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强调了坚持“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对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正确、制度体系的完善、精神文明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家跨越式发展成为产业体系完备的工业化国家，压缩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史的中国奇迹，正是对“四个自信”的最好的诠释。以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对新阶段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也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是我国每一个经济学研究工作者的责任所在。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然而，近年来，国内一些研究偏离了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例如，不考虑实际情况地套用国外的研究方法，或做闭门造车式研究。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学者对中国问题认识有长期的沉淀和积累，扎根中国大地了解问题背后的本质原因，掌握科学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揭示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与规律，为传播中国声音、中国智慧做出应有贡献。本文将尝试从“如何找到好的中国问题”“如何了解问题背后的原因”“努力将研究做得严谨和规范”“以平实和规范的经济学语言传播中国声音”几个方面对其中重要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
一、立足实际找到好的中国问题
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在于发现真正的中国经济问题，也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不是经济学工作者的理论空谈，更不是自娱自乐，需要学者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聚焦于中国、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一些脱离了服务社会目标、无关紧要的研究可能是对学术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选取好的问题对经济学研究至关重要，可以说研究问题决定了研究的上限，如果没有找准研究问题，即使方法再精妙、数据再丰富，研究的价值和潜力也很小。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较多借鉴了西方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这推动了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快速发展。然而，借鉴不等于生搬硬套，特别是在研究问题的选取上，一些国外研究并不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实情，只是从文献到文献，将国外研究的分析框架套用中国数据，或在原有的基础上做细微的扩展，例如替换实证估计的被解释变量，这种急功近利研究的边际贡献和社会价值都很小，当然也不是真正的中国问题，并不可取。
当前，中国发展面临许多重要的问题亟待经济学者去解答，并不缺乏做研究的土壤。例如，我国每年召开的“两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十四五”规划、2035年远景目标、2050年远景展望等，都对我国经济社会短期、长期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和目标有系统的归纳总结，如果研究能够从这些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瓶颈制约出发，分析清楚问题背后的原因，或给出实现目标的路径，那么其研究的价值也自然不言而喻。
要想发现好的中国问题，不能只低头看路，还需要对中国的发展、世界的发展有一个大局观认识。例如，我国当前发展处于一个怎样的历史阶段，在全球经济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去思考哪些问题值得去研究，才能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判断，避免因一叶障目而迷失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涉及众多领域的问题，但学者在每个研究阶段，对于研究问题的选取不宜过于分散，因为知识边界是无限大的，而学者的知识储备有限，需要扎根一个领域，去做扎实、做深入。总体来看，这是一个从面到点，再从点到面的过程，即先要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大背景有一个认识，在大局观的指引下将每一个点做深、做透，之后再回归到整个经济系统，这样对中国经济问题才能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从而形成学者独特的研究问题池(research pool)。
二、深入实地了解问题背后的原因
在确定一个好的中国问题之后，还需要了解问题背后的原因，也就是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把中国故事的来龙去脉讲透彻、讲深刻，为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提供现实依据。而想要做到这一点，仅依靠查阅文献资料是远远不够的，不能闭门造车，还需要深入实地去调研，走访这个问题涉及的各类主体，包括政府部门、企业、民间机构、消费者等。站在每类主体的角度，去了解每类主体的述求和行为决策逻辑，这样才能真正知道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背后的机制。以医疗改革方面的研究为例，这个问题至少涉及了医院、医生、病人、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药厂商等几类主体，其中医院又可以细分为不同级别医院，厂商可细分为药品厂商、医疗器械厂商等，那么各类主体的述求是什么，之间存在怎样的相互作用关系?如果这些问题都还没清楚，就去构建模型、做实证回归，显然不能做出好的研究。此外，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各类主体往往站在自身的立场，提供的信息可能存在一定偏见或不够全面，这就需要从某个主体角度来侧面、间接地了解和搜集其他主体的信息，从而尽量还原整个经济系统的全貌。例如，从医生的角度来了解病人、厂商的述求，或从病人的角度来了解医院、医生存在的问题等。
当前，一些学术研究只是为了做论文而做论文，很多是纸上谈兵，只是基于对统计数据的分析，或从文献中找问题的机制，而对于问题背后的原因，问题解决的方式不够了解，所以在数据的处理、模型的构造方面都脱离了实际情况，得出的结论也是站不住脚、经不起现实推敲的，例如一些对微观企业研究得出的结论不被企业家所认可。我国经济学界的前辈名家非常注重通过实地调研发现经济问题，一些研究不需要运用很复杂的数理方法，却有很强的思想启发和学理创新，正是源于他们在实地调研中对中国现实问题孜孜不倦的探索，在问及他们如何研究问题时，尤其强调深入基层发现问题的重要性。现在一些年轻的经济学研究工作者接受过较好的经济学方法训练，但缺乏对基本事实和重要问题的关注，例如，研究微观企业问题却没有调研过企业，研究财政问题却对我国财政体系知之甚少，这些脱离实际的研究得出的政策结论往往难以落地，甚至还可能对经济决策产生误导作用，给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实地调研是获取第一手信息资料和数据的最好渠道，经济现象不只是抽象的数字，需要走入企业工厂、田间地头、码头港口去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见微知类，通过对一些“点”的深入剖析来加强对整个“面”的认识。因为，在将经济现象处理为统计数据的过程中，往往已经掺杂了一些主观判断，也滤去了主体的一些特征，如果再通过文献间接获取第二手、第三手的信息资料，则与现实情况偏离得更远。因此，学者应多走出去调研走访，在与现实世界的接触、互动中加深对中国问题的理解。
