工具是起决定作用的劳动资料,生产工具的先进性高低是判断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与质态先进与否的决定性因素与主要标志。以光刻机、精密传感器等为代表的新型高端生产工具凝聚了大量的科学成果与技术工艺,是前期所有创新活动与劳动过程的物化体现,对于制造高端产品、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促进生产技术进一步创新。第二,能源是一类重要特殊的劳动资料,能源的采用手段、使用规模与可持续水平也是衡量生产力水平与质态的重要参考。人类生产活动的能量来源从人力、“自在”自然力逐渐拓展为热力、电力,再到如今更为清洁有效的氢能、核能,可以说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能源使用的进化史。第三,生产技术是生产力的灵魂,代表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广义而言,实体性劳动资料也是生产技术的一种物化展现,新技术与新型劳动资料是互为灵魂与躯体的一体两面。劳动资料的新质化主要通过设备迭代、设施升级、能源转型等技术创新来实现,最终体现为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产品质量和性能、降低生产成本。第四,新质生产力的底色是绿色生产力,生产力的绿色化与可持续化主要由新型劳动资料来实现。不同于传统设备、传统工艺、传统能源的高耗能性、高排放性、高污染性,新型劳动资料蕴含更高技术水平,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有效实现了低碳节能和绿色环保,使得生产力发展更具可持续性。
新型劳动资料对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起到了关键引领保障作用。在实体性劳动资料方面,我国关键、重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领跑全球,能源开采、应用水平达到世界一流。截至2023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9万公里,其中高铁达4.5万公里,累计建成5G基站337.7万个,千兆端口2302万个,5G定制化基站、5G轻量化技术实现商用部署,工业级5G芯片、模组、网关实现突破。我国自主研制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接连突破100万安培等离子体大电流高约束模式运行控制、高功率加热系统注入耦合、先进偏滤器位形控制等多项关键技术难题,世界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16台单机容量百万千瓦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建成运行,全球首套300MW级先进压缩空气储能系统压缩机和膨胀机成功研制。在非实体性劳动资料方面,2023年全社会R&D经费投入达到33278.2亿元,投入强度达2.64%,截至2023年底,国内有效发明专利量达401.5万件,成为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
(三)新型劳动对象对新质生产力的导向拓展作用
劳动对象是生产行为的承载者,同时也是构成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主要劳动对象也不断发生变化。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的劳动对象主要是自然世界,包括土地、矿物、生物等天然存在的物质。在历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逐渐获得了存储和使用更多能量的能力,以制造技术与能源技术为基础的工业生产能力使得劳动对象逐渐从天然物质转变为人工物质,即越来越多的劳动价值凝结于生产性资料的生产与再使用过程中。除了第一次直接作用于天然物的劳动以外,余下所有生产行为的劳动对象都是前一次生产出的产品,直到获得最终消费品,完成生产系统中一次完整的价值积累。在历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生产专门化、集聚化、环节化分工进程中,这类价值积累过程不断固定强化,并最终发展呈现为一类劳动对象,这就是要素理论视角下“产业”概念的来源。
如今人类社会逐步走入数字经济时代,主要劳动对象呈现新质化趋势。一方面,传统产业形态发生巨大转变,新兴产业链成为主要发展与竞争方式。产业链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史中迄今为止所发明的分工最高效、联系最紧密、参与覆盖面最广的生产系统,其典型形态是模组化纵向网络,其运作逻辑是产品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等环节通过链式集合后形成最终产品。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上下游企业的单一线性模式关系转变为多个供应商之间合作的网络状产业链关系,产业组织逐渐呈现网络化、平台化、无边界化、融合化的特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对象展现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主要劳动对象,在数字技术运用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愈发突显,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被纳入生产范式,并对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赋能作用。数据具有不同于传统劳动对象的诸多特点,具备强渗透性、广覆盖性、高流动性、可复制性、可追溯性、易共享性,其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规模效应上限的束缚,能够不断再生和循环使用。数据这一新型劳动对象既来源于生产过程,也来源于生活与自然,在促进产品研发、供需匹配、生产优化、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展现出远大于传统劳动对象的功能价值。同时应注意到,新质生产力并没有否定传统劳动对象的重要性,一些关键、特殊、稀有的天然物如稀土、高能材料的发现或创新,仍然具有控制整个产业链供应链、颠覆产业格局的巨大潜力。新型劳动对象既包括因新技术改造带来的新型劳动对象,也包括传统劳动对象的新质化。
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为代表的传统劳动对象新质化对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的导向性作用,而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对象则拓展了生产力发展的范式边界,为生产力质态变革注入了新活力。近年来,我国以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蓬勃发展,数字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数字核心产业规模持续提升,产业数字化进程明显加快。据统计,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占GDP比重达到41.5%。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9.2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为41万亿元。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专利授权量达到33.5万件,同比增长17.5%,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围绕数据这一新兴劳动对象,涵盖生产、存储、流通、使用等环节的要素体系逐步构建完善。2022年,我国数据产量达到8.1ZB(1ZB=1021比特),同比增加22.7%,占全球数据总产量的10.5%。数据存储量达到724.5EB,同比增长21.1%,全球占比达到14.4%。流通方面,大数据产业规模达到1.57万亿元,同比增长18%,实际运营的数据交易所达到30家。使用方面,数据标注产业已初步形成高质量产业集群,工业机器人、工业软件等数字产品和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四)要素组合优化对新质生产力的激发催生作用
