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领导下的中国企业管理思想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之前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四个历史时期的百年发展历程。梳理和提炼贯穿百年中国企业管理思想演变的实践逻辑，其主线为：如何看待企业的性质与企业管理的目标任务的关系、如何处理企业管理与企业管理体制机制的关系以及如何促进民主管理与科学管理的融合发展。面向未来，中国企业需继续坚持和发扬我们历经百年时代风云变幻而沉淀下来的企业管理思想中的基本历史经验：充分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应有贡献和作用；不断优化、理顺政企关系和企业管理体制机制；积极促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与国际规范接轨；运用恰当的和必要的经济手段来激发企业员工的价值创造热情；促进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融合发展。
关键词：建党百年；企业管理；“鞍钢宪法”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2018）“竞争中性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学科企业管理优势学科建设项目。
一、引言
长期以来，在企业管理领域，凡冠以“百年管理思想”之名的研究成果，都遵循西方管理思想的研究传统，[1]从20世纪初叶的美国的科学管理原理或一般管理理论起步作论述。[2，3]进入21世纪初，学者们尝试与中国企业管理创新发展作结合，[4，5]但鲜有以党领导下的企业管理百年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2021年，以庆祝建党百年为契机，出现了一批与党领导下百年企业管理实践活动相关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分别从党领导下的工业经济建设、工人运动、所有制理论、国有企业管理及企业领导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来回顾百年实践历程和总结发展经验。这些研究与企业管理研究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但亦有显著的区别。相较而言，本文的研究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价值，对本土企业管理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尽管学术界与本文主题直接对应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但与本文主题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数量丰硕，大体上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党史类文献或政策汇编资料。这些文献资料，虽然少有与企业管理思想直接相关的内容，但因为其权威性、严谨性和可靠性，构成了本文研究工作的重要文献基础。
第二类是分人物或分专题，对党领导下的经济建设与企业管理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其中，分人物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指专门研究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经济管理思想的文献。分专题的研究成果，既有涉及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工人群众运动或生产竞赛运动、经济责任制、企业民主管理、企业管理科学化与现代化等各个方面的专题，也有像“三人团”体制、鞍钢宪法、工业学大庆、工业七十条、邯钢经验这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富有独创性的企业管理实践的专题。
第三类是分时间阶段对党领导下的企业管理及工业经济发展实践进行研究的成果。从大的时间脉络上来划分，这些文献所隶属的时期可以划归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由于本文采用了对党领导下的企业管理思想百年历程先进行分期研究再予以整合性地分析论述的思路，因此对这类文献有较多的学习与借鉴，故下面拟作相对详细的论述。
首先，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时期，可以具体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中央苏区时期（1931～1934年）。党独立自主地领导经济建设即始于这一时期。[6]再向前追溯，从1928年开始，闽浙赣苏区从事了一些农业生产活动，创办了一些手工业和小型军事工业。[7]二是陕甘宁边区时期（1937～1945年）。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以应对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而开展的生产组织活动与经济政策为重点，对企业管理问题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8]三是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年）。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在对东北解放区经济建设工作的研究中有涉及企业管理相关方面的内容。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时期的研究成果，以汪海波（2007）的新中国工业史系列的研究为代表，其研究对新中国成立前的史料情况，亦有所涉及。[9]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这个时期的文献数量众多。按照时间分期，早期的成果如袁宝华（1989）关于改革开放10年企业管理发展变化的研究。[10]1998年，管理学被设置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这对后来的企业管理研究成果的繁荣起到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在2008、2009、2018、2019年前后，又分别有关于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年、改革开放40年以及新中国成立70年企业管理发展情况的研究成果。[11，12，13，14，15]
二、百年历程
过去一百年，党领导下的中国企业管理思想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之前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四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管理企业，为的是搞好生产，为革命事业服务。这一时期的企业管理思想主要是发动群众，并结合推行责任制、执行经济核算制度。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党管理企业，主要目的是为建成工业化国家而发展工业企业管理体系。通过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形成了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形成了以“鞍钢宪法”“大庆精神”为代表的自主发展的企业管理思想成果。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管理思想有了质的飞跃，通过学习借鉴西方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建成了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相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管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企业管理思想正朝着“四化”（国际化、创新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加快发展。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公营工厂管理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工业落后的状况决定了工业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总体处于很低的水平。在官僚资本主义的工厂中，还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官僚作风和腐败问题。[9]就是在此背景下，党在革命根据地兴办了一批公营企业，并在解决公营企业管理中暴露出来的各种管理弊端与问题的过程中，初步积累起了一些经营管理经验。公营企业分两类：一类是在敌后根据地兴建的军需民用企业。1927年，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之后，陆续兴办了修械所、被服厂、造币厂等公营机构或工厂。中央苏区设立后，发展了30余家公营企业。这些企业是我们党因陋就简创办工业企业和组织开展经济工作的发端，起到了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和支援前线作战的积极作用。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白手起家，兴建了百余家公营企业，[9]进一步丰富了公营企业管理经验。另一类是在解放区陆续接管的工业企业。解放战争时期，被接管的工业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它们被改造成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据统计，1949年，国家没收的工业企业共有2858个，拥有职工129万人（生产工人75万人）。[9]正是在管理这些企业的过程中，孕育和形成了早期的公营企业管理思想。
