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视角下的中国工业创新体系演进及未来展望

2023年03月28日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02期作者：庞尧贺俊

摘要：工业创新体系是工业创新能力的载体，其功能和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工业技术创新的绩效。一国工业创新体系的演进由其创新战略引导，受自身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约束，被其独特的制度环境和创新政策塑造，同时受全球创新资源流动和创新规则调整的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创新体系先后经历了“自立创新”“模仿创新”“自主创新”和“源头创新”几个发展阶段。当前以过程融合与源头创新驱动的工业创新体系，面临企业技术能力分化、基础研究投入和共性技术供给不足、各类技术之间缺乏衔接、关键原材料供给具有不确定性、人才缺口较大等问题和挑战。为了提高我国工业创新体系的源头创新绩效，应加快增强我国中小企业技术能力、加大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帮助企业建立稳定的创新合作和贸易伙伴关系。

关键词：中国工业创新体系；自立创新；模仿创新；自主创新；源头创新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从制造向服务转型过程中二三产业统筹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项目号：20&ZD087）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企业管理优势学科建设项目资助。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新兴技术的复杂性特征使创新对不同学科知识、不同主体互动和不同创新过程融合的依赖性越来越强[1]，也使得利用全球创新资源、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成为影响一国创新体系效能的关键因素[2]。近年来，我国工业创新体系与全球创新体系的互动与融合不断加强和深化，与此同时，全球创新规则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自2018年以来，美国不断通过加征关税、投资审查、技术管制、人才流动限制等措施加大对我国的创新限制，试图将我国在由美欧等主导的全球创新体系中边缘化，以达到抑制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目的。在此背景下，我国如何通过工业创新体系结构和功能的深度调整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赶超机会，应对美国科技打压带来的严峻挑战，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需在开放视角下分析我国工业创新体系演进及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因素，进而研究当前发展阶段我国工业创新体系与全球创新体系的竞合关系。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和创新政策、科研体制改革、创新主体建设等内部视角剖析我国工业创新体系的发展经验，从创新全球化的视角分析我国工业创新体系的研究较为少见，本文拟从这一视角出发，研究我国工业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当前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工业创新体系由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主体之间的连接等要素构成，通过促进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及加强相互连接，来实现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和应用技术的持续突破[3]。工业创新体系是工业创新能力的载体，其功能和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一国或地区工业技术创新的绩效。一国工业创新体系的演进由其创新战略引导，受自身创新资源和能力约束，被其独特的制度环境和创新政策基础塑造，同时受全球创新资源流动和创新规则调整的影响。根据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工业创新体系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自立创新”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我国采用了接受国外技术援助和举国体制推进并举的技术进步方式。这一阶段的科技创新主要由政府推动、以科研院所为主体、以争取战略安全领域的技术自立和保障国家安全为目的，本文将这种自主研发模式称为“自立创新”。（2）“模仿创新”阶段。改革开放后至2005年，我国将引进吸收作为主要的创新策略，企业在购买国外先进设备、消化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模仿和改造国外产品及设备的过程中逐步提高技术水平，本文将该阶段的创新模式称为“模仿创新”。（3）“自主创新”阶段。2006年，国务院出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后，我国创新政策相应调整为自主创新，企业通过集成国外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等全球创新资源，实现了产品的自主设计和生产，这一阶段的创新模式本文称之为“自主创新”。（4）“源头创新”阶段。2018年开始，美国单方面挑起中美科技对抗，使我国部分创新主体在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等技术源头领域遭遇“卡脖子”困境。为应对这些挑战，我国开始面向技术源头领域进行科技攻关，使我国工业创新体系的目标和模式都呈现出新的特征，为此本文将2018年之后的创新模式称为“源头创新”。下文分别对四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展开论述，以系统分析我国工业创新体系的演进，并以此为基础，讨论未来我国工业创新体系调整的主线。

