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为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与保障。一方面，跨国公司带来了大量的资本、技术等要素在我国市场集聚；另一方面，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日趋规范与完善，又进一步为在华跨国公司提供了更加富有吸引力的商业机会。两方面因素的良性互动，使得在华跨国公司克服了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活动的不利冲击，总体上保持了比较稳健的增长态势。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和2020年的全球疫情，给在华跨国公司发展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影响。展望“十四五”时期，如果我国政府政策应对得当，为跨国公司提供更加开放与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跨国公司更好地发挥其先进技术优势，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则在华跨国公司将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
关键词：“十四五”时期；在华跨国公司；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社会责任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2018）“竞争中性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学科企业管理优势学科建设项目。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过程。加入WTO后，我国既奉行进口替代策略，又奉行出口导向策略，通过积极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体系，大规模承担其中相对中低端的加工制造环节而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作为全球化受益者，我国全面支撑和促进跨国公司掌控的全球价值链持续扩张，使得在华跨国公司得到了快速发展。可以说，在华跨国公司是我国在对外开放政策下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必然产物。1949年开始，全球发生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其中，中国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并较大规模地参与了20世纪90年代后的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为助推全球化和全球贸易增长贡献了重要和积极的力量。大量外资的涌入也对我国国内资本形成、工业增加值增长、税收增加、贸易总额和出口结构提升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
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给我国加快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在华跨国公司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与不确定性。美国奉行对华“脱钩”政策，加重了大国之间的信任危机，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市场的有效需求和供给。［2］2019年起，美国商务部将多家中国公司列入被制裁实体清单，在高技术领域明确限制和封锁我国企业发展。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未来可能长时间地与人类共存，对全球企业、机构、组织、个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颠覆性影响，给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带来了显著的下跌冲击。国际货币基金（IMF）也下调了主要经济体2021年GDP增长率，预计2020～2021年全球对外直接（FDI）投资将下降30%～40%。［3］国际市场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正在加快重塑世界经济新格局，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日趋严峻。
对于跨国公司在华发展而言，决定其投资的根本因素可能是接近市场、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完整的产业链所带来的配套能力等。在复杂的形势下，可以观察到，在华跨国公司既关注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疫情蔓延等短期因素的影响，也关注我国的市场环境和长期发展前景。而中国的营商环境相比之前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同时中国市场拥有较完整的产业链及较高的产业配套能力，这对提高企业生产率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进一步激发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我国应努力改进需要且可能改进的方面，建立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规则体系，［4］不断创造高级生产要素，提升高级生产要素的水平，提高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竞争力，通过国际间的合作促进国际循环的增长以带动国内循环，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二、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概况
我国在对外开放和吸引跨国公司来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十三五”时期，在国际环境充斥着种种不利因素的情势下，我国依然充分体现出来了吸引跨国公司在华稳定发展的大国优势，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总体状况良好。
1.历程与现状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开始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加入WTO，使得中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广度与深度明显得到提升。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如图1所示）。
图1 跨国公司在华发展阶段划分
注：根据UNCTAD stat有关数据计算绘制，曲线为各年度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额（单位：亿美元，含中国港澳台资数据）。
一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初期试探投资阶段，具有参与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数量少、投资规模小的特点。
二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投资快速增长阶段。这一时期，全球化加速使跨国公司普遍加大了拓展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也受益于此。
三是21世纪初前10年，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在中国进入了稳步扩张阶段。2008年，中国吸收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含港澳台资）在规模上突破了千亿美元的数量级（如图1所示）；如果剔除掉港澳台资，则接近于500亿美元的峰值水平（如图2所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发展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与收缩，到2010年，才有企稳与恢复的迹象。
