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新逻辑

一、引 言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作为面向高质量发展新发展范式的新型生产力，是当前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竞争基础，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层面研究的重要议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交替演进，特别是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虚拟现实、移动互联网等代表的数字智能技术的兴起及其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的加速，正在颠覆企业组织管理环境，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成为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下的企业管理环境变化新趋势。一定程度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在重塑企业组织环境的同时，也为企业加速培育基于数字智能技术的新质生产力创造条件。相应地，加快构筑契合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的企业管理新情境以及契合新质生产力新特征要求的管理学范式，也为加速在微观企业层面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适配性的生产关系，进而为支撑企业不断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条件。

近年来，学界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解读空前深化，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逻辑以及实现路径开展了大量探索性研究，一定程度上为理解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总体上，围绕新质生产力的既有研究可以划分为三类研究主线：第一类是刻画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新古典增长理论视角以及技术创新视角，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认为新质生产力依然从属于生产力范畴，生产力是生产能力以及要素的发展，表现为人类适应自然并改造自然的生产能力，新质生产力涵盖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以及新型劳动对象等多个组成部分，是区别于传统生产力增长路径的高效率与高质量特征的新型生产力（张林和蒲清平，2023），更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进程中适应新经济、新业态与新模式的新型生产力。新古典增长理论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表现为全新的增长框架，即基于新生产要素与新生产函数实现新的增长，且这种新的增长建立在环境正外部性的基础上，具体可以表现为引入新的劳动要素、资本要素以及技术要素等（杜传忠等，2023），特别是通过改变生产函数下的要素配比关系实现新的产出增长。技术创新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则聚焦于科技创新，认为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根本标志在于其具备由关键颠覆性技术突破形成的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能够对产业发展形成更为强劲的驱动力（周文和许凌云，2023、2024）。第二类是聚焦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传导逻辑及其实现机制，认为新质生产力有助于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并通过孕育新发展要素、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税制结构以及培育增长动能等多种机制予以实现（钞小静和王清，2024；李建军和吴周易，202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等，2024），特别是新质生产力通过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孕育成长，以技术创新效应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促进产业业态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洪银兴和王坤沂，2024；黄群慧和盛方富，2024）。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变革以及要素集聚等方式推进新型工业化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余东华和马路萌，2023）。第三类是围绕新质生产力的测度体系以及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路径开展分析。在新质生产力测度体系方面，由于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层次与内涵认知的差异性，围绕新质生产力的测度指标体系研究主要涵盖“宏观—区域—企业”三层次测度指标体系研究。其中，宏观层次的新质生产力主要围绕实体性要素（新劳动者、新劳动资料、新劳动对象）和渗透性要素（新技术、新产业组织、数据要素）构建指标体系（韩文龙等，2024；王珏，2024）；区域层次的新质生产力测算主要从区域科技生产力、区域绿色生产力以及区域数字生产力视角开展指标构建（卢江等，2024）。而企业层面的新质生产力测算研究尚处于起步状态，其测度指标体系主要基于“劳动力—劳动工具”二要素理论，涵盖企业活劳动、物化劳动、硬科技和软科技等四个部分（宋佳等，2024）。在新质生产力培育路径方面，既有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培育需要从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劳动力素质与技能等多重路径展开，围绕培育新型劳动者、优化劳动对象以及创新劳动资料等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

不难看出，既有研究成果对理解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以及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但依然存在系列不足，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的底层逻辑及其功能作用尚未理清。既有对新质生产力的讨论集中于“是什么”和“怎么样”的研究范畴，集中于探究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的超越性关系以及培育与形成的基本路径，忽视了面向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形成过程中组织管理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过程中的人与组织、组织与环境以及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多层次关系尚未理清，面向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匹配性微观组织管理机制以最大程度激活组织价值创造的能力与潜力的理论框架尚未得到清晰回答，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质生产力从“宏观”走向“微观”的研究洞察与理论洞见。二是面向新质生产力的企业管理学理论体系尚未构建。既有研究集中于宏观生产力系统与产业层面的新质生产力形成机理分析，对新质生产力的“源头主体”即管理学视野下的企业主体缺乏系统性分析。大量的研究集中于分析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以及培育条件与保障机制，但对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性来源主体研究不足，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在微观主体意义上真正落地。三是匹配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需求的管理学理论范式形成机理尚未厘清。特别是立足企业为创新主体支撑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新型管理范式建构机理尚不明确，难以打开在微观企业层面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黑箱”，即管理作为研究微观组织层面“资源配置方式与配置机制”的学科，面向新质生产力的新质特征需求需要何种主导管理学理论范式以支撑企业构建创新型资源配置方式、支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理论基础尚待挖掘，亟待构建新的管理学理论范式匹配新质生产力特征要求。

基于此，本文尝试性构建面向管理视野下的新质生产力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性解构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逻辑，为寻求新质生产力生成提供管理学理论洞见与创新。相应地，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提出面向管理学视野的新质生产力分析框架，即理论上弥补了经济学分析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及其生成机理的理论缺口，为分析新质生产力迈向微观企业意义上的分析框架提供新的洞见。第二，提出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力范式，需要回归微观企业管理学视角阐释其资源配置意义上的微观形成机理，提出需要建构新型管理学理论范式匹配新质生产力特征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微观层面上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一般规律。第三，进一步推进面向新质生产力理论范式下的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创新，为加快形成契合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下的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作出贡献。