二、技术援助与自立创新驱动的工业创新体系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存在科研机构缺失、技术储备薄弱、科研人员不足、研发资金匮乏等贫困国家创新体系的典型特征。根据一般规律，这种创新体系常常面临创新主体缺乏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市场力量无力支持本土技术研发等问题。基于这些问题，无论是否开放国内市场，本地技术能力都难以大幅提升：当市场封闭时，本土市场无法提供充足的创新资源支撑本土研发，国内技术与国际前沿技术脱节将导致国内技术进步缓慢；当市场开放时，本土企业在国外先进产品的冲击下难以生存，最终将落入以生产和销售初级农产品为主要发展路径的贫困陷阱[4]。但我国通过接受国外技术援助和举国体制并举的方式推进自立创新，实现了工业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创新体系的初步完善。

在接受国外技术援助方面，来自苏联的以中苏战略合作关系为基础的技术援助使我国在市场封闭的条件下获取了国外先进技术，从而有效避免了国际先进产品对本土工业企业的冲击。“一五”“二五”时期苏联共向我国援助了156个工业项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6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向我国援助了68个工业项目，大幅提升了我国企业部门的技术能力。这些国外技术援助通过帮助我国建立科研院所、培养科研人员、建设高等学校等方式，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拥有了多类创新主体；通过为我国提供图纸装备和派遣培养技术专家等方式，使我国创新主体技术水平迅速提高，获得了技术吸收和自主研发能力。与此同时，还通过派出技术专家到我国进行技术指导，接受我国专家、留学生团队前往学习等方式，为各类创新主体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利用举国体制推进自立创新方面，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资源分配的主要力量，我国政府举全国之力为自立创新培养研发人员和筹集研发资金，使我国克服了创新资源匮乏的约束。具言之，第一，努力发展各类科研主体。我国持续筹建科研院所，专业科研机构数量从1955年的800多个增加到1965年的1714个，专职科研人员从1952年的8000多人增加到1965年的12万人；高等学校数量从1952年的201所增加到1978年的598所，专任教师数量从1952年的2.7万人增长到1978年的20.6万人。第二，通过多种渠道壮大科研人员队伍，为自立创新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一方面，积极邀请海外科学家和留学生归国，这些归国人才为我国科学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持续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我国高校（含本、专科）招生人数由1952年的仅为7.9万人增至1978年的40.2万人，增长超过4倍。第三，国家财政为自立创新提供资金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财政科技拨款总额快速提高，虽然中间因三年严重困难等因素的影响有所回落，但截至改革开放前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尤其是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后，我国迅速提高财政科技拨款总额，从1959年的19.15亿元大幅提升至1960年的33.81亿元，科技拨款总额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959年的3.5%迅速提高到1960年的5.2%（见图1）。

通过接受国外技术援助和自立创新，我国工业创新体系基本实现了创新主体的结构完整，并在核武器、航天、生物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突破。但整体上看，这一阶段不同创新主体功能相对较为单一：科研院所主要负责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推进本国自立创新，企业专注于工业生产，高校聚焦于教材编制和人才培养，各创新主体之间缺乏创新合作。

图1 我国财政科技拨款总额及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1953—1978）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绘制。

三、引进吸收与模仿创新驱动的工业创新体系发展

改革开放后，面对当时中外工业技术差距悬殊、部分轻工业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我国开始实施以引进吸收为主的创新政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5]。1984年，国务院在同意批转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关于做好技贸结合和旧设备选购工作的报告》的批语中进一步指出，“把对外商品贸易与引进技术结合起来，实行技贸结合，用我们的一部分市场换取国外的先进技术，这是加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项重大方针”，明确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6]。与此同时，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不断遭遇来自多方面的国际挑战，产生了与我国合作的战略需求，放松了对我国的技术出口限制，甚至允许对我国出口部分国防技术，使我国获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中美开始在经济、科技、能源、贸易等多个领域展开合作。易言之，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创新能力尚不能对西方发达国家构成威胁，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对外投资、制造业外包为主的发展模式激励相容，因此西方国家没有过多干涉我国工业创新体系融入全球创新体系的过程。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工业创新体系与全球创新体系间的互动进一步深化。