图2 1984～2018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金额（亿美元）
注：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外商直接投资额”数据计算绘制，不含中国港澳台资数据。
四是2011年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步入了结构调整与优化的新阶段。这一时期，跨国公司对制造业的投资比重有所下降，但对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或商务服务业的投资比重有所上升；在制造业领域，劳动密集型的投资比例有所减少，投资于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环境友好型和高端制造业的比重有所上升。［5］从总量上看，这一时期，中国吸收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含港澳台资）从2010年重新迈上千亿美元的台阶后，一直在1000亿～1400亿的水平间小幅增长；剔除掉港澳台资，则从2008年的峰值回落到了400亿美元的水平上下波动（如图2所示）。
“十二五”“十三五”时期，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金额，计入港澳台资，则保持在12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2019年超过1400亿美元，接近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1/10的水平，是连续3年成为排在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外商投资目的国。［6］如果剔除掉港澳台资，则保持在三四百亿美元的水平。其中，2014年、2015年和2017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负增长（如图3所示）。
图3 2010～2018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金额与增长速度（亿美元，%）
注：根据Wind数据库有关数据绘制，不含港澳台商对华直接投资数据。
2.在华跨国公司来源构成与变化态势
在华跨国公司的国别来源高度多元化，来自100多个国家与地区，遍及世界各地。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金额的构成情况看，各大洲对华投资占比差异较大，前3位的来源地为亚洲、欧洲与拉丁美洲。图4列示了各大洲占比的具体构成情况，亚洲占比35%，欧洲占比37%，拉丁美洲占比22%，北美洲占比13%，非洲与大洋州（澳大利亚、新西兰）各占1%。
图4 2018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来源地分布
注：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不含港澳台商对华直接投资数据。
从分国家①的情况来看，按照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进行排序，新加坡、韩国、日本、德国、美国、英国、荷兰、法国是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居前8位的投资来源国。
图5 2015～2019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来源经济体分布
（按实际投入外资金额排序）（单位：亿美元）
注：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① 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排名居前的地区，除中国港澳台地区外，还有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百慕大和萨摩亚。因为这些地区的资金来源实际情况比较复杂，故不在本文考虑范围之内。
在五大洲中，对华直接投资金额排第一位的是亚洲。在亚洲，对华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分别是新加坡、韩国和日本三国。“十三五”时期，这些国家对华直接投资金额呈现为趋势分化的波动状态。
首先，新加坡是对华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在不计入港澳台资的情况下。2015～2017年，新加坡的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出下降趋势，但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后，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不降反升。2019年，新加坡以76亿美元排在对华直接投资国的首位，同比增长45.87%。
其次，是韩国。“十三五”时期，除2017年有所下降外，其他年度，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都呈同比上升之势。2019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金额为55亿美元，同比上升17.85%。
最后，是日本。在经历了“十二五”时期因为外交关系因素而发生的对华直接投资的大幅度下降之后，“十三五”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趋于在30多亿美元的水平小幅波动，2018年有明显的上升，2019年为37亿美元，同比下降2.58%。
从欧美国家看：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华直接投资金额排在亚洲的新加坡、韩国与日本三国之后。“十三五”时期之初的2016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显著增长，增幅达到了14.22%；之后，除2020年受疫情冲击及中美博弈影响外，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2019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金额达到27亿美元，同比增长0.4%。“十三五”时期，德国和英国对华直接投资变化趋势相一致，先是2016年的显著增长，再是2017年的显著下降，然后是2018年的显著增长及2019年的显著下降，经过这几年的波动发展，基本又回到了进入“十三五”初期的水平。法国的对华直接投资在进入“十三五”时期之初即呈现出下滑态势，2018年出现小幅增长，目前处于和英国相接近的、不足10亿美元的水平，而在2015年，法国的对华直接投资原本为英国的接近两倍的水平。
综上，在“十三五”时期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下滑、相对低迷的情况下，除2017年各国对我国直接投资规模明显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外，欧美日跨国公司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规模总体保持了平稳发展，新加坡和韩国这两个亚洲国家跨国公司更是克服了“十三五”初期全球经济运行中的不利因素及中后期中美贸易冲突的负面影响，在2018年以后全球经贸投资活动恢复增长中，表现出了对华直接投资的大幅积极增长，这是难能可贵的。从跨国公司的户均资产规模看，2019年，这一指标值为5.68亿元，是20年前的5倍多（如图6所示）。过去10年间，这一指标一直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十三五”时期的增长势头，甚至优于“十二五”时期。这表明，截至“十三五”时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总体增长趋势是比较稳固的，克服了短期因素的冲击。
图6 1998～2018年外商投资企业平均规模（亿元）
