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论逻辑、实践成效与优化路径

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投资理念的迭代升级成为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内生动力的关键抓手。近年来，中央密集部署“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要求。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要求将“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一系列政策清晰地表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是对新时代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对我国未来增长动力系统重构的战略性部署。

当前，我国已在物质资本积累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体系现代化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人力资本建设也取得长足进步，人口素质显著提升。但发展中仍存在物的投入与人力支撑协同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中高端设备与技能工人短缺并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技能人才供给错位，区域物质投资与人力资本集聚不同步等现象，制约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更重要的是，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单纯依靠任何单一要素的规模扩张已难以为继，迫切需要打破“物”与“人”相互脱节的路径依赖，激发两者协同增效的系统性力量。立足上述政策背景与发展现实，本文旨在系统性剖析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论逻辑、实践路径，助力破解产业升级与人才供给失衡等现实困境，为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思想，其理论基础深植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系统梳理相关文献，有助于明晰本文研究的学术坐标，并为构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链条提供理论支撑。

国外早期对于“物”与“人”的解读已有一定成果。Solow（1956）强调，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将技术进步视为外生变量，揭示了资本深化的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重物轻人”的投资倾向。随后，Lucas（1988）将人力资本纳入生产函数，强调其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Romer（1990）则突出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内生性，认为投资于研发和知识是持续增长的关键。往后进一步的研究开始聚焦于两类资本的协同关系。Aghion（1998）的创新与增长理论强调了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物质资本更新与人力资本提升的互补性。Ace-moglu（2002）指出，技术进步往往呈现出技能互补的特征，即先进技术（“物”的体现）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人”的体现）的需求，两者有效匹配是提升生产效率的关键。Autor等（2003）实证研究表明，近几十年的技术变革显著提升了对非常规认知技能和人际交往技能的需求，进一步印证了技术与技能协同演进的重要性。

国内学者围绕我国实践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探讨。例如，胡联合和胡鞍钢（2009）认为，投资于人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具有广泛而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要从战略全局的高度重视加强对人的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加快推进我国从人口数量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化进程。贺丹（2020）从生育政策支持体系入手，强调全面推进民生和社会保障“软基建”工程，提高人民健康、教育水平，为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李稻葵等（2023）从人力资源总量视角，分析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的潜在挑战，间接论证了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紧迫性。于春海（2025）则对“投资于人”的战略内涵进行解读，强调了其在适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性。这些研究为本课题提供了重要的本土化视角。倪红福和王晓星（2025）提出推动“投资于人”的五大战略性工程：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完善公共健康体系，统筹教育与技能体系改革，补齐民生领域短板，构建“投资于人”的长效机制。张林山和公丕明（2025）构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互补、协同、循环的辩证统一框架，提出完善综合评价体系以彰显人力资本的无形价值，强化需求导向和精准施策以提升投资效率，最终在“物”的效能提升与“人”的潜能释放的良性互动中，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仍存在可深化之处。首先，多数研究或侧重单一要素，或虽论及协同但机制分析相对笼统，对于两者在特定发展阶段、不同产业场景下如何通过具体路径实现动态协同，缺乏分层解析。其次，研究多从学术理论出发，与当前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下最新政策语境结合不够紧密，政策应景性与实践指向性有待加强。最后，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区域协调、普惠发展等维度上的内涵挖掘尚显不足。本文的研究正是在继承既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将紧密结合中央最新精神，重点聚焦制造业升级、数字经济发展等具体领域，深入剖析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协同机制与现实路径，以期在理论深化与政策应用层面作出积极探索。

二、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论实现逻辑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并非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简单叠加，而是以系统观念为引领，依托“前提—路径—保障”的递进式逻辑框架，实现两者从“松散关联”到“有机融合”的深度转型。这一逻辑框架既根植于经济增长的基本规律，又契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为破解要素配置失衡、释放协同增长动能提供了理论支撑。具体可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一）价值共生：紧密结合的基础前提