生产关系是一定历史发展形态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和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与满足人的需要密切相关,它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来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定历史阶段下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当生产力的“质”与“量”出现变化,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关系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并会被新的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要素的组合优化是当前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生产关系的演化方向,对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强烈的激发催生作用。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其主要通过科技渗透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多类要素组合优化以构成新的生产力结构,促成生产力功能质的提升。在传统生产力中,各生产要素以单一结构、简单方式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机械组合发挥作用,要素投入规模是影响生产力效能的主要因素。而在新质生产力中,科技是最核心的生产要素,是引领各类要素形成新质组合的第一力量。科技要素并不独立于劳动者、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其他要素而存在,相反,其必须借由其他要素作为载体来呈现,又凝结渗透于其他要素,以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目标。科技要素融入各要素中,模糊、打破、融合了各类要素的传统边界,要素与要素之间不再是孤立、不可再分、机械连接的单元,而是相互融通联接的有机整体,具有极强的内在联系。一方面,科技渗透优化了要素配置比例,在“量”的层面科学规定、实时调控各类要素之间的静态、动态比例关系,在“质”的层面实现各类要素按其属性匹配的有机组合。另一方面,科技渗透提升了要素运转效率,促使各类要素在时间、空间、功能、数量等方面的高效组合对接,增强要素流动速度和利用率,减少生产环节的间隙、误差、能耗,各类要素价值充分释放,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提升。广义来讲,以科技创新为基础,实现各类要素配置组合的优化、社会化、制度化,就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
我国在以要素组合优化激发催生新质生产力方面作出一系列重大尝试,展现出巨大潜力。在劳动者方面,加快建立起协调衔接的劳动力、人才流动政策体系和交流合作机制,探索建立劳动者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完善技术工人评价选拔制度。在劳动资料方面,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融合发展,支持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稳步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有效增加金融服务供给,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在劳动对象方面,创新土地使用方式,推动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加快建设统一规范的数据管理制度,培育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三、当前要素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
当前我国在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新型劳动对象等要素领域仍存在一系列问题,要素之间的组合优化存在限制与壁垒,阻碍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一)劳动者:新型人才缺口较大、高端人才培育与交流不足
当前,我国人口变化趋势与劳动力素质发展进入新阶段,原有的劳动力要素成本优势逐渐弱化,而面向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人才缺口较大,工业领军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严重紧缺,高端人才培育与交流程度不足。根据2022年《中国ICT人才生态白皮书》统计与预测,2021年ICT相关职位数较2020年增长34%,而应聘人数呈现大幅下降趋势,预计2021-2025年间人才缺口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1.7%,缺口规模从2021年的1371万人达到2025年的2135万人。根据2022年《人工智能全球最具影响力学者榜单》(简称“AI 2000”)统计,美国入选学者数量最多,有1146人次,占比57.3%,中国位列第二,但人数仅有232人次,占比11.6%,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从入选机构看,谷歌、Meta、微软分别以181、87、65人排名前三,国内机构仅清华以20人排名第13,阿里以14人排名第20。人才市场化与流通渠道尚未健全,跨区域、跨部门流动存在壁垒,无法充分发挥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撑促进作用。
(二)劳动资料:技术要素创新供给不足、投融资结构亟待改善
当前,我国原创性、关键性工业技术供给能力仍有不足,创新投入仍低于发达国家,企业缺乏原生、自主创新动力;投融资结构不佳,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保障能力有限。我国高端工业软件和控制系统领域几乎全部被国外企业垄断,网络、标识解析、云计算、平台等关键技术本土供给能力不足。2023年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为2.64%,仍然落后于美、日、德、英,与创新型国家如以色列、韩国还存在较大差距。2020年我国企业研发强度为3.6%,而同时期美国企业研发强度已经达到7.8%。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参与知识、技术创新的研发动力严重不足,财政对利润收入奖励多、对原创研发奖励少,对成果实现支持大、对前期研发支持小,不利于调动企业研发投入积极性。我国一直难以解决“再生产融资”定位与“市场套利”现实之间的矛盾,投资标的倾向于成熟、传统产业,对于技术创新路径“不确定性”的重视与认识不足,同时,对于国际资本一直保持相对审慎态度,整体金融环境与营商环境水平在国际市场排名相对靠后。
(三)劳动对象:新兴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足、数据赋能潜力受限
当前,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背景下,我国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面临风险,数据要素的赋能潜力未能完全释放且存在安全风险,整体上亟需加强对新型劳动对象广阔性、繁杂性、深刻性的认识与重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对我国的科技打压,出台政策法案推行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去中国化。与此同时,全球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我国新兴产业开拓国外市场阻力变大。数据方面,采集一致性、标准统一性、数据安全性等方面存在问题,工业企业数据协同、生产模型与数据融合存在障碍,涵盖工业网联设备、主机、机器人、标识解析系统、工业APP、工业数据等多层次的安全保障体系还未健全。数量巨大的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较缓慢,产业链供应链管理水平仍较低,“不敢转”“不会转”问题突出。
(四)要素组合优化:创新服务型制度框架不完善、要素流动融合渠道不畅