注：Wind数据库。不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数据。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上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滑49%，其中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减少75%，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减少16%。上半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仅减少4%，而到2020年3季度，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已比去年同期增长2.5%。［7］
三、需要关注的三个实践问题
“十三五”时期，随着国际国内环境因素的变化，我国对在华跨国公司的规制明显增强。2019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①2020年，发布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法律法规趋于完善，有利于保障跨国公司在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从近期看，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变化，加之国内外市场环境因素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带来了几个需要关注的实践问题。
① 过去，在外资企业法中，外资包括港澳台投资。新通过的外商投资法，没有明确表明港澳台资投资企业是否适用于外商投资法。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沿袭惯例，适用此法规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外商投资法是涉外法，不适用于港澳台资企业，可考虑视作为特殊内资，另行规范。
1.跨国公司撤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方政府一贯通过种种政策优惠来增加对跨国公司投资的吸引力。这种为跨国公司提供超国民待遇和各种成本节约机会的政策取向，在“十三五”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越来越缺少来自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吸引，加之国内市场竞争程度不断提高，跨国公司撤资现象有所增加。［8］撤资现象分为两种类型：
（1）被动性撤资。这种情况下，导致跨国公司撤资的主因是跨国公司自身经营亏损或经营不利而被迫实施撤资。统计显示，“十三五”时期，跨国公司的盈利能力出现了波动，其在我国市场的盈利水平长期稳定增长的局面发生了改变。近年来，我国人力成本与综合营商成本上升较快，本土企业竞争能力提升较快，跨国公司的利润水平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根据中国美国商会的最新调查，2019年其会员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其过去18年来调查中反映出来的最低水平，只有61%的会员企业表示，其财务表现为“盈利”，而之前盈利会员企业占比最低水平为64%，分别出现于2005年和2015年。受此影响，那些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有业务衰退迹象的跨国公司，有明显的撤资活动。如，2017年，麦当劳向中信集团出售其大陆及香港地区业务；2018年，英国玛莎百货退出；2019年，三星手机业务撤出。
（2）主动性撤资。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撤资行为是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环境与制度因素变化而做出的战略调整与安排。
在两类撤资现象中，主动性撤资，更需要从政策层面予以关注。尤其是有的跨国公司在我国在相应的产品市场以及全球价值链与供应链体系中尚拥有较为显著的要素成本优势与产业集聚配套便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主动收缩投资规模和移出生产能力。对这类看起来违背经济运行规律的企业行为的背后成因，需予以重点研究。除宏观层面的政治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外，在微观层面中央及地方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缺乏透明度、一致性和可预测性，也导致了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冲击。中国欧盟商会对跨国公司的调查反映出来了一系列政策干预扰乱企业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有的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为追求实现单一目标而不计经济后果，这类政策对企业利益造成了损害，打击了其投资信心。
2.跨国公司的技术贡献趋弱
有关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技术升级的贡献大小，在理论研究中是存有争议的。大量研究表明，外资进入对当地企业具有重要
的外溢效应，包括技术外溢、出口绩效外溢、生产率外溢等，［9］其中外溢效果既可能来自外资进入的示范效应，也可能作为外资进入强化东道国市场竞争的结果。积极的观点认为，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总体是成功的，跨国公司将技术、管理、人力资源注入中国，在促进我国企业加快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同步促进了我国产业技术升级。［10］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跨国公司看重市场机会，在必须培育和选择供应商的情况下，也会有意识地控制融入其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企业的技术积累与技术赶超的节奏。因此，不宜高估跨国公司对我国的工业技术进步的贡献。
从现实情况看，一方面，在20世纪末，跨国公司确实助力于我国经济实现了从不开放到面向全球开放的起步发展；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也确实出现了跨国公司对我国技术升级贡献趋弱的情况，有跨国公司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虑对我国企业潜在的技术赶超做出防范与限制。上述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与国外差距大的领域，跨国公司的参与往往能够起到拉动我国产业技术发展的作用，但在那些与国外差距逐渐缩小的领域，跨国公司的参与所产生的技术贡献日趋弱化。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多数产业技术升级到一定水平后，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技术升级贡献趋弱的问题正越来越突出。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是，中国企业日渐逼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可容忍的技术经济进步极限的水平，于是美国决意从战略上阻断中国企业在开放条件下充分调动外向性资源向新技术和复杂技术领域升级的成功发展路径，将中国企业封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中低端环节。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加快推行对中国“脱钩”方针，以高技术领域和保障供应安全要求强烈的领域为突破口，以各种政策手段干预全球价值链的调整，以期全面降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企业的依赖。未来一段时期，迫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政治压力，跨国公司在全球部署先进技术资源时，必然会相应地抑制在中国的投资布局配置水平。
3.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部分缺失