早期的公营企业管理思想至少包括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党发展和管理公营企业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和保障经济自给，为革命战争这一中心任务服务。其次，党发展和管理公营企业时，坚持“企业化”方针，同时，强调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旗帜鲜明地反对“工厂机关化”，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再次，党发展和管理公营企业，强调动员群众和有效激发大家的劳动热忱，用新的劳动态度来教育工人阶级。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赵占魁运动，激励企业职工向劳动英雄看齐，提高人们的生产热情和互助团结精神。后来，东北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劳动模范和生产竞赛运动。两年多时间，共有军工、铁路、矿山、纺织、机械、电业、造纸、邮电等十几个系统的20余万公营企业职工参加了生产竞赛运动。[19]最后，为发展和管理公营企业，推行了责任制，尝试运用了多种现代管理技术和方法，来实施企业管理。这些现代管理技术方法涉及科学的领导体制、生产计划管理、质量控制、劳动定额、成本核算等。
2.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国营企业管理思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党领导人民开启了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事业的历史大幕，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的经济建设总目标。尽管没收的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增强了工业实力，但新中国工业企业的发展基础仍然比较薄弱，缺乏大型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经验。当时，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愿意为新中国提供发展援助，“苏联模式”自然就成为了学习企业管理的主要对象。在近30年的时间里，党逐步建立并巩固了对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建立了与之适应的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制度。
在这一时期，国家先是逐步确立了对国营工业企业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财政赤字增加、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的投机风气严重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困难，1950年3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提出了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等政策措施。这种带有鲜明的集中统一的组织特征的管理体制，在国营工业企业层面，具体表现为：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生产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在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上，实行计划调拨；在企业财务上，实行统收统支；在劳动管理上，实行统一的干部调配。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完成后，全面确立了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
1960年3月，毛泽东在鞍山市委提交的《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上作批示，批评了苏联“马钢宪法”中的厂长负责制（“一长制”），将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鞍山钢铁的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核心的管理经验称为“鞍钢宪法”。“鞍钢宪法”涉及了“加强党的领导”“群众运动”“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等一系列关系到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基本原则的实践问题。1961年9月，中央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对国营工业企业管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1963年，大庆油田三年会战结束后，全国开展了学大庆和建设大庆式企业的活动。同一时期，中央实行了“条块结合、条条为主”的方针，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并考虑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生产关系，试行托拉斯制。随着经济形势趋于稳定，1963年组建了中国烟草工业公司，试行烟草托拉斯，还在工业交通业等部门试行了托拉斯制。[20]无论是“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提出，还是“工业学大庆”，再或者是实施托拉斯制，它们都标志着在吸收其他国家的企业管理思想的基础上，我们党已经在积极探索和形成独立自主的中国企业管理思想。
客观地讲，新中国成立初期确立的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适应了解决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建设任务的需要，起到了积极作用。在企业管理方法上，一方面坚持推行厂长负责制与民主化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建立生产责任制、推行经济核算制和加强计划管理。这一时期党的宏观经济决策正确、干部作风正派，广大干部群众因全国解放而激发了较高的政治热情，因此这种管理体制的运行效率较高。加之这一时期党的政策允许个私工业企业遵循价值规律和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西方实行经济封锁使我们的对外贸易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些因素大大抑制了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的消极作用。[9]20世纪60年代初确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这种管理体制给企业的管理权太小，因此企业及工人的积极性受到了抑制，这种状况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22]
