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建党早期，中国共产党就在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工业化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一步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工业化进程。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从一个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上工业规模最大、产业门类最全、产业配套最完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不断攀升的工业大国。在从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至今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化具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工业发展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地位、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始终坚持自立更生与对外开放并进等特征。当前中国工业化面临逆全球化下的全球产业链格局重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新的环境，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需要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工业化、实现高质量工业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业化；制造业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新型工业化与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研究”（21ZDA021）；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布局研究”；中国社科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项目。
一、引言
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效率，带动了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1700—1900年，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250国际元增加到4492国际元，美国从527国际元增加到4091国际元；英国和美国GDP占全球比重分别从2.9%、0.1%提高到9.4%、15.8%。凭借工业革命创造出来的丰富的工业产品和先进的武器装备，西方国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掠夺资源、开拓市场。相比之下，由于错失了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麦迪森（2009）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均GDP水平长期保持在600国际元以下，甚至在19世纪后期还下降到530国际元，GDP占全球的比重从1700年的22.3%下降到1900年的11.1%。[1]由于国力孱弱，旧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改变中国的命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必须推动工业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
工人阶级是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工业化具有天然的联系，自诞生之初就是中国工业化的坚定推动者（严鹏，2018）。[2]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1920年，党的早期创立者之一李大钊就著文指出：“中国以农业立国……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中国李大钊研究会，1999）。”[3]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推动和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历史重任。
在建党早期，中国共产党就在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工业化的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一步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工业化进程。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从一个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世界上工业规模最大、产业门类最全、产业配套最完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不断攀升的工业大国，并在向工业强国的道路上持续迈进。
二、1921—1949年的工业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实践是从建立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中央苏区开始的。囿于恶劣的自然条件、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严密的外部经济封锁，根据地缺乏大规模发展现代工业的机会，只能因陋就简地开展工业生产活动。但是，早期的工业发展不但有力支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锻炼了工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培育了工业精神和工业文化，积累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管理经验，为后来大规模工业化的开展播下了火种（严鹏，2018）。[2]
（一）井冈山时期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物资匮乏，且面临着国民党当局严密的经济封锁，因此开展包括工业在内的经济活动是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支撑和重要任务。为解决枪支紧张问题，根据地1927年成立了军械处，为部队及地方武装修造枪支武器（余伯流和陈钢，2014）。[4]同时，根据地还先后创办桃寮被服厂、红军印刷厂等军需工业，保证了前方作战的需要。此外，边界政府还通过减免工（商）业税的方式鼓励民间和社会团体兴办各种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将个体小工业生产经济组织起来（周金堂，2018）。[5]
（二）中央苏区时期
中央苏区地处闽赣边陲山区，没有现代工业，散布县城的造纸、制烟、织布、碾米、制糖、制茶钨矿等工业大都以手工作坊生产为主。面对频繁的战争和经济封锁，为保障战争需要和维系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央苏区需要发展军需、日用品和采矿等工业（余伯流，1995）。[6]针对革命根据地分散的、个体的、技术落后的手工业局面，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政策》提出：“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谭克绳，2007）。”[7]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政权的主要领导者，明确指出：“应该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为着出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毛泽东，1991a）。”[8]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谭克绳，2007）。”[7]根据地创建了中央兵工厂、中央被服厂、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以及造纸、印刷、弹棉、樟脑、织布、纺织、卫生材料、无线电器材等工厂。1934年3月，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已有工厂32个，产业工人两千余人，为红军提供了枪械、子弹、炸药、地雷、军服、医药等武器装备、军需物资和战略资源；通过将钨砂等矿产资源输出到白区，换回苏区急需的各种物资（余伯流，199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6，9]
（三）延安时期
陕甘宁边区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工业和手工业非常落后。针对这一情况，边区建设厅在经济发展计划中明确指出：“普遍地发展手工业和机器手工业……在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大规模的机器工业和矿业，供给抗战的需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2016）。”[10]1938年起，边区开始建设公营工业。到1944年，公营工厂达到130家，职工7330人。中共中央也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欢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边区开办了20多家私人煤矿、4家私营纺织厂、30多户民营纸厂，私营工厂从事纺织、煤炭、造纸、盐业的工人4258名。包括炼铁、基本化学品、玻璃和陶瓷、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初步建立；轻工业持续发展，毛巾、肥皂、火柴、纸张、纸烟、纸张等能全部或部分自给，缓解了根据地物资匮乏的问题，为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以及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李刚和魏鹏娟，2016）。[11]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其中的东北解放区接收了日伪统治时期的殖民地工业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工业，具有相对较好的工业基础和较为齐全的工业门类。1946年，东北解放区的煤炭、电力、机械、纺织、金矿、化工、造纸、橡胶等工业部门得到较快恢复。1947年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制定的工业发展方针将军工、军需、纺织、采煤、采金、钢铁与电力作为重点。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局提出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作为东北全党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三、1949—1978年的工业化
