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梳理典型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建设经验和特色，明确全球典型科技创新中心的选择标准和发展路径，为我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心提供借鉴。
随着工业技术创新系统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长，各国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制造业创新系统的建设与发展，同时开始逐步认识到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建立一个宏观的经济体系，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使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要素能够良好互动。所以，各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为本地区的创新活动制定的政策措施表现出某些共性，但又各具特色。对我们来说，应吸取成功经验，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创新模式。
美国硅谷（Silicon Valley）
硅谷闻名于世，不仅是世界IT产业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也为高科技发展提供了典范。其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六方面。
创新之源：世界一流大学
一个高科技园区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有一个知识中心。硅谷两所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每年毕业1600名博士，旧金山有1000个美国科学院院士、3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硅谷的学术智库。这两所世界级的科学和工程学研究大学积极地投身于硅谷的工业之中，创造出令美国其他地区无法望其项背的技术环。
目前，硅谷的研发人员占到硅谷从业人员总量的10%左右，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硅谷先后诞生过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拥有工程院院士上千人。硅谷的大学不仅是一个智力资源库，可以源源不断地创造出大量高科技成果，而且已经成为创新者的摇篮。许多大学不但鼓励科技人员进行技术创新，并且进一步实施了许多鼓励科技人员创立科技企业的政策。
活力之源：持续创新创业的文化
硅谷文化广泛的包容性及其推崇创业、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社会文化观念，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创新和奋斗精神，从而为硅谷企业注入了极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在硅谷，是以现在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过去做过什么来衡量一个创业者。硅谷对失败的宽容气氛，使得人人都想跃跃欲试，去开创新企业，这对不想尝试的人造成压力。这些知识的积累有助于创业者以新的战略、企业组织形式和新的技术来开始新的事业。
硅谷人思想活跃，不墨守成规，并使其迅速转变为新技术、新产品，占领新的市场。他们竭力找寻自家产品的弱点，不时拿出更好的产品来击败自己的原有产品。无论国籍、肤色和性别，只要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才能，就可以进入硅谷，并站稳脚跟。他们一有机会就可以自立门户，另辟蹊径，甘冒风险，独闯天下。能抓住机遇并甘冒失败的风险，做出突出的业绩，是在硅谷得到承认的最佳发展途径。在硅谷，人们对组织结构几乎没有概念。硅谷的开放性还表现在人员的高流动性。硅谷以它超乎寻常的快速跳槽而著称。20世纪70年代，硅谷的电子公司平均每年的雇员变动率为35%，而在小公司，则高达59%，很少会有技术人员一直在一家公司工作，人员流动在硅谷成了常态。简单地讲，硅谷的文化可以概括为“勇于创新、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知识共享、讲究合作、容忍跳槽、鼓励裂变”。
资金之源：成熟的风险投资机制
硅谷自一开始，就是以风险投资模式来运作的，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磨炼，已经非常成熟。在斯坦福大学附近有超过200家风险投资公司，占全美35%左右的创业资本公司都在这里，为创业者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正是由于高风险、高收益，风险投资多由私人而非政府进行。美国政府对风险投资不仅给予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而且美国是法律上最早明确“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体制的国家。美国还为风险投资量身定做了一个证券交易市场——纳斯达克交易所。美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中，软件业的93.6%、半导体的84.8%、计算机的84.5%都是在纳斯达克培育的。
保障之源：完善的专业化服务体系
