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成效、问题与对策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是推动实现制造强国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自2013年开始，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工业强基专项行动。在此基础上，2019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健全体制机制，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发展先进适用技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不仅对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至关重要，也对推动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意义重大。

一、高质量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重大意义

产业基础是关乎产业发展壮大的基础性、支撑性和保障性要素与条件，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基石。从狭义上讲，产业基础主要包括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产品与技术。而广义的产业基础，还涵盖了与之相关的人才、市场、制度、政策等软环境。所谓产业基础再造，就是对影响产业链高级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硬科技”“硬基础”，以及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等“软环境”“软基础”进行全面重塑、优化与升级，使之不仅适应更能加速推进产业链高级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的进程。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期，推动产业基础再造是我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和重大举措，对于维护经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内在需要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着重大机遇。互联网、大数据、3D打印、生物识别、新材料、新能源加速发展，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未来能源等领域正酝酿着突破，新的基础理论、基础材料、生产工艺、技术架构正在逐步形成，全球产业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新路径正在不断开拓，未来全球产业的竞争格局将加速重塑、重组和重构。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全面强化以工业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物联网、人工智能、5G等为核心内容的现代信息产业的基础能力，有利于我们牢牢把握技术演进的重大机遇，加快推进产业体系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先机、赢得主动，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

（二）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现实需要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已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体系。但是，我国多数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仍位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产业自主升级面临产业基础能力不足的多重挑战，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进程相对缓慢，制约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例，由于电子元器件产业存在明显的短板和弱项，我国信息技术产业链的现代化和价值链的自主升级进程受到了显著阻碍。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强化产业基础领域的攻关突破，攻克一批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瓶颈，将有效提升我国的产业基础能力，为我国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自主升级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这将有助于加快推动短板产业的补链、优势产业的延链、传统产业的升链和新兴产业的建链，进而加速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三）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是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的迫切要求

我国产业“六基”发展相对滞后，大量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依赖进口。这不仅削弱了我国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竞争力，更使我国产业发展易受外部制约，对产业安全、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形成威胁。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一方面，部分国家对我国频繁实行出口管制。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国不仅自身禁止向我国出口高端芯片，还拉拢其盟友共同对我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所需的先进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实施出口禁令。另一方面，美国以“去风险化”为由，拉拢其盟友推行所谓的“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对我国实行所谓的“脱钩断链”，企图将我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之外。一系列遏制打压对我国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对我国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造成干扰。面对技术封锁和贸易壁垒，我们必须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加快突破我国产业发展的关键短板和瓶颈，改变部分高精尖技术产品、关键原材料、关键生产设备等依赖进口的现状，增强国内产业对国际产业的替代性和产品的互补性，有效提升国内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及抗风险能力。只有这样，我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建立在稳固的“地基”之上，摆脱“缺芯少核弱基”的困境，从根本上保障我国的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保障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得快、走得稳、走得好。

（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重大战略决策。而这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中之重是建立起顺畅的国内大循环，并以之为主导带动和发展国际大循环，进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然而，在构建国内大循环过程中，由于包括基础技术、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等在内的产业基础的短板和瓶颈制约，我国低端供给过剩与高端供给不足的结构性供需失衡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以材料产业为例，由于产业基础能力不足，我国材料产业供求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普通低端材料生产能力过剩；另一方面，许多高端材料在性能稳定性、可靠性、耐久性、低碳环保性上不能满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面临无材可用、有材不好用、好材不敢用的困境。供给质量和水平难以适应需求升级的要求，导致国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循环不畅，制约我国国内大循环的打造。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可以有效改善和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水平，打通产业供给的卡点、堵点和断点，使供给与需求在双升级过程中实现高水平的匹配，从而为国内大循环的打造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以之带动国际大循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我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主要进展和成效

自2013年起我国开启工业强基专项行动，特别是2016年《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指南》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取得了较大成效，部分产业基础产品和技术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向优的赶超跨越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进程，有力地支撑了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