二、经济学视角下新质生产力分析逻辑及缺口

（一）既有经济学理论研究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问题

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诞生以来，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讨论便持续至今。西方经济学自古典经济学开始，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奥地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主要研究流派，持续围绕着国家经济增长与竞争优势、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以及政府财政与货币政策干预、制度供给等经济议题开展持续深化研究。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同，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经济学流派并不直接讨论生产力，而是将生产力的分析讨论放置于“增长”这一框架中，即不管是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产业或者企业的增长，其本质上属于生产力的形成与释放的过程，其生产力表现为特定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等，2024）。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框架下的生产力研究范畴讨论往往较少涉及匹配于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需求及其生产关系，即较少的西方经济学流派关注生产力发展需要何种制度供给以及匹配性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较少涉及。尽管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将制度作为经济主体产生特定预期与经济行为的关键，将“制度”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作为解释经济行为及其经济后果的重要来源，但其依然关注的是何种制度供给能够最大程度产生及其激活经济主体的能动性以及最大程度规避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系列负外部性，较少涉及生产力发展阶段与生产力形成过程中需要的制度供给的异质性及其匹配性生产关系（贺俊，2024）。

从既有经济学主要理论流派对生产力研究与分析的基本问题来看，集中性指向了三个层面的基本问题。第一，生产力的基本定义问题。生产力的基本定义和基础性测量主要是回答到底什么是生产力以及如何测度生产力的基本问题。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生产力被定义为人类改造自然与利用自然的基本能力，是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工具（劳动资料）达到对劳动对象的改造过程中的综合性力量，因此劳动在人类生产力形成过程中占据核心地位；而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则不直接讨论生产力，而是将生产力放置于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产生的“经济产出”层面，隐含性地认为经济产出本质上就是经济主体创造生产力的体现形式，这种经济产出的分析框架以边际效用与边际生产率为基础，探究为实现“有效经济产出”下的个体效用与市场供求关系以及生产要素配置活动中的内在关系。

第二，生产力的基础测量问题。在明晰何谓生产力的概念性问题上，需要进一步探究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即生产力到底如何反映以及观测等问题，从而将生产力的抽象概念具象为特定的表现形式。从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对生产力的基础性测度研究来看，前者对生产力的测量主要是注重劳动的作用，即生产力的改进与发展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产出）的改进与发展的过程；而后者的主要经济学流派诸如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对生产力的测度主要是基于“经济增长”或者“经济产出”这一测度分析框架，反映为要素配置能力、经济增长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

第三，生产力的基本来源及其产生机制问题。在清晰界定到底什么是生产力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回答生产力如何形成及其基本来源的基础性理论问题，方能更好地指导经济主体与政府在制度与政策供给中培育生产力。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将生产力的来源指向了人类劳动的基本过程，即人类作用于特定劳动工具的实践性活动是生产力的基本来源，这种实践性活动包括自然性实践活动与社会性实践活动，是劳动过程中产出的“综合能力”。西方经济学主要理论流派则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认为生产力表现为经济产出过程，经济产出则来自对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所共同创造出的效用，且边际生产力即生产力的边际增长表现为单位生产要素带来的产出增加量。因此，从形成机制看，不管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其不约而同地认为生产力的形成源自某一要素的配置过程，即劳动价值论以及生产要素价值论决定了特定经济主体或者社会主体通过配置生产要素来实现生产力创造。

（二）既有经济学流派对新质生产力分析逻辑的缺口

经济学视野下的新质生产力分析逻辑一定程度上廓清了生产力的主要来源要素、转化形式以及承载方式，但它们在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来源要素—生成过程—结果表征”的过程中依然存在局限性。

总体而言，经济学视野下的新质生产力分析逻辑主要面临三大视角的核心局限。一是主体来源的逻辑链缺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视野下的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被放置于来源要素与承载空间层面。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为新质生产力理论分析框架难以廓清新质生产力来源的一般性主体与特定性主体，即一般性意义上的经济主体可进一步切分为生产性主体和非生产性主体。即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来自新型劳动者的劳动分工与智慧，但其依然聚焦于来源要素层面，未能清晰化阐释各类异质性劳动主体（包括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企业家、从事生产关系调整与制度供给的政府以及从事技术创新的技术研发者等主体）在形成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异质性作用。特别是，企业家作为独特的劳动者在形成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独特作用被长期忽视，以及具有创新精神的创新型政府在其中的独特作用也未得到充分探讨，意味着企业家主体和政府主体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主体源头层面存在逻辑链缺失。二是要素配置过程分析局限。不管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为基础的来源要素论还是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的生产要素配置论，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管理本身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能够嵌入到生产要素体系之中，即不管是实现传统生产要素中的劳动、资本和土地为基础的生产要素组合配置，还是实现面向数据、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其组合配置过程本身就面临着生产要素的捕获以及生产要素的组织协调，而生产要素捕获与组织协调的过程便是管理的微观过程，一定程度上，生产要素能否最大程度优化组合配置取决于特定生产性组织下的组织管理能力，这意味着需要将管理这一独特的元素纳入到新质生产力生成来源与形成机理的分析框架之中。三是组织意义上的生产关系分析缺位。新质生产力不仅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理论，更需要特定制度情境下面向特定组织的生产关系来支撑其形成过程。产业经济学视野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过度聚焦新质生产力的“转化过程”“生成要素”，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匹配性组织生产关系。实质上，将新质生产力放置于特定生产性组织微观资源要素配置层面，不可避免地需要特定的组织协调方式实现资源要素的最大程度优化组合与配置，这种组织协调方式一定程度上匹配于特定的管理范式与其承载的主导管理模式以及微观组织制度基础。

