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十五五”：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中国工业企业的战略重构

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其绿色低碳发展关乎新发展理念贯彻的全局。企业作为经济的微观基础，其匹配的组织战略是落实绿色低碳要求的保证。“十五五”时期，随着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入推进，工业企业的战略重构已成为一项具有紧迫性的重大命题。自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以来，《“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工业能效提升行动计划》等系列顶层设计相继颁布实施，标志着绿色低碳已确立为新型工业化不可动摇的重要准则。“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窗口期，也是新型工业化向高质量发展跃升的攻坚阶段。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并将零碳工厂建设纳入“十五五”时期重点工作。这标志着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管控指标实现了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根本性转变，即从“十四五”的能耗总量和强度约束，全面转向“十五五”以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重控制的新阶段。从“过程管控”到“结果管控”，这一治理范式的深刻变革，不仅预示着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正迈入系统深化的新阶段，也将从根本上重塑工业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经营规则与环境。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坚持“双碳”引领，推动全面绿色转型。

在此背景下，工业企业面临的外部经营环境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换，其多维度、强约束与高不确定性的复合特征日益凸显。在制度层面，“双碳”目标正快速转化为法规、标准与准入的刚性约束；在市场层面，绿色供应链、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与消费者偏好共同重塑竞争规则；在技术层面，清洁能源、低碳循环与数字技术交叉融合，既带来机遇也构成挑战；在竞争层面，围绕绿色、智能与效率的新壁垒正在全球加速形成。由于企业战略本质上是实现组织内外部环境匹配的动态过程，因此，如何适时应变以应对环境动态性，正成为理论界与企业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绿色低碳转型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也是普遍共识。当前，传统工业企业普遍面临转型能力不足与成本高企的现实矛盾。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企业缺乏应对范式级变革的有效模式。外部环境的这种颠覆性，使得依赖局部改良与渐进调整的传统“战略调整”模式已然失效。企业必须启动更为深刻的“战略重构”——这并非简单微调，而是为适应重大环境变化，对企业战略定位、价值创造逻辑、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组织文化进行系统再造。其核心在于打破路径依赖，通过创造性重组资源，构建与绿色工业化相匹配的全新战略与组织能力。因此，能否成功实施战略重构，已成为“十五五”时期决定传统工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转型成败的关键命题。

鉴于此，首先围绕企业战略重构的相关文献与理论基础进行简要回顾；在此基础上，立足“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企业的相关实践，系统梳理绿色低碳转型取得的主要成效，并剖析当前仍面临的深层挑战；进而依据相关理论，前瞻性地提出“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战略重构的实施路径，旨在为高质量构建绿色制造体系、赋能新型工业化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参考。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首次将“先立后破”方法论系统应用于企业绿色战略研究。借鉴国家治理层面的“先立后破”方法论，将其转化为企业层面战略重构的方法论遵循，为理解传统工业企业平稳推进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分析框架。二是提出“数绿融合”驱动的“技术—制度—管理”三维协同模型。针对当前企业实践中将“数字化”与“绿色化”简单叠加而非深度融合的普遍困境，构建以数字技术为赋能工具、以碳管理制度为治理机制、以组织管理变革为保障支撑的三维协同框架，揭示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演进的深层机理。三是构建从“企业内部再造”到“外部生态协同”的战略重构理论框架。提出的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战略重构理论框架，对企业内部再造与外部生态协同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系统整合，有助于拓展资源基础观与动态能力理论在绿色低碳转型情境下的应用边界。