3.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八大之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思想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鞍钢时提出，用现代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23]同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在此之后，我国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开始得到长足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我国实现了从相对单一的所有制经济结构向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并存的历史转变，实现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这其间，大体经历了3个10年左右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发展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10年。这期间，邓小平提出了适应改革开放新时期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给予6家国营企业一定的经营自主权。197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改革企业管理体制的文件。随后两年，全国有6千多家国营工业企业开展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经济发展成效，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从领导班子、职工队伍、管理制度、劳动纪律、财经纪律、党的作风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入手，对企业进行综合治理。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改革企业领导体制，普遍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一时期，以首钢为代表的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推行了承包经营责任制。正是上述的改革举措，推动我国企业管理思想逐步摆脱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为引入先进的外资企业管理思想方法和构建开放的市场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法治依据。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开始的10年左右。党的十四大提出并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1995年，国家经贸委在总结企业经营管理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九五”企业管理纲要》。1996年，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冶金部《关于邯钢总厂管理经验调查报告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为核心的邯钢经验。这一时期，集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相继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日趋繁荣，极大地活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使我国的企业管理思想全面彻底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思维向市场经济思维的转变。
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初的10年左右。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全面加快了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进程，初步实现了我国企业管理思想与现代西方企业管理思想的接轨与融合。在此发展阶段，我国企业普遍认识到，加强企业管理，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各行各业的企业积极捕捉国内外市场需求，经营管理创新活跃，呈现出来了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大企业的管理基础工作、管理工具方法的科学化水平和综合管理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一时期，崛起了一批以海尔、华为为代表的、拥有独具特色的企业管理理念、文化价值观系统与管理方法体系的现代企业。由于微观企业活力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
4.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培育世界一流的企业管理思想
这一时期，我国企业管理思想呈现出了四个新的变化特征：国际化、创新化、数字化和绿色化。同时，党高度重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与规范公司治理体制机制建设，大力推动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将企业党组织内嵌至公司治理结构之中，为加快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一是国际化，更加注重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管理水平，明确了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努力目标。这个阶段是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时期，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上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456.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356亿美元，对外投资首超吸引外资，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24]在众多企业成功的国际化实践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新要求。
二是创新化，更加突出创新创业与企业家精神。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此后，国家政策极大地激活了企业的“双创”活力。国家政策导向是激励企业，不仅要重视商业模式和业务创新，更要攻克各重要领域的“卡脖子”的技术。创新，要靠企业家。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强调了加强党对企业家队伍建设的领导。
三是数字化，更加重视抢占数字经济时代制高点。过去10年，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正加速迈入数字经济时代。各国企业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竞争形势下，努力争得一席相对有利之地。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对数字经济相关行业企业行为的规范与管制力度，以期营造更加健康、繁荣和更加可持续的数字商业生态环境。
四是绿色化，更加重视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的相关工作。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和落实以及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正式宣布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企业管理思想绿色化的变革趋势正表现得越来越显著。
三、实践逻辑
基于对党领导下的百年中国企业管理思想发展历程的回顾，梳理推动中国企业管理思想演变的三条实践逻辑主线，或者说对应的三个关键性的实践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围绕这三个关键性的实践问题发生了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它们贯穿于并主导了各个时期的中国企业管理的具体实践。
1.如何看待企业的性质与企业管理的目标任务的关系