价值共生是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核心基石，奠定了两者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关系（曾志庆等，2025），回答了“为何要结合”的核心问题。从本质上看，这一逻辑根植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两者的投资行为最终都指向“提升社会整体福利、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共同价值归宿，不存在孤立的“物的投资”或“人的投资”。

从经济运行维度看，价值共生体现为“物”与“人”的双向价值赋能。一方面，物质资本是人力资本价值实现的载体，先进的生产设备、完善的基础设施、高端的科研平台等物质投资，为劳动者提供了技能施展的场景和能力放大的工具，使抽象的知识、技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例如，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为科研人员突破技术瓶颈提供了硬件支撑，智能化生产线为技能工人提升生产效率创造了条件（刘莹莹等，2025；邱霞和原磊，2025）。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是物质资本价值增值的核心源泉，任何实物资产的设计、制造、运营与迭代升级，都依赖于人的知识储备、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缺乏高素质人才支撑，再先进的物质资本也会陷入“闲置浪费”或“效能衰减”的困境。实践中，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过程，正是价值共生逻辑的生动体现——既需要投资于大科学装置、试验平台等“物”的硬支撑，也需要培育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等“人”的软保障，两者的价值共生构成技术突破的必要条件。

（二）协同赋能：紧密结合的核心路径

协同赋能是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核心实现路径，构建了两者双向驱动、效能倍增的良性循环，回答了“如何结合”的关键问题。这一逻辑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中要素孤立作用的认知局限，强调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相互激活、相互促进，形成“1+1>2”的协同效应。

从“物赋能人”的维度看，物质资本投资通过优化生产生活环境、提升工具效率，显著降低人力资本积累的成本与门槛，加速人力资本升级。例如，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打破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地域壁垒，使偏远地区群体能够便捷获取优质学习资源，降低了教育投资的边际成本；智能化生产设备的广泛应用倒逼劳动者主动提升数字技能、操作技能，推动人力资本从“基础技能型”向“高端技能型”转型。从“人赋能物”的维度看，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推动物质资本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提升其使用效率和迭代能力。高技能人才能够精准操控先进设备，降低设备损耗率和故障率，提升物质资本的运营效率；创新型人才能够基于现有物质资本开展技术研发，推动设备升级、工艺改进和产品创新，实现物质资本的价值增值。在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实践中，这种协同赋能逻辑体现得尤为明显。既需要投入自动化生产线、工业互联网等物质资本，又需要同步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培育复合型人才，两者的协同发力才能实现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

（三）动态适配：紧密结合的保障机制

动态适配是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长效保障机制，确保两者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业领域保持精准匹配（刘志彪和孙文婷，2025），回答了“如何持续结合好”的问题。这一逻辑强调，“紧密结合”并非静态的平衡状态，而是随外部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的动态优化过程，核心是避免“物的投资超前于人”或“人的投资滞后于物”的供需错配问题。

从发展阶段适配来看，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两者的投资结构和结合程度要求存在差异：在要素驱动阶段，经济增长以规模扩张为核心，投资重点偏向物质资本积累，对人力资本的需求集中于基础技能，两者的结合相对松散；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经济增长以质量提升为核心，要求物质资本更多投向新基建、研发平台等高端领域，人力资本投资聚焦战略科学家、高技能人才等高端群体，两者需形成深度融合的紧密关系。从产业领域适配来看，不同产业的属性决定了“物”与“人”的投资匹配结构：高端制造业需要重点匹配智能化设备与精密操作技能人才；数字经济领域需要强化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技术人才的协同；民生领域则需要兼顾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专业人才培育。动态适配逻辑的实现，依赖于“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双向调节机制，通过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区域需求和发展阶段需求，使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始终保持动态平衡，确保紧密结合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综上所述，价值共生、协同赋能、动态适配三大逻辑相互支撑、层层递进，构成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完整理论框架。其中，价值共生明确了结合的基础前提，协同赋能提供了结合的核心路径，动态适配保障了结合的长效稳定。这一理论逻辑既弥补了现有研究对“紧密结合”机制阐释不足的短板，也为后续构建实践路径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指引，同时契合最新中央政策中“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导向要求。