三、新质生产力分析的新逻辑框架：回归管理学视野

（一）管理视角下新质生产力分析视角的回归：以企业为主体的分析

虽然既有经济学分析框架探究了基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新质生产力形成要素框架，但其依然将新质生产力悬挂于“抽象”意义上的主体层面，缺乏实体性主体探究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与资源要素配置的微观过程。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创新资源配置主体来看，新质生产力其由生产要素特别是创新要素的重新配置与优化组合形成，发现与配置生产要素的主体无疑是企业家特别是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企业家。这意味着面向新质生产力形成与演化发展的主体是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生产性企业组织，即具备一定企业家精神驱动的企业组织是新质生产力生发的主体基础。具体来看，企业组织之所以能够成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生发元点，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第一，企业组织往往具备一定的企业家精神，能够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承担要素配置主体功能。即企业作为市场组织或者创新组织其在特定的企业家精神驱动下开展市场经营与创新创业活动，这意味着企业组织不同于公共组织或者社会组织，其能够敏锐地捕获市场需求并寻求市场资源要素开展各类生产要素组合配置活动。特别是，在商业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商业企业管理实践中，其组织目标主要围绕市场业务拓展、市场利润获取以及经济价值创造等活动展开，并围绕特定的商业目标组合配置各类生产要素与资源。第二，企业组织往往具备一定的动态吸收与学习功能，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能力基础。具体来看，企业组织作为集合企业家人力资本与员工人力资本的“组织集合”，一定程度上具备组织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特征。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特征是高科技与高质量，高科技与高质量必然要求企业组织能够在具备要素组合与要素配置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面向复杂性知识与技术领域形成特定的学习能力，其背后则是具有一定组织意义上的组织人力资本的支持。特别是，组织中的技术类员工以及“明星员工”其高人力资本属性更为明显，直接为组织开展面向高技术领域的各类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人力资本支持。第三，企业组织具备创造性与创新性转化能力，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成果转化”功能。尽管从组织学习与组织吸收能力来看，一般意义上，高校、科研机构、政府等创新组织也具备一定的知识吸收与组织学习功能，特别是高校与科研机构作为直接从事知识生产性活动的创新型组织，其具备较强的人力资本积累特征以及知识基础，能够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丰富的知识基础。但企业作为兼具创新属性与市场属性的商业组织，其在从事知识吸收与动态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基于特定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开展生产要素与资源的创新性配置，并最终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诸如特定的技术、产品与服务等。

（二）企业主体视角下的新质生产力逻辑起点：管理的基本性质与功能作用

从企业主体视角下，生产力形成与发展过程在微观意义上来自组织视角下的资源配置过程，实质上便催生了管理学这一理论学科。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随着蒸汽机为主导的第一次技术革命的兴起，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经济时代迈向工厂组织主导的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力的重大飞跃立足于蒸汽机为核心通用技术的技术—经济范式变革，进而形成了科学管理思想主导的古典管理理论范式，即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原则、管理单元、管理方法及管理工具均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并将工业组织和社会中的人效仿“机器生产”为对象开展科学管理，逐步摆脱了单纯依赖管理者的经验和感觉为基础的管理实践活动。此后至20世纪中期，随着以“内燃机”技术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从机械化过渡到电气化，生产力再度发生重大跃迁，标准化生产作业成为这一时代特点，此时传统以工厂为核心工业组织的生产组织范式逐渐向现代公司制转变，出现了各类合伙经营、股份公司以及母子公司以适应“规模经济”效应，即通过机器大生产下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此阶段霍桑实验开启了管理学中的人的因素的研究，即围绕人的基本需求和人的基本行为开展研究，并逐步建立围绕人的因素的行为科学管理范式。20世纪下半叶后，随着计算机、集成电路以及网络通讯等信息技术的出现，生产方式逐步从“电气化”走向“信息化”，全球化进程也由此逐步走向深入，并催生了一大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巨头企业，“技术—经济范式”的再次重大演变催生了以战略管理、供应链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创新管理、跨文化管理、信息管理以及知识管理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现代管理学丛林时代（余菁，2023）。

不难看到，历次技术革命主导的生产力的重大跃迁催生工业组织或者企业面临外部环境（技术环境、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的重大改变以及内部组织环境的重大变革，进而为形成全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范式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伴随着管理情境与管理系统的演化进程，即一定程度上生产力系统其与管理作为组织资源配置系统存在共生共融的现象，甚至某种程度上生产力发展或者重大生产力跃迁可能由技术革命引致的管理变革而催生，即重大的科学技术突破虽然回答了生产力变革的诱致性因素，但其中间转化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组织特别是企业组织主导的“技术商业化”与“大规模产业化”这一管理的基本过程，即形成企业意义上的“创新链—价值链—产业链”的资源配置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管理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承担三大关键性功能角色：第一，管理作为组织意义上资源配置逻辑与配置系统，是支撑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要素配置系统。管理能够协调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各类生产要素诸如劳动、土地、资本以及技术等要素，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组合、协调与优化配置。从这个意义上，管理作为支撑新质生产力的资源配置系统而存在，特别是如果把新质生产力理解为资源要素创新型配置的“结果”，那么管理则是支撑这一“结果”的微观过程与微观机制。第二，管理作为微观组织意义上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承载对象，即面向微观组织意义上的各类管理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培育与形成组织意义上的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新质生产力在产业层面表现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但在微观组织意义上则承载为组织的系列管理实践活动，表现为组织面向新质生产力范畴下的组织战略制定、组织运营管理与组织业务实践等系列过程，实质上是立足企业组织为新质生产力的创造主体，面向企业组织内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财务资源以及其他文化资源等各类资源的系列组合与优化配置过程。第三，管理作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机制与能力结构，是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微观机制。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制度经济学，较少涉及微观组织意义上的管理活动本身，而是认为企业组织是一个“同质体”，其遵循经济属性下的利润最大化逻辑开展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最终创造经济产出，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组织内价值创造系统或者组织意义上“生产力系统”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异质性组织中组织目标、组织资源要素配置能力以及组织价值创造范式存在根本性差异，如果漠视这种差异难以理清生产力系统中的异质性“能力结构”，难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微观机理分析提供可行的理论框架参考。

