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0年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在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值得骄傲的，是人类包容性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可以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分析中国消除绝对贫困、初步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原因。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发展理念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国能够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原因；但理念要想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仅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且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引。正是由于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不断地自我扬弃，中国70年的经济实践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正是中国经济70年巨大的发展，才为实现包容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潜质，使中国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得以落实。除了宏观层面的因素，中国文化更加注重从微观层面激发扶贫者与帮扶者的内在动力，是中国包容性发展实现的个体层面原因。
关键词：包容性发展；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个自信；共同富裕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9ZDA048）；“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项目。
一、问题提出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扶贫工作。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贫困”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大把脱贫攻坚战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以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为重点，作出全面部署。为了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党中央实施了“干部驻村，精准扶贫，异地搬迁，产业扶贫”等一系列扶贫举措，成效瞩目。2020年末，中国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作为全球的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改革开放40多年来，7.5亿人成功脱贫，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中国减贫成功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也向全世界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扶贫能成功？为什么中国能实现包容性发展？
纵观中国70年波澜壮阔的减贫历史，当然可以简单地把中国减贫成就归功于经济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快速的经济增长。但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深入探析：第一，为什么发展基础比中国好的印度，在1950年时人类发展指数（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人均受教育程度、人均预期寿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各方面都超过中国，但目前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的各方面均大幅超过印度。第二，埃塞俄比亚原来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基本相当，而到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埃塞俄比亚的10多倍，为什么类似埃塞俄比亚的一些国家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从而大幅降低贫困人口。第三，目前与中国人均GDP基本相当，甚至高于中国的拉美国家，仍旧有大量绝对贫困人口存在。
从具体数字看，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 770美元，南非为6 374美元，埃塞俄比亚为772美元，中国为南非的1.5倍，为埃塞俄比亚的12.6倍；南非人均GDP在2011年就曾经达到8 000美元，1960年时人均GDP就达到443美元，是中国的5.5倍；埃塞俄比亚在1981年人均GDP还高于中国，1983年中国为225美元，埃塞俄比亚为224美元[1]。当然这些数据尚没有考虑购买力评价的因素，有一定的不可比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以70年的尺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笔者结合国内外实地调研与近年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来试图回答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能实现包容性发展？
二、中国发展道路具有包容性发展的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强调“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2]，“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3]。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中国发展富强的目标，他说“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4]。邓小平多次强调共同富裕，他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5]。江泽民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6]胡锦涛要求“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8]。可以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十分注意共同富裕，重视社会发展的包容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精准扶贫重要思想，并明确精准扶贫是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时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9]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制定了精准扶贫的工作模式，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的落地。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奋斗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可能随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随着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加深而不断变革，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没有变化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2021年6月，《中国经济学人》对中国经济学工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近七成经济学工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政党最重要的成功经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具体调查结论见表1。