三、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实践成效

随着中央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战略部署的持续落地，我国已在微观企业运营、中观产业发展、宏观区域布局等多个维度形成阶段性实践成效，呈现“要素适配深化、协同模式多元、政策保障强化”的核心特征。各地各部门通过精准对接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协同需求，推动两者从简单叠加向有机融合演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续动力，相关实践成效已在多个领域显现。

（一）微观企业层面：设备升级与技能培育同步推进

企业作为要素结合的微观主体，普遍构建起“设备更新与技能提升”同步投入机制，实现了物质资本效能与人力资本价值的双向激活。

在制造业领域，大量企业在推进生产设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同时，配套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通过“设备实操+专项培训”的模式，快速提升员工与新设备的适配度。从宏观数据来看，2024年我国制造业投资比上年增长9.2%，增速比全部投资高6.0个百分点。其中，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制造等领域投资占比显著提升。同时，“十四五”期间，部署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更加突出关键领域、重点群体和就业导向，加强技能人才培养，形成了“投资于物牵引投资于人、投资于人赋能投资于物”的良性互动。在科技创新领域，企业研发设施投入与科研人才培育协同发力。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较2020年增长48%；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依托各类科研平台培育的科技创新人才队伍持续壮大，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46万家，为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提供了核心支撑（许宪春等，2024）。

（二）中观产业层面：产业升级与人才适配精准对接

围绕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各行业形成了“产业基础升级与人才结构优化”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不同产业领域均探索出特色化的结合路径。

在数字经济领域，浙江、江苏、广东等地深化产教融合机制，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势，联合高校、职业院校开设数字技能专项课程，定向培育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专业人才，有效支撑了数字产业的快速发展，缓解了数字人才结构性缺口。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我国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载人航天等前沿领域的重大科研设施布局，同步带动了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等高端人才集聚，形成了“设施建设—人才集聚—技术突破”的协同链条，推动相关领域实现多个全球“首次”和“第一”突破。在传统产业转型领域，各地推动智能制造设备投资与技能人才培养协同布局（陈迪丁，2025），通过建设产业技能实训基地、引入“校企合作”培育模式，提升传统产业工人的数字化操作能力，为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提供了人才保障，推动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三）宏观区域层面：基建均衡与人才集聚协同发力

在区域发展层面，我国以基础设施均衡投资为抓手，带动人力资本合理流动与集聚，形成了“基建联通—人才集聚—区域协调”的发展态势。

在城镇化建设领域，各地统筹推进以县域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通过完善县域交通、数字、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吸引人才投身县域经济发展，同时配套实施“青年人才安居工程”等举措，增强人才吸引力。河南、湖北等省份通过建设“一站式”人才服务中心，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实现了基础设施投资与人力资本集聚的良性互动。在乡村振兴领域，我国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同步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通过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科技示范基地，配套开展农业技能培训，培育了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推动农村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深度融合。在区域协调发展层面，新疆等地区引入“揭榜挂帅”机制，靶向支持重大需求领域高层次人才和团队，依托区域特色产业基础设施投资，引导人才向重点产业集聚，推动区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我国通过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公共投入，缩小区域间、城乡间公共服务差距，为人力资本均衡积累提供了保障（韩瑞栋，2025）。

总体来看，我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实践已覆盖微观、中观、宏观多个维度，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格局。物质资本投资的基础支撑作用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驱动作用相互强化，为后续深化两者紧密结合、培育新质生产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看到实践成效的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我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受投资导向偏差、协同机制不健全、供需适配滞后等多重因素影响，尚未形成稳定高效的融合格局，制约了两者结合的深度与效能。