一、相关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竞争战略是企业为应对复杂环境而制定的一系列目标、方针与行动的总和，最终目的在于构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以超越竞争对手。环境的变化是驱动企业战略重构的根本动力，推动竞争战略的持续演进。在日趋动态复杂的外部环境中，企业必须重构与之匹配的战略与组织，才能够有效应对变化，并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企业战略重构，本质上是应对外部制度压力与环境变化所作出的系统性战略反应，涵盖拓宽战略视角、调整业务范围、优化治理结构等方面。对工业企业而言，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能够自我完善、适应环境并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动态竞争优势体系。这必然要求以科学的战略为指导，并通过深刻的战略转型来实现。然而，相对于企业战略转型或重构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学术界对这一概念框架的深入研究尚显不足。因此，在绿色低碳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探讨中国工业企业如何通过战略重构建立绿色竞争优势，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动态能力理论为理解企业“如何变革”提供了核心框架。该理论认为，动态能力是企业为适应环境变化而整合、建立与重构其资源与能力的高阶能力，是驱动战略转型的根本动力。由此衍生的“绿色动态能力”，特指企业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感知并捕捉绿色机遇，进而配置与重构资源以应对环境挑战、最终获取绿色竞争优势的能力。现有研究主要从其情境特征与能力维度展开探讨。前者关注该能力在复杂环境情境中的作用机制，后者则致力于界定其结构维度并检验其对环境绩效的影响路径。尽管学界对绿色动态能力的构建模式尚未形成完全共识，但普遍认同在绿色低碳发展阶段，企业须从被动适应环境规制转向主动实施环境战略。因此，绿色动态能力的构建，体现动态能力理论在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的具体实践内核，能够为工业企业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塑造的战略重构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通过积极的重构，企业能够有效化解环境不确定性，使自身发展与环境趋势保持协同。

资源基础观则回答了企业“凭借什么竞争”的问题。该理论将企业视为独特资源的集合体，认为那些稀缺、有价值、难以模仿且不可替代的异质性资源与能力，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在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这一经典论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即外部的环境规制与市场的绿色需求，使得企业传统的资源与能力体系面临“绿色化”重构的迫切要求。因此，工业企业的战略重构，本质上是对其资源禀赋与能力体系进行识别、激活与再配置的过程。这一过程直接驱动其绿色动态能力的形成——企业通过对技术、人才、组织惯例等资源进行绿色审视与战略性投资，培育稀缺且难以模仿的绿色核心能力。进而，这种能力可转化为双重竞争优势：一是防御性优势，即通过构建高标准的合规性与环境风险抵御能力，有效规避政策与法律风险；二是进攻性优势，即通过绿色创新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构建差异化的品牌声誉与市场地位。

综上所述，动态能力理论与资源基础观为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的企业战略重构提供互补且有力的理论支撑。前者揭示企业“如何变革”的过程与机制，后者则指明“凭借什么竞争”的资源基础与目标。本文整合这两大理论视角，旨在深入探讨“十五五”时期传统工业企业如何通过战略重构，将外部约束与机遇转化为可持续的绿色动态能力，并最终构建起基于独特绿色资源的新型竞争优势。

二、“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成效与尚存挑战

“十四五”以来，中国工业企业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道路上开展了系列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转型的进度、深度与广度，与“双碳”目标下的国家中长期战略部署仍存在明显差距。“十五五”时期，碳排放管控将日益聚焦于源头降碳与精准降碳。在此背景下，构建系统化的碳足迹管理体系，成为推动工业企业乃至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基础性工作。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三大关键支撑要素的协同发力。其一，数字化与绿色化的深度融合，为碳数据采集、核算与管理决策提供技术基础，是实现碳排放精准感知与智能优化的核心手段。其二，关键绿色低碳前沿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是取得实质性减排绩效、达成减碳目标的关键路径。其三，绿色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为碳足迹管理体系提供复合型知识基础，有助于将显性技术转化为组织的隐性能力。当前，上述支撑要素的协同推进仍面临关键挑战，制约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深入推进。基于上述分析，本部分旨在梳理“十四五”转型的主要成效，并剖析当前的关键挑战，从而揭示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战略重构的现实紧迫性与关键着力点。

（一）“十四五”期间中国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成效

1.节能降碳效果明显

节能降碳是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抓手。截至2024年底，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新能源发电装机持续高速增长，累计装机容量达14.1亿千瓦，提前完成向国际社会承诺的“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目标。同年，规模以上工业中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达3.1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6%。据初步核算，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较上年提高约2个百分点，煤炭比重则下降1.8个百分点，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如图1所示。宏观层面的能源结构优化，源于微观层面工业企业的持续探索与系统实践。以典型企业为例，地处江西萍乡安源的方大萍安钢铁通过构建“余热+煤气+光伏”多能互补清洁发电体系，2024年自发电量突破10.6亿千瓦时，自发电率达45.4%，年减排二氧化碳约52万吨；云南石化全力构建“油电光热氢”新型能源体系，一般工业固废年资源化利用超过10万吨，实现“零排放”，废危资源化利用率达60%；包头铝业建成“源网荷储”一体化示范项目，年输送绿电约35亿千瓦时，年减排二氧化碳约300万吨。这些成效表明，工业企业在节能与能源结构优化方面的战略调整已初见成效，为工业领域用能方式的系统性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1 “十四五”期间中国主要品种能源消费量及结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绿色技术应用不断突破