一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如果本土企业技术能力与跨国公司之间差距较大，突然开放市场容易使本土企业遭受剧烈冲击，出现类似拉美和东欧国家经历的本土市场被跨国公司侵占的情况。我国通过有条件的开放策略，在各类主体的积极努力下，走出了与拉美和东欧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具言之：

第一，实施有条件的开放策略。

通过市场换技术和保护性关税等措施，鼓励跨国公司通过合资的方式进入我国市场，使本土企业充分接触国际先进技术的同时能够维持必要的市场份额。以汽车产业为例，一方面，制定了较高的车辆进口关税，以鼓励国外汽车企业在我国建立生产线，促进汽车的本土生产。1994年我国进行了第一次的汽车进口关税下调，下调后的税率仍高达150%（排量3.0L以上）和110%（排量3.0L以下）。另一方面，限定国外汽车企业必须以合资方式进入我国市场，并严格规定中方所占股份比例，保证我国企业在汽车生产过程中的充分参与。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规定，汽车合资企业中“生产汽车、摩托车整车和发动机产品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所占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在市场换技术方针的推动下，世界主要汽车公司陆续与我国企业设立合资公司，例如1985年上海大众成立，上汽集团占股50%，德国大众占股50%；1998年广汽本田成立，广汽集团占股50%，本田汽车占股50%；2001年长安福特成立，重庆长安持股50%，福特亚太汽车持股35%，福特汽车（中国）持股15%；2005年北京奔驰成立，北京汽车持股51%，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合计持股49%。得益于与国外先进车企的合作，我国汽车工业的技术能力获得了飞速提升。

第二，本土企业在开放市场环境中引进、吸收、模仿国外先进技术。

市场换技术过程中，我国企业走出了从直接购买国外设备，到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再到具备模仿创新能力的技术能力提升之路。1979年，我国本土企业几乎将所有的技术引进资金都用于购买仪器设备，关键和成套设备的合同金额占技术引进成交总额的比例达97.7%，到1990年该比例已下降至39.1%，技术许可合同金额占技术引进成交总额的比例则从1979年的0.8%上升到1990年的17.8%（见表1）。在从直接购买设备到引进吸收技术的变化过程中，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逐渐提高。在此基础上，企业开始尝试模仿创新，对自有研发机构和创新投资的依赖程度不断上升。根据《中国科技年鉴》相关数据，1991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为58.6亿元，至2005年增长到1250.3亿元。相应地，科技活动人员数量也从1991年的82.9万人增长至2005年的167.9万人。在模仿创新过程中，国内企业不但直接模仿国外产品的外形和设计，而且针对国外设备价格较高、与本土市场不适配等问题，对国外设备进行了模仿和改进，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提高了技术创新能力。例如，2006年开始，浙江濮院的羊毛衫企业通过对进口自德国、瑞士、日本的售价接近100万元的电脑横机进行模仿、创新，成功开发出了生产效率接近外国电脑横机而价格只有10万元左右的本土自有品牌电脑横机[7]。

第三，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跨界发展，促进先进技术成果转化。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技术门槛较高的产业中的市场空缺，一些拥有较强技术能力的高校开始开办企业，向生产领域跨界发展。校办企业的出现提高了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并促进了先进技术的扩散。例如，方正、同方、联想等企业成立后，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创新能力，自身获得成功的同时也带动了以中关村科技园为核心的信息产业的整体发展。此外，随着科研院所的运行效率较低问题凸显，我国积极推动其向企业转制。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发布，提出“推动应用型科研机构和设计单位实行企业化转制，大力促进科技型企业的发展”。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到2005年我国有近六成的科研院所转制为企业，三成左右的科研院所并入企业[8]。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跨界发展有效促进了技术在企业之间的扩散，同时这一时期我国制度体系尚不成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相对较弱，这反而提供了有利于技术扩散的创新环境。

