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严重冲击，近期各国在新兴领域加紧布局，引领经济复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推动新基建，不仅是提振经济的短期举措，更将在抢抓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建设智慧社会中发挥先导和基础性作用。
不久前落下帷幕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提及“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时，也强调了“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由此可见，“十四五”期间基建设施特别是“新基建”中，交通、信息网络的建设仍是重点，特别是5G通讯基站、高铁网络、航空机场、区域内联通等相关方面。
为何建 如何建
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驱动下，数字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趋势，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和通用技术也是主要经济体竞相投入和精准发力的战略领域，而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风险事件则进一步凸显出数据要素和数字实力在构建智慧社会、布局未来大国竞争中至关重要的作用。疫情造成的种种分化和撕裂,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重大风险事件的防控机制及其效力。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8年中央已提出加强新基建，在防疫关键时期将其作为经济政策的重心，除了出于刺激投资等短期效应的考量，更为长远的布局显然直指后疫情时期数字经济强国战略。
目前，国内有关新基建的内涵和外延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不同界定和分类均涵盖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领域及其底层支撑技术。同时，现阶段中国数字技术应用和数据要素的积累，“to C”（对消费者）的水平要超出“to B”（对商家）的水平，实体部门数字化转型普遍面临成本高、难度大、壁垒多的障碍和制约。
为此，政府推动新基建，一来以此为契机，自上而下进一步凝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共识，吸引各类资本参与，扩大数字要素供给，统筹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进程，推进政府数据与社会数据的开放共享，强化各领域数据协同，防止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数字鸿沟加大，避免出现区域发展新的数字级差；二来形成研发合力，加紧突破新一代通用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的瓶颈和障碍，打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以及供应链各环节的数字端口，全面提升实体部门智能软硬件水平，夯实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三来探索建立新基建运营的技术标准和市场规范，引领相关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从而在数字时代的大国竞争中占据主动。
需要强调的是，新基建运营本身属于新兴领域，但却并非毫无规律可循，没有法则可依。有别于传统基建资本挑大梁的模式，新基建可不是“砸钱”这么简单。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与新兴产业通用技术的应用边界较为模糊，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交互性，相关领域公共品与资本品的融合程度高，且现阶段主导技术迭代加快，甚至在前序技术尚未产业化之际，下一代技术已经开始酝酿推演，加之商业模式还未定型，行业标准尚不成熟，其中一些细分方向需要在较长时期内边研发边建设，这无疑将大大增加项目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也决定了新基建必须采取开放、多元、融合的全新投资、运营、管理和评价模式，通过可持续的机制创新，将这些环节更多地交由“有效市场”担当主角。
少作为 不干预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国内数字经济和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等一批民营企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商务、云服务、平台经济等领域深耕多年，相继推出了高水平的科创成果和商业模式，已成为相关行业的全球领军企业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世界级巨头。中央明确发出加强新基建的政策信号之后，地方政府响应快、动作多、力度大。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4月，先后有26个省区市推出了包含新基建内容的投资计划。各级政府力推新基建，首先要厘清边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做到尽量少“作为”，不干预。一方面，应将政府的角色定位于分散主导技术的竞争前投入风险，发挥政府投入的撬动力，协调统一新基建的技术标准，科学界定数字权益，防范数字垄断，不断探索完善新兴领域的监管模式；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并保障企业在新基建各领域的知识产权，突出其投资建设的主体地位，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将电子政务、数据中心、云服务、智能安防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交由市场化主体提供，谨防打着新基建的旗号，在相关领域抬门槛、设壁垒、乱伸手、“抢C位”、“掺沙子”、“摘桃子”，干扰数字经济的发展秩序，侵蚀民营企业的市场势力，损害社会资本的正当利益。
对于那些仅仅因部分新基建项目预期收益不明朗或者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属性，便对市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提出质疑看法，在曾经被视为最不适合商业化（之一）的航天和太空领域，猎鹰9号和龙飞船用不断刷新的成功发射纪录为私人企业的角色正名，而猎鹰9号首发成功距今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完成首次回收也近5年。
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所谓不可能、不合理的一孔之见，不过是自缚手脚、裹足不前，背后的根由则是知识贫乏、视野狭窄或利益驱动，对于“最有可能影响人类未来的问题还有哪些？”这样的挑战，任何人都有资格思考、探索和解答。
我们注意到，在部分地方政府推出的新基建规划中，不乏将传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甚至一些毫无特色的房地产项目的“旧酒”打包装入新基建这一“新瓶”的思路和安排。这种操作既是“拼政绩”的惯性思维所致，也暴露出面对新基建及其蕴含的新技术和新模式，各级政府仍存在发展观念滞后、知识更新迟缓、工作机制落伍等突出问题，不利于动员新冠肺炎疫情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形成的数字化需求和转型共识，甚至有可能导致错失中国建设数字强国、应对大国竞争的重大战机。
杨丹辉.新基建可不是“砸钱”这么简单[J].法人,2020(11):38-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