（一）投资结构偏差：物人投资适配尚待优化

投资结构偏差是当前推进物人紧密结合的阶段性问题，核心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适配性有待优化，存在“重物轻人”的惯性倾向，且两者投资领域衔接不够紧密，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充分发挥。

一方面，“重物轻人”导向尚未完全扭转，部分地区和领域仍侧重通过物质资本投资拉动短期增长，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系统性规划相对不足。物质资本投资短期效益直观，而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具有长期性，部分市场经营主体对人力资本培育投入稍显不足。另一方面，物人投资领域衔接协同不够，物质资本投资多集中于生产性基础设施等硬资产，人力资本投资多聚焦教育体系内部，规划阶段统筹对接不充分。例如，部分产业园区建设侧重厂房、设备等物质投入，技能培训中心等配套人力资本投资相对滞后，运营初期出现“设备到位后人才逐步补齐”的衔接问题；一些职业院校实训设施与产业最新需求同步更新不及时，人才适配企业先进设备操作的能力仍有提升空间。

（二）协同机制不完善：多元主体联动尚显不足

协同机制不完善是制约物人紧密结合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政府、企业、院校等多元主体联动不足，缺乏常态化协同平台与利益共享机制，融合动力支撑有待增强。

政府层面，相关政策存在“碎片化”问题，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缺乏统筹衔接，难以形成合力。如产业政策支持企业技术改造等物质投入，但对应人才培训补贴政策分散在多部门，企业申请流程繁琐，政策落实效果受影响；地方政府推进区域发展时，部门单独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与人才引进政策，未完全建立协同推进机制。校企合作层面，深度协同动力不足，缺乏长期利益绑定机制。企业出于成本控制和技术保密考虑，不愿将核心设备、技术投入人才培养；院校缺乏产业一线师资和实践场景，合作多停留在订单培养、实习基地共建等浅层面，未形成深度融合格局。区域协同层面，跨区域物人资源整合机制尚未健全，优质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多集中在中心城市，难以向周边辐射，导致区域间物人结合水平差距有所扩大，影响区域发展协调性。

（三）适配精度不足：供需动态平衡有待强化

适配精度不足是物人紧密结合面临的现实挑战，核心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供需对接滞后于产业升级和发展阶段变化，难以维系动态适配平衡。

产业适配维度，新兴产业高端智能化设备更新迭代快，但高技能人才培养周期长，人才供给滞后于设备需求。如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领域，企业大量引进先进生产设备，需要高薪聘请技术人员，增加运营成本；一些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中，自动化生产线更新后，原有员工数字技能升级培训不系统，先进设备未能充分发挥效能。发展阶段适配维度，我国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对高端科研设施、创新型人才的协同需求显著提升，但当前物人结合仍难以满足需求。如部分科研机构大科学装置等高端物质投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高端科研人才引育不足，设施利用率偏低；一些地区盲目推进新基建投资，未同步培育数字技术人才，影响新基建运营维护和效能释放。

综上，投资结构偏差、协同机制不完善、适配精度不足三大问题相互交织，一定程度上制约物人紧密结合的深化推进，也对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阻碍，亟须针对性提出破解路径。

五、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政策建议

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契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立足价值共生、协同赋能、动态适配的理论逻辑，针对当前投资结构偏差、协同机制不完善、适配精度不足等现实挑战，构建“理念引领—结构适配—机制赋能—制度保障”的完整政策体系，通过分层施策、精准发力，实现两者深度融合、协同增效，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一）深化理念革新，树立协同投资导向