国际经验表明，外商的进入给东道国不仅带来了大量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还有欧美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治理结构以及先进的企业社会责任等理念。外商对华大量的投资在给东道国带去投资与就业机会、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会带去环境保护、员工权益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社区关系等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大量外资涌入带来的外溢效果既能给东道国带来外资进入的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还有在东道国企业间的竞争效应（competition effect）。也就是说，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一方面充当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示范者；另一方面，其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执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很有可能会低于其在母国的水平。［11］因此，在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方面反映得比较集中的问题包括：
一是向我国转移在其母国受限制的、低环保与低安全标准的产业技术与管理标准。迫于欧美国家的绿色标准的压力，这类问题不一定在跨国公司自身表现出来，但会比较突出地表现在跨国公司的供应商或代工企业中。
二是利用国内外产品标准差异，对同一产品，在我国市场实行与母国差异化的和更低水准的质量与服务标准。跨国公司对其产品与服务执行“双重标准”，这类现象并不罕见。如，苹果公司在全球联保和售后维修等政策上，长期有针对中国市场的例外安排，保留了该公司自行确定服务限制条款的权利。
三是对我国劳工权益的影响。原本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当地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会推动劳工权益的改善。然而，在劳工权益保护制度不够完善的中国市场，一些跨国公司会选择采取比其母公司低的用工标准，甚至是对正当权益进行侵权。［12］
四是各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各种行政罚款事项。如，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问题，以知名医药跨国公司葛兰素史克的在华贿赂案为代表。在我国，2015年，国家发改委对美国高通公司在华的垄断行为开出了60.88亿元的罚单。
四、“十四五”时期跨国公司发展面临的形势
展望“十四五”时期，全球政治经济运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既面临不小的挑战，也面临新机遇。一方面，我国要素成本的持续攀升、美国对华的“脱钩”预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长期化等，会给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意愿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影响；［13］另一方面，我国也有疫情后经济贸易恢复增长势头相对强劲、营商环境持续改进、双循环政策力度加大等优势，仍有较大可能为跨国公司提供富有吸引力的未来市场增长机会。
1.全球疫情延续，将影响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规模与布局结构
2020年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活动造成了显著的冲击。跨国公司对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投资信心普遍不足。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2020年3月27日发布的《投资趋势监测报告》（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预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2021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将下降30%～40%。［14］UNCTAD对全球5000家跨国公司的调研还显示，这些企业预期2020年平均盈利水平将较去年缩水30%，其中能源和基础材料行业、航空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受疫情影响将最为严重。该报告指出，发达国家企业盈利预期降幅较发展中国家更大。2020年，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盈利预计将比去年减少35%，发展中国家则将减少20%。［15］
盈利缩减大概率导致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规模的缩减，且新增投资将进一步向那些相对有增长保障的区域市场集中。这一变化对“十四五”时期跨国公司在华发展的影响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在国外疫情形势不稳的情况下，在短期内，我国依然会是跨国公司最放心的投资目的地之一；另一方面，受全球经济低迷和跨境投资活动缩减的影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规模出现总量上或结构化的缩减，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2.保障供应稳定，日益成为跨国公司管控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因素
在全球疫情蔓延与防控的整个过程中，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体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全球疫情初期，我国因为疫情严重而中断了相当一部分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供应能力，引发了需求端的跨国公司对稳定供应的担忧。而后，我国因为疫情管控得力而率先实现了企业复工复产，但此时仍然受制于其他国家的企业没有复工复产或不能满负荷复产，或在一定程度上遇到了海外市场需求被抑制的难题。在疫情的大背景下，全球供应链受到各国种种非经济因素的牵制与影响，失去了其原本的低成本和高效率运营的效能优势。供应困境激发了跨国公司对自身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进行调整以及在区域市场内建立和发展相对自给自足和保障稳定供应的生产能力的战略需求。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制造工厂，在很多中低端产业，拥有全球性的竞争优势。近年来，受到综合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已经有一些跨国公司加快将相当一部分的劳动密集型中低端业务向印度、越南等亚洲的低成本国家转移。在疫情后布局调整中，有的跨国公司很有可能直接以降低对我国制造能力的依赖为调整目标，有意识地主动发展其他国家，对我国企业制造与供应能力的替代。同时，受中美在高技术领域较量的影响，有的跨国公司可能会考虑将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生产环节回流本国或周边区域。上述种种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很有可能会在“十四五”时期叠加共振，对我国部分产业企业存量生产能力形成较大的冲击，使之陷于在全球价值链调整中的相对被动地位。
3.各国规制竞争，始终是影响跨国公司全球布局调整的重要因素
跨国公司全球布局调整，是各国规制竞争综合作用的结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推行鼓励制造企业回流的政策，从微观经济层面观察，仅从规模上看，政策效果并不明显。但可观察到，在各国规制政策调整的相互博弈之下，受我国与主要贸易对象国、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来源国之间经贸摩擦反复冲击，在华跨国公司全球布局显现出来了不同以往的结构性变化。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将进出口贸易和高新技术作为打压中国的重点领域，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性政策，这些政策直接或间接影响着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特别是技术资源上的布局。