“十四五”期间，中国有570多家工业企业跻身全球研发投入2 500强行列，凸显了其创新主体地位。在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引导下，工业企业在绿色技术领域实现了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到全产业链系统应用的跨越，成为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支撑。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突破1 600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和28.2%，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产量创下近六年新高，约为6.8亿千瓦，同比增长15.7%。2023年，中国“新三样”产品（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出口额首次突破万亿元，达1.06万亿元。尽管此后国际贸易环境发生急剧变化，2025年“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仍达1.25万亿元，占中国贸易产品出口总额的4.64%，如图2所示。“新三样”产业链加速了清洁发电、智能电网、储能系统与新能源汽车之间的技术融合与协同，有效提升了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也为传统高耗能行业的绿色化改造提供关键技术支撑。传统工业企业广泛应用余热余压回收、清洁能源替代、数字化能碳管理等技术手段，推动重点行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下降。以钢铁行业为例，累计投入超3 700亿元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烧结烟气循环、高炉煤气精脱硫等绿色工艺技术全面推广，全国80%以上粗钢产能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单位产品污染物排放量削减50%～90%。上述进展反映出工业企业作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

图2 “十四五”期间中国“新三样”产品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3.绿色制造体系日趋健全

在建设绿色制造体系的进程中，工业企业发挥了关键作用。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创建绿色设计企业451家，开发推广绿色产品超过4万个，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6 430家、绿色工业园区491家。其中，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从2020年的9%提升至20%；绿色工业园区的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水耗，分别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3和1/4；固体废弃物平均处置利用率超过95%。这些标杆企业在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及能源低碳化等方面树立了行业典范，为零碳工厂与工业园区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将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等理念融入供应链管理，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实施绿色低碳改造，部分龙头企业已开始探索供应链碳足迹管理，对产品实施全生命周期碳管理。根据国家部署，到2030年，国家、省、市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比将提高到40%，有关部门将通过引导绿色工厂深挖节能降碳潜力，培育一批零碳工厂，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向更高水平演进。

（二）“十四五”期间中国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尚存的关键挑战

1.碳足迹管理体系化建设滞后

随着全国碳市场将于2027年前覆盖主要工业行业，“碳排放双控”制度全面落地，低碳价值创造已成为企业战略模式重构的必然选择。然而，与此迫切需求相比，中国工业企业的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整体滞后，已成为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中的突出瓶颈。这一滞后性集中体现为三方面短板：其一，标准与数据基础薄弱——由于缺乏统一的核算标准与操作指南，企业碳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数据质量低下，难以支撑精准决策与市场交易；其二，内生驱动机制缺失——当前碳管理活动多源于外部政策压力，尚未内化为企业基于长远发展的战略自觉与竞争优势来源；其三，系统融合能力不足——碳足迹管理往往独立于研发、生产、供应链等核心业务流程之外，形成“管理孤岛”，难以实现覆盖全产业链的动态优化与协同减排。尽管零碳工厂建设已被列为重点任务，但上述管理体系的能力缺口，叠加传统高耗能行业在能源结构转型中面临技术与经济约束，使构建体系化、前瞻性的碳管理能力，成为“十五五”时期工业企业必须优先夯实的战略基石。这一短板已超越单纯的环保议题，直接关系到企业在新的规则与成本结构下的生存韧性与发展空间。

