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面临三大政策挑战

当前，各国能源转型实践各有特点，但“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主流议题的背景下，在减碳目标约束下，各个国家政策推动的能源转型。这与历史上主要由市场自发驱动的能源转型不同。因此，本次能源转型实际上是一个政策推动下“早产儿”，不是市场和技术的自然产物，必然会带有很多不同于“顺产儿”问题。其中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早产”使我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面临三大政策挑战。

一是能源转转型政策的系统性挑战。这是以大规模、高能量密度、生产消费分离为特征的化石能源体系与适度规模、低能量密度、生产消费靠近、甚至合一为特征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别带来的政策挑战。能源转型决不仅仅是在现有能源系统中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或非化石能源比重，更重要的是能源系统的转变。没有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的适应性变革，现有能源体系容纳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空间相当有限。与可再生能源特征相匹配的“新”能源系统无法通过现有化石能源系统的外延扩张而自发形成，如何实现两类不同特征的能源体系平稳转换和过渡，对能源转型政策的系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能源转型政策干预“市场选择”的适度性挑战。这主要是指政策推动的国家能源转型面临一个很大的风险是：政策鼓励的技术方向可能与市场选择的不一致，或者政策对某一方向过度支持而妨碍了更好技术的产生，从而导致能源转型成本高昂，甚至锁定在劣等路径上。在碳减排目标的压力下，政府很有可能选择强力推动短期内看起来容易见效但缺乏前途“技术路径”，抑制真正有发展潜力，但短期内不容易见效“技术路径”。这对政策介入转型技术选择的方式和程度提出了挑战。

三是能源转型政策与能源体制改革的协调性挑战。德国等欧洲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经验表明，竞争性电力市场是当前能源转型必要的制度条件。因为它从制度上提高化石能源系统的灵活性和效率，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现有能源系统对波动性、高成本可再生能源的容纳空间，降低了能源转型成本（如果没有市场制度，转型成本会更高）。从当前国家能源转型的方向和目标看，系统灵活性是未来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的稀缺资源，而我国当前能源体系灵活性和效率提升不仅面临技术方面的障碍（能源系统的发展继续强调大规模远距离方向），而且也由于市场化改革迟缓而面临体制障碍。因此，为降低能源转型的成本与阵痛，需要加强当前能源体制改革与能源转型政策协调，在体制改革中融入能源转型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能源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电力市场化改革，是有效推进国家能源转型，降低能源转型成本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