（一）工业基础能力提升带动产业升级和产品质量提高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以来，我国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的可靠性、一致性和稳定性有了较大提高，重点产品使用寿命明显延长。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计监测的数据，2023年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为93.65%，已连续8年超过93%，相比工业强基工程实施前的2012年上升了6.15个百分点。2024年，我国入围全球最具价值品牌500强的数量达到73个，居全球第二，比2012年增长了2.17倍。我国在部分行业已逐步形成具有“杀手锏”意义的产品和技术体系。从输变电行业看，我国主导建立了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成套装备国际标准体系，装备关键部件自主化率达到90%以上，输变电成套装置出口比重超过25%，产品可靠性及技术指标领先全球。从5G产业看，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独立组网网络并拥有超过4.5亿的5G终端用户，用户规模占全球80%以上。同时，我国主导了多项5G国际标准制定，我国企业在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数量中占比超过30%，位居首位，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在5G专利申请数量上名列前茅。从基础制造工艺看，目前我国部分先进制造工艺及装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如，在高档数控机床及机器人领域，国内企业在中低端产品市场已基本实现国产替代，部分高端产品关键技术指标不断逼近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在大型发电设备、智能电网、特高压输变电等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特高压输电技术，实现了远距离、大容量输电，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二）部分产业“卡脖子”问题得到较大程度缓解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以来，我国在关键领域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软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的工程化、产业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通过搭建创新平台、供应链平台和市场平台，采取完善机制、协同开发等有效措施，我国部分产业“卡脖子”问题得到较大程度地缓解。工信部的数据显示，自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以来，我国已有近80种标志性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近70种标志性关键基础材料实现了工程化、产业化突破，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信息通信设备、机器人、电力装备领域的自主可控程度明显提高。例如，国产高速动车组齿轮传动系统打破德国和日本的长期垄断；机器人伺服电机、减速器和控制器“三大件”依赖进口问题正在扭转；高精密减速机、RV减速器轴承、伺服电机等已经研制成功，部分进入产业化阶段；工程机械液压件完成了国产化设计与制造，产品质量、技术和成本均优于之前严重依赖的日本川崎公司，有望全面实现进口替代。此外，工业强基工程推进过程中实施的IGBT器件、轨道交通轴承、石墨烯材料、轻量化材料精密成型技术等近百项“一条龙”应用计划，有效推动了产业链上中下游的互融共生和分工合作，为我国产业“六基”突破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

（三）产业集聚发展趋势增强，专精特新企业数量显著增加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以来，我国产业集聚发展趋势明显，专精特新企业数量显著增加。如，形成了长三角地区以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材料为重点，珠三角地区以电子信息、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装备、5G为重点，武汉以光电为重点，宁波以石油炼化为重点，成都、西安以航空航天装备为重点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聚区。这些区域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产业集群的形成，也为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此外，我国还成功打造了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品涵盖了工业机器人、微小型轴承、传感器、密封件、紧固件、液压件、注塑机、碳纤维材料、碳化硅材料、石墨烯材料、半导体电光源等多个领域。2019年至2023年7月，我国公布五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认定超过1.2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其中九成以上涉足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领域。

（四）产业质量基础体系初步形成，产业质量基础支撑能力有所提高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以来，围绕着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服务制造强国建设，我国产业质量基础建设明显加快，产业质量基础薄弱的状况得到较大改善。一是产业质量基础建设的管理框架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为加快推动质量强国战略，201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重新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其中一项重要职责是负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统一管理计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工作。目前，我国已形成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总领，以全国质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制度和机构为依托，涵盖质量发展局、计量司、标准技术管理司等职能机构和计量科学研究院、标准化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的比较健全的产业质量基础管理构架，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服务领域已经覆盖到产品设计研发、过程管理、成品检测、市场营销的全链条、全生命周期。二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日益巩固。截至2024年5月，我国已建成国家计量基准200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6.7万余项。计量检定机构快速成立。截至2023年底全国依法设置计量检定机构2121个，依法授权计量检定机构897个。三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近年来，我国广泛参与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合作，发布了《“一带一路”计量合作愿景与行动》，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65份计量合作协议，与德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建立计量磋商与合作机制。截至2023年底，我国国际互认的校准测量能力达1879项，居世界前列。四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显著增强。例如，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创建中国机器人检测评定体系，助力机器人产业质量提升；上海华岭集成电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建设上海市集成电路测试专业技术服务平台，有效推动“中国芯”发展和自主创新。

三、我国产业基础再造存在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我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产业基础仍然相对薄弱，尚不能完全满足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保障国家产业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发展需要。

（一）基础核心领域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对外依存度较高

相较于体量庞大的终端产品生产制造能力，我国产业基础的研发制造能力相对薄弱，基础不牢、底子不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部分产业领域“卡脖子”瓶颈制约问题突出。尤其在重大基础装备领域，我国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集成电路及专用设备、飞机和航空发动机、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的产品性能、环境适应性、使用寿命、质量可靠性等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较大，部分领域的关键技术或核心零部件仍存在供给依赖进口。例如，关键基础材料领域的高压、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用绝缘材料，高强度、耐高温、低磨损、长寿命复合密封材料等8；航天领域的部分核心元器件81。