2.数字化与绿色化耦合发展能力不足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尽管国家战略与产业规划均强调“数绿融合”，但在实践层面，多数工业企业仍停留于“简单叠加”而非“深度耦合”的初级阶段，表现为数字化创新并未实质性改善环境绩效，缺乏系统的融合机制，导致数字技术对节能降耗、碳足迹管理等关键环节的赋能效应未能充分释放。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企业存在认知与能力短板。在认知层面，许多企业及管理者虽意识到“双化”转型的紧迫性，但对二者协同的内在逻辑、相互作用机制及长期战略价值理解不足。这种认知局限使得企业难以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业务流与数据流的贯通，更难以形成覆盖研发、生产、运营、供应链全链条的绿色数字生态系统。在能力层面，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普遍缺乏跨领域技术整合能力，难以将物联网、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等工具深度应用于能耗管理、排放控制等具体绿色场景。不仅如此，由于企业资源禀赋、技术基础、发展阶段及区域位置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双化协同”在实际推进中呈现出不均衡、不系统的普遍特征。因此，数字化与绿色化深度融合的能力短板，构成工业企业通过技术跃迁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障碍。

3.关键绿色低碳前沿技术规模化应用面临瓶颈

实现工业深度脱碳，高度依赖氢能、先进储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前沿技术的突破与规模化应用。然而，中国在这些关键领域的技术储备与产业化进程仍显薄弱。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绿色低碳专利统计分析报告（2025）》，2016年至2024年间，全球绿色低碳技术专利申请公开量累计达150.8万件，其中中国贡献了68.5万件。进一步分析表明，从细分领域的专利有效量来看，降碳技术仍有待提升。截至2024年底，中国绿色低碳专利有效量共计28.3万件。其中，节能与能量回收利用领域占比最高，达34.1%；而化石能源降碳、CCUS等深度脱碳关键技术的有效专利占比均不足20%。这表明，当前技术创新仍集中在“节能”等相对成熟的领域，而对实现“碳中和”至关重要的颠覆性、基础性技术积累不足。因此，尽管中国绿色专利总量全球领先，但前沿技术整体仍处于工业化探索阶段，在技术成熟度、核心装备材料自主性、应用经济性及规模化水平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规模化应用面临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与市场验证的双重瓶颈。从技术到产业的转化链条存在堵点，许多技术尚停留在实验室或中试阶段，缺乏工程验证和成本下降的良性循环，致使企业投资意愿谨慎，商业化模式难以形成。

4.绿色人才支撑存在巨大缺口

人才是推动绿色变革的关键动力。绿色人才，是具备环境管理知识、绿色技术技能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人力资源，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智力支持。“十四五”期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标识了137个具有鲜明“低碳、环保、循环”特征的绿色职业，覆盖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服务等多个关键领域，标志着绿色就业市场在制度层面正在逐步建立。然而，中国绿色人才，特别是“双碳”领域核心人才的供给存在巨大缺口，已成为转型的突出瓶颈。据相关机构测算，我国“十四五”期间“双碳”领域人才需求近百万人，但目前相关从业者仅十万人左右，供需严重失衡，这一矛盾在战略层面尤为尖锐。随着中国深入参与并力争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对既懂技术又精通国际碳核算标准、规则与谈判的复合型、国际化高端人才需求激增。例如，在全球碳核算体系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背景下，培养此类人才直接关系到中国在国际碳定价机制中的话语权。然而，作为用才主体的工业企业，在碳资产管理、碳足迹核查等关键岗位的人才储备与配置上仍存在明显缺口，尚未将绿色人才真正置于战略核心进行规划与培养，使得人才瓶颈从市场层面延伸至企业战略执行层面。此种短缺具有系统性特征，不仅缺乏顶尖的研发与规则制定者，也亟需大量能执行碳核算、运营碳资产、管理绿色供应链的中层技术与管理人才，严重制约绿色低碳战略的有效落地。

三、“十五五”时期中国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战略重构的路径选择

“十五五”时期不仅是“十四五”绿色低碳发展的延续，更是中国工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窗口期与决胜阶段。《建议》为实体经济指明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综合前文分析可知，尽管“十四五”时期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在节能降碳、绿色技术应用及绿色制造体系等方面已取得重要成效，但其深度与广度相对有限，与未来的产业竞争要求存在显著差距，工业领域仍面临多重严峻挑战。这意味着，工业企业必须超越传统的渐进改良模式，对自身发展理念、生产模式、组织形态与价值创造逻辑进行深刻的战略重构。基于绿色低碳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围绕“十五五”时期传统工业企业的战略重构，提出整合性的理论框架，即工业企业应以“先立后破”为根本原则，以“数绿融合”为核心驱动力，通过技术、制度与管理的协同再造构建内部支撑体系，并积极发挥集群示范效应以促进绿色价值的充分释放，如图3所示。本部分将基于此框架，系统阐释中国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战略重构的实施路径。