第四，政府稳定支持基础研究。

企业以应用技术突破为创新的主要目标，在高校、科研院所分别以校办企业和转制企业的方式涉足生产领域后，我国工业创新体系的技术目标进一步向应用技术倾斜，导致市场力量难以充分支撑基础研究。然而，基础研究是应用技术发展的基础，基础研究不足时，应用技术难以实现长期发展。我国政府通过各类创新计划和创新项目，陆续制定了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国家高技术发展研究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等一系列科研计划，支持基础研究领域的科技创新，有效弥补了市场不足，保障了基础研究稳定推进。

概言之，与全球创新体系的互动与融合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工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我国工业创新体系对全球创新体系的需求具体表现在成套仪器设备和先进技术方面，经历了从以直接购买仪器设备为主向以消化吸收先进技术为主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引进吸收、中外创新体系互动和融合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我国工业创新体系逐渐完善。从创新主体的特征来看，随着企业创新能力增强，创新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从创新主体间的互动来看，在校办企业和科研院所企业化转制的推动下，各创新主体之间的技术互动也逐渐密切。

表1 按引进方式划分的技术引进合同数（项）及成交额（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统计数据整理绘制。

四、资源集成与自主创新驱动的工业创新体系赶超

随着我国工业技术能力的持续增强，引进吸收在工业技术进步中的作用逐渐下降，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我国技术水平逐渐向国际前沿靠拢，可引进技术的空间不断收缩；第二，由于无法通过引进吸收获得产业核心技术，大量企业长期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第三，引进吸收模式下企业难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部分产业陷入“引进——落后——引进”的发展模式。产业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的缺失使我国工业企业的发展面临产品附加值低、资源消耗量大、环境污染严重、成本优势逐渐缩小等问题。2006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随后，国务院印发《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对自主创新战略进行了系统的政策部署。随着发展规划纲要及配套政策的出台，我国创新政策由引进吸收向自主创新转变。

在自主创新战略的引领下，我国工业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首先，创新主体之间的连接显著增强。由于多数企业在引进吸收阶段形成了技术进步方式的路径依赖，难以在短期获得自主创新能力，因此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合作的需求不断上升。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虽然各创新主体的结构和功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主体之间的连接显著增强，其中校企连接的发展最为显著。校企连接最常见的方式是科研成果转化，早在1996年我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科研成果转化奠定了制度基础。除科研成果转化外，校企之间还通过共建研究机构等方式开展合作，进一步增强了高校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

其次，创新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从单项指标来看，2008—2018年，我国ESI论文的数量和引用次数都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是2008年的4.7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新产品出口销售额由2008年的14082亿元增加到2017年的34945亿元，年均增幅10.6%[9]。从整体情况来看，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技术获取和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中，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支出与引进国外技术经费支出的比率持续上升，2000年该比率仅为0.1，从2009年起稳定在0.5左右（见表2），这表明本土技术在企业技术交流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表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获取和技术改造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绘制。

再次，创新主体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利用能力明显提升。除了高校和科研院所持续开展跨国创新合作外，企业也不断加大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利用，不但在海外设立多个研究中心，还在集成国外核心零部件和底层软件的基础上实现了本土品牌崛起。例如，海尔集团从21世纪初开始，陆续建立美国埃文斯维尔、德国纽伦堡等国际研发中心，并分别于2012年和2016年收购了新西兰斐雪派克和美国通用电气的家电部门；华为不仅在深圳、上海、北京、南京等城市设立了研究所，还在德国、俄罗斯、瑞典、印度等国家设立了海外研究机构；小米、OPPO、vivo等手机厂商借助国外Android操作系统、EDA和芯片等软件和核心零部件，成功打造了本土智能手机品牌，并且在海外市场取得了不俗的销量。

概言之，随着引进吸收对工业技术进步的推动力逐渐下降，我国及时将创新策略调整为自主创新，既防止了企业对引进和模仿产生深度路径依赖，也使我国经济避免了因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陷入难以可持续性增长的困境。在自主创新政策的推动下，我国企业开始集成国外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等全球创新资源进行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并由此形成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此同时，由于对自主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较强，以及引进国外技术的难度不断上升，这一阶段企业技术能力出现了较大的分化：不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技术进步增速逐渐下降，对全球创新体系的需求仍停留在设备和技术阶段；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则演化出了现代化的创新模式，对全球创新体系需求的重点也变为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在创新主体的特征方面，随着企业的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企业逐渐在工业创新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技术合作也逐渐正规化。