表1 经济学工作者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政党最重要的成功经验的判断
注：该题为限选3项的多选题，因此所有答案占比加总不等于100%。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IGDSA202102》。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10]。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奋斗历史表明，只有坚持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保证；也可以说正是坚持了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并一直致力于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才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才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关于减贫问题，可以通过国际比较进行深度分析。拉美国家阿根廷人均GDP长期高于中国，直到2019年后中国人均GDP才略微超过阿根廷。从人均资源（财力）来看，阿根廷显然有更强的能力解决本国的贫困问题，从而更好实现包容性发展。但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www.indec.gob.ar）公布的数据，阿根廷2018年下半年的贫困率升至32%（1），同比上涨了6.2百分点；2021年上半年贫困人口达到了40.9%，其中近60%的14岁以下儿童处于贫困状态。阿根廷2015年底的贫困率是29%，也就是说，政府当初“零贫困”的承诺不仅没有实现，贫困率反而提高了。根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数据推测，全国大概有270万人处于赤贫（2）状态，大体相当于处于绝对贫困状态。2018年阿根廷人口为4 494万人，相当于绝对贫困发生率为6%；而中国2019年后（绝对）贫困发生率0.6%。为什么贫困（甚至是绝对贫困）依然困扰着中国人眼中的富裕国家阿根廷？
1 阿根廷国家统计局对代表全国人口60%的31个城市集群进行了调查统计得出,贫困率为32%,相当于近900万人口处于贫困,其中190万人口处于赤贫。
2 中国2020年的贫困线为年人均收入4 000人民币元,而2021年阿根廷四口之家赤贫线的月收入为2万比索,按实际有效汇率折算大约为年人均2 000人民币元。可见阿根廷的赤贫线并不比中国的高,甚至还要低。
为什么中国到2020年就能消除绝对贫困，而阿根廷目前的绝对贫困（赤贫）率却仍旧高于6%？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发展道路的不同，应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正是因为坚持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因而才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消除绝对贫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短期看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却能促进经济发展，从而能更大程度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曾指出：“处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中，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平稳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包容性不断增强”[11]。因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不仅是工具理性，更体现为价值理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就会更加注重人的基本权利；人最重要的权利是生存权与发展权，生存权集中体现在生存与健康，而发展权最重要的是受教育的权利。
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在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上以会长的身份作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阐述了许多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时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12]。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他指出，区分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十分困难，大体可以将人力资本投资渠道划分成九种，包括营养及医疗保健费用、学校教育费用、在职人员培训费用、个人和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活动等。这些投资一经投入，就会产生长期的影响，也就是说，投资所形成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将在很长时期内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因而从一国来看，对国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方面体现在对公共卫生及公共教育的投入[12]。一般认为，一国人均GDP与人均预期寿命及人均预期受教育年限正相关。李钢和秦宇（2020）研究指出，各国人均GDP与人均预期寿命（及受教育程度）拟合残差是有意义的，各国数据的残差表明了一国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正向残差表明一国人力资本投资超前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表明相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越超前地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超前）；负向残差表明一国人力资本投资落后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表明相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越滞后地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13]。资本主义国家也会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供更好的公共卫生与教育，但这从根本上说是为资本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服务。人力资本的投资水平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因而资本主义国家较少地进行了人力资本的超前投入；资本主义国家人类发展指数较高更多是由于其经济水平比较高，能够有更多资源投资于人力资本。李钢和秦宇（2020）的研究表明，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强国，（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普遍进行了人力资本的超前投入；新中国从有数据以来就始终超前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13]。
恩格斯在为德国工人报纸《民主周报》而写的《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阶级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14]。因而，“以资本为原则导向的现代文明，培育了人的独立性，但实质上是以物为本，而以劳动为原则导向的社会生活，实则弘扬以人为本”[15]。正是由于发展道路的不同，中国进行了人力资本的超前投入，这是中国能够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就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重要原因。