硅谷能够诞生成千上万的高科技公司，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发展且取得世界独一无二的地位，是与一系列制度分不开的。在硅谷，发明家有了好的创意或技术，无须本人再去做办企业生产经营的事，从资金筹集、申请营业执照到财务管理、公司上市等都有各种专业性公司来帮助运作。这一系列相互依赖的制度经常被人简称为“创新的社会结构”“孵化器区域”。硅谷的“孵化器区域”主要有大学、研究机构、律师事务所、风险资本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猎头公司、管理咨询公司、破产清算公司等。这些构成新公司建立和发展的基础设施的各类组织除大学、研究机构外，赚钱的方式主要是以服务、投资换取新公司的股权。这些组织尤其是大学、风险投资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存在，极大地降低了创建新公司的门槛，成功地刺激起了创业者的创业欲望。在创业过程中，大家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风险均摊、利益共享的联动组织，大大提高了创业速度和成功率。
未来之路：引领全球科技创新发展
美国硅谷拥有最为完善的产业环境。虽然在产业技术能力上未必能够超越其他国家或地区，特别是没有管理当局，也缺乏实质的奖励措施，但整体环境（包含金融、创投、商业化、法律、会计、财务人才）十分完善，任何适合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事业的聪明人都可以适当地找到资金发展企业。当地产品商业化能力极强，围绕在硅谷当地的各类厂商往往是最挑剔的顾客，任何新产品与新观念迅速被传播、迅速被使用，也迅速回馈至发展业者。失败或成功事迹不断被传诵、检讨，使得创业环境极佳，又没有种族歧视，加上教育环境、娱乐休闲环境、治安等都良好，使得硅谷未来将持续引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发展。
硅谷与波士顿128号公路的起落形成鲜明对比
萨克森宁曾对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这两个世界著名高科技产业中心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这两个地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组织结构环境；波士顿128号公路属于与资本密集产业相关联的独立企业系统；而硅谷地区则是由众多中小企业构成。两种不同的区域创新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20余年中此消彼长，最终硅谷模式获胜。
从波士顿128号公路的兴衰可以概括出四点启示：
一是创新驱动主要来自政府而非企业。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新技术产业带是由美国政府全力扶持打造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在发展中，波士顿128号公路高新技术产业带获得了美国政府的资金、项目以及政府采购合同等多种方式与途径的支持。128号公路地区利用国防部、能源部、航天局等部门的政府采购获得了强大的市场，大量的国防投资促进了该地区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美苏对峙与东西方冷战的结束，128号公路科技园区原先所依赖的政府推动型发展模式受到严重冲击。128号公路地区的形成机制使得有关管理机构一直致力于建立并保持与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不是着力寻求通过自身知识、能力求发展的道路。由于依赖程度过深，该地区缺乏自我生存机制和造血功能，远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需求。
二是创新资本主要源于国有融资而非风险投资。虽然这里曾经是风险投资制度的起源地，但风险投资者往往是一些保守的银行家，而128号公路地区也主要以联邦政府的国防支持基金为主要融资通道，风险投资只能作为一种补充。由于投资源于大银行、财团和保险公司等政府背景的机构，投资谨慎，缺乏灵活性。
三是大学合作更注重大企业而非中小企业。当地麻省理工学院只重视和大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要求了解学校研究成果的公司平均支付5万美元，这种做法使其与中小企业的距离越来越远，128号公路地区的中小企业无法与大学形成有效的互动。
四是企业强调保密甚于合作。MIT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承担的国防任务比美国的其他大学都多，因此在战后128号公路地区仍然具有明显的军事色彩，企业强调保密更甚于合作。保密的文化使得宝塔形层次式的企业组织结构更加权力集中，信息垂直流动；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单位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机构之间的界限分明，相互之间缺少沟通。保守的传统和保密的风气也影响着当地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家创业的模式。人们希望自己的企业能稳定发展，因此对企业的忠诚重于创新和冒险。当20世纪60至70年代技术人员在企业之间的流动已经成为硅谷的一种正常现象的时候，128号公路企业主管的主流哲学还在强调职工对企业的“长期”献身。
美国制造业创新研究所（IMI）
在美国已建成的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心中，增材制造、数字制造、轻量合金、集成光子、柔性电子领域五家中心由国防部支持，电子电力器件、复合材料领域两家中心由能源部支持建设。
此外，国防部宣布成立了新的制造创新研究所，聚焦研发革命性纤维和纺织品。在推动重点领域制造工艺、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创新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同时明确提出了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心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及评估指标，在对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发展方向和评估认定方面取得有效突破，其经验做法对我国建设国家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心具有重要启示借鉴。