经过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可谓一穷二白，百废待兴。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19元，按增加值统计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50.5∶20.9∶28.6，其中工业占17.6%；即使按当时的标准，现代工业也只占10%（林毅夫等，1994）。[12]在1945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就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毛泽东，1991b）。”[13]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明确提出，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重工业、轻工业生产，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工业化，但是工业化的进程非常曲折（卢福财等，2019）。[14]
（一）国有工业主体地位的确立
“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毛泽东，1991c）。[15]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在全国铺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工业来自两部分：一是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包括国民党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和其他国民党大官僚经营的企业、国民党政府接管的法西斯国家在中国投资的企业、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当代中国研究所，2012）。[16]二是数量众多的大小企业构成的私营工业经济体系。1946年，前者约占中国全部工业资本的80%以上。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1949年，国营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达到26.2%，占全国大工业产值的41.3%，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汪海波和刘立峰，2017）。[17]1950年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标志着以集中统一为基础的财经管理体制初步形成。可以从两个层次认识工业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一个层次，对工业的管理权限在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之间实行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部分工业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直接管理；部分工业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有，暂时委托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另一部分工业划归地方人民政府或军事机关管理。第二个层次，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方面，财政上实行统收统支，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实行以计划调拨为主的物资供应和产品收购体制，劳动力由全国各级编制委员会统一管理，对国营企业实行直接的指令性计划。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五”计划期间逐渐形成。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建立在一穷二白基础上的中国重工业基础尤其薄弱，重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9%（林毅夫等，1994）。[12]1949年前后，中国仅能制造一些轻工业产品，“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1986）”。[18]周恩来在1953年指出：“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不能有依赖心理呢？比如由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行不行呢？我看不行（周恩来，1993）。”[19]为了快速改变重工业基础薄弱的现状、增强综合国力特别是国防实力以应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1949年前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资本积累严重不足，发展重工业不符合当时的比较优势。当时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存在着重工业建设周期长与资本稀缺、重工业设备依赖进口与外汇短缺、重工业初始投资规模大与资金动员能力差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通过扭曲要素价格来人为地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因此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将整个国民经济动员起来，并倾向性地推动各种资源要素流入到重工业部门。
（三）奠定中国工业基础的156项重点工程
156项重点工程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重工业项目的统称。156项重点工程中实际实施的150项工程主要分布在能源、冶金、化学、机械、轻工、医药、军工七大行业，都属于重工业部门或生产资料部门。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主体的工业基本建设是“一五”计划的中心。在“一五”计划中，工业部门获得的投资高达313.2亿元，占比40.9%，体现了工业建设在该计划中的中心地位。“一五”计划明确规定，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88.8%；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11.2%。投资的比例关系必须根据生产资料有限增长的原理来决定，而在每个发展时期中，这种比例关系的具体规定，又应该照顾到当时的具体条件。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也就是重工业优先。156项重点工程不但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显著缩小了与世界工业生产力前沿的差距，在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四）备战导向的三线建设
中苏交恶后，中国面临着非常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得不考虑经济建设被战争打断的风险，未雨绸缪，加强备战。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以加强国防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即三线建设由此展开。“三线”指从外到内将全国划为三个区域，一线地区指沿海和边疆地区；三线地区指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湖南、湖北等内陆地区，其中西南、西北地区（川、贵、陕、甘）俗称“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二线地区则是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整个三线建设共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1964—1980年），投入2050亿元资金和几百万人力，安排了几千个建设项目（严鹏，2018）。[2]三线建设实现了经济备战的目标，也显著改变了中国工业的布局；但是“靠山、分散、隐蔽”的备战方针也使得项目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工厂过于分散，割裂了完整的生产流程，不利于形成产业链上下游联系，运输成本也比较高（孙久文和张皓，2021）。[20]
（五）工业发展的成就
1949—1978年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经历了挫折、出现过问题，但整体上看也取得了巨大成绩。通过集中全国力量发展重工业，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1949—1978年间，我国工业总产值从140亿元增加到4237亿元；其中，轻工业产值从103亿元增加到1826亿元，重工业产值从37亿元增加到2411亿元；1978年工业总产值、轻工业产值和重工业产值分别是1949年的30.3倍、17.7倍、65.2倍；按照可比价格，1978年工业总产值是1949年的29.8倍，年均增速12.4%（如图1所示）。与1949年相比，1978年一些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幅度分别为：原油867.1倍、发电量59.7倍、钢198.6倍、水泥98.8倍、化肥1448.8倍、金属切削机床114.5倍、布5.8倍、机制纸及纸制品39.9倍、糖114.4倍；与1958年相比，1978年一些重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幅度分别为：化学纤维948.7倍、化学农药6.2倍、汽车9.3倍、家用冰箱10.8倍、电视机2586.5倍。这一时期建立的工业基础，为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综合成本低的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保障；“三线建设”推动了工业布局的调整，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内地城市工业的发展打下了产业特别是人才基础。
图1 中国工业总产值变化（1949—1978年）