五、过程融合与源头创新驱动的工业创新体系突破

随着我国工业技术能力持续增强，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开始通过投资审查、技术管制、市场准入等措施对我国科技产业进行打压。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2018年开始，美国采用多种手段抑制我国科技创新。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在未来七年内禁止中国的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2018年6月，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制造2025》中提到的高技术产品加征25%的关税。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陆续通过《无尽前沿法案》《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2021年安全设备法》等法案，试图进一步抑制中美两国在前沿技术领域的科技合作、限制我国企业对美国新兴产业进行投资、削弱我国企业在新兴产业中的全球影响力。这些政策对我国研发前沿技术、培育新兴产业和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造成了较严重的影响。例如，2020年5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将通过新修改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来限制使用美国软件、设备、技术的芯片厂商（如台积电、联发科、三星、中芯国际等）向华为供货，使华为设计的海思芯片面临无法生产的困境；2020年6月起，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高校无法再获得数学计算和建模仿真等领域顶尖软件Matrix Laboratory（Matlab）的使用授权，使教学和科研都受到影响。

面对美国等国家的科技打压，我国再次对工业创新体系进行了调整。具体来看：第一，创新主体的技术目标发生了变化。在政府相关政策支持下，我国各类创新主体对芯片、操作系统等源头产品领域的研发力度大幅增强。例如，2018年我国半导体投资额为61亿元，2019年迅速提高到399亿元，2020年超过1400亿元。由于源头创新对基础研究存在较强的依赖，各类创新主体也都相应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例如，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0》相关数据，在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中，基础研究所占比例从2017年的7.2%上升到2019年的8.2%；在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中，基础研究所占比例从2017年的5.5%上升到2019年的6%。

第二，创新主体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在源头创新的推动下，创新主体的合作不再仅以应用技术为主要目标，也不再局限于校企科研成果转化、校企共建研究机构等传统方式。从创新目标看，校企合作越来越多地聚焦前沿技术领域，如2020年10月，清华大学与中电海康集团共建类脑计算联合研究中心；从合作方式看，更灵活更开放的模式开始出现，例如阿里巴巴达摩院从2018年开始通过设置青橙奖的方式，鼓励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青年科学家在信息技术、半导体、智能制造等领域积极探索。

第三，政府不断健全创新基础设施，通过建设创新平台、完善制度环境，为源头创新提供支撑。在创新平台方面，截至2019年底，我国共建成孵化器5206家、众创空间8000家，容纳在孵企业和团队65.8万家[10]，并围绕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在上海、浙江、湖南等地区启动了多个国家实验室建设。创新制度方面，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为知识产权司法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的要求。

第四，积极拓宽国际创新交流渠道。在美国试图将我国创新体系从欧美主导的全球创新体系中边缘化的同时，我国积极拓宽国际创新交流渠道，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创新合作关系。截至2020年10月，我国已经与16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订了114个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定，参与了涉及科技的200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中，我国已累计支持8300多名各国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培训学员18万人次，启动建设33家“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与8个国家建立了官方的科技园区合作关系，建设了5个国家级的技术转移平台[11]。