（二）基础产品和服务传统进口渠道受阻，安全问题凸显

在全球分工逻辑下，世界各国依据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产业薄弱环节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得到改善。我国是全球高端基础零部件和服务的最大进口国，但在当前贸易摩擦和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国等国家在基础领域和核心技术上的优势逐渐成为经济制裁的工具和“武器”，频繁采取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断供”等非经济手段，遏制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势头。为遏制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近年来美国对我国的“卡脖子”方式从“相关单位进入实体清单”扩大到“禁售相关产品”，打压范围明显扩大，打压手段明显升级，对我国的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形成一定冲击。

（三）基础要素供给存在严重瓶颈，发展支撑力不足

当前，资本、土地等要素倾向于流向更容易实现价值增值的服务业、虚拟经济等领域，而不确定性大和发展周期较长的基础产业领域对要素吸引力明显不足，特别是对高端要素更是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其结果是基础产业领域的要素供给不足，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缺乏强有力的要素支撑。一是基础领域的领军型人才严重匮乏，全球顶尖的基础研究团队、战略性领域的“帅才”“将才”数量偏少，难以产生重大原创性的理论和成果。二是高层次、高素质的工业技术人才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突出。三是产业基础数据积累不足。工业软件和控制系统长期使用国外产品，导致国内大量工艺流程和工业技术数据信息未能得到有效整理、储存，面临着毁损、流失甚至被窃取的风险。四是缺乏风险投资。由于投资回收周期长、风险大，社会资本对产业“六基”领域的关注度低，金融机构往往对其绕道而走、避而不投，进而加剧了产业“六基”领域资金短缺的问题。

（四）产业基础能力提升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激励机制明显不足

当前，我国产业基础能力的提升面临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严重制约了产业基础领域的攻坚突破。首先，产业政策长期偏重于支持整机和成套设备，而对核心技术和零部件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导致这些领域自主创新研发能力不足。其次，底层技术研发激励机制缺失，共性技术研究和服务平台不完善。底层技术研发组织项目分散、碎片化，缺乏跨学科、大协作、高强度、开放式的创新平台，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技术创新攻关机制。再次，产学研协同发展机制不畅，企业和科研机构缺乏深度联动，创新成果转化率低。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低，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方向选择、投入支持不够；科研机构在考核机制上偏离市场需求，难以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最后，基础产品推广应用体制尚未形成。部分部门和企业在招标采购中对国产基础产品人为设置障碍，故意抬高市场门槛，使一些国产基础产品的市场推广和应用受到限制，进一步阻碍了我国产业基础能力的整体提升。

四、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策略

产业基础再造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产业基础现代化和产业链高级化，建设制造强国的基础性、全局性工程，是破解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瓶颈制约、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战略机遇的重要举措，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高质量推进产业基础再造，高效突破核心关键领域“卡脖子”瓶颈制约，筑牢产业“六基”基础，显著提高产业基础的质量水平和支撑能力，急需优化思路和策略。

（一）优化推进思路

高质量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可遵循“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协同共进、链式突破，基础优先、融合发展”的思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经济优势。始终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为目标，加快培育产业链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隐形冠军企业等市场主体，加快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锻长板、补短板、强基础、筑未来，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发展的政策体系，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同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强化原始创新，鼓励探索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创造更多的“从0到1”原创技术和原创产品。通过上述努力，实现能力再造、体系再造和制度再造，构建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能够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及新发展格局打造的产业基础体系。具体看，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推进思路如下：

1.企业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

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也是生产经营和技术创新特别是应用型技术创新的主体。处于生产经营第一线的企业更贴近市场，了解市场需求的状况及其变化发展趋势。因此，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要紧紧依靠链主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把它们作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基础能力的主力军，让企业成为产业基础再造和资源要素集聚的主体，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学会识别产业基础再造中的发展机会，选择补短板、强弱项的具体实施路径和实施策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到来的背景下，技术更新迭代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更应该注重发挥企业的主体和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在于因势利导，创造条件，克服“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制定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组织实施行业共性技术攻关，优化基础能力提升的政策体系，完善支撑产业基础发展的要素市场和平台设施，强化有效的正向激励，形成有利于产业基础能力提升的产业发展生态，使众多微观主体的活力得到充分释放，在激烈竞争环境下的生存发展能力得以提升。