理念转型是破除“重物轻人”惯性思维的根本前提，需要从政府、市场、社会三个维度凝聚共识。一是强化政府战略导向，将物人协同纳入发展全局。把“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协同度”纳入地方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引导地方政府在规划编制、重大项目布局中同步考量“硬设施”与“软实力”；同时，将协同理念贯穿新型工业化、数字中国、乡村振兴等专项政策，明确农村基建与农民技能提升协同、数字设施与数字人才培养同步等衔接点。二是激活企业主体意识，建立同步投入机制。通过政策宣讲、案例示范、税收优惠解读等方式，引导企业树立设备升级与技能提升同等重要的理念；推动建立物质投资与人才培养同步规划、实施、考核的内部制度，帮助企业正视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价值，扭转短期收益偏好。三是营造社会协同氛围，提升个人参与主动性。加强技能成才宣传，打破重学历轻技能观念，完善技能等级与薪酬、职业发展挂钩机制；推行技高者多得分配制度，提高技能岗位认可度，激发个人技能提升的内生动力。

（二）优化投资结构，强化供需精准适配

投资结构优化是破解适配不足的核心举措，需要从总量、领域、区域三方面统筹发力。一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总量，构建多元投入格局（贺京同等，2024）。建立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提高教育、培训等领域投入增速，通过税收减免、补贴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形成多元投入体系，资金重点向实训基地、数字技能培训等关键领域倾斜。二是推动领域投资协同，实现“硬软同步”升级。重大项目、产业园区规划阶段同步配套实训中心、人才公寓等设施，明确人才培养标准与时间节点；针对数字经济、高端制造业，建立“产业需求—人才培养—投资支持”联动机制，物质资本投向智能设备、研发平台等，人力资本聚焦数字技能、精密操作等适配能力培育。三是优化区域布局，促进均衡协同发展。同步推进农村基建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依托产业园开展农业技能培训；欠发达地区通过转移支付改善基建与公共服务，建设区域性技能培训中心；中心城市通过远程培训、师资共享辐射优质资源，县域城镇化中统筹基建与人才安居、技能培训配套。

（三）创新协同机制，激活多元主体动力

协同机制创新是凝聚发展合力的关键路径，需打破主体壁垒、要素壁垒，构建多方联动、高效运转的合作体系。一是健全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破解政策碎片化。整合发展改革、工信、教育、人社等部门职能，研究设立物人协同发展专项工作组，统筹制定产业政策、投资政策与人才政策，避免政策分散化、同质化；简化企业技能培训补贴、产教融合项目申报流程，推行“一站式”线上申报、并联审批服务，缩短审批周期，提高政策落实效率。二是深化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推动深度融合。推广“订单培养+实训基地+联合研发”模式，鼓励企业开放核心设备与技术标准，院校对接企业需求设置专业；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对合作企业给予税收减免或社保补贴，支持共建产业学院，推广产教融合型城市、企业新型学徒制成功经验。三是完善要素流动机制，促进资源高效匹配。打破人才流动的地域、行业限制，完善户籍、社保转移政策，研究建立物人协同信息平台缓解信息不对称，推广“揭榜挂帅”“柔性引才”模式，实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快速精准匹配。

（四）强化制度保障，筑牢长效发展根基

制度保障是确保物人紧密结合持续推进的重要支撑，需要从政策支持、法治保障、评价机制三个层面构建稳定可持续的制度环境。一是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强化资源保障。优化财政、税收、金融政策工具，研究设立物人协同发展专项基金；完善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建立技能等级与薪酬待遇挂钩机制，降低劳动者技能提升与职业转型的风险成本。二是加强法治保障，规范发展秩序。明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权利义务，强化企业人才培养主体责任；规范市场经营主体投资行为，遏制盲目扩张物质投资、忽视人力资本培育的短期行为。三是优化评价考核机制，强化导向作用。构建涵盖投资规模、适配程度、产出效益的物人协同发展评价体系，定期对地区、行业、企业进行评估，指标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占比、技能人才适配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幅度等；深化地方政府考核评价改革，将人力资本积累、长期效益纳入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范畴，避免短期偏向与形式化问题，确保物人结合战略长期稳定推进。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曹建海.推进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理论逻辑、实践成效与优化路径[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12):115-120.DOI:10.19851/j.cnki.CN11-1010/F.2025.12.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