在党早期的革命实践中，企业管理活动带有鲜明的革命事业的性质，企业管理的任务是为革命任务服务的。在陕甘宁边区的艰难时期，党下定决心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兴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打下了公营经济的基础。毛泽东指出，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我们党的正确口号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25]新中国成立后，不论是党带领人民设立或重组建设的公营企业，还是接管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外资企业，再或者是公私合营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企业，都成为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改革开放之后，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才重新出现了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相区别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它们属于其他所有制性质的新的企业类型。尽管这些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有着异质化的企业目标，但从宏观层面看，所有这些企业都拥有发展生产的共同的目标和任务，都需要为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做积极贡献。
正确看待企业性质与企业管理的目标任务，需要遵循两条基本经验：一方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讨论与企业管理任务有关的问题时，不能完全脱离对企业性质的考虑，不能完全按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的逻辑，忽略企业性质，将所有的企业管理任务都托付给非公有制企业来完成。那样的话，社会和人民的福祉，有可能同西方一样，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种不受约束的自由资本的侵害。另一方面，当讨论有关企业性质的问题时，也不能完全脱离企业的功能和企业管理的目标任务。不论什么性质的企业，都需要承担好发展生产、创新和创造经济社会价值的任务。改革开放前，企业管理的历史经验表明，尽管公有制企业是最符合社会主义性质需要的企业形式，但如果它们没有履行好所承担的企业管理的功能与任务，就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就需要重新学习和尊重讲求市场经济规律与科学管理的规律。改革开放之后，企业管理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非公有制的或混合所有制的企业，只要它从事和承担与社会期望相一致的企业管理任务与责任，就应该全力支持这样的企业健康发展壮大。
2.如何处理企业管理与企业管理体制机制的关系
企业管理体制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管理能够达到的水平。没有好的体制机制，企业管理水平上不去；有了好的体制机制，企业管理水平才会稳步提高。企业管理体制机制，包括企业外部的管理体制机制和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机制。企业外部的管理体制机制，主要是指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关系问题，这涉及政府与企业的制度逻辑的相互协调以及政府多个部门对企业的管理关系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企业内部的管理体制机制，主要涉及企业领导体制和工资奖励制度这两个问题。
第一，政府与企业的制度逻辑的协调问题。政府和企业，因为组织制度功能不同，天然地分属于两种制度逻辑——政府运作遵循行政化的制度逻辑，企业以市场化的制度逻辑为主。历史上，党和政府在管理企业时，反复有过使企业管理向行政化的制度逻辑看齐和靠拢的倾向。坚持“企业化”方针，克服企业的官僚主义和“机关化”“行政化”倾向，一直是处理政府与企业关系的难点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管理体制机制比较顺畅，企业相对容易管理好；反之，企业管理容易陷入混乱和低效状态。
第二，政府多个部门对企业的管理关系问题。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直属公营工厂会议上，张闻天曾经论述过坚持政府对工厂的一元化管理的问题。[26]改革开放后，国资管理体制也经历了从“多龙治水”的低效状态向一元化的集中监管体制的转变。实践表明，政府的多个部门对企业实行多头的、分散的领导，干预企业过多，不利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第三，企业领导体制，即企业内部组织领导权的分配问题。历史上，企业领导体制分为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两种典型的责任制。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国家工厂套用军事管理的方法管理企业，厂长发挥不出应有作用。[27]20世纪40年代，抗日根据地的公营工厂又发生了“三权”（行政、党支部和工会）鼎立的混乱现象，当时制订的《公营工厂的经营管理问题草案》和《公营工厂经济纪律草案》明确必须实行厂长负责制。1955年，党中央确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企业的根本领导制度。这一制度在贯彻执行中遇到了党的工作行政事务化、基层生产指挥不统一、行政干部负责懈怠以及比较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28]改革开放之后，厂长负责制又成为了企业领导制度安排。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为新引入的西方现代公司治理体制所取代。2016年以来，中央明确提出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方面，使之成为了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特色所在。
第四，企业的工资与奖励制度，即企业创造的价值在作为价值创新主体的员工中的分配问题。企业的工资与奖励制度，重在坚持“按劳分配”方针。陈云曾经指出，关于工资的规定，要坚持一个原则，即反对平均主义。[29]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之前，主要犯的是平均主义的错误。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之后，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全面学习和引入了比较接近于美国模式的强激励的薪酬制度。这又给企业管理带来了比较严重的收入分化新难题。2009年起，国有企业推行了高管限薪制度。目前，在企业工资与奖励制度上，同时面临着避免平均主义倾向和避免劳动分配差距悬殊的双重挑战。
3.如何促进民主管理与科学管理融合发展
在党的企业管理思想中，始终包含有民主管理与科学管理两个方面的探索，二者不可偏废。片面强调民主管理，容易犯违背科学管理的规律的错误；片面强调科学管理，就有可能抑制和挫伤企业中的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
民主管理的思想，从根源上来说，可以追溯到党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性质上。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解放全人类和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理想。党自创立以来，便有一切为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依靠群众和发动群众的优良工作传统。1934年4月颁布的《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在国有工厂中设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为工人参与生产管理提供了制度依据。后来，我们党在实践中发展了工人生产竞赛（如新记录运动、爱国主义竞赛等）之类的独具特色的企业管理方法。同时，这一条例明确指出，在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工厂必须走群众路线和实行民主管理。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没收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中推行了企业民主改革和民主化管理，增强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鞍钢为标杆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是中国企业民主管理实践中富有独创性的一个做法。