美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特色在于以下几点：
一个领域仅重点建设一家创新中心
在明确了支持领域后，通过公开、竞争的选拔过程，美国在一个重点领域仅选择一个团队建设一家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心。这样的做法区别于以往“多而散”的支持方式，避免了多个创新主体间功能定位交叉重叠以及潜在竞争性导致各自为战的问题，有利于集中资金、人才、设施等各类资源，进行多方协同创新。
大范围组织产学研用各方联合共建
美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心的成员涵盖了制造企业、研究型大学、社区学院、非营利机构等产学研用各方，在组建之初一般就拥有数十家成员。在创新中心建成开业后，还积极通过会员制进行扩张。比如，美国制造的会员组织根据捐助的资金或实物区分为白金级、黄金级以及白银级，拥有不同的权利，其会员数已由建设初期的80多家达到2015年的接近150家，其中小型企业接近50家，会员达到了40%的年净增长。
选择具备影响力的牵头机构和带头人
每家美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心都选择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牵头机构和带头人，这无疑会增加创新中心的权威性，吸引更多的客户和会员。如美国制造的牵头机构美国国家国防制造与加工中心，于2003年建立，拥有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广泛的合作伙伴，在业内具备较大的影响力；电力美国的牵头机构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在相关技术和工程领域有长期的研究，和私营部门有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关系，电力美国的执行董事则选择了美国陆军退役少将Nicholas G.Justice，具备相当的权威并掌握广泛的人脉资源。
在代表性地区建设相关领域创新中心
美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地点也是经过仔细考量的，在当地建设创新中心能有效依托当地资源，并反过来带动地区产业发展，进一步辐射周边地区。比如，未来轻量制造创新中心的所在城市底特律曾孕育了美国最早的科技行业——汽车工业，但随着通用汽车和福特等传统汽车品牌遭遇经济寒流而逐渐没落，选择这样一座城市建设与汽车材料相关的轻量化合金创新中心，将极大地促进这座“汽车城”的复兴，并进一步将创新理念辐射至美国东南部地区。
德国柏林科技创新中心
20世纪80年代起，建设创新中心成为德国地区和区域科技政策中最普遍的手段之一。1983年，德国成立了第一个创新中心——柏林创新中心，之后，将近有200个城市先后建立了类似的中心。在德国，除了少数以外，其创新中心主要是由公共基金支持和建立的。需要指出的是，德国的创新中心并非工业园区，而是一种特定区域的产业群落，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使落户其中的新生创新公司可以在一定的时间期限内得益于中心在空间上集中供应的出租场所、通信设施、技术服务和咨询服务。其突出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大多数创新中心包含多种行业的企业
在德国，多元化经营被认为是创新中心的主流，从事一种或几种产业创新的专业化创新中心只在非常少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合理。大约有2/3的企业从事以下5大领域的活动：“信息、通信技术，包括软件”“测量和控制技术”“生产和进程的管理”“咨询”“能源和环境管理”。大多数创新中心的运营者下意识地放弃了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特殊技术领域企业的做法上，而是向更多的企业敞开大门。
新生创新公司同孵化器等科技机构有密切联系
由于新生的创新公司在区位上具有不可移动性，所以从其他地方吸引合适的租赁者是不可行的。据调查，3/4的创业者在没有成为老板之前曾在同一城市或地区工作。类似孵化器形式的最初设施是公司的原始形态，56%的新企业家在自主创业之前都先在这类机构中工作过，这同样包括从事技术和自然科学工作的研究机构（如大学、应用科学学院）。所以如果创新中心所在地区没有或很少有这类机构，如地处边缘的乡村地带，则产生这类衍生公司的可能性很低。由于商业关系的存在，甚至在脱离创新中心后，仍有65%左右的公司落户在原城市，另外有23%的公司选择距离创新中心所在城市方圆30公里之内。新公司定位的平均距离是离创新中心所在城市35.7公里，只有极少数公司有区际再定位的行为，这种再定位行为中，资产和租赁价格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创新中心服务功能性取向明显
德国创新中心中有大量的服务提供者。有近2/3的中心企业认为服务是他们企业活动的功能性业务。1986年，这部分的比例只有48%，而到了1994年增加到了73%。此外，只提供服务的公司由12%上升到25%，翻了一番。与此同时，同R&D有关的活动从92%下降至70%。在创新中心内，服务提供者大多以发明者的成果为样板，提供小规模生产。
政策支持有保障
一是对高水平服务业和金融部门R&D活动提供基金支持。目前，创新中心中已包括了相当比例的高水平服务企业。金融系统被认为是国家和地区创新体系的支撑部分，其活动特别是本身的R&D活动，对创新中心的发展和地区创新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二是加大对网络联系的支持力度。由于至今为止有56%的企业在创新中心中同其他的租赁者合作（包括非正式联系和合作项目），46%的企业在成功离开中心后仍维持同中心中的企业或那些已离开中心的其他企业的联系，而这种合作联系部分，是由中心管理的调解活动产生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创新中心实际上可被看作信息网络的中介和创新环境的一部分。那些成功吸引当地企业的创新中心，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地区信息灵通并有良好的创新网络。
