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看,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取得较大的进展,产生了明显的成效,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平衡性显著增强,区域城乡差距发生了积极变化,实现共同富裕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同时,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成果也已经显现,区域帮扶协作模式与机制创新为先富带后富促共富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方向。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十五五”时期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加强机制建设,采取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区域政策体系完善创新等政策举措,健全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区域帮扶协作;共同富裕;“十五五”规划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阶段效果评价研究”(项目编号:23AGL043)。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是各地区顺利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有效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工作,他在福建和浙江工作时就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闽宁协作,目的在于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高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就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新疆、对口支援西藏、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等工作作了重要讲话或指示批示。这些不同形式的区域帮扶协作都是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实践,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而且,进入新时代新征程,区域协调发展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进展而做出必要的调整,这既是时代需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步的体现。实践也表明,深入推进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对于促进区域公平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
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人口大国,国土空间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各地区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发展环境和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差异。我国这么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要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健全完善区域联动发展机制,逐渐形成先富带后富促共富的格局,在向更高水平发展中不断促进相对平衡,确保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如期实现。
从历史逻辑看,统筹处理好区域之间的关系,逐步缩小区域差距,顺利实现共同富裕是几代中央领导人共同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思想成为当时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重要指导。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两个大局”的思想,指引着我国区域开放格局和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战略布局。1995年9月,江泽民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统筹区域发展,这个指导思想为区域总体战略深入实施指明了方向。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精准扶贫;并且,经过不懈努力,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要奋力实现的主要目标。而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着力缩小区域、城乡和收入这三大差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可见,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懈追求,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时代任务。
从理论逻辑看,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战略安排、体制机制和政策支持等途径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衰退地区等问题区域赶超发展,进而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必然要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而这三大差距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区域差距缩小有利于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同步缩小。尽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重大挑战,但可以通过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经济衰退地区等问题区域的有效帮扶、支援或合作,帮助这些地区改善民生和发展环境、促进社会稳定和增强内生发展能力,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区域协调发展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央负责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的协调,地方政府负责本辖区内下一级行政区域之间的协调,地方贯彻落实中央区域协调发展意见精神。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各级政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目标。这种状况比较容易促成各地区采取一致的行动落实中央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决策部署,相应地也就易于找到有效路径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从现实逻辑看,我国国情特点和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必然要求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发展,最终实现各地区共同富裕。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各地区区位优势、要素禀赋、历史文化多样性造就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导致区域城乡收入差距明显、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现象长期存在。这种状况意味着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要允许少部分地区、少部分人先富,通过先富带动后富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浙江省经中央批准率先成为全国首个省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试点,其多年的实践表明各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不懈努力的奋斗过程,在省域率先实现共同富裕是务实之举。