2.协同共进与链式突破相结合。

协同共进是使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获得最佳效果、形成最大合力的重要途径。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中，必须使产学研用各个方面，产业链供应链上中下游各个环节，主导产业、基础产业和辅助产业各类产业，国民经济管理各个部门协同共进，形成最大系统合力，而不要某个方面、某个环节、某类产业、某个部门“孤军奋战”甚至相互掣肘，造成力量分散，达不到整体最优效果。“链式突破”是近些年来已被工业强基实践证明的一条行之有效的做法。所谓“链式突破”，即从重大现实需求出发，针对重点基础产品、工艺和技术，提出包括关键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专用材料开发、先进工艺研发应用、公共试验平台建设、成果工程化产业化等在内的“一条龙”应用计划，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上中下游、产学研用各个方面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一体化组织新模式，推动产业链高效协作。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中，坚持协同共进与链式突破相结合，使主干产品与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同步研制，产业技术基础同步支撑、配套工艺同步升级，产业链上下游整体推进，以获得“1+1>2”的效果，推动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

3.基础优先与融合发展相结合。

基础研究是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中最基础、最关键的环节。产业基础能力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底板工程，是影响和决定产业发展质量、产业链控制力和竞争力的根本保障。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重只有6%左右。与欧美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普遍高于15%的投入强度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明显偏低。改变这种不利局面，需要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加快原创发现、原创理论和原创方法上的突破，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增强关键和核心技术自主供给能力，把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优先议程。

融合发展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发展大背景下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顺利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建设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助推器。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在产业融合、两化融合、军民融合、内外融合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赋能实体经济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高质量发展，一要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跨界引入新技术、新思想、新商业模式融合开发形成新产品、新市场、新赛道，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尤其是要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向深度融合发展，发展“制造+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升级。二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现有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创新，推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加快生产模式、商业模式和组织模式创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品质与生产效率，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要推进军民资源共建共享，加快军民科技成果双向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加强军地需求对接，发挥各自优势，完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加快形成军地一体、产研一体、供需一体的军民融合产业发展新格局，全方位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四要推动内外融合，向内突破和向外拓展齐头并进，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织密织牢国际分工协作网络过程中，提升我国产业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分工地位。

（二）优化推进策略

1.培育升级市场主体，优化市场主体结构。

产业基础能力的提高，产业发展瓶颈的突破，最终要依靠市场微观主体。从我国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和现实需要看，培育升级市场主体，优化市场主体结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一是充分利用我国国内市场广阔和扩大内需政策加码的有利时机，实施领航企业和链主企业培育工程，鼓励发展大型龙头企业，使其成为推动上中下游企业深度合作、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运行效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的定海神针。二是培育壮大一批在关键基础材料、基础装备和核心零部件、基础工业软件、基础技术和工艺等基础能力领域掌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锻长板、补短板。三是在现有的“一链一策一批”中小微企业培育计划的基础上，优化营商环境，降低行业准入门槛，支持和帮助中小微企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使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为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添砖加瓦”“办大事”。四是优化产业内企业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大中小微各类企业在产业强基攻坚克难过程中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发挥最佳协同效益并共享产业强基带来的发展红利。

2.夯实产业生态基础，加速创新产品推广应用。

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高质量发展，前提条件是在整体上打造一个有利于产业创新发展、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系统。为此，一要加强产业配套体系建设，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持续提高产业链的完整度、强度和韧性，打造全链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二要瞄准基础研究、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突破创新的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健全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体制机制。三要加强国家质量溯源体系建设，强化标准体系建设，完善产业基础服务体系，提高产业服务水平和产业链治理水平。

3.加快产业链升级，提高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聚焦重点产业领域集群发展，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和产业链延伸，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各类产业园区为主要载体，以领航企业、链主企业为核心，积极推动集成电路、大飞机、高端数控机床、高端医疗装备、核心软件、高端科研仪器等短板产业强链补链，高铁、电力装备、家电、新型显示、数字化平台等优势产业延链伸链，纺织服装、钢铁、工程机械等传统产业升链扩链，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半导体材料、氢能等新兴产业铸链成群，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主要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动能、新产业、新经济。

4.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国际科技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产业基础国际合作，扩大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一要继续扩大利用外资，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充分利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合理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鼓励外资在华加大基础领域和研发创新投入，发挥外资在产业链“补短板”和“锻长板”方面的积极作用，扩大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商业模式示范效应，带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水平。二要鼓励具备条件的国内领航企业和链主企业积极“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进行国际产业布局，构筑互利共赢、多元弹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积极整合利用国外资源、要素和市场。三要更加积极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秉持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合作理念，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推动我国产业链与全球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支持有条件的龙头企业通过联合研发、技术转移、知识产权服务、产品推广等方式“走出去”进行全球研发布局，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深化全球科技创新开放合作，为国内产业基础能力的提升提供更加坚实的科技支撑。

