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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业以及什么样的工业文化?

2017年01月05日来源:新华网    作者:黄阳华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业以及什么样的工业文化?

——评《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国工业增加值2011年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这一位次更替至少具有双重历史意义。其一,美国独立后,长期奉行“工业立国”的美国学派历经百年吶喊和奋斗之后,美国终于在19世纪末“逆袭”前宗主国大英帝国,从一个依附型殖民地经济登顶世界头号工业国,并维持至近年来被中国超越。今天,美国不得不接受失去世界头号工业大国地位的现实,重新审视制造业对美国国家竞争力的意义,并促成美国推出了“制造业复兴”计划,依稀有重祭“工业立国”的势头。其二,中国曾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制成品生产和输出国,制造技术水平长期处于世界前列。然而,18世纪以来,中国“缺席”了近代数次工业革命,在西方列强以雄厚的工业实力为后盾的经济与军事的双重入侵之下,中国在世界大潮中长期掉队。近年来,中国重返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地位,这是一百多年来数代中国人筚路蓝缕、富强求索的阶段性成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中国这样一个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变的后发国家而言,走工业化道路固然要面对生产要素、技术能力和工业管理经验等挑战。但是,在如此漫长而曲折的工业化进程中,如何看待工业?发展什么工业?如何发展工业?谁来主导工业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贯穿于工业化进程始终。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探索与争辩,构成了各时期独特的工业文化。工业文化脱胎于工业发展的实践,而后者是一种连续的结构性变迁过程,这就使得一国的工业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实性。适宜的工业文化对工业化进程的深化产生积极影响,而失当的工业文化,将对工业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重点产生不当的影响。今天,当中国工业处于由“大”到“强”的新阶段,加强中国工业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一项必要而迫切的课题。

“一万年来谁著史”

今天,我国整体上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增加值连续数年保持全球第一,数百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居全球第一,“世界工厂”的地位短期内难以被撼动。但是,实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转变,仍然回避不了上述基本问题。相应地,在这场历史性转变的新征途中,我们也必须更加重视工业强国文化的建设问题。我们可以从当今世界主要工业强国的比较历史研究中,归纳出一些工业强国文化的基本特点,为我国工业强国文化建设提供借鉴。但是,正如中国工业要从过去引进型、模仿型工业化模式向创新型、引领型转变一样,中国的工业强国文化建设也要更加重视文化自觉性和自主性。那么,发掘我国百余年工业发展进程中本土工业文化萌芽、成长与升华的历史,无疑对我国工业强国文化的建设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严鹏新著《富强求索——工业文化与中国复兴》(以下简称《富强求索》)一书,“以文化为中心视角来审视中国工业史”,系统梳理和总结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工业文化的演变历程,对我们认识中国工业文化、传承中国工业文化和发展中国工业文化,无疑具有基础性的理论价值。

 

 

《富强求索》作为一本面向大众读者的书,并没有在学理层面上讨论抽象的工业文化,全是采用历史主义研究方法,从近代以来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打捞出典型的人物、典型事件和典型企业,镶嵌出一幅中国工业文化萌芽、成长和新选择的历史拼图。作者笔下的人物,如晚清洋务派权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代表了国家主导的工业发展模式的尝试;如提出“商战论”的郑观应、弃学从商的张謇、具有国际视角的容闳、引入泰勒科学管理方法的穆藕初、坚持后发工业化道路的徐涤新等,都是各时期工业文化内涵的贡献者和阐论者的杰出代表;又如徐寿、华衡芳、沈葆桢、荣氏兄弟、范旭东、沈鸿、王进喜等一大批工业实干家,他们是中国工业文化的探索者和推动者。在漫长的工业发展的演进过程,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他们做的一桩桩在今天看来或许平凡的事件,见证了中国工业文化从无到有,从潜意识地萌发到自主自觉地建设。他们艰苦创业,设立的近代企业,如江南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安庆军械所、福州船政局等,有些湮灭在工业历史长河中,有些已经成为博物馆,有些至今仍然是中国工业各领域的“脊梁”。它们已经成为作者研究中国工业文化的“活化石”,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国工业的回响和工业发展的脉搏。

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随着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加速,所面临的挑战和竞争压力也不断增加,不同价值取向的群体、现实的利益集团对工业的质疑、非议和反对的声音也有所增加。概括起来,这些观点可以概括为认为工业是“不绿色”、“不环保”的“工业取消派”,中外工业差距大到收敛的“信心不足派”,以及照搬“国际经验”主张“退二进三”的“工业替代派”。这些观点否认中国工业发展的巨大成就,或者缺乏迎难而上的实干精神,无视工业升级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基础性作用,看似立意新颖,其实大多可以在中国工业史上找到更早的版本。正如《富强求索》一书所显示,中国工业文化演进过程绝非一帆风顺,而是自萌芽以来,就是在各种争议、彷徨和批评中风雨兼程。面对不同时期淡化、弱化工业发展的文化取向,中国工业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功实践有力地作出了回应,并证明坚持走工业化道路、持续提升工业化水平是中国繁荣富强的必经之路。因此,《富强求索》一书激活了我国深厚的工业文化积淀,为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树立起精神支柱。

“三千里外欲封侯”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这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之后几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继续增长,到2015年首次超过50%,达到50.5%。相比之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自2011年的46.1%,逐步下降至2015年的40.5%。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可能继续朝着第三产业比重不断增长、第二产业不断缩小的方向发展。面对这一结构调整趋势,一些人士认为这在理论上满足“配第-克拉克定理”,也符合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规律”。相应地,大力发展服务业、弱化工业的政策主张流传甚广。这在宏观层面上,关系到中国工业发展的大方向,自然引起了诸多的关注。

但是,相对于这种宏观经济结构上“量”(统计意义的)的调整趋势与导向,《富强求索》一书更关心的是微观层面中国工业发展的“质”的提升,并提出了“文化定价权”概念,将工业文化从工业发展的“副产品”上升到工业竞争力决定因素的层面,对我国工业强国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

作者所针对的现实是,“中国在一步一个脚印艰辛地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在由老牌强国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国制造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文化定价权……中国的工业文化确实还没有能够完全与世界工厂的地位相匹配”,而“文化定价权,指的是媒体等文化机构能够在不参与直接市场交易的情况下,对某一特定地域生产的商品给予程式化的描述,由此形成对特定地域生产的商品的固化的价值判断”。近年来,中国工业加速转型升级,旧的工业化模式下所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工业被有意或者无意地贴了一些“标签”。作者并不回避现阶段中“中国制造”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创新、质量、品牌建设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作者所警示的是,这些“标签”不仅对一家企业、一个产业的发展形成“软约束”,甚至被“反工业主义”利用,成为制约中国工业持续发展的束缚。

针对这种取向,作者不是简单地批评,而是大声疾呼“将中国制造的文化定价权夺回来”,旨在提升中国工业的“软实力”。作者提出的实现路径有二:一是扎根于我国具有极强时代感、使命感的工业文化根基,传承我国工业化先驱所创立的具有创造意志的工业文化精神,树立“文化自信”;二是扎实推进我国工业的升级,特别是在被称为“大国重器”的高端工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既为中国工业强身健体,也加重中国工业文化的底色。

显然,这两条实现路径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正与《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要“培育有中国特色的制造文化,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高度一致。因此,本书也是作者作为一位工业史研究者自觉推进“制造业强国建设”的努力。我们也期待本书能够鼓励更多的人继承百余年来仁人志士的“富强求索”遗志,参与到中国工业文化和制造强国建设当中,早日实现工业强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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