图3 中国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战略重构的理论框架

（一）“先立后破”，以存量改造驱动渐进式跃迁

前文分析表明，绿色低碳前沿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是当前中国工业企业面临的最突出瓶颈之一。氢能炼钢、CCUS、电加热窑炉等颠覆性技术，大多仍处于工业化探索阶段，成熟度、经济性与规模化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面对这一现实，企业容易陷入两难：若急于“破旧”，可能影响生产经营稳定；若迟疑不“立”，又可能在绿色赛道上落后。破解这一困局，亟需一套兼顾稳健与实效的方法论指引。2024年10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破立并举、先立后破”。这一方法论在国家绿色低碳转型的顶层设计中清晰可辨。具体来说，“十四五”时期重在“破旧”，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为高质量发展腾出空间；而“十五五”时期则重在“立新”，强调建设零碳工厂和园区，致力于构建绿色供应链和产业体系。这标志着国家战略已从局部治理迈入系统构建新阶段，也为企业层面的战略重构提供了根本遵循。

对工业企业而言，“先立后破”绝非延缓行动的托词，而是一种强调秩序、稳健与实效的战略智慧，要求企业在实践中着眼于构建新的发展动能、技术路径和管理体系，树立绿色投入即价值创造的观念（即“先立”），在此基础上再有计划、有步骤地破除旧有模式，系统推进以“数绿融合”为核心的降碳减排战略（即“后破”）。其核心目标是在稳固生产经营基本盘、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就业的前提下，审慎地为未来绿色竞争力奠定基础，最终实现向低碳发展模式的平稳有序过渡，避免因冒进而引发重大风险。在秉持这一总体原则的基础上，工业企业还须推动绿色投入从“成本中心”到“价值中心”的思想认知革命。当前，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障碍，往往并非缺乏技术与资金，而是根深蒂固的“绿色即成本”观念。因此，转型的关键在于企业内部思想观念的彻底转变。工业企业必须率先破除将绿色投入视为短期财务负担、认为其与经济效益此消彼长的陈旧思维，深刻认识到优良的生态环境既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前提，也承载着深厚的民生福祉。在此基础上，须树立绿色发展的整体观，将绿色投入明确为面向未来的战略性投资。只有完成这一根本性的认知革新，企业才能化被动为主动，将产品与服务的“含绿量”转化为品牌溢价和市场优势，从而超越以规模扩张和成本压缩为核心的传统竞争逻辑，真正构建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与可持续核心竞争力。

（二）深化融合，以数智化赋能绿色化转型

数字化与绿色化如何实现深度融合，而不只是简单叠加？这是前文揭示的另一关键挑战。多数工业企业的实践仍停留在“数字化做一套、绿色化做一套”的初级阶段，数字技术对节能降耗、碳足迹管理的赋能效应远未释放。造成这一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企业既缺乏对二者协同逻辑的深刻认知，也缺少跨领域技术整合的能力。然而，“十五五”时期，随着碳排放“双控”制度的全面落地，碳成本正加速内化为企业生产经营的核心变量，单纯依靠传统管理模式已无法应对日益精细的碳管理要求。从国际经验看，德国在“工业4.0”推进过程中，较早认识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价值。例如，德国钢铁巨头蒂森克虏伯在其杜伊斯堡工厂构建了覆盖焦化、烧结、高炉的全流程碳数据平台，结合人工智能算法优化配料与喷煤方案，在不增加设备投资的情况下实现显著减排。这一实践表明，“数绿融合”的关键不在于技术的简单叠加，而在于通过数据贯通，实现对能源流、碳流、价值流的统一调度与动态优化。正是基于此，“数绿融合”成为破解困局的关键突破口。通过数据驱动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演进，将宏观转型战略转化为可量化、可优化的微观行动，为战略落地提供核心赋能机制。2025年4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等十部门印发的《2025年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加快数字技术赋能绿色化转型”，为企业的战略重构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引。