科学管理的思想，主要源于向工业发达国家学习的先进管理经验。中国企业从自身的管理实践中凝练的重要管理思想是，成功的科学管理的本土化实践，离不开与民主管理的有机结合。20世纪30年代，刘少奇针对国营工厂的各种管理乱象，提出要去吸收“融化人在组织与管理生产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与智识”。他主张，一方面要“精密的科学的来制订生产计划”“使工作专门化”“规定劳动定额”“设立检验生产品的机关”；另一方面，要“把组织和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热忱，作为国家工厂最重要的任务”。在延安时，刘少奇有了更强烈的科学管理观念，他谈到把办工厂当做一门学问，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它，如怎样组织劳动力、怎样管理工厂、怎样改良技术、怎样规定工资等，都要用心去研究。张闻天也指出，建设公营工厂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核算。只有这样，才能最节省原材料，最合理地使用生产工具和保护生产工具，最充分地发挥工人职员的劳动积极性，使用一切生产工具上的改进以提高生产力。[26]改革开放后，我们广泛地向欧美日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在取得了管理水平大幅度提升的成绩的同时，也沾染了西方管理思想中“重物轻人”的一些弊病。
四、基本经验
当下的中国企业，既面临国际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还面临中美博弈的国际政治经济的敏感局势。在充斥动荡因素的环境里求生存与发展，中国企业需要继续坚持我们历经百年时代风云变化而沉淀下来的中国企业管理思想中最宝贵的智慧与思想行动原则。
第一，充分发挥不同所有制企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应有贡献和作用，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又坚持公平竞争原则，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回首百年历程，但凡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进步的时代，都是我们党的企业政策支持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时代；反之，只要政策上有所偏废、不公平，微观经济活力与经济社会秩序就有可能受到挫伤。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论述过兼顾公私的重要性。他指出，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只要私人经济“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只要“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就“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强调，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他指出，一方面，发展公营企业，可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这时候要争取得到人民的谅解，让人民知道必要性；另一方面，等公营企业发展好了，要减轻人民负担和使民力得到休养，使人民之所得大于所失。百年以来，正是党坚持的兼顾公私的政策方针，帮助我们克服了革命时期根据地受到国民党严酷经济封锁的危难，帮助我们破除了新中国初期的经济混乱和财政严重困难的不利局面，也帮助我们在改革开放后的较短时期里取得了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奇迹。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党将继续坚持这一管理企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方针，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任何可能动摇这一正确的思想基础的错误倾向。
第二，不断优化、理顺政企关系和企业管理体制机制，既坚持企业化方针，也坚持政府对企业的一元化管理方针。一方面，企业的任务始终是参与市场竞争和开展生产性创新活动，一旦政策迫使企业过度偏离生产、偏离市场，就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效率损失。因此，政府应对企业实施行之有效的管理，注重尊重企业发展规律；否则，即使政府有好的政策意图，也有可能在实践中产生适得其反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应坚持一元化管理。百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任何时期，只要政府部门对微观企业实施多头管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企业都办不好。近年来，各级政府及各部门的政策对各行各业的微观企业运行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大，这其中既有政府政策主动应对当下多变形势的积极考虑，但也存在一部分政策效能差、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有消极影响的情况。对于后一类问题，需加强反思并及时予以纠正。
第三，既坚持推动党的领导融入现代企业制度，又坚持遵循现代公司治理合规运营的原则。过去百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治理经验是坚持党的领导。发展新时代企业管理，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并积极促进其与国际规范接轨。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关键要看：企业在加强党的领导和开展党建工作的实际过程中，是不是做到了实事求是?是不是尊重了企业合规运营的各项制度规范、尽可能地保障了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是不是从长远上保证了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在未来实践中，推动党的领导融入现代企业制度，不仅要追求现代企业制度形式上的合法、合理，更要注重发展实效，让党领导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真正深入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去。
第四，运用恰当的和必要的经济手段来激发企业员工的价值创造热情，既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又坚持反对平均主义和反对收入分配过度分化。按劳分配，解决的是资本与劳动这两个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在企业所创造价值中的分配问题。如果要素分配的重心过于偏向资本，我们就很容易犯资本至上和过度激励的错误，会遇到尖锐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矛盾难以调和的发展难题。如果要素分配的重心过于偏向劳动，我们就有可能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吃“大锅饭”的错误，这种分配机制在短期内看起来有利于劳动，但最终会影响全社会的劳动热情，进而从根本上抑制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未来，我们需要在不断探索，能在新技术经济条件下平衡好各生产要素分配关系、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共同富裕体制机制。
第五，坚持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并重，更充分地发挥人的因素与文化因素在现代企业组织中的能动作用，努力在新时代的“新四化”方向上构筑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展望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深度参与国际竞争，与世界各国的一流企业同台竞技。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竞合游戏中，中国企业需要依托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深厚涵养，最大可能地激发企业组织中人的活力和释放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潜力，全方位地汲取全球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走到创新创业的各个前沿领域去，抢占数字经济时代制高点，率先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从而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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