资料来源：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四、改革开放至今的工业化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面对趋于缓和的国际政治环境，我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宏伟历程。通过利用国际资金、市场和资源，充分发挥劳动力丰富、工资水平和制造成本低的优势并抓住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重构的机遇，我国工业迎来高速增长期，迅速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基地。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国有企业经营中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也就存在着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责任不对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企业和职工能动性的发挥。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邓小平，1993）。”[21]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上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到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大提出的“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国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经营权自主权不断增大，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快速发展。（1）国有企业。1985年初，以缩小指令性计划和价格、工资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相继出台，使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国有企业的经营体制先后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阶段，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先后经历管企业、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2）合资企业。1979年我国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法律层面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在中国境内举办合营企业，并对高技术合营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优惠。此后，外资企业在我国快速发展，中国成为跨国资本的主要投资地。工业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资企业的主要领域。外商直接投资在解决建设资金短缺、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国内产品供应、扩大商品出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集体工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被确认，城镇集体经济发挥点多面广、经营灵活、投资少、吸纳劳动力较多等优势，在发展轻工业、扩大就业、搞活经济、增加出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农村地区，脱胎于社队工业的乡镇企业具有利用农村廉价劳动力的先天优势，与城市工业具有产业链分工互补关系，也获得迅速发展，并形成苏南、温州、珠三角等各具特色的模式。（4）民营经济。20世纪80年代初，存在于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名义下的民营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1987年底这类民营企业数量达到22.5万家（汪海波和刘立峰，2017）。[17]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了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地位，民营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经济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6500万户，形成“五六七八九”的特征。
（二）从重工业优先到发挥比较优势
20世纪50年代，由于片面追求重工业快速增长，农业和工业之间、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失调，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的轻工业产品供应紧张，轻工业在国际市场上也缺乏竞争力。到改革开放之初，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不符合我国当时的比较优势已经难以为继，改变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势在必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变也为改变这一战略提供了条件。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20年代80年代初期又出台轻纺工业优先发展政策，加快推动轻工业发展，调整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和重工业内部结构（汪海波和刘立峰，2017）。[17]轻重工业发展重点的转变符合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资本稀缺、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条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迅速成为纺织服装、消费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业链环节的全球加工制造中心。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资源禀赋也在持续转变。1999年中国又开始了新一轮重化工业高增长的阶段，这一轮重化工业化是与资源禀赋和国内需求的变化相一致的，这是区别于早期的逆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最显著特征。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倍受关注、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等现象，也是比较优势转变的结果。
（三）从规模扩张到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工业生产能力不足，国民经济主要由卖方市场主导，因此工业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扩大规模，改变大部分商品短缺的状态，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被抑制的增长动力得到充分释放。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形成了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推动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的壮大又进一步带动了上游配套产业的快速发展。到1996年，我国商品市场基本告别短缺状态；到新世纪初，我国形成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显著的价格竞争力，成为世界重要的加工制造基地；到2010年，我国工业和制造业规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在解决规模问题后，我国工业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点开始转向提高创新能力、环境质量、经济效益等高质量发展方面。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针对工业发展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2017年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针对产业发展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四）工业发展的成就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是我国工业化进程最快、工业国际地位提升最快的阶段，具有明显的“压缩型工业化”特征。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有力支撑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978—202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从1621亿元增加到31307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2020年的工业增加值是1978年的60.9倍，年均增长10.3%（如图2所示）。其中，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从2004年的6252亿美元（现价）增加到2019年的38234美元，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8.63%提高到27.97%。作为对比，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2018年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仅为16.62%。工业的发展推动我国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大关。工业生产能力也在持续扩大，目前我国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包括钢铁、造船、汽车、水泥、化纤、棉布等大宗产品，以及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手机、家电等终端产品。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增强。中国制成品出口额从1980年的87.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23209.3亿美元，占世界的18.2%。出口产品结构从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以机电产品等中高技术产品为主。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工业科技创新水平显著提高，部分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和通信设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智能制造取得积极成效。