虽然我国对工业创新体系进行了较大调整，但源头创新带来的技术目标和创新范式的变化仍使我国工业创新体系面临较多挑战，主要表现为：首先，关键原材料的供给存在较高不确定性。在我国自主创新阶段，企业通过集成国外的基础软件和核心零部件等创新资源，实现了本土产品的自主研发与设计。这些基础软件和核心零部件常常包含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技术和材料，因此美国可以通过“实体清单”和出口管制等方式切断我国企业获取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的渠道，由此抑制以这些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为支撑的我国产业技术的崛起。在源头创新阶段，设计和生产核心零部件所需的关键原材料常常独立地由不同国家掌握。例如，日本的Photronics、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和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三家企业提供了全球80%的用于半导体曝光的高精度光罩。关键原材料在各国的独立和分散化分布使我国在获取这些原材料时可以较少地受美国干扰，但同时也使我国的源头创新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任何一种关键原材料的供应遭受负面冲击都会对我国的源头创新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这也对我国与各关键原材料供应国之间稳定的贸易关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其次，科技人才缺口较大。从自主创新向源头创新转变，不仅创新方式发生了变化，技术目标也沿着产业链向上游延伸，导致我国既有的人才储备难以满足技术源头领域的人才需求。同时，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我国在新兴技术领域也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例如，《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白皮书（2019—2020年版）》显示，2022年我国集成电路专业的人才缺口将达25万，而根据《中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白皮书》，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专业的人才缺口达500万。虽然部分高校加大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力度，如2020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通知》中提出加强“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但人才培养的周期性与滞后性使我国在短期内仍面临较严重的人才短缺挑战。

再次，对海外消费市场的依赖性增强。相比自主创新，源头创新具有以下特征：研发不确定性更高，无法确保创新成果能够迎合市场需求；创新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产品质量本身，也依赖于围绕产品建立的配套服务和应用生态；创新的初期成果常常不够完善，市场反馈对产品性能优化具有重要作用[12]。这些特征使本土市场对源头创新的支撑力度有限，稳定和紧密的海外贸易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海外消费市场可以通过帮助创新企业建立品牌信誉和用户黏性的方式，增强企业应对创新不确定性的能力，为产品提供迭代升级的机会[13]；更广泛的市场有助于催生更丰富的应用生态，推动源头产品更完善地发展；对技术设有较高标准的发达国家市场可以为产品发展提供高质量的反馈，有助于产品技术提升[14]。因此，在当前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如何建立和维持广泛稳定的国际贸易伙伴关系也是我国工业创新体系面临的挑战之一。

概言之，整体来看，在源头创新阶段，我国工业创新体系对全球创新体系的需求集中在关键原材料、科技人才和国际市场等方面。企业仍在创新体系中占据主体位置，而且由于源头创新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的依赖性更强，因此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之间的创新合作也得到了加强。

六、面向未来的工业创新体系调整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几十年时间里，发展出种类齐全的工业技术，培育了功能完善的创新主体，营造了充满活力的创新环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我国多次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工业技术能力情况和中外技术差距对创新政策进行兼顾适配性和前瞻性的调整，并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将培养本土技术能力放在了优先于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位置，使我国企业充分发挥技术后发优势的同时，有效避免了国际先进企业对我国工业企业产生过度冲击。在创新政策动态调整、创新主体积极进取、中外创新体系互动和融合的共同推动作用下，我国工业技术能力实现了快速提升。

与此同时，我国工业创新体系也存在一些长期性问题。在以往发展阶段，我国以应用技术为主要目标，沿着既定的技术路线对国外先进技术进行模仿、改造、集成。这种创新模式下，技术进步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的需求较低，由此导致我国长期以来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供给不足、高校的基础研究和企业的应用技术之间缺乏衔接。虽然这些问题在近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仍是我国工业创新体系效能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制约，具体来看：首先，基础研究方面，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在R&D投入中所占的比例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虽然进入源头创新阶段后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强，但截至2020年，基础研究人员在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中的比例仅为8.2%，基础研究经费在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中的比例仅为6%，远低于发达国家20%左右的研发经费占比。其次，共性技术方面，通信、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部分关键共性技术的进口率高达70%，国内共性技术供给严重不足。而在当前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中，共性技术创新基金未能充分衔接产业实际需求，导致共性技术研究经费难以有效改善关键共性技术缺失对产业发展的制约。同时，当前共性技术专项规划中政府、高校、企业等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导致政企产学研难以形成合力[15]。再次，技术衔接方面，我国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仅大幅落后于传统创新强国，而且呈逐年恶化趋势。2007年高校专利技术转化率仅为5.8%，到2017年下降至3.3%，远低于发达国家接近40%的水平[16]。当前，随着我国技术创新模式转向源头创新，应用技术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的依赖不断上升；随着我国企业充分参与到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之中，产业共性技术对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如何加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对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的供给，增强创新主体之间的合作，加强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和应用技术之间的衔接，是我国工业创新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为促进我国工业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我们认为应着重加强如下几方面：

