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问题与未来路径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竞争格局深刻调整，中国工业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交织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约束持续收紧，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亟待提升；另一方面，科技革命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全球共识。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为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提出了更为紧迫的现实要求，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深入剖析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科学探索未来可持续路径，对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成效与进展

（一）工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

一是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12年至202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从3.31万亿美元增至5.95万亿美元，增长79.8%，占全球比重从19.0%升至23.65%，提高4.6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从2.69万亿美元增至4.66万亿美元，增长73.2%，占全球比重从22.2%升至27.7%，提高5.5个百分点。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并连续15年保持这一地位。

二是建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建成门类齐全、相对完整、技术水平较高的现代工业体系。按照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包括工业机器人、计算机在内的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连续十多年稳居世界首位，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

三是国际分工地位持续提升。高铁装备、5G通信、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产业进入世界领跑地位；稀土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智能家居、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产业跃居与发达国家并跑状态；仍处于追赶阶段的产业部门，其数量显著减少，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持续收窄。

（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一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近年来，按需生产、智能工厂、服务型制造、协同生产等现代工业模式迅速崛起，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高附加值、可持续方向演进。截至2024年底，中国开展网络化协同的工业企业占比达47.2%，开展服务型制造的企业超过30%，开展个性化定制的企业达18.3%，分别较2015年提高20、16.9和13.9个百分点。202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83.1%，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4.9%，分别较“十三五”末提升15.3、12.7个百分点。

二是高技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不断壮大。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长8.9%，高于规上工业增速3.2个百分点，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16.3%，较上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较2020年提高1.2个百分点。

三是先进制造业集群效应凸显。从2024年认定的3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看，这些集群以不足全国3%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制造业17.6%的增加值和23.4%的出口额，研发投入强度达3.2%，显著高于全国制造业平均水平。从产业分布看，我国已构建起涵盖装备制造、新型材料、数字技术等九大行业的现代产业集聚网络。集群内龙头企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20%以上，技术交易额突破万亿元，这些集群正成为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关键载体。

（三）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破

一是在产业基础技术领域，中国攻克了一批长期制约发展的“卡脖子”难题。比如医疗设备领域，联影医疗研发的5.0T超导磁共振系统实现关键技术100%自主可控；工程机械方面，中铁装备盾构机国内市场占有率连续六年保持第一，并出口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市场份额达35%。

二是在战略高技术领域，中国实现了系统性突破。“嫦娥”工程使中国成为第三个实现月球采样返回的国家；“天河”超算十次蝉联全球TOP 500榜首；“天问一号”首次火星探测即完成“绕落巡”三大目标；“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创下10 909米深潜纪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C919大型客机国产化率从首架的50%提升至60%；全球首座第四代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并网发电，设备国产化率达93.4%；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突破5 000项关键技术，带动整个邮轮产业链升级。

（四）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推进

一是绿色低碳工业体系加快构建。截至2024年底，我国已累计公布九批次绿色制造名单，其中绿色工厂6 430家，绿色设计产品超过3.5万个，绿色园区491家。这些绿色制造示范单位平均能耗水平优于行业基准值20%之上，碳排放强度下降30%以上。中国已基本形成涵盖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企业、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的绿色工业体系。

二是节能减排向纵深推进。2024年，中国工业能源消费总量比2012年下降26%。2012年至2024年，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从69立方米降至25立方米，下降63.8%；电解铝、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主要工业产品单产能耗水平整体下降超过90%；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90%以上，总磷排放量下降88.8%。

三是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稳步提升。中国循环经济发展指数从2012年的100提升至2024年的178，主要资源产出率提高58%。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政策引导下，低品位矿产资源、共伴生矿、尾矿等传统废弃资源得到深度开发，工业固体废弃物高值化利用水平显著提升。

（五）产业区域布局不断优化

一是重点产业布局加快调整。截至2024年，东、中、西部工业增加值占比由2012年的55∶28∶17优化为48∶32∶20，区域协调发展指数较2012年提升27个百分点。