图2 中国工业增加值变化（1978—2020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1。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化经验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推进工业化既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直接使用。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在落后的大国推进工业化的路径。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业化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业化方向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工业发展和工业化的目的，也是取得工业化伟大成就的依托。1949年之前，解放区的工业发展是为了赢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根本上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解放区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客观上对保障和改善解放区军民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1949年后，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我国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加快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来解决这个矛盾。选择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军工基础，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资源向重工业倾斜、工农业“剪刀差”在短期肯定会影响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节省下来的资金主要用于国家工业建设，这是为了创造劳动人民将来更好的生活，在将来能够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后，工业发展的重心从重工业向轻工业调整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中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工业的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始终坚持将工业发展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地位
工业化是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独立富强、使中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毛泽东，1991b）。”[13]工业发展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工业发展放在经济工作的重要地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政策》提出：“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工业化；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中国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李刚和魏鹏娟，2016）。”[11]边区政府一直把工业建设当作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边区政府颁布抗战以来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建设计划，即《陕甘宁边区三十年经济建设计划》，提出“大力发展食盐产销，提高石油及纸张生产，广泛发展纺织为中心”的总任务。1949年后，险恶的地缘政治环境要求中国必须拥有自主的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产业。朝鲜战争中，中国虽然迫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美国签署停战协定，但也暴露出工业基础薄弱的问题。通过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军工产业的强大，中国才真正实现了“站起来”，彻底改变了受人欺辱的局面。改革开放后，发展工业一度成为经济工作的中心，工业是国民经济中占比最高、增速最快的部门，也是吸引外资、出口创汇的最大经济部门，工业的高速成长是“中国奇迹”的重要带动力量。即使目前工业比例降低至40%以下、工业增速已低于国民经济增速，工业仍然在推动科技创新、满足人民需求、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学习借鉴了苏联的探索和实践经验，但是从来没有放弃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我国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但我们党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与我国特殊的国情结合起来。在中华苏维埃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反对那些空嚷发展经济，不考虑根据地的客观条件，盲目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军工计划等不切实际的观点”，明确指出“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毛泽东，1991a），并据此确立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02）。[8，9]1949年后，中国确立了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方针，但在出现结构严重失衡问题时，1961年中央做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将工业发展的中心从重工业调整到轻工业上来，并在之后的工作中根据我国工业化阶段适时调整工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关于所有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并没有机械照搬苏联的计划经济，而是在国有工商业之外，鼓励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例如，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工商业投资暂行条例》就“鼓励私人资本的投资”（余伯流，1995）。[6]延安时期同样鼓励发展手工合作社、个体手工业和私人工业，作为公营工业的补充（李刚和魏鹏娟，2016）。[11]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了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邓小平，1993）。[21]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成为推动我国工业化的同等重要的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导工业化，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推进工业化，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工业化等，是新时代对工业化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四）始终坚持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并进的原则
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我们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又不放弃开放的原则。从井冈山到延安时期，根据地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所以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外部的物资输入（援助、贸易等），但同时也尽可能地自力更生。中央苏区根据地开办了采矿业，用钨砂从白区换回大量的现洋和苏区急需物资。面对国民党连续不断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1931年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明确要求“竭力促进工业的发展，苏维埃特别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国家自己应尽量开办关于制造军用品和群众特别必需的产业”（周金堂，2018）。[5]在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提出“力争外援，休养生息，医治创伤，积蓄力量，支持长期抗战”的根据地经济政策，外援占到这一时期边区财政收入的51%～85%（李刚和魏鹏娟，2016）。[11]随着延安边区遭到的经济封锁加剧，中共中央在1939年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号召；1940年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由半自给过渡到全自给”的号召，更加注意边区工业的发展。1949—1978年这一时期，由于被封锁的恶劣国际环境，我国需要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生产，但是也从未放弃利用国际资源与市场。早期，中国利用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迅速建立起工业基础。即使在随后更为严峻的经济封锁下，我国也从未放弃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一方面出口粮食食品、纺织品、土产畜产、工艺轻工、机械，另一方面进口成套设备和技术、机械仪器、五金矿产、化工、粮油食品。1972—1973年，利用中美关系改善的契机，党中央制定用43亿美元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形成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的小高潮（严鹏，2018）。[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利用外资，推动产品出口和企业“走出去”，但与此同时也始终重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提高产业的根植性。特别是近几年面对逆全球化愈演愈烈和美国的打压遏制，党中央进一步将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放到经济工作突出的位置。但是也要看到，即使面对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暗流涌动的国际经贸环境，我们没有、也不会放缓开放步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防范陷入片面理解新发展格局的误区，既不能“讲前半句，片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主张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度收缩”，也不能“只讲后半句，片面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不顾国际格局和形势变化，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
六、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工业化展望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我国已基本实现工业化，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接近30%，需要继续以新发展理念为遵循，向着高质量工业化和工业强国的目标迈进。
（一）我国工业化面临的新环境