第一，加快增强本土企业技术能力，提高技术进步的包容性。我国各产业尤其是传统产业中仍有大量企业过度依赖对现有技术的引进吸收，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导致技术停滞、产品同质化和低端锁定等问题严重，培育这类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应成为现阶段我国提高经济韧性、改善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首先，提升国内消费的政策应向传统产业中的优质企业倾斜，通过需求牵引加强企业竞争、增强企业创新意愿。其次，由于传统产业受美国科技打压的影响相对较小，仍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推动本土创新，因此应鼓励龙头企业加强国际创新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推进本土创新，并由此提高整个产业的创新能力。再次，中小企业缺乏与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开展合作的技术能力与资金规模，建议建立重大科研成果的政府购买、企业共享机制，保证科研成果充分惠及中小企业。

第二，加大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研发，增强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对应用技术的支撑能力。加大政府投入，通过专项研究计划、专项研究基金等方式为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提供长期支撑。根据基础研究和共性技术的不同特征，可采取如下针对性政策：在基础研究领域，制定长期行动方案，探索长周期评价机制，优化激励机制，构建良好的科研生态；在共性技术领域，联合行业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共性技术研究机构，通过项目牵引打破学科分工对复杂技术的约束，通过多主体合作使共性技术与应用技术充分衔接，通过完善的产权制度为各参与方提供权益保障。

第三，加大科研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为源头创新和新兴技术研发提供人才支撑。在高校层面，建设基础学科基地，加强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力度；增强专业设置与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结合程度，培养产业紧缺的高层次人才。在政府层面，加强高校和企业的联合研发与联合培养机制，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促进科研管理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与国际接轨，增强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第四，帮助企业与国外市场建立稳定的创新合作和贸易伙伴关系，为关键原材料供给提供保障，为源头创新产品的迭代和升级开拓空间。积极倡导我国企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中面向全球建立共享共赢的创新生态。此外，应特别重视与欧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合作和贸易往来。一方面，努力与欧洲创新体系深度融合，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着力与欧洲创新体系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同发展中国家、欠发展国家加强合作，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加强文化和贸易交流，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注释

[1]S.Strambach and B.Klement,“Cumulative and Combinatorial Micro-dynamics of Knowledge:The Role of Space and Place in Knowledge Integration”,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12(11).

[2]C.Chaminade and R.Padilla-Pérez,“The Challenge of Alignment and Barriers for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cience,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ies for Innovation Syst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esearch Handbook on Innovation Governance for Emerging Economies,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7.

[3]C.Freeman,“The‘National System of Innovation’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9).

[4]克里斯蒂娜·查米纳德、本特-艾克·伦德瓦尔、莎古芙塔·哈尼夫:《国家创新体系概论》,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9页。

[5]《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国政府网,2009年10月13日。

[6]夏梁、赵凌云:《“以市场换技术”方针的历史演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

[7]阮建青、石琦、张晓波:《产业集群动态演化规律与地方政府政策》,《管理世界》2014年第12期。

[8]贺俊、陶思宇:《创新体系与技术能力协同演进:中国工业技术进步70年》,《经济纵横》2019年第10期。

[9]数据来源:ESI数据库、《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20》。

[10]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编:《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2020》,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11]《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我国与16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光明网,2020年10月28日。

[12]E.Giuliani,C.Pietrobelli and R.Rabellotti,“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n Clusters”,World Development,2005(4).

[13]克里斯蒂娜·查米纳德、本特-艾克·伦德瓦尔、莎古芙塔·哈尼夫:《国家创新体系概论》,第29页。

[14]K.Nadvi,“Global Standards,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