二是产业梯度转移体系加快构建。目前，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产业项目累计超5万个。同时，通过“飞地经济”等新模式，2024年全国跨省产业合作园区达215个。

二、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挑战

（一）创新体系结构性短板突出

一是基础研究投入不足。2024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为2 496亿元，占R&D经费支出比重仅为6.91%，远低于美国（17.2%）、日本（15.3%）、德国（19.8%）等发达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已连续多年在6%～7%徘徊，而同期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年均增速达7.8%。

二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薄弱。2024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1.64%，低于OECD国家2.4%的平均水平，开展持续性研发活动的企业不足20%。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全球研发投入前十强药企平均研发强度达18.5%，其中强生集团研发费用151亿美元，研发强度17.7%，罗氏集团研发费用137亿美元，研发强度23.3%。

三是创新环节衔接不畅。产学研用协同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30%左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高校专利实施率不足10%，而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平均专利实施率为45%，美国高校专利转化率约50%，以色列高校专利转化率常年保持在65%～70%；2024年我国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占GDP比重仅为5.4%，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

（二）产业基础仍然薄弱，“卡脖子”风险突出

迄今为止，中国工业产业基础不牢、地基不稳的问题依然突出，多个领域产品和技术存在短板，产品质量、可靠性和一致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试验验证条件不健全、推广应用困难等问题仍较严重。据《产业基础创新发展目录（2021年版）》，中国信息通信设备、基础软件及工业软件、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及机器人等21个领域存在1 047项产业基础短板。以集成电路为例，电子设计自动化（EDA）软件市场主要被美国厂商主导，中国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在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上均受到西方国家的严重牵制，核心基础元器件国产化进展迟滞。国内高端光刻设备完全依赖海外供应，本土化生产尚未实现突破。

由于产业基础薄弱、关键核心技术短缺，中国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面临西方国家“卡脖子”风险。在当前国际环境下，美西方对华打压和“脱钩断链”意图明显，其利用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进行遏制的行动日益增多，这无疑放大了中国产业基础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的风险。

（三）资源环境压力大，可持续发展能力弱

一是粗放式生产方式依然存在。量大面广的制造产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仍普遍采用粗放型生产模式，能源消耗较高。2024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平均为1.15吨标煤/万元，但中小型企业普遍高出30%～50%，部分行业甚至翻倍。二是资源转化效能与国际领先标准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主要工业品单产能耗较全球最优水平高出10%～25%，部分行业甚至达30%。以水泥行业为例，中国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综合能耗为108 kgce/t，而欧洲拉法基公司熟料能耗为96 kgce/t。三是重点工业产品绿色设计能力较弱。2024年中国绿色设计产品仅占工业产品总量的5.8%，远低于欧盟的28%。

（四）国际产业格局重构，产业外迁风险加大

一方面，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转移。越南、印度等国凭借低廉劳动力，加之欧美企业为规避贸易壁垒（如美国对华关税），加速将产能转移至东南亚，进一步削弱中国在全球低端制造中的份额。202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 262.5亿元，同比下降27.1%，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下降30.4%，纺织服装、电子工业等领域外资撤离尤为明显。另一方面，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通过“制造业回流”政策（如《芯片法案》、碳边境调节机制）吸引高端制造业回归。这种“高端回流”趋势，使中国在半导体、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面临技术封锁和市场挤压。若低端产业持续外迁，而高端产业未能突破技术壁垒，中国可能陷入“产业断层”困境，甚至出现产业空心化。

三、新时代促进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方向

（一）全面推进工业结构升级

一是夯实产业基础能力。针对产业基础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突破产业基础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突出短板和瓶颈约束，筑牢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底板。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协同共进、链式突破，基础优先、融合发展”的总体思路，采取培育升级市场主体、夯实产业生态基础、加快产业链升级、扩大利用国际资源等推进策略，适时推出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提升工程、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工程、新型制造工程、数字赋能创新链提升工程、产业安全基础工程等一批重大支撑工程，加快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基础支撑体系。