进一步看,我国综合国力跻身世界前列,经济体量长期稳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比重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强大的综合国力既能够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物质条件,又能够为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充足的就业和收入机会。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顺利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进程和任务目标都已明确,中央把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其主要目标之一便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就意味着中央和地方将通过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推动区域联动发展、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等举措着力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缩小区域城乡差距。
二、新时代以来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人民至上,扎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发挥先富带动后富的帮扶机制,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着眼于缩小区域城乡差距,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采取有力、精准举措促进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推动共同富裕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主要成效表现为:
第一,区域城乡差距明显缩小。
一方面,区域城乡发展水平相对差距显著缩小,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距看,2012—2024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均GDP的极值比从4.90降至2024年的4.32;同样,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极值比从2012年的4.5降至2024年的3.32。从城乡收入差距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2012—2024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从2.88降至2.34。另一方面,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2020年,我国史无前例地完成大规模贫困人口的脱贫攻坚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且,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看,2024年全国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522元,2020—2024年年均增长8.6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个百分点左右。
第二,各地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便利化共享。
我国建立起了全球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4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3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3.27亿人。据测算,2012—2024年全国31个省人均基本公共服务预算支出的变异系数从2012年0.45降至2024年的0.43。各级政府坚持民生为大,把更多公共财政资源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教育医疗支出已成为多个省份公共财政预算的最大支出领域。2024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9%,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都达到92.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8%,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2年,这意味我国各阶段教育已从扩面提质的阶段转入全面提质的阶段。同样,我国已建立上下联动、横向协作、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体系,超过90%的居民在15分钟内可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从2012年的74.8岁增长到2024年的79岁。
第三,区域经济布局日趋合理。
一方面,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据统计,2012—2024年中西部工业增加值占比从40.74%上升至42.86%,制造业法人单位数占比从2014年的26.17%上升至2023年的28.17%。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四川、重庆、内蒙古等地承接了一大批产业转移项目,重庆、成都、合肥、郑州、西安等城市制造业优势更加突出。另一方面,人口向发达地区集中趋势明显,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全国排名前十名的省份集中了全国总人口的53.51%,2012—2024年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度从0.30下降至0.29。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有利于获得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也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不仅如此,农村人口流向大中小城市就业和落户是现代化的具体表现,2012—2024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从53.10%上升至67.00%。
第四,区域帮扶协作广受赞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继续加强对口帮扶、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帮扶协作方式和机制创新,使之成为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有效途径,也取得了许多实效,获得受援地区群众的广泛认可。以闽宁协作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于2025年暑期对宁夏回族自治区5个设区市16县(市、区)开展城乡入户问卷调查显示,41.8%的受访者对闽宁协作效果给予高度肯定的评价,33.5%的受访者做了积极的评价,这两类受访者合计占比超过75%,表明绝大多数受访者认可闽宁协作对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而且,63.9%的受访者认为闽宁协作已经实现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帮扶转变。
第五,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健全完善。
新时代以来,中央加大区域协调发展统筹力度,成立了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担任。为深化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于2018年11月出台,该意见从实际工作层面明确了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区域互助、区域利益补偿、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政策调控、区域发展保障八个方面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等。根据形势变化需要,区域重大战略联动机制开始进入实践探索阶段,不同战略的叠加效应逐步显现出来。毋庸置疑,这些体制机制的建立为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三、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基于区域帮扶协作的视角