可以预见，“十四五”时期，在华跨国公司会综合考虑我国的经济增长态势、市场需求规模、生产制造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成本等经济因素和营商环境等因素，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决策。具体到每个跨国公司，依据各自的产业技术与市场特点，在具体的战略权衡上，将会有不同节奏的安排。原则上讲，短期内，各种相对不经济的规制因素的负面影响，如果能够足以被中长期的经济利益所对冲，那么跨国公司将坚持在华的投资布局增长；反之，如果经济因素不足以保障中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增长，或者说短期内的规制因素的负面影响过于强大，那么跨国公司将缩减在华的投资布局。过去一段时期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波动性变化，验证了上述规律。“十二五”末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出现了–15.92%和－11.90%的同比负增长。进入“十三五”时期，2016年和2017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又连续两年出现了较高水平的增长，即使是中美贸易摩擦越演越烈的2018～2019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金额也在增长，仍然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只是增长率大幅减缓（如图7所示）。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在2020年3月发布的《2020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近40%的会员企业表示，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并未影响其在华经营策略，25%的受访企业表示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对其在华业务没有影响。大多数受访企业表示，美国政府采取的许多措施并未影响其在华业务，但对中国出口货物加征关税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尽管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以及中美关系持续不明朗导致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对其所在行业市场的增长预期和在华投资计划持悲观态度，但只要中美两国仍然鼓励在华跨国公司发展，那么中国仍将是跨国公司的重点市场。［16］
图7 2014～2019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长率
注：根据Wind数据库有关数据计算绘制。
五、政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伴随全球经济运行的持续低迷，跨国公司从经济因素中获得增长驱动的难度将越来越大，而政治因素将大概率地成为影响跨国公司全球布局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未来一段时期，一些国家的政府政策波动，随时可能从各个方面打击跨国公司的商业投资信心。在各国的规制竞争之中，我国应努力克服重重阻力，坚定地为跨国公司提供更加开放与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使跨国公司愿以其先进技术等生产要素资源和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经验，更充分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进而为全球性的和平与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1.持续优化对外开放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当下，我国所处的工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国内大市场仍有巨大的持续增长潜力，仍对跨国公司具有吸引力。2020年的全球疫情之下，我国疫情防控最得力，也是经济恢复最快且增长相对最为强劲有力的国家，在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定，有助于增进跨国公司的信心。
“十四五”时期，需要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方针，持续优化对外开放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将我国的市场吸引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稳定增长的优势。［17］在这个过程中，一是按照自由公平贸易的原则，继续积极有序地放开市场准入限制。二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坚持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的原则，创新监管方式方法，促进行政管理程序的公开透明，及时纠正和废止排除限制竞争和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制与做法。三是加快构建统一开放和有效竞争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
2.发挥跨国企业对产业技术升级的带动作用
“十四五”时期，需加强政策研究工作，进一步稳定和提高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意愿，为跨国公司深入参与我国产业技术升级活动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激励政策。我国对跨国公司的现行政策，较侧重于其投资规模，但对发展高质量的技术创新活动缺乏有前瞻性的引导。因此，应结合新形势下我国大市场未来发展与产业技术升级的实际需求，给予那些有较强的技术合作愿意的跨国公司更多和更灵活的政策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后，数字经济发展明显提速。在以5G、人工智能、新能源、智能制造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前沿领域，需要加快探索如何在确保数字技术安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我国数字经济大市场的应用创新优势，加大对那些具有超强技术能力储备的跨国公司的吸引与开放，全面突破美国对华技术规锁政策，更大可能地去发掘全球性的业界领导企业，运用其专业技术知识服务于我国产业技术升级。
3.提升跨国公司的社会声誉与强化其社会责任
全球政治经济不稳定的环境，将加大跨国公司维持全球运营的难度。我国作为一个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国家，一方面，应致力于为有良好声誉的跨国公司提供友好的市场环境与舆论氛围，坚决避免对长期合法合规经营的跨国公司的正当商业利益造成损害，巩固其在华投资信心和增强其对生产经营活动的供应保障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应完善监管制度，针对部分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履责行为不到位的弊病，有的放矢地进行规范与引导，倒逼跨国公司改进经营管理行为，为我国国家利益、经济社会安全与良好的市场秩序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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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叶琳 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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