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经济增长复苏乏力，国际贸易增长比全球经济增长更显低迷。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越迈越快，全球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酝酿深度调整，各国均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进一步激发域内发展活力与合作潜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覆盖超过44亿人口，占全球的63%；经济规模达2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3。可以预见的是，“一带一路”合作所产生的辐射效应，将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造成深刻影响，为世界各国开放发展带来了全新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
今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在北京发布了《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6)》（以下称《报告》）产业蓝皮书。
《报告》指出，东南亚是全球经济活跃地区，且各国近年来产业竞争力有所提高。但除新加坡外，各国在全球市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产业仍然集中于农产品、矿产品等低端领域。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持续升温，但深层次的合作开发、产业转移还比较少。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通过产能合作提升双方贸易合作水平潜力巨大。
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有14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高于中国，有44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低于中国，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工业化水平处于上游位置。沿线国家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形成了不同的优势产业类型，而这些产业也形成了三种不同梯度，即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一梯度产业国家的产业升级必将带动第二、第三梯度国家的产业升级，从而形成以“互补合作”为主导的产能合作模式。
《报告》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范围的局限性、进口商品的特定性，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参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潜力巨大。该报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其仔告诉记者，我们在研究中国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和贸易互补的时候，对不同类型的产业也做了分析，我们发现，中国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在在中低端产业上的互补性相对是比较强的，但是在高端产业上的互补性相对比较弱，这就给中国跟“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合作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要加强中国跟“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高端产业互补性，提升中国和62个国家高端产业的合作和发展水平。
张其仔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大贸易规模，不是在现有基础上分‘蛋糕’，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份额拿过来，而是要通过做加法，努力把“蛋糕”做大，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所倡导的合作共赢。”
▎经贸合作区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
国际产能合作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成为中国企业在境外开展汽车、摩托车、机械、电子、化工、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合作的集聚式发展平台。另一方面，对于东道国而言，这些合作区吸引了更多的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建厂，不仅在增加就业、提高税收、扩大出口创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力地推动了其工业化进程并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升级。
根据规划，“一带一路”未来发展轴线包括中俄蒙，新欧亚大陆桥，中伊土、中巴在内的九大经济走廊，沿各经济走廊将建设重点产业园超20个，包括“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新城经济特区”、“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印尼-中国综合园区”、“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等。
位于中巴经济走廊上的瓜达尔港自由区是样本工程之一，临沂商城在瓜达尔港的海外商城就建在这个区内。2016年5月，总投资2.5亿多元人民币的巴基斯坦(瓜达尔)中国临沂商城项目奠基仪式在瓜达尔举行，商城一期总计20000平方米，包括仓储和商品展示，以临沂商城的优势产品建筑装饰材料，工程机械、五金机电、劳保用品、工地生活用品等优势产品为主，二期将建临沂商城商贸物流园区，整个建设周期预估为4—7年。未来，该商城将成为中国商品集中展示交易中心，中国商品南亚、中东、中亚地区的物流分拨中心，临沂商城境外生产加工基地，和巴基斯坦及中东地区进口商品直供基地。未来的瓜达尔港自由区将成为巴基斯坦的深圳。
来自商务部数据，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共在36个国家建成初具规模的合作区77个，累计投资241.9亿美元。其中，56个合作区分布在20个“一带一路”国家，占在建合作区总数的72.72%，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
根据相关规划，将围绕已初步确定的包括南疆—巴基斯坦走廊、中亚跨国走廊在内的四条发展轴线，选择30至50个节点城市，根据自身发展优势和功能定位，建立农业、工业、旅游等产业园区，形成“串珠状”经济合作格局。
▎产能合作有望提升产业升级
张其仔告诉记者，中低收入中国家要想步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必须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要通过产业升级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这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目前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正面临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的风险。尽管新兴经济体价值链分工参与程度在不断提升，并获取了参与价值链分工的经济增长效应，但还处于利用资源、劳动力等初级要素的发展阶段，并面临贸易利益恶化的风险。如，资源型贸易利益结构的国家大都经济结构单一、外需依赖严重，因而必然面临较高的国际市场风险，国际市场不景气、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等都会给国内经济带来巨大影响，而国际新能源的出现将会宣告这些国家黄金时代的结束。
以低廉劳动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制造型参与模式国家，对外国技术、资本依赖较强，容易形成低端环节的分工锁定效应，并会面对众多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竞争，其国际贸易利益必然会进一步受到挤压，而制造业中高耗能、高污染部门还会带来国内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负面效应。以承接劳动密集型服务外包的国家也同样面临国内工业发展滞后、外包环节低端锁定、相对贸易利益较低等风险。而农业型贸易利益结构国家由于其国内价值链较短，必然带来国内附加值出口能力低、工业就业能力低等问题，同时面临自然灾害、价格波动、市场需求结构变化等风险。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不能仅限于中低端产业，也不能完全停留在现有层次和规模上，而是要在发挥中国传统优势的同时，通过双方、多方合作，共同创造和培育新的优势，要大力推进高端产业的发展，把各自的短板补上去，开拓新的贸易合作增长点，提升贸易的水平和质量。
2015年，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下发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
张其仔说，中国除了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外，还要实行开放创新策略，充分利用国际优势，引进第三方参与到“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建设当中来，共同培育新的市场，开发新技术，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和高端产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