多年来,中央深化区域帮扶协作,深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效。实践表明,省域内区域协作和省际之间对口协作、对口合作、对口支援都是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场景,中央或地方政府通过组织动员、战略布局、区域政策支持等举措促进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等问题区域赶超发展,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有利的现实条件。
浙江山海协作开辟共富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推动山海协作,安排沿海与山区开展结对帮扶,使山区的发展条件和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山区农村得以脱贫致富。新时代以来,浙江省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实施山海协作升级版,除了继续实施教育、医疗等领域帮扶之外,比较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推进飞地建设,鼓励山区欠发达县(市、区)到沿海发达地区建设发展飞地。飞地经济是结对帮扶双方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招商、共同受益的探索,山区可以利用沿海地区创新资源集聚、产业配套齐全等优势将孵化出来的产业项目吸引到发展飞地或回到本地园区,从而突破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逐渐形成内生发展动力。另一方面,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广泛深入实施,山区生态优势开始显现,很多山区县成为沿海居民休闲度假的“后花园”,生态产品价值顺利转化为地方经济收益。目前,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推动下,浙江山海协作探索催生了越来越多机制化、可持续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模式。
闽宁协作助力西部地区后发赶超。1996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省工作期间亲自推进闽宁对口协作,选派一批干部、教师、医护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赴宁夏开展帮扶工作,帮助当地改变贫困落后状况。30年来,在中央的东西部协作安排下,福建省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带着资金、人才、项目等资源远赴宁夏,千方百计为当地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提高中小学教育水平、提升医技水平等,帮助宁夏打赢脱贫攻坚战。闽宁镇的建设发展可以说是福建对口帮扶宁夏的一个缩影,福建援宁干部协助当地实施了移民搬迁、生态修复、黄河扬水、菌草固沙等一系列扶贫机制和创新技术,明显促进了当地生态环境改善、优势产业壮大发展、老百姓脱贫致富、社会和谐稳定,从而将这个昔日“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十里无人烟、风吹沙粒跑”的“干沙滩”变成了如今绿树成荫、良田万顷、产业兴盛、百姓富裕的“金沙滩”。而且,随着一大批的闽宁协作帮扶项目在宁夏实施,越来越多的福建人到宁夏投资设企或经商,帮助宁夏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如菌草、马铃薯、红酒等优势特色产业逐渐壮大发展,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对口援藏促边疆繁荣稳定。对口援藏是党的治藏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1994年7月,中央在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按照“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原则组织干部、教师、医务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援助西藏。1994年以来,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有关省市、中央企业以及中央有关部门对口支援西藏有关地区,持续推进干部援藏、产业援藏、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等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西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的重大进步。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服务出现质的飞跃,实现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明显增强。优势特色产业茁壮成长,铁路、公路、电信、算力等基础设施网络化、便利化发展,生态建设成效显著,社会和谐稳定局面更加巩固。
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新时代以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较大进展,区域协调性平衡性显著增强,顺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还处于深化探索、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仍然有一些突出的问题挑战需要积极应对。
第一,多维度的区域差距制约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随着国际环境日趋严峻复杂,区域经济增长分化更加明显,东西差距、南北差距、省域内差距、区域间农村发展差距等不同维度差距交织在一起,缩小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难度明显增大。而且,不同维度差距的成因往往具有显著的差异,必须找准症结、精准施策,迫切需要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和帮扶协作模式的创新,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例如,针对南北差距,关键之举在于加快改善北方地区营商环境,补齐发展环境这块短板;又如,针对省域内差距,破解之道在于实施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发展战略。此外,值得的关注的是,人口平均流动半径趋于缩小,跨省流动人口规模增速趋缓,这意味着人口要素更有效配置可能受到抑制,这种现象变化将给缩小区域差距带来新的挑战。
第二,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转移支付和区域帮扶的难度。
当前,无论是宏观经济运行还是地方经济发展都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这是供强需弱、市场预期转弱、地方发展的主动性创造性弱化、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对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而言至少产生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中央财政收支矛盾日趋突出,特别是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增速可能下降甚至出现净减少的现象,这必然影响欠发达地区民生持续改善和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另一方面,现阶段,地方财政压力普遍较大,发达地区用于对口帮扶、对口支援或对口合作的资金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也就不得不压减帮扶项目或合作项目。这两方面影响的相互叠加极可能导致受援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受阻。