本文认为，从新质生产力生成的过程视角来看，其依赖于微观企业为市场主体与创新主体开展资源要素的创新配置，进而立足企业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微观“画像”，这必然决定了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分析视角需要回归管理意义上的逻辑分析框架，跳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一般性政治经济学框架以及“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产业经济学框架，转向微观意义上的组织系统与组织资源配置的微观机制。而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生产力系统或生产力形态具备“新”和“质”双重表征，决定了需要形成组织层面资源要素创新型配置的常态化资源配置机制，这一定程度上要求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建构必须回答三个方面的基础性问题：一是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逻辑分析框架是什么？实质上是清晰回答面向新质生产力系统下的管理的独特性和异质性。二是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构成内容体系是什么？实质上是清晰解构契合新质生产力特征与制度需求的新型管理范式的内容构架。三是面向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管理学建构机理是什么？实质上是清晰阐释新型管理学范式的形成机理。从这个意义上，分析新质生产力的框架需要跳出单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而是走向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共融性分析框架，特别是从管理学视角重新审视新质生产力生成的关键主体来源、关键要素体系、关键竞争范式以及主要价值创造方式，清晰回答谁是新质生产力资源要素的配置主体、如何构建匹配于新质生产力独特表征的组织管理范式以及行为模式、如何创造契合形成新质生产力需求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价值形态。

四、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逻辑重塑：外部视角的分析

基于组织外部视角，管理逻辑集中性体现为外部环境如何塑造组织战略与组织行为，以及何种组织形态契合组织外部环境变迁。前者主要回答的是组织管理所处的环境逻辑，即特定技术—经济范式下引致的环境变迁以及竞争范式重塑企业资源要素配置的新逻辑；而后者组织形态则是回答组织需要以适应性组织形态整体性变革响应环境变迁的合法性需求，形成“组织外部环境—组织形态”为基础的分析框架提炼管理逻辑重塑框架。

（一）管理的环境逻辑：“技术—经济范式”转变引致的组织环境变革

要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管理学范式机理，需要回归管理学中“组织环境—组织战略—组织行为”的经典理论机制，即意味着组织环境成为微观组织层面创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影响因素。特别是，生产力形成与发展本质上依赖于特定的技术—经济范式，这种技术—经济范式进一步重塑组织创造特定产品、服务、技术等基础性组织环境。特别是，技术—经济范式往往是从重大的技术革命或者科技变革开始，催生技术范式的转变，而这种技术范式的转变必然引致技术商业化范式的重大转变，形成技术—经济范式下的技术与经济范式的协同演进。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经济范式在适应性动态演化，即技术范式适应经济特征，经济特征协同适应技术特征的宏微观过程（黄群慧和贺俊，2013）。

面向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组织环境基础建立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特别是数字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基础上，具体表现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等数字智能技术进一步将传统第二次工业革命乃至第三次工业革命引向新的技术—经济范式，这种技术—经济范式表现为新的数字智能技术在经济形态层面催生了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和平台经济等新型经济形态、在产业结构层面催生了以数字产业和产业数字化双轮驱动的新型产业结构、在微观企业组织层面催生了新的数字企业、平台企业和网络组织等新型组织形态。特别是，从组织生产制造过程来看，数字智能技术进一步推动生产服务过程高度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传统大规模生产制造和大规模定制转向了个性化制造和服务型制造，且企业组织商业模式呈现出“产销融合”“用户驱动”“价值共创”等新型特征（冯华和陈亚琦，2016）。从这个意义上，新质生产力下的组织管理环境从传统的生产端竞争主导的管理环境逐步转变为用户需求侧竞争主导的管理环境，如何识别用户（领先用户与一般用户）的异质性需求、如何与用户形成共融型价值主张、如何与用户形成开放式价值共创网络以及如何形成价值的共赢共享型分配，成为面向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组织环境中的重要命题。

（二）竞争范式转变：“生态型超竞争”成为组织竞争的新范式

从竞争环境视角来看，组织竞争是组织存续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组织获取利润的有效形式。新质生产力在产出层面可以理解为一系列微观市场经营主体和创新主体创造价值的过程，涵盖市场经济价值、社会与环境价值，以及以经济、社会环境价值为基础的溢出型共享价值。这也意味着一系列微观市场主体在创造形式各异的价值载体过程中，其价值创造过程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予以实现。相应地，理清面向新质生产力下的企业竞争范式特征，涵盖竞争什么、如何竞争以及竞争形态等基础性问题，有助于各类市场主体有效参与市场竞争以及更可持续地参与市场竞争。实质上，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具有竞争意义上的企业组织便开始萌芽成长，企业组织所处的竞争环境也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之中。而迈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半期特别是以信息通信和数字科技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后，模块化、网络化组织日益成为主流组织形式，企业组织所处的市场环境从低度动态化逐步转向高度动态化，其背后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出现直接催生了生产式互联和消费式互联，特别是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以及数字科技高度联通渗透性，一定程度上实现企业生产资源要素网络的全球互联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市场分割的竞争局面，整个消费市场和供给环境高度信息互联，参与竞争的各类市场主体日益多元进而塑造了企业竞争环境的高度动态性和可变性；另一方面消费者需求为基础的个性化需求、个性化定制成为常态，传统追求标准化大规模经济型生产模式日益转变为“产销融合”以及“个性化定制生产”，消费者个体需求的异质性一定程度上被新一轮工业革命进程下的各类数字智能技术充分链接和激活，企业组织竞争环境高度动态性、高度复杂性和可变性。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本质上依赖于微观企业组织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价值，不断改进生产性组织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必然建立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竞争环境基础上，并需要不断适应并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深入演化发展下的组织竞争范式。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5G通信、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数字智能技术深入演化发展，“平台组织”“小微组织”“网络组织”等成为全新组织形式，新一轮工业革命在数字科技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纵深演进，而数字科技革命不断深入演化发展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创造一个高度互联互通的“数字生态系统”，涵盖“数字生产生态系统”“数字商业生态系统”“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等多种细分类型，且在不同细分类型下的竞争使命、竞争形式、竞争主体以及竞争价值类型具有明显的分化性。相应地，适应“数字生态系统”的竞争范式逐步从“个体规模成本式竞争”“价值链式竞争”转向“生态型超竞争”。具体来看，“生态型超竞争”以“数字生态系统”为基础，数据要素和数据资源成为“生态型超竞争”下的核心要素资源，生态系统内的各类组织、资源、要素等高度互联互通，生态系统内的各类企业组织能够在生态内实现高度协同专业化分工，企业组织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一方面表现为加入特定核心企业组织作为生态建构者构建的“数字生态系统”，即成为生态系统内的参与者和互补者，与生态系统内的建构者协同参与市场竞争获取生态型共享价值；另一方面表现为领先企业诸如数字平台企业、产业链龙头企业等基于数字技术充分链接各类组织成员和重要生态链接节点，主动整合产业链内资源要素网络并建构“数字生态系统”参与市场竞争，诸如阿里巴巴构建的消费互联网生态系统、腾讯构建的通讯消费娱乐一体化的商业生态系统等成为典型代表。