三、发展理论决定中国包容性增长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到“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三个代表”，再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中国共产党“走群众路线”的执政理念。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14]，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力量。人民有探索自己幸福道路的首创精神，人民生活幸福是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中国的发展始终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展经济的资金来源最终只能主要靠自身的积累；而在国力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加快积累只能是意味着在一定产出的情况下，将更多的产出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而这又意味着要尽量压低工资并把居民有限储蓄的利率压低”[16]，因而对于新中国政府而言，如何在保证人民生活的同时，加大积累，形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必须面对的挑战。在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根据世情、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探索出了一整套在既有国情下尽快赶超发达国家的理论体系。正是由此，中国经过70多年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220多种产品产量世界第一，2010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进一步提高到19.8%，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才形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基础建设能力，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升，不仅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为贫困地区的脱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正是由于有完整工业体系，才能实现大量劳动力从低效的农业向高效的工业转移，使农村人口脱贫。也正是由于有完整工业体系，中国人民才能享受相对物美价廉的商品，才能在目前贫困线标准下保证脱贫人口的生活水平。
人民的利益有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人的天性往往是更加看重眼前利益，而不够关注长远利益（3）。70多年的执政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可以较好地平衡人民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还是以中国扶贫工作为例，中国70年的扶贫工作取得巨大的成绩，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中国经济70年的快速发展，这是中国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经济基础。以“为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问题”为例，中国政府不是简单把外汇换成消费物资，而且通过实施“四三方案”（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提交了《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一般称为“四三方案”），“用三至五年时间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总价值为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些成套设备主要是大化肥、化纤装置等。在项目实施的前几年，不仅不能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要花费较大的人力物力去生产；但经过几年的项目实施，中国化肥产量快速增长，进而促进了中国粮食产量的增长。而且通过引进消化，中国自己可以设计、生产大化肥装置，进一步促进了粮食生产。这是较为经典的中国政府平衡好人民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案例。还以阿根廷为例，阿根廷的不同政党为了赢得选举，往往在竞选期间给人民许下“高福利”的承诺，这些福利往往脱离了国家的发展基础。赢得选举之后，为了赢得下一次选举，上台的政党往往要实行这些政策，这些政策大多是饮鸩止渴。短期看人民是得到了实惠与好处，但长远看往往影响了积累与投资，进而影响了经济的长期发展，最终人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不仅阿根廷如此，欧洲有些高福利国家目前也已陷入了高福利陷阱。这些超过国家当期承受的福利制度一旦形成，就只能越来越得到强化，而难以减弱。
3 在经济学上的解释就是折现率大于1,意味着即使没有通货膨胀,今天100元能带来的效用大于明年100元的效用。
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发展理念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特征，也是中国能够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但理念要想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不仅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且必须有合适的理论作为指引。新中国是十分幸运的，中国共产党根据不断变化的国情、世情适时修正自己的理论，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更加合适的政策，对经济制度不断变革；“如果我们从较长的历史尺度来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所实施的经济体制一直遵循一条如何在既有国情下尽快赶超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本质都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辩证关系探索一条适应不断变革的时代、适应不断发展的国情、适应不断变化的世情的发展道路”[16]。正是由于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及制度的不断自我扬弃，中国70年的经济实践才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正是中国经济70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才为中国实现包容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四、中国社会制度保证以人为本的实现
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的发展理念具有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特征；指导中国实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新中国70年实践总体保持了正确的道路，从而使今天的中国具有了在更高层次实现包容性发展的能力与实力；而社会主义制度使理念与能力得以实现。制度优势是中国能够实现包容性增长，较好解决扶贫问题的必要条件。
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制度安排和组织架构使得中国具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能够高效地开展扶贫工作。《中国经济学人》2020年9月对106位经济学工作者就中国扶贫的经验与绩效判断进行了问卷调查，从调研结果可以看出近53%的被调研者认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政治体制、组织的保障是中国精准扶贫能够取得巨大成绩的原因（见表2）。
表2 《中国经济学人》关于中国精准扶贫能够取得巨大成绩的原因判断的调研结果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GDS）：IGDSA202003》。
1978年，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集中全国的力量来发展沿海开放城市，特别是对1980年成立的四个经济特区更是给予了特殊的优惠条件。今天来看，这是促进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一步，实施很简单也理所当然，但是在当时挑战是非常大的。且不说当时中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一直强调公平与平等，就是从决策的个体来说，因为每个人每个地区本能上都倾向于国家把资源配置给自己、配置到自己的地区，因而当时说服全党把资源首先投到东部地区，投到改革开放的沿海地区是非常不容易的。