“数绿融合”的核心在于以数据驱动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演进，能够有效解决传统环境管理中数据滞后、颗粒度粗、溯源困难等瓶颈，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持续的内生动力。其首要作用在于实现对能源与碳排放的实时监测与动态优化。工业企业借助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可实时采集并整合全域数据，实现能源的精准匹配与智能调度，从而直接提升能效、降低碳强度。在此基础上，“数绿融合”能够进一步将管理维度从“当下”延伸至“未来”，这主要体现在通过模拟仿真赋能前瞻性科学决策。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工业企业可构建关键工序或整体工厂的高精度虚拟模型，对不同生产计划与工艺参数进行模拟比对，前瞻性评估其对产量、能耗、成本及碳排放的综合影响，进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碳减排的最优平衡。这使得“先立后破”中的技术路线选择等关键决策，从依赖经验判断转向基于数据模型的科学推演，显著降低了试错成本与转型风险。除了对既定流程的模拟优化，数智技术的潜力更在于对未知空间的主动探索与持续挖掘。在预测性维护、工艺参数自优化、供应链路径动态规划等方面，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能够揭示人脑难以发现的深层关联与模式，不仅有助于优化现有流程，更能为颠覆性低碳工艺的研发提供创新灵感。

上述智能化应用得以高效运行的前提，是建立一个坚实、统一的数据基座。因此，工业企业必须着力构建覆盖全流程、全要素的统一碳数据管理平台。该平台须打通与企业资源计划（ERP）、制造执行系统（MES）等核心业务系统的数据接口，实现从设备能耗到产品碳足迹的自动采集、实时核算与全程追溯，为企业运营提供动态透明的数据支撑平台。这不仅是满足外部监管与考核的基础，更是企业实现内部碳资产精益管理、主动参与碳市场并获取绿色金融支持的关键依托，有助于将碳排放管理从成本中心转化为价值创造点。

（三）内化“双控”，系统再造技术、制度与管理

碳管理体系滞后与绿色人才短缺，是前文剖析的两大系统性短板，二者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管理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碳管理活动多停留在应付监管层面，难以内化为战略自觉；而人才的匮乏，则直接制约着碳核算、碳资产管理等专业职能的有效运行。这一现实困境揭示，仅有“数绿融合”的技术赋能是不够的。如果缺乏与之匹配的制度框架与管理能力，数字平台可能沦为“数据孤岛”，技术投入也难以转化为实际减排效益。“十五五”时期，随着碳排放“双控”制度的全面实施，工业企业必须将外部碳约束深度内化为自觉行动，在技术、制度、管理三个支柱上进行协同再造。这是“内化双控”的核心要义，并非对技术路径的替代，而是为技术效能的充分发挥提供制度保障与管理支撑。

技术升级改造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驱动力。“十五五”时期，工业企业的技术战略必须从传统的节能提效转向面向碳中和的全面脱碳，其关键在于围绕先进数字技术、清洁能源技术、低碳处理技术和循环再生技术实现突破。一是先进数字技术。加快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先进数字技术的应用，对生产运营、管理模式、技术研发及资源处理等环节实施数字化重构，从而有效提升绿色低碳转型的效能。二是清洁能源技术。在能源输入端，加快推进以绿电为核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在厂区部署分布式光伏、储能设施，并积极探索绿氢、生物质能等应用，从根本上减少化石能源的碳输入。三是前沿低碳处理技术。针对钢铁、建材、化工等减排难度较大的行业，必须攻关并示范应用氢基炼铁、CCUS、电加热窑炉等颠覆性前沿技术，对现有高碳工艺进行根本性改造。四是循环再生技术。基于循环经济理念，将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余热余压转化为园区内其他企业的生产原料或能源，构建产业共生网络，实现废物排放最小化和资源价值最大化。