第三,新技术新趋势带来的挑战。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阶段,人工智能不仅能够促进产业改造升级,重塑产业发展形态,还能够改变就业形态,对就业形成较大的冲击。新技术必然带来基础性、全局性、持续性的影响,将改变产业布局和人口就业状况。不可否认,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能源高度依赖,这使得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能够发挥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以算力中心、数据中心等为载体的数字产业集群。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替代了制造业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结构性就业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全球能源转型也正在改变产业发展路径,绿色低碳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清洁脱碳技术,使得具有绿色能源优势的地区将形成更加突出的比较优势。
第四,城乡居民对共同富裕的认知度不够高。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5年暑期开展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入户问卷调查显示,仅有16.3%的受访者对共同富裕表示“非常了解”,多数受访者对共同富裕的了解停留在“基本了解”或“大致听说过,但还不是很了解具体内容”的状态,这两种情况分别占比为43.6%和33.1%,还有7.0%的受访对象对共同富裕表示不了解。同样,该课题组在2024年暑期对浙江和福建开展的相同主题的调查,结果也发现,10.0%的受访者对共同富裕表示“非常了解”,36.3%、41.7%的受访者分别表示对共同富裕的认知停留在“基本了解”“大致听说过,但还不是很了解具体内容”的水平,还有12.0%的受访者对共同富裕不了解。可见,城乡居民对共同富裕的概念内涵缺少深入了解,仍处于被动认知的状态。
五、“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和“十五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出发,“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亟须加大政策供给,着眼于从机制建设入手,更加注重发挥区域之间的互补优势,建立共赢发展机制,探索形成先富带动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
第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重点,在全国版图中规划建设一批以国家中心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扎实推进人口和产业集聚优势明显的城市群建设,加快形成多极化、网络化、便利化的国土空间网络。规划建设国家城市网络,不断完善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城镇体系,促进人口更加自由的流动和安居。继续推进国家高铁网络建设,建成一批客运量大、经济性好、联系紧密的区域性高铁客运环线。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优化提升县城和人口规模较大中心城镇的服务功能和宜居宜业的环境,引导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收购商品房作为公租房,进一步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城或中心镇落户。
第二,推动区域政策体系创新完善。
基于实践场景的需求,适当扩大区域政策工具箱的容量,将飞地建设、园区托管、营商环境督查等纳入政策工具箱,提高区域政策工具与实践需求的匹配度。加快建立以乡镇为基本空间单元的国家标准区域体系,构建标准区的统计监测体系,开发国家标准区域大语言模型,运用技术方法动态识别问题区域。建立区域政策精准供给、阶段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引入人工智能辅助的区域政策决策模式,做好第三方评估与大数据评估的结果交叉验证,对实施效果欠佳的区域政策要坚决退出,对需优化调整的区域政策要及时完善提升。加强区域政策与其他类政策的一致性评估,促进各类政策协同发力。
第三,设定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稳定基金。
有关部门可以每年从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放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稳定基金,由专业机构进行管理,按照市场化规则进行稳健性投资,确保该基金实现保值增值。当经济运行处于下行周期,各级财政压力较大时,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稳定基金将发挥调节作用,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补足财政转移支付的年度缺口部分,确保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有关部门可以发行针对边疆地区稳定发展的专项彩票,作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稳定基金的补充,用于支援西藏、新疆等地区项目帮扶,填补有关省市帮扶资金的部分缺口。
第四,鼓励支援资金发展投资收益型项目。
有关部门可以允许有支援任务的省市和中央企业把部分支援资金转为产业投资基金,因地制宜实施一批社会资本联动投资、利益共享的产业项目。在产业项目达到合理的收益预期时,这些省市和中央企业可以将项目股权转让给社会资本,然后将产业项目本金和收益作为滚动的帮扶产业投资资金,接续投资新的产业项目。允许部分支援资金转为创新投资基金,在区外投资一些适合在受援地区落地的初创企业项目,待这类项目孵化成功之后,吸引这些项目到受援地区落地转化。并通过建立与社会性投资基金跟投、联投、共投的机制,形成更大合力支持受援地区发展。
第五,多措并举稳就业助创业促增收。
一方面,各地要帮助重点群体就业增收。地方政府要建立助力大学生就业的企业“白名单”机制,鼓励进入名单的企业为高校大学生提供实习、见习和入职相衔接、全周期的就业机会。在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工作中,引导各地提供一些公益性岗位满足返乡农民工、城镇零就业家庭等群体的就业需求。另一方面,各地也要改善基层创业环境。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完善促进基层创业帮扶体系,结合当地特色优势产业领域开展电商、直播等创业培训活动,引导群众在家门口创业。设立布局合理、服务完善、租金实惠的中小企业创业园,鼓励金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量身定制金融产品,规范基层执法力量对城乡居民合法创业活动的检查。
第六,加强共同富裕实践探索和舆论宣传。
一方面,适当增加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试点。有关部门可根据各地区发展条件和差异性,支持更多的省份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试点,在促进省域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等领域实施更多创新性、有效性、可及性举措。引导各地区因地制宜吸收借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有益经验,通过多措并举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另一方面,扎实做好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宣传。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组织面向群众的共同富裕专题宣讲解读,让他们全面、准确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要义,进一步扩大共同富裕的社会共识。积极策划宣传报道一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典型地区或典型人物,通过生动实践或感人故事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激励各地区老百姓依靠勤劳致富过上幸福生活。
注释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叶振宇.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进展情况与“十五五”前瞻[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49(02):10-16.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6.0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