（三）组织形态重塑：创新型组织与共益型组织成为主导性组织基础

从组织类型视角来看，组织是承载微观层面资源配置方式的重要载体，更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新质生产力建立在技术革命性突破和要素创新型配置的基础上，实质性要求面向微观企业组织进一步强化创新驱动，将以组织的创新能力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形成、演化和迭代速率摆在突出位置，从这个意义上，以创新能力为基础的“创新型组织”成为面向新质生产力下新型管理学范式建构的重要组织基础。“创新型组织”集中表现为三大基础特征：一是组织战略以技术创新战略主导。从战略层面来看，技术创新成为组织开展要素创新型配置的战略导向，实质上要求企业组织充分主动研发技术体系建设，特别是面向企业主导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开发方面的高强度研发，将技术创新战略摆在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战略的首要位置；二是组织能力以创新能力主导。从能力角度来看，能力是解释企业为何能够配置要素资源以及参与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高质量和高效率属性意味着企业能力从一般性的资源整合、知识吸收学习能力等向自主创新能力升级进化，且在数字创新情境下表现为高度动态性的数字创新能力主导；三是组织产出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高。从产出层面来看，创新型组织能够将既定资源要素投入形成创新性组合配置方式，并建立在高“社会—环境”正外部性的基础上，形成卓越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充分反应企业的要素资源配置方式、配置过程以及配置结果的正外部性。

与此同时，从历次工业革命演化进程中的主要生产性组织载体与组织类型来看，从事生产性活动与商业市场活动的主要组织形态表现为市场逻辑主导下的商业组织，这种商业组织在市场导向型企业家精神下其运行逻辑体现为市场逻辑，即基于成本最小化与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原则开展企业价值创造活动，最终为企业家、企业股东等创造最大化的经济产出。从这个意义上，商业组织将组织之外的社会性需求长期排斥在外，即使部分商业组织嵌入了社会元素或者一定程度的社会使命，但其在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企业社会责任“脱嵌”，且长期处于“嵌入、脱嵌、再嵌入”的循环反复之中（肖红军和阳镇，2018），组织的社会使命乃至公共使命难以与商业组织利润中心主义下的经济使命实现动态兼容。新质生产力在价值逻辑上表征了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为基础的综合价值创造逻辑，实质上也意味着新质生产力在产出层面跳出了一般性市场组织或者商业组织的效率最大化逻辑，而是在兼具高质量与高效率的投入产出效率基础上，寻求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与配置效益的综合价值动态平衡。相应地，在组织生成方式上表现为涵盖一般性商业组织、嵌入社会责任的商业组织以及社会企业乃至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s）等多种混合型组织形态。因此，从组织类型学的视角来看，面向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形成发展的微观组织载体表现为寻求经济使命与公共社会使命共生下的混合型组织（Hybird Organizations），典型的体现是中国具有庞大的国有企业组织群体，国有企业是混合型组织动态转化的典型体现（肖红军和阳镇，2018；肖红军和阳镇，2019），国有企业作为混合型组织其在承担一般性市场目标的同时需要承担一定程度的公共社会目标，即社会责任成为国有企业的内生性要求而非传统一般性企业家精神下商业组织的“选择项”。特别是作为公益性国有企业，其承担公共社会使命的功能定位更为明显。因此，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微观组织载体表现为超越单一商业组织的市场原点，寻求多重使命互嵌与动态转化的混合型组织光谱，进而引领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综合价值创造与共享价值活动。

五、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逻辑重塑：内部视角的分析

（一）基础性假设重塑：人性假设的多重修复

管理的基础性假设是回归人的基本需求及其内在动机，围绕人性假设开展理论建构与理论对话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人性假设是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发展演化的底层理论，也是各类管理学派开展理论创新以及围绕管理实践解剖的逻辑起点。回顾管理学理论中的人性假设理论，其大致走过了科学管理时代的“经济人”假设、行为管理学派的“社会人”假设、决策管理学派的“有限理性人”假设以及管理学丛林时代的各类“自我实现人”“复杂人”“文化人”等基础性。

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底层逻辑首先依然需要回归管理学的底层人性假设理论，即充分回答面向新质生产力这一新型生产力范式下的劳动者（人）的基本属性是什么这一元点性问题。由于新质生产力作为传统生产力的新形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驱动新质生产力的要素基础摆脱了传统的劳动力成本或者投资驱动模式，而是全面转向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创新能力成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性能力基础。相应地，从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要素视角来看，由于新质生产力面向的劳动者其主要面向生产性活动中的要素资源配置的创新属性，因此围绕人的“知识性”和“创新性”成为组织中劳动者的基本属性特征（张军等，2004）。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劳动群体基础是高素质劳动力，高素质劳动力主要表现为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结构，即意味着建立在劳动者掌握先进生产资料和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特别是新一轮数字科技革命下的劳动者需要从传统的生产资料走向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生产资料，无不蕴含了系列的“数字知识”。因此面向新质生产力生成的人的基本属性必然从单一的“经济人”或者“社会人”转向“知识人”。“知识人”与传统“经济人”或者“社会人”不同，其强调组织中个体行为和管理决策均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即依赖于知识基础观开展各类管理决策活动。且从“知识人”的知识基础构成来看，涵盖组织成员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以“知识人”为基础的人性假设观强调组织中的各类成员生产性活动均以其个体才智和知识开展，组织成员和管理者个体决策目标的内在逻辑在不违背组织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前提下，更加强调组织中个体的目标集中性向开展具备创造力和创新性的生产性活动收敛，即组织成员的创新行为成为“知识人”为基础的人性假设下的常态表现。相应地，围绕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组织制度设计和激励结构也从单一围绕“经济性激励”或者“社会需求性满足”走向“创新性激励”，即组织需要充分激活人的知识性和创造性，将组织人的知识资本和组织智力资本激活、重组和优化配置摆在关键地位。