2019年，笔者在埃塞俄比亚实地调研，在交流访问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国发展道路与制度的理解。目前该国人均GDP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左右，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为加速推进工业化，埃塞俄比亚应该像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样选择一些重点地区建设工业园区，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例如埃塞俄比亚目前没有海港，但是中国帮助埃塞俄比亚建了亚吉铁路。亚吉铁路西起埃塞俄比亚的瑟伯塔站，东至及吉布提的多拉雷港站。可以说，亚吉铁路沿线十分适合发展制造业。对于埃塞俄比亚来说，目前一个可行的选择应该是在亚吉铁路的沿线，特别是有经济基础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完善的工业园，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加速国内资金与技术的积累，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但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埃塞俄比亚内部无法达成共识，各个地区都强调自己的利益，向中央政府要求在自己的省市建立工业园区，埃塞俄比亚政府只能把十分有限的资金平均配置到全国各地，工业园区遍地开花。由于全国的资源有限，因此每个工业园区的投资力度都不够大，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埃塞俄比亚目前发电量（主要是水力发电）实际上是比较大的，但全国没有完善的输配电网把电配置到需要的地区去，以至于很多工业园区目前仍旧不能保证正常用电。埃塞俄比亚的阿达玛市已经建成一个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的工业园区，厂房、公路配套完整，距离亚吉铁路阿达玛站10分钟车程，有非常好的区位条件。但这个工业园区电力供应仍旧不能保证。目前入园的企业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纺织服装企业（用电量较少），然而园区仍旧不能保证企业的用电，企业只能靠自备的柴油发电机进行发电，增加了生产成本，因而目前园区的招商工作并不理想。从中国经验来看，埃塞俄比亚应该在亚吉铁路沿线重点选择几个区域条件较好的城市建立工业园区，保证招商中的园区做到七通一平（至少要三通一平）。建立较为完善的工业园区体系吸引有优势的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入驻，然后逐步向产业链高端攀升；在此过程中能够推动劳动力从低效的农业转移到较为高效的第二产业。但是埃塞俄比亚国内不能达成共识，根本没有办法集中资源把少数几个园区建设成为可以正常运行的园区。
反观中国，中国共产党能够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将国家的发展计划分阶段分步骤实施。1988年，邓小平针对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一个大局，就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在改革开放初期将国家的资源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第一个大局），释放了这些地区在全球的比较优势，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经过近20年发展，党和国家又将注意力投向了区域协调发展（第二个大局）。1999年6月，江泽民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同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形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可以说近些年中西部的快速发展与全国的支持密不可分。以基础设施为例，没有中央的支持，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大大滞后。交通基础条件原本薄弱的贵州，不仅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公路，而且实现了“村村通”硬化路。这些基础设施的修建离不开全国转移支付，而这些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当地群众的脱贫致富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全国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国家的发展计划，从而不断推动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该制度促进了中国政策的连续性和经济发展的持续性。笔者在与亚非拉学者交流中得知，他们十分强调一国政策稳定的重要性。一位阿根廷学者特别强调了政策稳定性对一国发展的重要性。在谈到阿根廷为什么近些年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时，他说阿根廷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往往会完全推翻上一届政府的政策，这一届政府政策倾向和上一届政府完全不同，政策没有连续性，实施效果当然也不会好。他说，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必须坚持一条道路走下去，如果经常换路的话，永远到不了罗马。
中国能实现包容性发展还与中国高效的公职人员管理体制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如何打赢三大攻坚战，干部是关键。以精准扶贫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扶，向贫困村派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实现全国贫困村驻村工作队全覆盖，扶贫任务重的非贫困村也选派了驻村工作队。2020年，全国在岗的驻村工作队24.8万个、第一书记20.6万人（含软弱涣散村）、驻村干部73万人，还有近200万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参与扶贫。精准扶贫工作分散零碎、复杂而繁琐，如果没有这三百多万干部将具体细致的工作一一落实，再好政策也难惠及建档贫困户。
中国能实现包容性发展（特别是实现全面消除贫困）的另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对口援助制度（4）。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国务院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中，对口支援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对口支援工作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东部与西部不同省份之间的对口帮扶关系逐步得以确立，形成了以北京支援内蒙古，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新疆，山东、辽宁、湖北支援青海，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广东、河北支援贵州等的对口支援格局。不仅东部发达地区的省市有对口援建的中西部省份，中央国家部委、中央企业都有对口援助的贫困县市。中国不仅有相对固定的对口帮扶，而且在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时，也有临时性的对口援助制度。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北京、广东、山东、浙江等18个省市迅速行动，支援四川灾区，短短几年时间，帮助当地群众重建家园。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针对湖北省医疗资源紧张和病人住院需求大的情况，国家卫健委统筹安排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在这次对口支援中，一向被支援的部分西部省份也积极支援湖北，例如一直受到东部省份支援的甘肃迅速派出137人组成的医疗队支援湖北。可以说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再次展现了对口支援的巨大威力，也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5）。