制度是将外部碳约束转化为内部治理动力的关键枢纽。制度优化的关键在于构建一套与碳约束相适应的“双控”治理体系，以确保“数绿融合”有章可循、落到实处。《建议》明确提出“完善生态环境标准、监测、评价和考核制度”。在此背景下，构建以碳排放绩效考核为核心的全周期碳管理制度体系，已成为推动工业企业落实“双碳”目标的有力抓手。通过强化绩效的量化评估与刚性约束，能够有效引导工业企业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全流程，实现从被动合规到主动治理的根本转变。具体而言，工业企业推进制度创新应构建以下互为支撑的体系：一是健全内部考核与激励约束制度。企业可建立碳预算管理制度，参照财务预算模式，将碳排放总量与强度目标分解至各业务部门及生产条线，并纳入相应负责人的关键绩效（KPI）考核。同时，将ESG表现及碳绩效与高管薪酬、股权激励等明确挂钩，形成责权对等的约束机制，以增强管理层推进减排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碳信息披露与数据管理制度。这不仅是健全工业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推动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有效途径，更是展现企业绿色治理能力的重要渠道。企业须扭转当前碳信息披露“不主动、不规范、不充分”的现状，完善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逐步扩大披露范围并强化数据质量与可比性，为内部决策提供扎实数据基础的同时，有效管理碳风险。三是建立主动的碳资产管理与市场交易制度。《建议》明确提出“要扩大碳市场覆盖范围，加快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通过“核算—分配—交易—履约”的配额管理机制，正深刻推动工业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工业企业应顺势而为，建立相应的碳资产管理制度，将碳排放权作为可量化、可交易、可规划的稀缺资产，正式纳入内部控制与投资决策流程。具体而言，该制度须规范碳资产的确权、计量与财务处理，并依据对配额余缺的分析和市场预测，设立分级交易授权机制，以区分日常平衡性交易与战略性操作。同时，应建立动态监控体系，确保所有交易决策始终以最低成本实现合规为根本准则，从而将外部政策约束有效转化为企业内部可管理的资产与风险变量，引导资源向低碳领域优化配置。

管理变革是驱动工业企业向绿色低碳全面转型的落实性保障。其根本任务在于重塑组织架构、人才培养体系与碳足迹管理流程，将原本分散的绿色管理职能整合并升级为驱动工业企业整体战略转型的重要引擎。2024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健全重点用能和碳排放单位管理制度”。此后，不少地区已开始积极探索，例如常州市于2025年7月推出《首席双碳官制度建设实施方案（试行）》，旨在通过设立首席双碳官，强化企业在“双碳”进程中的主体责任。然而，就整体而言，大多数工业企业的相关管理机制仍不健全。这要求企业必须超越零散的节能改造，进行系统性的管理体系革新。具体而言，管理变革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协同推进：在组织架构方面，企业须打破传统科层制下的管理壁垒，重新厘清碳减排的责任边界。首先，应在最高决策层设立实权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将碳中和目标与重大绿色投资纳入核心议程。其次，须组建专业碳资产管理部门，将碳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等作为金融资产运营，通过市场交易优化配置，实现价值提升，将碳管理从成本中心转化为价值创造点。在人才培养方面，企业应建立制度化的碳管理人才发展体系。一方面，坚持“外引内育”。通过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定向培养产业急需的绿色人才；同时建立健全内部绿色培训体系，对员工开展系统的低碳技能再培训，并将绿色技能纳入核心岗位胜任力模型。另一方面，强化“激励绑定”。设计股权激励、专项奖金等与碳目标强关联的激励方案，并设立“绿色创新大奖”等荣誉体系，将个人成就与组织转型深度耦合，全面激发从决策层到一线员工的创新活力，营造绿色创新文化，构建覆盖人才选拔、培养、任用与留任全周期的绿色人才生态。在碳足迹流程管理方面，针对当前工业企业及供应链在碳排放数据管理方面普遍存在经验不足、数据质量不高等问题，必须将碳的计量、监测、核算与统计深度嵌入研发、生产、采购全流程链条。具体而言，在研发端推行生态设计，生产端融合精益与绿色制造，在供应链端实施绿色采购与供应商碳绩效分级管理，从而将绿色低碳要求全面融入常规运营。

（四）示范引领，以空间集群构建绿色低碳、零碳生态圈

前文剖析的四大挑战——碳管理体系滞后、双化耦合不足、前沿技术瓶颈、人才短缺——尽管表现各异，但其根源在于绿色低碳转型的系统性要求与多数企业孤立行动模式之间的内在矛盾。面对高昂的转型成本与前沿技术的不确定性，任何单一企业都难以独立完成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应用的全链条跨越。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其深层逻辑正在于此——转型必须依靠全产业链协同推进。与此同时，国际经验也提供了有益参照。例如，日本制造业长期奉行“零排放”理念，其北九州生态工业园是全球循环经济的典范。该园区内钢铁、化工、电子等不同行业的企业，通过物质流、能量流的系统优化，将一家企业的副产品（如废热、废气、废渣等）转化为另一家企业的生产原料，形成“产业共生”闭环。这一模式的重要启示在于，绿色低碳转型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的节能减排，而应在区域空间集聚与产业协同中寻求更大维度的系统优化。