日本东京全球技术创新中心
集群模式与国际枢纽模式相融合
东京的创新中心更多地体现为集群模式与国际枢纽模式的融合，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大公司的下属机构是小企业创业的主要来源，而中型企业的员工很可能成为未来创业的主要来源。具体特征有二：一是不同于美国的“技术推动模式”，东京的产业创新根植于企业的“产品拉动型”的网络体系。日本东京的优势主要是制造业创新，公司的创新过程起始于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分析，这种创新不是突破性的，而是应用技术的创新，包括产品理念、产品计划、生产方法、针对用户需求的产品。这种创新需要组织创新的配合。东京的大都市经济为公司的产品拉动型制造网络提供了保障。东京高质量的交通和通信设施加速了创新网络节点间的信息流动，金融和商业服务业的集聚提供了资本和专业支持；东京拥有许多样机生产的工业设施，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产品试销的市场；东京聚集了众多大学为企业创新提供了高质量的人才；东京政府在制度上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政府资金、行政支持，产学研合作也很频繁。二是以领先企业为核心的产业创新集群。日本区域创新集群发展走在发达国家前列，东京圈的产业集群是日本产业集群中的代表，这些集群主要集中在精密机械、电子、生物医药等领域。东京圈创新集群的运作模式是由具有优势创新能力的领先公司牵头，吸引众多中小型企业加盟，以领先公司的重大创新为主导，以中小企业的协同创新为支撑建立联盟。大企业在集群网络中的角色和任务是异质的和不可互换的，是推动集群创新的核心力量。
系列举措推动全球技术创新中心形成
东京的创新中心的发展，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东京在发展世界城市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在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竞争体系中集聚和配置创新资源，不断调整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使各利益主体的目标与城市发展目标趋向一致。在此基础上，实现城市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础上的城市可持续发展。
表1 东京建设创新中心过程中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
都市圈发展为创新中心良性发展提供结构保障
东京都市圈是推动东京世界城市发展的典型模式，也同时为东京地区的创新系统的良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结构保障。与纽约、伦敦等大都市不同，东京在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仍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城市。从20世纪60年代起，伴随着产品竞争和城市环境问题的出现，东京中心城区内的许多制造企业纷纷外迁至横滨等东京圈郊区的主要城市，同时随着人口增加，郊区服务业有了很大发展，一大批企业的研发机构和新兴的产业也在郊区地带发展起来，这些副中心城市逐渐成为某些特定产业或新兴产业的集聚区以及技术创新的核心区。首都圈东部的筑波市，集中了47个国立研究机构和大量的研究开发型企业。东京都市圈的职能分工明确又紧密联系，各个行为主体（即企业、大学或科研机构、政府、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在相互学习与协同创新过程中，彼此建立起各种相对稳定、能够促进创新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关系，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良好的系统环境和支撑。
增强东京在全球经济科技领域竞争力
创新是东京在世界舞台上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1960年以来，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城市环境问题的出现，使东京制造业纷纷外迁到国外或横滨一带，因此曾有人预言制造业将在东京消失。但事实恰好相反，东京的主导工业部门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东京的制造企业通过不断创新来提高自身的市场适应能力，成为全国制造业中关键的一部分。如以大田区为中心的东京南部的产业综合体已成为日本机械产业体系中最重要的技术创新核心。可以说，没有创新就没有东京制造业今天这样的生命力。创新也是东京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源泉。众多总部在东京的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大量的低级产业、资金和外围技术，经济活动分散化导致管理的复杂化。因此跨国公司为了实施全球生产、资本的有效控制，就要求服务业不断创新，生产新的服务种类和新的金融衍生品，以满足控制不断延伸和拓宽的全球产业链的需要。可以说，东京世界城市的发展是依靠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等综合创新要素的推动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