4 对口支援(即结对支援)是区域、行业乃至部门间开展跨边界合作与交流的有效形式,通常泛指国家在制定宏观政策时为支持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采取在不同区域、行业之间形成结对支援关系,使双方区位或行业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的一种政策性行为。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经济学上也是十分合理的。严重灾害发生服从泊松分布,各个省市若基于自身资源来应对灾害要有十分庞大的储备资源,而若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储备的物资就能大大减少,从而在不降低抗击风险能力的前提下,降低抗击风险的成本。可以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既是价值理性也是工具理性。
五、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激发了自我发展的动力
中国能实现包容性发展还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根据笔者的调研，非洲某国的一所大学政治系的学生，在谈及国家政治制度时认为该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政治稳定性。值得人深思的是，这种政治的不稳定性似乎影响到了国民对于政府的拥护，也似乎影响到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传承，每一个个体都只在乎自己眼前的蝇头小利。比如刚刚提到的那位学生，曾做出过向访问学者讨要小费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仅只有学生，其中也不乏该所大学的学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因为政治不稳定而缺乏民族文化凝聚力，那就是一盘散沙，何谈崛起，更何谈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正是每个时代中华儿女坚守下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使中华民族即使在最低谷时仍能保持民族基本的自尊，挺起民族的脊梁；我们相信中华文明一定是其自身再次腾飞的助力器！
为什么社会主义只有在中国才能够落地生根，发芽壮大？中国文化很早就具有唯物主义基因，相信自己能够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因而中国的传说里面多有钻木取火、愚公移山、大禹治水、后羿射日这样人类依靠自己奋斗改变命运的故事。上古之时，在中华大地上有三个主要的文化，分别是中原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为什么最后中原文化一统天下而其他两种文化消失了呢？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不同演进模式：即“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广布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及其后继的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商周文化因遵循突出王权的发展道路，从而保证了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华大地上绵延不绝的核心文化，而避免了像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因突出神权、崇尚祭祀造成社会财富巨大浪费而过早夭折。”[17]抛弃神权的标志是祭祀阶层掌握的权力较弱，从而祭祀，活动不是那么的虔诚；祭祀活动不虔诚的一个标志，就是祭祀的规模较小，占用的社会资源较少。相反神权占主导地位后，“各类通神玉器的空前发达，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这不能认为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反映，而有可能是社会历史发展扭曲的表现”[18]。可以想象，社会资源大量被用于祭祀，必然会侵占应该用于扩大再生产及其他社会活动的资源。因而“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长江流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西的红山文化虽然曾经一度表现得异常繁荣，但是支撑这一文化理念的‘神权’的‘玉文化’却‘不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反而是其‘文明’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匆匆过客’的原因。[19]”总之目前考古已经证实中原文化的龙山文化相比于其他文化，特别是红山文化，祭祀场所的规模是相对较小的，这表明在中国文化基因中神权很早就不居于核心地位；神权边缘化之后，朴素唯物主义自然会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中国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讲“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这其实本质上就是不相信鬼神之力。易经开篇讲“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这些都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自我奋斗、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只有这样经过了几千年唯物主义洗礼的民族，才能够真正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才能够真正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与民族发展的根本。
六、总结与展望
在现行标准下，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意味着中国所有的绝对贫困的人口全部脱贫。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以前没有做到过绝对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现在国际社会把减贫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联合国提出2030年全球要消除绝对贫困。中国要比联合国的标准、目标要提前10年达到，应该说继续走在全球减贫事业的前列。2020年中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等不利环境，但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已经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以五年尺度来看，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包容发展、减贫扶贫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成绩。
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发展始终坚持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有了实施高水平包容性发展的能力；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综合国力的潜力，使中国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得以落实；前三者都是宏观视角，中国文化能够从微观层面激发扶贫者与帮扶者的内在动力，是个体层面中国包容性发展实现的原因。而且正是因为中华文化最基本的内核“唯物”“远鬼神”能与马列主义的哲学内核“唯物”主义相一致，因而马列主义才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变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文化在新时代的新代表。我们相信：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也必将不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分，达到新的高度；而中华民族有了新的理论武器，也必将实现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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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易，无锡太湖学院会计学院副教授，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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