当前,我国以支持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服务型制度框架搭建尚未完善,各类先进优质要素的流动与融合渠道不通畅,要素流动性、组织软性、制度弹性不足,限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科技服务配套政策、服务平台功能尚不完善、服务关系尚未理顺,对产业和企业创新的分层指导能力偏弱。基础共性技术研究不足,政、企、研协同不紧密,缺乏成熟的利益分配机制和成果转化机制。创新鼓励机制建设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相应政策法规未健全,不利于创新的研发、扩散和共享。要素跨区域流动与跨部门融合存在壁垒,上下游企业、科研机构、政府、金融、科技服务中介等主体间缺乏一体化沟通流通平台,人才、资金、技术、数据等要素资源难以顺畅流通,缺乏市场化激励,市场活力释放不足。产学研合作不足导致相关创新产出较少,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Elsevier/Scopus数据显示,2015~2019年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产学研合作、合著出版物数量近3700篇,不足美国的一半(超7900篇),也少于欧盟(超3900篇)。
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跃升路径
科技、人才、产业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要素向更高质量、更高层级、更高水平跃升,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一)完善高端人才培养管理体系,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
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资源。一方面,要建立完善高端人才培养体系,培养融合专业人才,加强优势专业校际交流,深化教育科研改革。鼓励高校、企业相关团队赴国外顶尖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交流,完善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畅通高端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的市场化渠道,完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数字科技人才国际交流合作,推进职业资格国际互认。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差异化、综合性人才培养体系。要加大对基础科研人才支持力度,完善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加大交叉人才培养力度,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适应性深度融合,围绕“高精尖缺”现实要求推动综合应用型人才队伍建设。
(二)阶段式前瞻布局原始性、基础性、战略性技术创新体系
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驱动为主导,实现颠覆性、引领性和技术性的生产力,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保障。我国发展历史证明,关键核心技术、先进前沿科技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以加强基础研究和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为首要突破口,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利的物质资料支持与技术创新环境。要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引导企业和科研机构专注前沿科技,推动“从0到1”自主原始技术创新。要以国家科技力量为统领,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布局建设一批具有基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完善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从1到10”关键基础技术突破。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加快推进传统技术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改造,充分发挥新技术赋能潜力,释放我国产业门类全、应用场景多、技术需求大的优势,建立国家实验室、研究型大学、一流科研院所、创新型领军企业等共同参与的战略性协同创新体系,推动“从10到100”创新战略应用带动。
(三)构建完善数据管理流通体系,制定推行功能性产业发展政策
适应劳动对象跃升为更高新、广泛、深刻的新型劳动对象,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要求。要构建完善数据的应用、管理、流通体系,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完善国家数据管理体制机制,健全各级数据统筹管理机构,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制度,开展数据资产计价研究,建立数据要素按价值贡献参与分配机制,推动鼓励市场主体探索形成数据资产目录,逐步完善数据定价体系。要重视数据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提高数据监管机构职级,加快制定行业标准规范,围绕数据跨境流动、市场准入、反垄断、数据隐私保护等重大问题探索建立治理规则。要以功能性的产业政策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速发展,运用市场化手段支持产业发展,释放市场自有活力。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综合运用财税金融手段促进技术、资金和人才等要素向高新产业、创新环节流动。发挥金融支撑作用与政策资金杠杆作用,引导调动民间资金积极性,鼓励设立新兴产业发展基金、行业协会基金。高质量促进高新区、经开区等新型产业园区发展,完善产业园区“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孵化链条,提升创新创业载体的专业化服务能力,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园区载体。
(四)捋顺优化各类新型要素关系,促进要素顺畅流动与良性循环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捋顺各类新型要素之间的关系,优化各类要素组合,同时促进要素顺畅流动与良性循环,形成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合力。新质生产力的性质决定了新型生产关系一定是适应科技创新活动发展、明晰各参与创新的主体权责地位、完善不同要素持有者利益分配机制的生产关系。要切实提高新型要素在生产中的投入回报,资源向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倾斜,加快推进融资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和户籍改革,高质量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大力推进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推进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良好市场环境。大力推进以企业为主体、“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开放式协同平台,提高生产力系统开放性、协同性、融合性,引导龙头企业牵头制作、带头实施领域产权管理系统,以提高要素回报率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各类新型要素在教育体系、科技体系、产业体系之间的畅通流动,促进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流动,以要素良性循环释放人才潜力、技术潜力、产业潜力完全释放。
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方澳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与区域发展智库特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工业经济。
郭朝先,方澳.要素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机理与跃升路径[J/OL].广西社会科学,1-10[2024-08-0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5.1185.C.20240729.1344.0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