（二）要素配置逻辑重塑：资源要素的创新型配置

从要素配置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是生产要素的创新型配置，客观上对管理学意义上的要素配置产生全方位的逻辑重塑。一方面，管理逻辑下的企业资源要素创新型配置来自要素类型与要素组合形态的创新。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的要素类型突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框架，其更加强调数据要素和创新要素在企业组织创造产出和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数据要素的形成以第三次工业革命特别是数字科技革命引致的新一轮工业革命不断深化为基础，数据要素成为微观企业层面创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要素基础（李海舰和赵丽，2021；熊巧琴和汤珂，2021）。与传统劳动、土地生产要素作为独立性生产要素投入不同，数据要素不仅仅能够作为独立要素投入到组织生产性活动之中，而且能够融合到传统生产要素之中，形成诸如数字劳动、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等生产要素，实现“独立型生产要素价值+融合型生产要素价值”的双重价值；且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独占性不同，数据要素中的公共数据、非机密型的商业数据等在一定交易流通情境下能够被经济社会各类主体高度共享，能够形成类似共性技术意义上的数据扩散和赋能共享效应（蔡跃洲和马文君，2021）。从这个意义上，数据要素作为主导型生产要素之一与传统生产要素的不断协同融合的过程也推动传统要素驱动的传统生产力迈向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在具备数据、数字技术等新型生产要素资源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特征在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要素的创新型配置，这就意味着新质生产力要素逻辑不仅仅体现为获取新的生产要素的系列过程，更表现为既定企业组织能够具备创新型配置生产要素资源的系列能力，集中性表现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能力，能够面向新兴技术领域形成颠覆式技术创新能力和成熟技术赛道形成突破式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进而在资源要素配置过程中实现动态优化各类生产要素组合，必要时实现熊彼特倡导的“创造性破坏”，最终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能力的创新型配置效应。

另一方面，管理逻辑下企业资源要素获取与创新型配置依赖于合意的企业创新模式。由于新质生产力的“新质”特征集中性表现为科技含量高和技术革命性突破，这意味着管理视野下的新质生产力形成依赖于组织创新模式从单一的市场机会获取与市场扩张为主导目标的市场驱动的创新转向涵盖传统技术改造、新兴技术强化和未来技术孵化等多类型技术驱动的创新。这一方面要求中国企业组织创新在西方发达国家长期积累的技术赛道“弯道超车”或者“换道超车”，形成技术驱动的颠覆式创新模式；另一方面需要在新兴领域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在快速吸收学习的基础上强化新兴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形成面向关键战略性领域的突破式创新模式。长期以来，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庞大市场规模效应中形成了市场机会型创新模式，即企业创新创业活动往往善于发现市场产品需求，通过组合各类生产要素（包括技术要素）满足市场需求获取市场利润，并习惯于采用技术拿来主义模式实现技术要素的获取与配置。这种注重市场而忽视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特点，成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缺陷（阳镇和贺俊，2023）。而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区别传统旧的生产力，其关键特征在于高科技、高效率与高质量属性，是建立在颠覆式技术创新与突破式技术创新基础上的全新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面向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创新模式也必然需要从市场驱动的市场型或者商业型创新走向技术驱动的技术型创新与创业，特别是对于关乎科技竞争前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而言，更需要立足技术型创业与突破式技术创新形成全面自主创新模式改善微观企业创新能力。这对于企业家的战略视野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从单一的产品市场走向更具长期意义的技术市场，通过产品市场与技术市场创新创业机会的相互结合最终实现技术驱动的市场型创新以及市场嵌入的技术型创新模式构建。

（三）企业家精神逻辑重塑：融合创新与社会责任驱动的混合型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最早是基于企业家这一特殊群体而存在的基本精神内核，即广泛存在于企业家群体共性特征与特质的独特精神谱系，这种精神谱系能够驱动企业家获取、配置与创造创新生产要素，以企业的生产性活动驱动创新创业与市场开发，最终获取市场利润与实现价值创造（Knight，1921；Schumpeter，1911）。特别是，企业家精神不仅仅决定了企业内要素配置的关系，更决定了一国经济增长与演化的基本方向，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微观基础与动力源泉（Baumol，1996；Wennekers&Thurik，1999）。面向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家精神特质需求向“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责任型企业家精神”收敛，集中性反应了新质生产力对生产要素的创新型配置以及价值创造的综合属性和共享价值需求，这实质上要求面向新质生产力的企业家精神需要融合创新与社会责任的基础特质，走向混合型企业家精神。

混合型企业家精神并不追求单一商业价值主导或者社会问题解决，而是在商业活动中主动发现社会问题或者与商业运转相关联的社会议题，推动商业向善与技术向善，即追求市场活动不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而是将利益相关方价值期望与价值诉求作为利润最大化的约束条件或者融合元素，实现企业利润目标与利益相关方价值导向的融合，最终为企业面向的多元利益相关方创造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构成的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相应的，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来看，混合型企业家精神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具备多元性，一方面能够通过嵌入社会责任的技术创新或者高端产品开发实现市场扩张创造经济与社会环境价值，形成“市场机会捕获—嵌入社会责任的技术创新（颠覆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高端市场价值与高水平社会环境价值”的新质生产力形成路径；另一方面也能够在发现社会需求与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嵌入商业元素开展商业化运作，形成“社会问题捕获—商业元素嵌入—嵌入社会责任型创新（责任式创新/社会创新）—高水平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新质生产力形成路径。总之，混合场域内的混合型企业家精神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其在价值表征上更注重面向“技术—市场—社会环境”的综合型价值，在承载组织范式以混合型组织主导（Hybrid Organization），特别是混合场域中的共益型企业家精神追求生产要素的共益型配置，以可持续性商业模式寻求要素配置的整体效益最大化，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多重价值内在平衡（肖红军和阳镇，2020）。