在新的征程上，我国推进高质量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挑战与机遇并存（吴振华，2020）。[22]逆全球化趋势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成为我国工业化新的国际环境。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就已开始推动重振制造业。近十几年来，“东升西降”特别是“中升西降”的趋势愈发明显，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约70%。面对中国崛起的巨大压力，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惜违反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规则，采取加征关税、限制高技术出口、阻碍市场进入等手段打压中国经济发展。我国建立在高度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工业体系面临的供应链断供风险加大，工业的正常发展遭遇巨大威胁。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一度造成许多产业的全球供应链中断和防疫物资供应紧张，进一步加速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成为我国工业化的历史契机，其主要推动技术群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技、新材料、新能源和低碳技术、先进制造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量子科技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频繁，不但催生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而且属于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应用领域广、影响力大，对其他产业和社会各方面产生颠覆性影响。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将会对工业的价值来源、比较优势、生产效率乃至产业布局产生深远影响。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是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契机，美国、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日本、韩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都经历了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工业强国。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抓紧在新科技领域进行布局，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壮大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如果能够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我国就能够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在以工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实现赶超、形成领先于全球的优势；反之，如果错失历史契机则要花费几倍的代价和时间实现重新追赶。
（二）新征程上我国工业化的方向
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工业化。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会削弱其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甚至会导致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李国民，2020）。[23]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就开始反思“脱实向虚”，纷纷提出重振制造业。例如，美国推出一系列以先进制造业为重点的战略、法律和政策，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和2030年制造业占GDP比重提高到25%的目标，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工业5.0”战略。我国人均GDP刚迈过一万美元大关，尚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物质产品占有水平仍然很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需要更多更高质量的工业产品，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遇和迎接挑战需要制造业生产新的物质产品，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提高工业的水平和质量。
新征程上的工业化是高质量的工业化。要将新发展理念作为高质量工业化的根本遵循，建设科技强国、工业强国、数字强国并最终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继续坚持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并进，扩大我国工业领域和国内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支持工业企业“走出去”进行投资和开拓国际市场。要加快增强我国工业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强化工业发展的国内大循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世界主要国家对气候变暖形成共识并推进低碳转型的推动下，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发展呈现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和低碳化转型的趋势，这既是工业发展的时代特征，也是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随着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和国际地位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我国能够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发展、工业化的经验越来越少，这就要求我们在逆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和数字化、低碳化的工业发展趋势下，继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将我国产业规模大、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配套完善、人才素质高、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的工业优势，数字经济规模大、技术发展快、基础设施覆盖广的数字经济优势，以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结合起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
（三）深入推进工业化的对策建议
第一，保持工业比重相对稳定。针对我国一度出现“脱实向虚”、工业和制造业比重下降过快的现象，应当改变工业比重下降等同于产业结构优化的错误认识，在用地、税收等方面给予工业企业平等的待遇，在生态环境特别是能耗、碳排放等约束指标方面更加充分地考虑我国工业化所处阶段以及技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
第二，强化“硬科技”对工业的引领。尽管我国工业规模、制成品出口量都居世界第一，但在涉及工业基础能力的先进材料、核心零部件、工业软件以及重大装备、科学仪器等方面仍然严重依赖进口。在大国博弈加剧、新冠肺炎等严重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供应链安全受到威胁、产业链正常运转难以保障的情况。要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提高创新能力，在关键产业链和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实现关键“卡脖子”领域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化赶超。同时，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加快前沿技术突破、未来产业培育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成若干世界领先的撒手锏技术，增强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掌控力。
第三，加快工业的数字化转型。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创新、广泛扩散、深度融合，制造业的数字化水平已经成为影响其发展质量和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变量。应加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共性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加快突破关键共性技术，支持工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发展，鼓励大型互联网科技企业利用数字技术优势发展产业互联网业务、各工业行业龙头企业开放数字化平台、中小企业开发和开放工业APP，加大对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的资金投入，促进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服务化发展，尽快让数字技术成为工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力量。
第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近年来，世界经济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但是对外开放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旋律，经济全球化仍然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我国一方面需要继续开放国内市场，积极吸引高水平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技术、资本等各种资源，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推进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各成员国的经贸合作，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谈判以创造良好的经贸环境，鼓励制造企业在发达国家开展利用当地优势要素、满足当地市场需求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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