五、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保障机制

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的战略工程，需要从政策优化、创新体系、资金供给、人才集聚等多个方面共同发力，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确保其顺利实施，获得预期效果。

（一）优化政策支持体系，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政策支撑能力

良好的政策软环境可以降低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提高其整体运行效率。随着我国产业发展范式从模仿走向独创、从跟随走向领跑、从配角转向主角转变，需要对政策体系进行调整和优化，为新发展格局下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撑。为此，首先，优化产业政策。推动产业政策从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并正确处理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使产业政策发挥有利于而不是妨碍竞争政策的作用，让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次，优化财税政策。具体包括：降低工业基础产品的增值税税率，完善“六基”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政策，完善基础软件等产业基础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首台套推广应用财税政策，加大首台套保费补贴及用户奖励、贴息、减税等优惠力度。最后，优化金融支持政策。具体包括：健全产融对接服务机制，不断完善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融资环境，更好发挥财政性资金对金融资源配置向重点产业链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倾斜的激励和引导作用；加大对科技型企业的资金投入，强化对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金融支撑；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积极推动银行综合运用投行资管、子公司联动、市场化债转股等渠道和业务，满足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中的链主企业、领航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配套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融资；推广优化政策性金融产品，加强对产业基础支撑体系构建的金融供给。

（二）加强创新体系建设，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技术支撑能力

坚定不移走科技自立自强之路，发挥创新在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建设全局中的关键核心作用，加强创新体系建设，提升产业基础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为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供核心动力和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首先，健全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瞄准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的关键核心元器件、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基础软件等方面发展瓶颈，优化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布局，强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创新功能，发展链主龙头企业牵头、高校与科研院所配合、创新主体协同攻关的创新联合体和新型创新主体，充分发挥创新联合体和新型创新主体在整合创新资源、推动产业共性技术突破中的引领作用。其次，建立健全多元化产业技术创新的投入体系，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当前，我国已从集成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向原始创新转变，创新活动呈现出资金需求大、周期长、风险高的趋势。为适应这种新趋势，我国在创新投入的体制机制上也要有所调整、有所创新，要在加大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力度、优化支出结构的同时，鼓励社会资本、风险投资、耐心资本、公益基金等民间力量积极支持技术创新，构建多元化产业技术创新的投入体系，形成持续稳定的技术创新投入机制。最后，营造有利于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好成果的制度环境。包括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改革完善知识产权确权与权益分配机制，打造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健全各类社会创新资源自由有序流动机制，完善科技创新的服务体系和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转移服务体系，完善“揭榜挂帅”制度和激励免责机制，等等。

（三）优化资金供给，提高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保障能力

兜底基础性科研和产业化项目的资金供给，国家科研资金、产业投资基金要加大对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相关技术研发、产业化项目的资金投入力度。拓宽资金供给渠道，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降低进入门槛，广泛吸引民营企业、民营资本参与产业基础再造的相关项目。创新资金供给形式，不断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在产业基础再造中的应用。促进内外协同供给，通过设立合作项目、相互投资等方式利用好海外资本市场资源。建立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优先保障机制，加大重点项目和龙头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融资成本。

（四）集聚培养人才，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人才支撑能力

高端科技创新人才是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基础能力的关键要素。加快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需要持续提供高端科技创新人才、工程师人才、技能型工匠人才和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当前，我国集聚全球高端人才的体制机制尚待完善，高水平的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仍然不足，特别是缺乏复合型高端人才。因此，要着力破除一切不利于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的体制机制障碍，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人才培养、集聚的体制机制，营造有利于人才培养、集聚的宏观环境和社会氛围。要加快打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才尽其用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同时，要优化人才引进政策，构建高效的选才引才用才机制，吸引全球高层次的科技领军人才和掌握独门绝技的工匠型应用型人才来华创新创业创造。另一方面，要优化创新人才评价激励制度，探索建立由创新团队主导的创新人才智力报酬制度。从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的现实需求出发，建立有利于突破产业基础能力瓶颈制约的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创新成果、创新绩效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打造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评价制度。健全完善科技奖励制度，使优秀科技人才获得与其成果相挂钩的合理回报，释放各类人才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力。

参考文献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周维富,黄娅娜.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高质量发展的成效、问题与对策[J].经济纵横,2025,(01):66-75.DOI:10.16528/j.cnki.22-1054/f.202501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