（四）价值创造逻辑重塑：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型价值与共享价值

从产出角度，新质生产力可以归结于特定的产品结构、服务模式以及技术体系等释放的价值，管理学视野下的新质生产力的特定产出主要表现为以特定组织载体开展的各类价值创造活动，主要是市场经济范畴下的生产性组织以及社会性组织面向各类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创造。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具备“新质”特征，其不仅仅体现为要素结构新、科技含量高以及生产效率高等经济意义上的微观特征，更体现为生产力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具备生态优化与绿色低碳属性，即微观组织意义上的生产力的形成不依赖于对自然资源的无节制获取和不正当利用，而是充分考虑整个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软约束，寻求在产品制造、服务销售以及科技创新过程中的绿色低碳发展，实现以绿色环境价值为基础的绿色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管理学视野下的新质生产力的“新质”特征在价值层面体现为各类企业组织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不单一追求市场至上或者利润至上，而是寻求企业在战略决策与生产经营活动中各类利益相关方价值诉求的整合与融合，特别是在战略、组织与业务层面融入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或者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理念，寻求经济性利益相关方和社会性利益相关方价值诉求的内在融合，实现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最大程度提高对社会环境的正外部性以及最小化对社会环境的负外部性，最终面向多元利益相关方创造涵盖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综合型价值（肖红军，2024）。

更为关键的是，从市场竞争范畴下的企业组织价值创造来看，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组织竞争环境跳出了企业个体本位主义下的个体式竞争，企业竞争的优势来源也不再仅源于成本结构与市场规模，面向动态价值网络的聚合、重组与配置能力成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优势来源，其主要原因在于新一轮数字科技革命诞生了全新的数字平台型组织，数字平台型组织能够基于特定的价值主张最大程度集聚各类资源要素与参与主体，并一定程度上推动原有企业个体式、企业价值链或者供应链式参与市场竞争转向企业价值网络竞争以及企业生态系统竞争。这意味着企业在价值创造层面不仅仅需要考虑面向市场竞争意义上的个体价值以及所处价值链的整体价值，更需要考虑面向整个生态系统的“共赢型价值”“共享型价值”以及“共益型价值”，特别是需要极力避免企业个体本位主义下造成整个生态圈（商业生态圈或者创新生态圈）的价值共毁（肖红军，2020）。具体来看，面向生态系统的“共赢型价值”“共享型价值”以及“共益型价值”需要立足生态圈的整体共生利益为企业个体决策的价值取向之一，寻求企业个体市场本位主义与生态圈共生主义的多元折中，尽可能为整个生态圈的各类组织成员创造正外部性。特别是对于大型数字平台企业主导的数字生态系统而言，其价值创造范畴不仅仅体现为面向数字平台企业个体经济、社会与环境价值，更体现为其为整个生态圈内的参与者创造的数字赋能价值与共享价值（阳镇和陈劲，2023）。

六、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体系建构：兼论中国自主管理学知识体系建构

（一）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体系建构挑战

新质生产力对管理逻辑的实质重塑，引发对管理学体系重新建构的新需求。然而，要实现对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体系建构，却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理论体系建构挑战。面向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管理学理论范式面临应对“中西融合”的话语体系融合挑战。管理学最早诞生于工业革命进程中的“科学管理”时代，直接指向了组织意义上的资源配置过程。面向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管理学建立在历次工业革命进程中诞生的管理学理论范式的基础上，进一步立足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独特性制度需求形成面向微观企业层面的管理学理论范式，这一过程需要直面中西管理理论融合的理论挑战（黄光国等，2014；谢佩洪，2016）。新一轮工业革命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信息化为基础特征，面向新一轮工业革命下的管理对象、管理主体、管理工具以及管理方式均发生系统性重塑，数据、算法等成为新的管理对象以及管理工具，管理方式更加注重人本化、扁平化、管理组织高度平台化与网络化，这要求加快构建一套契合新工业革命特别是面向数字科技革命下组织管理特征的新型管理实践模式（Ghoshal，2005），立足中国文化情境以及融合西方管理工具性特征，寻求更加贴近用户、贴近市场以及贴近员工的“最佳管理模式”成为面向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管理范式理论构建的新挑战。

二是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实践应用体系挑战。管理的本质是实践，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明显的实践特征与实践属性，客观上对面向管理学理论范畴下的组织管理实践体系产生全新的挑战，特别是集中性体现为企业吸收应用的能力挑战。需要立足企业为创新主体和市场主体加快吸收应用，特别是面向新质生产力形成需求的管理理论范式的整体性吸收和加速应用。在数字技术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中，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中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应用性技术均以20世纪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中的“技术策源国”依然在本次新一轮工业革命中占据底层技术垄断优势，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攀登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依然面临技术领先国家的“围堵”障碍，特别是中国企业在“转型升级”与“换道超车”过程中面临动态学习吸收过程中的关键知识“封锁”，持续高强度自主研发可能陷入产业主导技术代际转换的分工陷阱。更为关键的是，数字技术全面推动全球产业分工环节的高度碎片化与区域化，产业链内企业间横向竞争加剧，在新一轮数字革命催生的数字经济与数字创新爆发式增长过程中，面向新型管理学的各类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家、社会企业家与商业企业家）能否创造新的“比较优势”（Nambisan，2019），从聚焦“生产性创新”转向聚焦兼具生产、技术、服务与场景生态的“融合式创新”取决于新型管理学范式建构与应用过程中的承载主体与要素基础的转型进度。

