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技术集成能力对复杂装备性能的影响研究”（16BGL040）
从目前国内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和研究看，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产业政策研究思路。一种是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命题出发提出问题，完全基于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演绎来分析判断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过程中提及的零散的产业政策事实更多是用来支撑理论的逻辑可靠性；另一种则是从政府干预产业发展的现实动机和能力出发提出产业政策问题，然后回到经济学理论寻找必要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并对前面提出的特征性事实进行理论解释和实证分析。本期刊载的三篇有关产业政策或政府行为的研究属于第二种研究类型的范畴。由于这类研究是从有关产业政策的事实出发，因而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相应地，这类研究的结论超越了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争论，而是追求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建议（贺俊，2017）。
现实中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出于政策主体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经济学理性考虑，同时也受到政治过程、政策主体的实施能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孙晓东和宋磊（2018）认为，问题导向的或“现实主义的”产业政策研究应当置于政治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学等多学科的背景下开展。公共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学视野下的产业政策研究为深化对产业政策问题的理解提供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洞见。例如，公共管理学领域的产业政策研究强调产业政策调整是一个后发国家的学习过程，而后发国家政策学习过程中存在不完全性，如中国对日本的产业政策学习更多集中于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而忽略了企业合理性方面的产业政策学习；又如，产业政策作为一个政治过程，官产学和社会意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和体现都会影响产业政策的效果。管理学的研究同样能够为理解特定的产业政策问题提供有力的分析工具，例如，基于藤本隆宏教授开创的将产品架构理论用于产业竞争力和产业政策分析的方法，可以进一步发现产业政策过程中政企互动效果的影响变量和调节性因素。
“现实主义的”产业政策研究除了强调从现实出发提炼理论问题，还特别强调不同部门的国家间竞争情境、产业政策的差异性和特定性。杨丹辉（2018）主要讨论了稀有矿产资源领域的国家战略安排和产业政策设计问题。作者基于新古典价格理论刻画了稀有矿产资源的市场失灵问题，即由于资源性产品价格波动和贸易条款约束，企业倾向于加速开发已探明的矿藏，同时，有关环境保护的制度会加剧矿产资源的经济性耗竭。稀有矿产资源领域独特的市场失灵机制，加之其对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军事安全的重要意义，强化了国家战略和政策在稀有矿产资源产业发展和国际竞争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放大了稀有矿产资源政策设计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下，产业政策的制定不仅要矫正市场失灵，而且必须考虑竞争国家的策略性应对。为了降低对中国等稀有矿产品主要出口国的依赖，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不断加强战略性稀有矿产的国家管控和战略储备。在这种博弈格局下，中国的战略和政策安排首先要保证稀有矿产开发立足国内，并在“一带一路”通过“基础设施换资源”等方式，获得相对稳定的稀有金属海外供给。此外，稀有矿产资源国家战略的落脚点要放在产业化应用，推动基于稀有矿产资源的新兴产业群的发育成长，同时积极开发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强、国内保障程度低的稀有金属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带动中国工业整体素质提升。可见，不同于（孙晓东等，2018）从政治过程和企业管理活动角度挖掘产业政策的“现实主义”特征，杨丹辉（2018）产业政策研究的“现实主义”主要体现为将特定部门的失灵机制和国际竞争情境的特殊性作为产业政策设计的边界条件。
汪德华（2018）的文章同样是一篇具有明确问题导向的公共政策研究成果。文章的核心问题是“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的经济影响”这一现实政策问题。作者的研究发现，我国推进税务部门全责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既可实现税费“同征同管”，充分发挥税务部门信息处理能力强等核心优势，提升征管效率并降低征管成本，还可为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社会保险基金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基础。因此未来的改革应按照分类处理、分步推进、加快配套的原则落实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会保险费的改革要求。作者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基于与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比较和对中国相关主体的观察式实地调研，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更容易体现复杂的政策制定决策情境。
总体上看，三篇文章都属于所谓的“现实主义的”规范性研究，而这种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的研究常常基于跨学科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更加多元化的分析方法。