二是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中国传统产业种类多、体量大、市场广、就业承载能力强，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能简单地视为“低端产业”一退了之，而应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技术引入和嫁接，推动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提升产业整体素质和国际分工地位。

三是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的当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未来发展的新支柱、新赛道，是培育壮大新动能、赢得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要着力培育具有创新性高、竞争力强、辐射面广、回报率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人工智能、6G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机床、机器人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业，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器械制造业，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海洋装备制造业等，加快培育一批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打造一批标志性拳头产品，培育一批具有建链、延链、伸链能力的链主企业，形成一批集聚集约高效的产业集群。

四是尽早谋划布局未来产业。未来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领域，是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瞄准量子信息、未来网络等未来智能领域，超导材料、增材制造等前沿未来材料领域，氢能与新型储能等未来能源领域，实施一批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提升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和产业化、工程化能力，孵化培育一批未来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引领和主导世界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和潮流。

五是打造一批高端工业产品品牌。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当前，中国工业产品档次不高，尤其缺乏世界知名品牌，导致工业企业获利微薄。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强化品牌意识，积极开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活动，提升自主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提高品牌美誉度，打造一批品牌形象卓著的行业品牌、区域品牌和国家品牌，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

（二）全面优化政策体系

一是全面优化创新政策。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基础研究投入明显不足，已严重制约工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要针对科技创新的突出短板，大力加强研发投入，显著提高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完善产学研协同机制，鼓励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创新效率。优化创新激励政策，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适用范围，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力度，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激发企业创新动力。通过上述举措，全面优化创新政策体系，构建更加高效、开放、可持续的创新生态，全面提升中国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全面优化产业政策。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型，清理违反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政策文件，构建“市场友好型”产业政策环境。顺应经济和市场发展逻辑，实行功能性产业政策，减少行政干预，强化制度供给，优化公平竞争环境，不断优化市场运行的基础条件，让企业自主选择最优发展路径。同时，增强产业政策协同性，优化产业政策实施方式。

三是全面优化财税政策。构建更加精准、协同的激励体系，确保财税资金“好钢用在刀刃上”。增强政策的协同性与精准性，打破部门壁垒，整合产业、科技、环保等领域的财税工具，形成政策合力。动态调整税收优惠目录，扩大新兴产业覆盖范围，加速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强化对中小企业和创新的差异化支持，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分层制度，对专精特新企业实施阶梯式补贴，缓解其资金压力，提升创新转化效率。完善绿色税收体系，逐步将挥发性有机物、塑料污染等纳入征收范围，扩大绿色税种覆盖面，通过“减排奖励+超标惩罚”的双向调节机制强化过程激励，引导企业主动优化生产工艺。优化外贸税收管理，平衡合规与便利化，探索跨境电商税收优惠。

四是全面优化区域发展政策。从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视角看，我国现行区域政策仍存在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健全、区域间“内卷式”竞争严重等突出问题。要按照有利于推动区域工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要求，完善跨区域协同机制，优化产业转移机制，强化区域分工协作和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造血能力，实现区域协同发展与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三）全面强化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支撑

一是传统要素领域，亟须深化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重点推进土地要素改革，创新“标准地+混合用地”供给模式，建立弹性出让和存量盘活机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资本要素方面，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展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创新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金融产品，畅通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劳动力要素配置要着力破解结构性矛盾，加快建设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完善产教融合培养机制，培育适应产业升级需要的复合型人才队伍。

二是新型要素培育方面，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尤为关键。要系统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底座，在重点区域合理布局算力中心，构建覆盖全国的算力网络体系。加快完善数据治理体系，建立健全数据确权、定价、交易等制度规范，推动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重点实施“数据要素×工业”专项行动，在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场景深化数据融合应用。

三是建立要素协同发展新机制。推动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与传统要素深度融合，构建要素协同创新平台，形成要素组合优势。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政策保障体系，制定配套改革方案，建立绩效评估机制，确保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参考文献与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周维富.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问题与未来路径[J].发展研究,2026,43(3):5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