三是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要素体系挑战。面向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管理学范式的要素体系面临应对技术体系整体竞争的创新挑战。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性要素是创新要素特别是技术要素，面向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新型管理学理论范式本质上依赖于企业层面加速关键要素的获取、学习吸收与引领创新，特别是面向技术要素体系的引领性创新（Child，2009）。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建立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不断深化的基础上，而新一轮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与数字智能技术为主导通用性技术，区别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下的能源技术或者制造领域主导的“硬科技”创新，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不再拘泥或者局限于单一技术领域，呈现出技术领域的多点爆发，涵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等诸多方面，且技术之间的交叉融合属性进一步推动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数字技术革命不断渗透到生产与生活各个领域，在形成新产业的同时具备广泛渗透与赋能传统产业的通用性技术能力（黄群慧和贺俊，2013）。从这个意义上，新一轮工业革命下的科技竞争不仅仅是单一技术、单一产业或者单一领域的技术竞争，而是以多领域交叉融合的技术群以及技术族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对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动态适应性与动态学习与吸收能力产生挑战，要求在精准把握市场机会与技术机会窗口的同时迅速推出更好满足市场潜在需求的新一代主导设计，并以强创新投入不断巩固技术标准的主导地位。

（二）面向新质生产力的中国自主管理学知识体系建构方式

新质生产力是面向高质量发展下的全新生产力范式，其匹配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下的发展特征需求以及生产关系。管理学研究的对象是特定组织中的人，其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面向劳动者这一核心研究对象不谋而合。特别是，管理活动本身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与实现方式，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技术革命性突破等客观特征需求本质上依赖于以企业为管理组织的资源配置活动予以实现，特别是人的创造性与创新性激活、放大与重组成为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加快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上依赖于特定的组织范畴下的管理活动，跳出管理作为一种元素、管理作为一种资源或者管理作为一种手段的思维方式与认识模式，重新定义管理在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的功能定位及其价值功效。因此，加快构建面向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管理学自主理论知识体系显得尤为关键与必要。

具体来看，第一，构建面向新质生产力的中国自主管理学知识体系需要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管理思想精髓“守正创新”，继承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底色的基础上开展管理学理论创新。从管理学的历史发展源流来看，中国古代社会中的诸子百家思想就蕴含了丰富的管理学思想体系，特别是儒家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仁政”蕴含了丰富的人本管理思想，为我国现代管理学体系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土壤（程霖和谢瑶，2023；吴照云，2021；吴照云和余焕新，2008）。而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成为一名科学虽然来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进程中的“工厂制”下的组织效率问题的“时代之问”，认为管理本质上是为了遵从市场逻辑提升劳动分工效率的一种科学理论，在西方文化与市场效率逻辑至上的价值观本位下不断演化发展。但管理本身是文化发展的一部分，更是深刻根植于特定文化烙印下的组织对人与对环境的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西方管理学理论的科学性并不意味着管理科学下的理论大厦完全适应或者适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情境下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范畴，或者能够解决中国独特制度情境下的组织管理过程中的系列关于“人”、关于“组织”以及关于“组织与社会环境”的基础性理论问题与实践议题。因此，构建面向新质生产力的中国自主管理学知识体系需要全方位厚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根基”与“文化底色”，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人本思想与中庸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法家的“法治与集权”思想等继承发扬，提炼面向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进程中可吸收、可借鉴的管理思想及其实践智慧（吴照云，2021；余菁，2023），为组织意义上的新质生产力的资源要素获取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价值创造方式提供前置性的思维方式与认识系统。

第二，提炼面向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管理学标识性原创概念与原创理论，探寻中国企业所处的宏观环境系统与微观组织系统中的企业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管理理论与中国叙事。一方面，任何原创性理论均以独特标识性概念为基础，即概念构成了管理学理论的基本单位及其核心要素，且基于特定的管理学基本概念能够衍生或者映射出与此概念相关的具体心像（Mental Image），即管理实践中的特定行为方式及其管理现象。新质生产力作为面向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全新生产力发展范式，新质生产力的新特征与新逻辑决定了管理作为支撑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组织力量”需要形成独特的管理学理论概念，面向中国企业管理情境与丰富的管理实践场域发现与提炼契合中国企业形成与发展组织意义上新质生产力的“心像”，进而在实现概念化与理论化的过程中形成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原创理论（徐淑英和吕力，2015）。另一方面，需要立足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力形态，基于管理逻辑框架下的企业组织成为新质生产力创造的关键市场经营主体与创新主体乃至社会主体，这要求构建面向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需要关注中国企业组织情境的独特性与异质性，讲好中国企业在面向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独特管理模式与管理机制。特别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所有制结构与企业组织场域的独特性与多样性。这种同一制度场域下的组织类型的多样性决定了面向新质生产力的中国企业管理学叙事体系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进而为寻求本土管理实践下的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普适性管理学理论提供了丰富土壤。

第三，聚焦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全新组织情境，寻求中国企业特色管理理论与西方经典管理学理论对话与共融空间。新质生产力是建立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下的数字科技驱动的技术—经济范式下的新型生产力范式，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制度情境不同，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出中国企业的强主导性与强参与性兼具的制度情境，甚至部分中国数字企业在新一轮数字科技革命浪潮中呈现出强技术引领性与场景赋能性等特征。这意味着，面向新质生产力的中国自主管理学知识体系需要积极发挥“优势本土情境”下的普适性管理学理论，探寻契合中国企业在数字战略变革、数字资源要素获取与资源配置以及数字情境下的企业家精神的独特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提炼一套契合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征与匹配数字科技革命技术—经济范式的企业数字管理模式与管理机制、竞争范式与数字化价值创造范式。在此基础上，立足数字化情境归纳总结与形成中国企业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理论范式与实践范式，寻求与西方经典管理学理论诸如战略管理、组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以及技术创新管理等管理学研究理论分支与研究流派的理论对话，做出契合中国引领数字科技革命浪潮下中国企业支撑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管理理论普适性世界贡献。

参考文献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肖红军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是企业社会责任与数字治理研究。

阳　镇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企业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肖红军,阳镇.面向新质生产力的管理学新逻辑[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5(04):316-330.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25.04.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