对于中国而言，工业园区作为工业的主要载体，集聚全国80%以上的工业企业，贡献过半的工业总产值，也集中产业结构偏重、能源技术瓶颈等突出难题。这意味着，破解转型困局的出路，恰恰在于发挥空间集群效应，推动企业超越内部边界，在区域集聚与产业协同中寻求突破。《建议》明确提出“建设零碳工厂和园区”，正是对这一路径的战略确认。因此，工业企业应主动突破边界，融入甚至主导零碳园区建设，以化解单一企业的转型压力，塑造新的绿色竞争优势。在此过程中，工业企业的战略重构须注重发挥空间集群效应，以零碳工厂建设为关键切入点，深度参与零碳园区构建。零碳工厂与园区通过能源结构优化、产业循环链接与碳数据平台建设相结合，不仅是企业碳中和的核心举措，更是园区整体零碳转型的关键节点。通过对自身物料与能源流的系统分析，工业企业可在园区内主动构建绿色共生网络，实现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集成优化，从而大幅提升资源效率与减碳水平。升级的公共基础设施（如集中供热供冷、共享储能等）能有效分摊企业成本。例如，将富余蒸汽、副产品或绿电供给邻近企业，可形成资源循环的生态闭环，将废弃物处理成本转化为新增收入来源，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此外，龙头企业更应发挥“链主”的示范引领作用。对多数制造企业而言，其价值链上下游的间接排放（范围三排放）占总排放量的70%～90%（电子、汽车等行业尤甚），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瓶颈。因此，龙头企业应凭借市场影响力，通过制定绿色采购标准、提供技术辅导、实施碳绩效分级评价等方式，推动绿色供应链管理。这不仅有助于管控自身的间接排放，更能培育优质绿色供应商，形成以绿色低碳为导向且难以模仿的新型供应链韧性。同时，针对行业共性技术难题，龙头企业可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链伙伴，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共享设施与平台，共担研发风险，加速关键技术突破与产业化。

四、结  论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与“十五五”规划开局的历史交汇点，亦是中国“双碳”目标提出五周年与《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这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全面落实新阶段，中国绿色低碳转型亦迈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工业绿色低碳转型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建议》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在此进程中，工业企业必须切实分解国家“双碳”目标，将碳排放“双控”的刚性约束转化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梳理“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成效与尚存挑战的基础上，构建了以“先立后破”为根本原则、“数绿融合”为核心驱动、“技术—制度—管理”协同再造为内部支撑、“空间集群与生态圈构建”为外部延伸的中国工业企业绿色低碳战略重构的路径框架。

具体而言，在战略思维层面，“先立后破”要求企业超越“绿色即成本”的认知误区，在稳固生产经营基本盘的前提下有序推进绿色变革，以存量改造驱动渐进式跃迁。在技术赋能层面，“数绿融合”通过数据驱动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深度耦合，以统一碳数据管理平台为基座，将碳排放管理从“事后统计”转化为“事中控制”与“事前推演”。在制度治理层面，内化“双控”要求企业在技术硬实力、制度约束力与管理软实力三个支柱上协同发力，将碳排放总量与强度目标分解至各业务条线并纳入绩效考核，实现从被动合规到主动治理的根本转变。在生态协同层面，示范引领路径引导企业超越内部边界，发挥龙头企业“链主”作用，通过零碳园区共建与绿色供应链管理，在空间集群与产业协同中化解单点转型风险。通过上述由内而外、由点及面的系统性战略重构，这些企业将完成从被动合规的追随者向行业生态引领者的战略跃升。这不仅是应对“十五五”时期绿色低碳转型的必然选择，更是其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构筑持久且难以替代的绿色核心竞争力的根本路径。当绿色低碳发展深度内化为中国工业不可动摇的战略内核，时代挑战便将真正转化为定义未来行业格局的战略机遇。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请参阅期刊纸质版原文

郭为群 艾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文斌,郭为群,艾心.面向“十五五”：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中国工业企业的战略重构[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28（4）:154-165.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26.0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