三、实事求是将研究做得严谨和规范
从好的中国问题到有社会价值的研究，是一个从现实经验升华为学术理论的过程，需要我们透过现象来看清问题的本质。在实地调研过程中了解的一些问题、看到的现象，我们并不知道它的一般性，即这些问题是样本个例，还是普遍存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中的一般规律，要从局部“点”回到整体“面”的高度。此外，造成这些问题的真正原因是否如我们所见，还是由其他的一些因素同时共振所产生的结果。例如，受扶助贫困地区的经济条件较差，如果由此得出扶助使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变差的结论，显然是不对的。因此，想要抽丝剥茧，厘清表层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就必须掌握科学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采用规范、严谨的学术研究范式去展开分析。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方法的使用要服务于研究问题，应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数据结构，去选择适合的方法，而不能本末倒置，为了使用某种研究方法而强行构造问题。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判断研究方法好坏的关键标准是与研究问题的匹配程度。例如，结构式(structural mode)分析中的模型参数需要采用简约式(reduced form)来估计，而简约式估计方程形式(线性、非线性等)的设定需要参考结构式的理论假设，两种分析方法是互通互补的，并没有孰优孰劣，应根据具体研究情况采用合适的方法。
实际上，了解现实问题是驾驭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例如，现在经济学研究两种主要范式简约式和结构式都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充分认识。一方面，简约式分析面临的最主要误差风险是内生性问题，而内生性本质上源于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的相关，想要降低内生性风险就必须知道解释变量在现实中是怎么决定的，考虑在这个决定过程中是否有一个相对外生的冲击因素，以此去做识别，然后在控制解释变量决定因素的情况下，才能尽量降低估计误差风险。另一方面，结构式分析需要了解模型涉及哪些行为主体(agent),每类主体要最大化的目标是什么，面临哪些约束条件，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什么，以及参数的设定等。本质上，这些模型中的设定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映射和抽象，只有通过深入实地调研以及丰富的文献资料搜集积累，模型的设定才能更贴近实际情况，得出更让人信服的结论。
近年来，国内经济学期刊对研究方法规范性的要求不断提高，在技术层面推动了经济学研究质量的改善，但在研究方法规范性的理解上一些学者还存在误区，例如，错误地认为估计系数显著就是好的结果，估计系数不显著结果就没有意义。事实上，计量实证的目的是验证理论和现实是否一致，是一个探索和论证的过程，不应该有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实证结果好坏的标准在于是否尽最大努力避免了估计误差，如果现实情况是影响不显著，就应实事求是地给出结论。再例如，一些研究仅关注了统计意义显著，而忽略了经济意义显著，虽然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但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却很小。归根结底，这些理解上的误区都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研究方法背后的原理，只是盲目模仿已有研究的做法。
掌握好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还需要关注方法的本质，重在学其神而非其形，应做到举一反三。例如，一些理论计量教材的前提假设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而现实情景往往与理论假设条件不一样，可能会遇到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课本上没有讲过，这时就不能简单套用教材或是文献的做法，因为研究遇到问题的前提假设是不一样的。然而，并不是说教材、文献不重要，一些经典的教材、文献历经多年而不过时，到现在仍然十分有借鉴价值，就是因为方法在本质上一模一样，只是在不同数据结构、不同情况下表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例如，简约式分析最重要的是要减少内生性风险，现在的一些研究从模型设定问题、反向因果、测度误差、选择性偏误等方面来逐一排除内生性问题，但这个举证过程是没有穷尽的，而且很难证明，并没有抓住内生性问题产生的本质原因，即解释变量与随机误差项相关，只有从解释变量决定因素的角度去思考，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内生性风险。
四、以平实和规范的经济学语言传播中国声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好的中国问题研究不应局限在国内学界传播和交流，需要提炼中国故事的内核，可以让其他的国家都有所借鉴，而不能只是站在中国的角度谈中国问题。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许多促进发展的政策，经济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不应该放在政策本身，而是应该讲清楚政策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政策通过怎样的机制达成目标，以及经验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因为各国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完全复制中国的政策，更需要了解的是政策的作用机理和一般规律，从而得到有益的经验借鉴。
经济学研究不是图表和公式的简单堆砌，好的研究离不开优秀的文字写作，需要用规范、国际通用的经济学语言将分析的过程和得出的结论讲述清楚，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研究，更广泛地发挥研究的实践价值。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论文是一篇说明文，因此衡量文字写作好坏的关键不在于华丽的辞藻，重要的是要讲清楚做了哪些工作，采用了怎样的研究方法，得出哪些重要的结论，背后的一般性的经济意义是什么，以及在论证结果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在写作过程中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夸大研究的贡献，提出的结论、政策建议要立足于严谨的分析，例如，对比不同政策的实施效果一般需要基于反事实模拟，如果没有做相应的分析，则不宜给出主观的判断。此外，对于研究存在的缺陷不要有意隐藏，应该展现努力解决缺陷的过程，说清楚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存在哪些困难，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有多大，从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思路。总而言之，应尽量采用平实、规范的经济学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这样不仅让更多的人愿意聆听中国声音、接受中国思想、关注中国问题，也有助于向世界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示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陆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陆毅,孙天阳.以科学规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讲好中国故事[J].经济学(季刊),2021,21(05):1877-1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